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梁啟超：「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
06-02
| 時間: 2011年09月16日 來源: 南方都市報 |
| 作者：許黎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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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欄語】 倏忽百年已過。 武昌城內的火光與槍響,宣告了晚清立憲試驗的終結。這是一次總清算,讓數千年帝制歸於塵土,也開啟了共和與民主話語的黃金時代。它是辛亥年革命,成功推翻了舊體制,也讓不斷革命的信念競逐。此後半個世紀的風雲走向,都由此發軔。 革命者絡繹於途,與他們的對手狹路相逢。在台上台下的政治博弈中,人性的光亮與幽暗,展露無疑。他們的互動與交鋒,殊堪玩味,沒有人比他們對時局的影響更為深遠,而勝利最終屬於更激進的革命者。南都對辛亥革命的紀念,首先從這些交集且有衝突的人物入手,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主角,也是最生動的註腳。人物之外,我們還提煉出數組關鍵詞,它們是理解辛亥革命的線索。 倏忽百年已過。我們的歷史,繞不過辛亥革命,我們今天每一人的命運,都間接與其相關。 □如弟(孫中山)與任公(指梁啟超)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 ——孫中山 □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下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 ——梁啟超 南都記者許黎娜 實習生任咪娜 這兩位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最後一次見面,已是陰陽相隔。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東城鐵獅子衚衕5號行館病逝,享年59歲。次日,北京《晨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啟超的談話。梁啟超稱讚孫中山有三大優點:第一,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未嘗挫折；第二,臨事機警,長於應變；第三,操守廉潔,從不為自己謀私利。 不過,這位影響廣闊的政論家又直言不諱,「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梁啟超認為,孫中山成功在此,其所以失敗亦未必不在此。很可惜的是:孫中山本來目的沒有實現便死去,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中山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這一尖刻的評價,令梁啟超3月14日去弔唁孫中山時遭遇尷尬。中山行館的守門人硬不讓他進去,雙方爭執激烈。與梁啟超同行的秘書梁廷偉當時怒極,差點動手傷人。行館裡幾位高層人物趕出來調解,兩人方得入內。 梁啟超問及孫中山病逝情形,當聽到接待他的汪精衛介紹道,孫中山自11日夜半後,已不能有連貫的發言,斷斷續續以英語、粵語及普通話呼「和平」「奮鬥」「救中國」等語。梁啟超感嘆道:「此足抵一部著作,並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之印象也。」但在旁的國民黨黨員對梁啟超此前評價孫中山的言論仍有不滿。 孫中山生前與梁啟超相識三十餘年,關係曲折複雜。在其身後,亦未復平靜,留下許多值得考量回味之處。 孫中山和梁啟超,都出生在近代領風氣之先的廣東,孫生於香山、梁生於新會,兩地相距不足百里。孫比梁年長七歲,算是同一時代人。在晚清,兩人都深受中、西文化的深刻影響,都有為國家的復興不懈奮鬥的理想抱負。然而,兩人處理問題的角度、方法和手段不盡相同,性格也存在很大差異,隨時局變化及雙方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此消彼長,他們從最初互相打量、一度短暫合作,到最終論戰反目,始終未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孫中山與梁啟超的共同目標和實現目標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革命派與改良派(或者維新派)政治鬥爭的一個縮影。1895兩位同鄉同時走向兩條政治道路 1890年,奇才少年梁啟超經陳千秋的引見,結識了影響他一生的老師康有為；次年,在陳、梁的請求下,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這所學校不教授八股文等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之學,而注重培養學生從經世致用角度理解學問,增強救國救民的社會責任感。這一時期的教育,奠定了梁啟超一生學術與事業的基礎。 萬木草堂在嶺南知識界的聲名漸盛,引起一位在香港以及海外有求學和生活經歷、關心國是的醫生的注意,他就是孫中山。彼時,萬木草堂與孫中山行醫的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相隔不遠,康有為常到這裡買書。 1894年初,孫中山聽說康有為有志西學,委託友人轉達結交的意願。孰料,初次試探,頗不愉快:比孫中山年長7歲的康有為,以文人的清高,要孫中山具門生帖,拜其為師,讓孫中山對他留下妄自尊大的印象。 這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陳富國強兵之道,但並沒得到回復。孫中山稱遭此挫折後,「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於是逐漸走向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的道路。7月,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多年經營的北洋艦隊屢戰屢敗。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挽救危局,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秘密誓詞。 