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

06-02

有這樣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1949年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大受歡迎，不僅是當時的暢銷書，而且是常銷書。有統計表明，到1996年，該書在日本重印逾百次，印數為230萬冊，恐怕日本的經典著作也不過如此，這部書譯成中文後也被大量發行，光是商務印書館的版本就重印幾達20次。這部超級暢銷書就是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撰寫的名著《菊與刀》。這部書的產生在今天看來，也許不以為然，因為是本尼迪克特應美國政府之請寫的，類似於我們今天說的命題作文。不過，看看時代背景，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看法了。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和日本正在太平洋展開著殊死搏鬥，但美國已經預測到勝利屬於保衛民主和自由的盟國一方，於是，就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情況。本尼迪克特採訪了被拘留的日本人，並參考了大量的書籍，主要是文學，寫成了報告，向政府提出建議，即日本不像其現在顯示的那樣，搞什麼「一億玉碎」，而是會投降，但美國不能直接對其實行直接統治，因為兩國，或者說歐美和日本的文化差異太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本尼迪克特的預言是正確的。這部報告後來就被整理成《菊與刀》這部令人稱奇的書。順便說一句，美國是積極研究敵對一方的，從各個層面上，都在進行學習和研究，正應了《孫子兵法》上的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但日本卻攻擊盟國是「英美鬼畜」，學校都不學習英語了，兩相對照，再看看結局，足以見得理性的力量是能夠戰勝喪心病狂的野蠻激情的。我們看這部書時，可能最先感興趣的是書的名字。菊是日本皇室的徽章。為什麼要用日本皇室的徽章做標題呢？讓我們先看看日本的天皇究竟是怎麼回事？日本的天皇古代不過是一個部族的酋長，逐漸強大，戰勝了其他部落，而稱為首領，但在體制上並不成熟。於是，日本人向中國學習，引進了中國隋唐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日本天皇比擬於中國的皇帝，實行皇權專制的政治。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文明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古代中國。美國著名的日本通賴肖爾曾經說過，如果拿歐美文明比方，中國是日本的希臘、羅馬。日本的文明在政治上就是以擬制中國產生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菊是文明的象徵。後來，雖然日本武士奪取了日本的實際統治權，但天皇朝廷一直存在，並且以上流社會的風貌呈現在日本人的眼前。我們再來看看刀。刀通常被稱為武士刀。近年的研究認為，日本刀是冷兵器中佔據首位，能劈能刺，給人造成致命傷，這種刀由於淬火時的水質關係，異常鋒利，且輕便好用。日本人常說，日本刀是日本武士靈魂的故鄉，這說明日本是個尚武的民族。而武士在日本是中世紀出現的，他們是些中小地主及地主武裝，也被稱為「侍」，侍是侍者的意思，就是說，天皇等朝廷貴族僱用他們為其賣命，可見他們在政治社會中是個什麼樣的地位。但後來他們卻奪取了政權，從此就有了幕府政治，即實權在征夷大將軍——武士首領手中，而天皇和貴族們卻是沒有實權的牌位而已。不過，如上所述，正統的文明還是在朝廷，武士在某種意義上，是野蠻的。直到明治維新，天皇才被再一次抬出來，稱為日本中央集權的象徵，而那時的武士也成為日本國的國民，但這樣的文明區分是否還存在，卻難以斷言。所以，這部書的名稱未必是出於這種文化和歷史背景而確定的，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本尼迪克特在調查中發現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一面是溫文爾雅，一面是殘忍冷酷；一邊是善於學習，一邊又妄自尊大；一面飲茶坐禪，一面卻好勇鬥狠。這種兩面性正是區別於歐美的特質。《菊與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學術界和媒體曾有過對於國民性的研究或報道，這種看法也傳播到當時的中國。現在幾乎人人皆知，這是不科學的說法，因為國民性意指固定的，無變化的某個民族的特性，但事實上，國民及其文化是流動的，譬如，十八世紀的英國人是好吵鬧的，但到了十九世紀卻成為沉默寡言的民族。正因為如此，本尼迪克特在探究日本文化或人的雙重性格時，並沒有使用國民性這種不科學的，同時也是懶惰的方法論。她認為日本人之所以這樣，是幼兒教育和成人教養不連續，此外，還有外部的規定，如等級制等。經過她的一番探索和研究，就有了一個令人心服的論點。同時，和所有文化人類學家研究一個民族或部族時一樣，對這種異己的文化要有一個整體上的評價或定義。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文化是「恥」的文化，而西方則是「罪」的文化。日本人重視羞恥心，講究面子，但為什麼這樣？筆者不揣冒昧，想猜測一下。中國人也很講究羞恥心，這來自於儒家文化，而日本也吸收了儒家文化，這多少對其是有影響的。當然，日本本土的文化作用更大。