不良政治生態 催生貪腐「毒瘤」

官員貪腐有認知、心態、預期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原因，但官員的貪腐之所以能夠發生，除了心理層面的態度、動機等因素之外，還需要有其行動空間，以及某些同僚的配合（本文所謂的同僚包括上級、下級或下屬、一般同事等）。在現代普遍實行功能分化的組織中，單靠一個人很難實施貪腐行動，故那些為貪污腐敗提供幫助的同僚等也要納入批判視野。這便涉及政府機關等單位組織內部的權力生態或政治文化生態問題。基於問題意識，本文重點關注的是某些負面現象和問題，並不意味著對這些領域普遍的負面判斷。

1 同僚間利害關係與同僚間從眾壓力

首先，如果僅從問題意識來入手，則同僚之間的利害關係主要表現在某些不良或負面組織文化或官場文化上，形成某種相生相剋的悖論式結構，比如：上級的權威和下屬的支持；上級對下屬的責任，下級對上級的服從；某些官員對同事與下屬的脅迫、收買利誘、利用，或某些下屬與同事對上級的利用等。因為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導致官官相護、小圈子政治、內外有別的部門利益、集團利益及其內部包庇等。此外，這種利害關係有時還表現在下級或同事對於上級或同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與勢力進行不正當的打壓、「穿小鞋」、打擊報復、壓迫或工作刁難等可能後果的恐懼和擔心，因而亦是對於某些既有負面權力生態的一種消極因應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客觀分析，則在同僚之間，既具有某種正常的內部情意連帶關係，但也很容易形成不正當的內部利益共同體或部門利益，後者忘記了一個事實，即各級政府機關、公共事業單位等就其本質而言，本來就屬於國家治理的一環，屬於公共組織和公共事業領域，有其必然的開放性和公共性要求。

其次，同僚間從眾壓力則主要表現在流行的負面人情文化影響上，比如基於同事間的面子、人情、關係等而來的心理壓力。因為處於同一單位組織和工作關係中，同事之間往往比較熟悉，或者為了開展工作而形成較為密切的工作關係和情感關係，或者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想要營造較為和諧的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或者為了獲得良好群眾關係以利於開展工作或職務升遷，諸如此類，都導致同事間情意和親密度的正常增加。然而，由於中國社會中長久以來形成的公私不分明的負面文化因襲，使得一些人難以區分私人情意關係與公共事務關係，或有些人在理論上能夠認識到公私分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在面對那些「看似是」日常人際關係主流行為準則的潛規則人情文化時，卻面臨著一種從眾壓力，導致在實踐上很難抵禦此種基於關係和面子等而來的不正當人情壓力。

事實上，在許多情形下，一些人一方面對負面人情文化深為厭惡，另一方面，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時，卻又更起勁地拉關係、走後門，大搞不正之風。所以，問題歸根結底仍在於社會良知，在於整個民族和社會的自身道德修養問題。在有些單位組織中，某些同僚由於自身的態度不堅決，抱有私心，故對內部組織中的各種不正當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好我好大家好」，內部互相幫襯照應，集體對外，形成內部利益共同體，違反公共組織的根本宗旨。與此同時，有些上級、下屬以及一般同事也會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給公正正直、公私分明的同事扣上「沒有人情味」、「難說話」、「難相處」的大帽子，增加其從眾壓力，逼其就範，一般人抵禦不住，就只能依從既有的負面人情文化，或者對某些從其內部看來是舉手之勞的「小事」，而對外部民眾看來或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來意義重大的事情網開一面，給予方便，或者在重要公共事務上亦放棄原則，予以配合，從而給官員乃至一般辦事人員的貪腐造成空間和可能，讓官員的貪腐得到同僚的默認或配合。

此外，由於中國文化帶有很強的集體主義性格和權威主義人格的特點，傾向於尊重權威而很少反抗權威，使得從眾壓力的問題更顯嚴重。於是，如何對這樣的一種負面人情文化說「不」，就成為一個重要論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即是要在文化依從和制度依從之間做出抉擇，這涉及對相關成本的比較權衡。當制度剛性大，懲罰機制合理有效時，違規的成本就高，人們就傾向於遵從制度；當負面文化慣性壓力大時，拒絕常規的心理成本就大，人們就傾向於依從不良慣例和常規，而缺乏拒絕、不合作、提出異議、獨立思考和特立獨行的勇氣。故解決的思路之一就是增加制度剛性，同時通過教育和輿論引導等方式培植公私分明的正向人情文化，培養民眾的獨立思考、質疑精神，面對不良文化慣例時敢於提出異議，減少其他人的從眾壓力，從而打破舊常規，建立新常規，形成良性循環。

2 官員同僚間的責任弱化心理，以及虛假的「小圈子」安全感

關於前者，在某些單位組織中，基於上述流行的人情文化和官場文化，許多內部組織成員抱著隨大流或隨波逐流的想法來行事，包括依從某些負面潛規則；與此同時，由於認為大家都這樣，法不責眾，或認為憑一己之力也不能改變什麼，覺得造成的不良後果並沒有自己多大責任，於是也就放任自流，從而在主觀心理上成功地減少了個體責任感和對獨立思考與道德反思的必要性。同僚間的這樣一種依從性的集體行動往往給人以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和無辜感，從而進一步讓負面的組織文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持續下去。其實，從大眾心理學或群體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樣一種情形發展下去，就可能變成所謂集團式、圈子式腐敗乃至集體作惡等嚴重後果，國內外的不少學術研究業已揭示出了這一點。在這樣一種流行的社會心理文化氛圍和組織文化氛圍之下，有可能終將促成和導致「圈子式」腐敗的不良後果。