1895年初,康有為、梁啟超進京經過上海,住在洋涇濱全安棧,孫中山的莫逆之交陳少白也住在這裡。陳少白與康有為談及中國情況危急,必須改革滿清政府。康表示認可。 儘管此時孫中山與梁啟超尚未直接交往,但在康有為身邊的梁啟超已注意到孫中山。1895年3月14日,梁啟超在寫給汪康年的書信中提道:「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聞香帥(張之洞)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訪之,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梁啟超與穰卿足下書》)這可能是梁啟超對孫中山最早的評價。可見,受康有為影響,梁啟超此時對孫中山的看法十分不屑。 1895年4月,甲午戰爭慘敗,清政府被迫派李鴻章赴日議和,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悲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在此背景下,開始登上政治舞台。兩派的行動自發軔便大相徑庭。 康梁二人赴北京本為參加會試。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應試舉人發動「公車上書」,力主「拒絕和談」、「遷都抗戰」、「變法圖強」。梁啟超隨康有為在北京奔走呼號,參與創辦《萬國公報》(即《中外紀聞》)、成立強學會等。但這些努力因清廷頑固勢力干預等原因受挫。 這年,孫中山、楊衢雲等興中會成員醞釀重陽節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奪取廣州作為根據地,並從這裡北伐,推翻清政府統治。起義總指揮部就設在香港興中會機關。不久,興中會成員陸皓東等人又在廣州設立了起義指揮機關,對外稱「農學會」。孫中山有意邀康有為、梁啟超、陳千秋等加入,遭康有為拒絕。 為籌備這次起義,孫中山來往於廣州、香港及家鄉香山之間,聯絡會黨和防營。就在一切準備就緒時,不幸起義事泄。遭清政府通緝的孫中山開始海外流亡之路。革命黨人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等人被捕就義。這次失敗的起義,作為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的「戰爭事業」的發端而載入史冊。 此後,革命派在國內的活動一度陷入低潮,而改良派聲名鵲起。1896年7月,《時務報》在上海創立,梁啟超擔任主筆,以期開民智而雪國恥。他撰寫的一篇篇「筆鋒常帶感情」的檄文,在沉悶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陣精神風暴,從此「暴得大名」,人們開始以「康梁」並稱。 在創辦《時務報》的過程中,梁啟超以嚴復所譯《天演論》中的進化思想為指導,寫下了《變法通議》。他猛烈抨擊頑固勢力的因循守舊,向清廷發出了「變則全,不變則亡」的嚴重警告。梁啟超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變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變」而自強,印度以「不變」而淪為英國的殖民地。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只有變法才能圖存。「法」應如何變?梁啟起說:「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六萬餘字的《變法通議》,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第一篇全面闡述他的變法主張的論文,在社會各階層爭相傳誦。 1896年孫中山流亡倫敦落難時,《時務報》曾分別譯載英國、日本的有關報道,如《英國律師論孫文被禁事》、《論傳言英將控告孫文一案》、《論孫逸仙》等。一次,章太炎看到倫敦使館追捕孫中山的消息,便問梁啟超:「孫逸仙何許人?」梁答:「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章聽後,「心甚壯之。」梁啟超加了一句附評:「孫氏主張革命,不過陳勝、吳廣之流罷了。」 梁啟超對孫中山不以為然,而孫中山對梁啟超卻十分賞識。1897年秋,孫中山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學識水平的「文士」。他和橫濱僑商鄺汝磐商討建立一所「中西學校」,教育華僑子弟,培養革命人才。孫中山推薦梁啟超擔任校長,並派專人前往上海邀請梁啟超。但康有為以梁啟超正擔任《時務報》主筆為由,不許梁赴任,改派另一得意門生徐勤前往。其實,梁啟超內心是希望到日本去,無奈只有聽從師命。康有為還認為「中西學校」一名不好,親書門額時改為「大同學校」,孫中山對此也無可奈何。1899短暫合作「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 1898年,光緒皇帝在康梁等維新勢力影響下施行新政,但因種種原因短短百日即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殺。戊戌維新的失敗,成為孫中山和梁啟超關係轉變的重要節點,兩人出現短暫的「蜜月期」。 對同遭清廷通緝的康梁,孫中山非但沒有落井下石,而是表現了俠義之心,請日本朋友平山周、宮崎寅藏協助他們逃到日本。從後來日本警視廳密件所披露的一些情況來看,當時清政府對於康梁等維新派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孫中山這支革命派。證據之一,就是捉拿康梁的賞金高達十萬兩白銀,而三年前清政府追緝孫中山的賞金,卻只有1000兩白銀。1898年10月13日,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在奏請清政府暗殺孫中山時,稱「康逆為孫文羽翼」。 孫中山從大局出發,一如既往主動拋出橄欖枝,積極爭取與維新派取得全面合作,他托日本友人穿針引線,希望打動康有為,但仍遭康有為拒絕。 1899年春,因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壓,康有為被迫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籌建保皇黨。梁啟超對康有為拒與孫中山合作有不滿之處,康有為一走,梁啟超就如同脫籠而出的鳥兒嘗試自由飛翔,與孫中山開始密切接觸、商談兩派合作。