而西方則是基督教的文明，原罪說是其文化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這兩者反映到生活中到底有什麼不同呢？那就是日本人往往被外在的環境所限制，譬如，說做事總要看看外人的反應，而西方人更注重內面的反思。本尼迪克特的這部書不僅立論新穎，且使用的論據也有獨到之處，她大量引用日本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行為及風俗，別開生面。我們知道，在新聞媒體受到限制時，文學是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日本的文學從根本上講，是現實主義的，甚至是自然主義的，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不得不讓人嘆服她的聰穎、機敏及創新的思維。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類學家，其研究方法是靜態的，所謂共時性研究，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看法，譬如，在日本版的前言上，有日本學者就指出本書的研究忽略了歷史發展。但這有些求全責備，因為歷時性研究不是文化人類學或社會學的主要方法論。不過，也可以指出一點，那就是日本的《菊與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文化中有不少因素和中國是相像的。譬如，作者引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其中主人公和另一個人物反目，想和其絕交，但首先是想把受那人的恩惠都還回去，才能對自己下一步的行為問心無愧，本尼迪克特認為歐美人絕不會這樣做的，但是，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是也經常這樣做嗎？當然，這也是對本尼迪克特吹毛求疵，因為她沒有研究過中國。只是我們中國讀者在看的時候，應該時時和我國的文化對照一下，那這本書就更有意義和趣味了。此外，這部書難能可貴的是，開創了日本學這一專門學問。本尼迪克特的這部書出版時，日本業已戰敗，美國佔領並統治了日本。當時，日本人，尤其是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以這本《菊與刀》為指導，在和歐美文明的比較下，剖析日本文明，主要是以批判為主，於是，日本學術界和輿論界出現了和明治維新初期很相像的現象——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看到西方的發達和強大，相形之下，日本卻是那麼落後，於是，就認為日本文化是野蠻的，否定日本傳統文化的風潮一時洶湧澎湃，佛教等都遭到批判和蔑視。但也和那時的日本完成了現代化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一樣，當戰敗的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迅速崛起於世界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文明和日本人的研究開始轉向，即讚美起日本的固有文明了。更有荒唐的，說什麼日本的成功是緣於日本人的腦細胞和其他民族的不一樣，簡直是拿出了麻衣神相來對抗科學，可笑之極。但即便如此，《菊與刀》的價值和影響卻沒有絲毫減弱。一本書，不足之處確實不少，但卻能站立學術之林這麼多年，有這樣的影響，實為奇蹟。如今日本學的研究已經非常發達，我國也有日本學學會，不過，我們在研究時，應該注意的是，不要過分強調日本的特殊性，從而否認了共性，這樣會影響到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現實性的評價。有些日本學者，如果可以叫學者的話，常為日本的戰爭責任辯護，其中也不乏以日本的特殊性來抵賴罪惡的。我們認為，不管有什麼樣的文明或文化，不管有什麼樣的物質環境，都不應也不能構成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但和任何一部名著一樣，本書也有缺陷，譬如日本或日本文明是否能以《菊與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為象徵，是可以質疑的，因為一個文明是龐大、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可以認為是淺薄的，極端的。文明和野蠻能否說是日本文明的特色，也是不確定的。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可以用這兩個辭彙來概括，卻不說明任何問題。但《菊與刀》似乎成了特例，這值得我們深思。最後，我們要強調的是，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的物質和文化交流已有千年以上，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古代，日本從中國攝取文明因子，結合本國的國情，創造出自身的文化，中國文化的影響就是如此之大。現在，中國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經濟體國家，兩國的來往更加密切，理解對方，尤其是其獨有的文化是有利於兩國的交往的。商務印書館鑒於此，在過去《菊與刀》的版本之上，請譯者進行了增訂，這次的《菊與刀》(增訂版)更完善地展示了《菊與刀》原著的精華，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