關於後者，由於基於小集團利益和部門利益等的動機考慮而來的同僚的配合、內部攻守同盟、編織權力關係網、官場保護傘、內部包庇等因素，往往給予官員的一種虛假的力量感、自信感和安全感，有些不法官員對此加以利用，甚至將之視為所謂的「群眾基礎好」而沾沾自喜，從而被這些假象所欺騙和迷惑，終致在貪贓枉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其實，這樣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同樣經不起社會心理學的推敲，因為中國人的含蓄和不喜歡直接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及普通人同樣可能具有的偏好偽裝個人觀點的特點，往往會導致沉默的大多數，或真實的觀點一時得不到顯現。但當外部壓力消失或時機成熟時，比如有人提出異議，或者某個更強大的力量比如國家力量介入時，同僚或民眾就不憚於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表達對正義和公正的認同和訴求，從而打破貪官污吏建立在「小圈子」和內部利益共同體基礎上的自以為是的虛妄的安全感。事實上，許多因貪污腐敗而落馬的官員直到事發後才能看到實際的人心向背，就是在這一群體心理學機制影響下的結果。當國家力量（司法、紀檢監察機關等）介入並對貪官污吏乃至小圈子腐敗提出異議，打破常規，才讓其他沉默的大多數（同僚或民眾）減輕了從眾的壓力和對權威的恐懼（因為有國家力量這一更大的權威的支持），從而將看似強大的貪官污吏繩之以法。

3 構建良好的政治新生態

以上是對同僚從眾壓力等方面的分析，對此亦可以有相應的針對性應對措施，以用來減輕同僚所要面對的消極負面的從眾壓力。筆者認為主要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集義共事的新組織生態、權力生態和制度生態。某種程度上，許多貪腐者是基於對既有組織生態和制度生態的個體主觀觀察、判斷，而作出文化因應性和制度因應性的行動反應，而這種主觀判斷同時也受既有的對政治生態的社會判斷或社會輿論氛圍所影響，或是其變相的反映。所以要建立健全良好的政治新生態、組織新生態和制度新生態，或塑造官員與國家公職人員對政治生態和正義風尚的新感知和新判斷，減少負面組織文化所造成的從眾壓力，形成基於理想信念、道義等的同僚共事關係，集義做事。

較為完備統一的行政法體系。一方面，通過行政法體系明確和釐清官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等的職責許可權、權利義務關係與界限，及其問責條例，建立同僚間基於契約化、法治化的各自職權職責、許可權義務等的清晰界限的共事關係，以減少上下級的人身依附關係、同僚間的相互干擾或不正當合作的可能性空間等。賦予黨政部門及其公職人員以做正事和依法行政的充分權力，同時亦賦予外部監督力量對黨政部門及其成員的可能的違法、瀆職或不當、不公、不法的負面行事，進行嚴格的監督。另一方面，建立內部問責和守土有責相結合的良性綜合聯動國家治理機制和行政治理機制。既在釐清職責許可權、權責相應、各自負責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嚴格問責機制，構築不敢腐、不能腐的整體制度架構——其他部門和同僚不配合，不開方便之門（因為自己亦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後果，涉及個人職位乃至法律後果等），從而消除同僚間可能的主體責任弱化心理機制（應對「亂作為」），杜絕官官相護、利益集團、內部包庇配合等負面現象（最後營造出這樣的理想局面：各部門在貪污受賄、不公不義之事上互相制約、掣肘，而在正事或集義之事上互相配合）；又強調各部門自身應盡的職責義務（應對「不作為」），各部門守土有責，共同維護國家機器和政府行政部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結構的健康有序的良性運轉，比如，不獨專職監督部門，其他部門亦須負起責任，或建立內部與外部問責機制，各司其職，整體聯動，共同促進國家的法治建設和各項國家建設事業的健康、高效、有序運轉。此外，廣義的行政法體系的建設還可包括對議事法、組織法、選舉法等的細化創設和整理推廣，從而讓各項政府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動國家政治和行政的法治化、規範化等。

各行業職業道德倫理（或行業規章）及禮儀體系的創製建設。也就是通過教育和國家立法，塑造新的組織文化，包括其他各行業、部門之職業紀律、行業規範、行事程序和職業倫理建設（但要區分制度性、法規性硬性規則和指導性行動準則，後者不可一刀切，而應形成合乎人性、合理而能被民眾所廣泛接受的良好行為準則），同時在大學教育中加強對各專業或各行各業之職業禮儀、倫理、規範乃至相應法律體系之創製建設和教育培訓等——其實，這亦可視為新時代的制禮作樂的偉大文化建設事業的一部分。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社會學博士後、法學博士後、文學博士）(羅雲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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