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在康有為心中,光緒皇帝「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康有為的政治活動以「保皇」為中心。再加上,傲慢固執的他以「帝師」自居,根本看不起孫中山。 而此時,梁啟超的思想卻益發激進起來。此前,梁啟超基本在康有為的思想框架中行動,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逃亡日本後,善於吸收新鮮事物的梁啟超開始自我建樹,如饑似渴地吸取西方思想家的政治營養,大談民主、共和、自由、民權甚至革命,對自己過去的很多想法,產生了一些質疑,甚至是否定。有研究者認為,1901年前後的兩三年中,是梁啟超一生最激進的時期。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維新派內部在戊戌政變之後逐步分化的反映。梁啟超與孫中山的合作由此有了思想上的共識,出現了短暫的「蜜月期」。 1899年初,孫中山和梁啟超在日本友人犬養毅家中會晤,談話十分投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此後,來往漸多,進而談到雙方合作問題。 親身經歷當時境況的革命黨人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有這樣一段描述: 「己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舉、歐榘甲、張智若、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於是有孫、康兩派合併之計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梁詰中山曰:『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中山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 事實上,就在雙方商談合作之時,亦有相互鬥爭。1899年夏秋間,康梁一派將橫濱大同學校和華商會議領導權奪去,令孫中山在當地華僑中失去了影響力,橫濱興中會也瓦解了。 孫梁合作本來大有希望,但梁啟超的同門徐勤、麥孟華暗中向康有為通風報信,稱梁啟超「漸入中山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康有為對此自然大為惱火,令梁啟超即刻趕到檀香山辦理保皇黨事務。欲獨自起飛,卻又羽翼未豐的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壓力下,只有屈服。 離開日本前,梁啟超約孫中山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1899年底,梁啟超剛到檀香山十天,就寫信給孫中山,語意懇切,「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 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源地。梁啟超赴檀前,請孫中山介紹同志。孫坦然不疑,寫信將梁介紹給其兄孫眉和其他朋友。正是有了孫中山的介紹,梁啟超在那裡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孫中山的哥哥甚至讓兒子阿昌執弟子禮,隨梁到日本留學。 梁啟超在檀香山幾個月,借口「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提出組織保皇會的想法,僑商不知其中奧妙,多入彀中,僅捐認庚子勤王起事的軍餉就超過了華銀數萬元。孫中山得知後,認為梁啟超失信,寫信責問,但一切都已經來不及,從此那裡的興中會成員多被挖到保皇會去了。 1900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梁啟超曾致孫中山一封長信,商議勤王問題,當中說道:「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聞其六七,……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咁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畫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吾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採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為何如?」 這封信真實道出了梁啟超既想和革命派的孫中山聯合,又死抱「勤王」的立場不放的想法,最終使兩派合作失去了基礎,而埋下了決裂的禍根。梁啟超在革命與保皇之間進退兩難的惶惑心態,誠如他自己所講的:「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自相矛盾」。 1901年4月,孫中山曾赴檀香山省親,發現當地的興中會已被梁啟超所破壞。隨後,兩人之間鬥爭日趨激烈。1902年3月,章太炎寫信告訴朋友:「今者,任公(指梁啟超)、中山意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再宗旨而在權利也。」又說,革黨之欲甘心於任公,較逆洞(指張之洞)為尤甚；「吾不敢謂支那大計,在孫梁二人掌中,而一線生機,惟此二子可望,今復交搆,能無喟然!」此後,孫中山、梁啟超兩人成為陌路之人了。1906反目成仇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大論戰 1901年6月7日,《清議報》刊登了梁啟超的一篇《立憲法議》的文章。梁啟超在這裡第一次提出了「預備立憲」這個主張。 他在文章中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3種: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和民主立憲政體。他認為:民主立憲政體,施政方針變動太多,選舉總統時競爭太激烈,對國家不利；君主專制政體,君民之間尖銳對立,人民極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極危；只有「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但是,梁啟超又說,根據中國目前的條件,特別是根據國民現有的程度來看,還沒有資格實行君主立憲,只能從事預備立憲。他說:「立憲政體者,心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20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語於此。」 從此,康有為、梁啟超一派政治活動的主要口號,由「尊皇」、「剿匪勤王」轉為爭取實現「預備立憲」,並以此作為同革命派相對立的主要綱領。 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遊歷考察數月後,言論再次大變。對從前一度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激進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 這年底,孫中山來到檀香山,發表了《敬告同鄉書》、《駁保皇報書》等,「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指梁啟超)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這相當於宣布和梁啟超斷交,兩人由此成為政敵。 1904年初,日俄戰爭爆發。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立憲」,康、梁「大喜欲狂」,認為保皇會宗旨已達,遂更名為帝國憲政會。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他所領導的革命派力量迅速壯大。當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宣揚「三大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與梁啟超創辦的保皇會機關報《新民叢報》,展開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場影響深遠的大論戰。 這場大論戰持續兩年之久,共發表文字數百萬言,核心論題只有一個:欲拯救中國,是排滿興漢、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還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憲國?二者有尖銳對立的一面,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認為國家現狀不可維持、必須改變,也都認為中國應該有、也能夠有一個較為良好的政體和政府。二者對立的是路線、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遠景。 革命派一方參與論戰者人數眾多,孫中山亦在幕後參與。論戰主將汪精衛、胡漢民二人的批梁啟超的文章有些是按孫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孫口授綱要而寫。立憲派一方則只有梁啟超孤軍奮戰。革命派批立憲主義,唱衰清末新政,為「排滿革命」造勢。梁啟超全然不同意「排滿」、「仇滿」論。他認為,中國曆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並非漢人獨有；滿人是中國屬民,其入統中原是政權「易主」而非「亡國」。 這場論戰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革命派影響力,孫中山成了眾人認同的革命領袖。而梁啟超通過與革命派的論戰,無形之中啟發了民智,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客觀上,梁啟超為孫中山發動革命也效了大力。1907年初,梁啟超深感《新民叢報》已無力再與革命派論戰,通過朋友傳話希望停止論戰,但被孫中山拒絕。同年11月,《新民叢報》停刊,與《民報》的論戰方告結束。 1907年10月,梁啟超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1910年,立憲派領導的國會請願運動以失敗告終。1915共同討袁難得的一次「非正式」合作 當1908年11月光緒與慈禧太后去世不久,在海外的康梁師徒致電攝政王,請求誅殺他們認為變法時曾出賣光緒的袁世凱。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不得不起用袁世凱任湖廣總督,後又責成袁世凱組閣。袁世凱復出後,通過幕僚長梁士詒拉梁啟超,梁也希望袁出錢請他回國辦雜誌,並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方針。 袁世凱請梁啟超任司法副大臣,梁稱病推辭不幹,並提出虛君共和的主張,但並不為孫中山和袁世凱所接受。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並組成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南北議和後,清帝退位,袁世凱接任臨時總統。到這時,梁啟超認為實行政黨政治的時機到了。極力反對武裝鬥爭、然保皇夢碎的梁啟超結束14年的流亡生活,於當年9月28日離開日本回國,在北京受到袁世凱的熱烈歡迎。梁啟超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幣制局總裁職務。 1913年3月,宋教仁遭暗殺身亡,孫中山宣稱是袁世凱派人暗殺的。1914年7月,孫中山被動倉促地發起「二次革命」,很快在袁世凱鎮壓下冰消瓦解。此後,在日本創建中華革命黨,重舉「革命」旗幟。1915年,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進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後又發表《二次討袁宣言》。這一次,梁啟超與孫中山不約而同站在同一戰壕里:梁啟超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還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迫使袁世凱下台。1916年2月12日,孫中山、岑春煊與梁啟超的代表周善培,在東京舉行了三方會議,商議合作討袁。這是孫梁之間難得的一次「非正式」合作。 1917年7月,張勳擁清遜帝溥儀復辟失敗後,梁啟超進入段祺瑞政府任財政總長。不久,孫中山為反對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南下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成軍政府,發起「護法運動」。這年年底,段祺瑞下台,一無所獲的梁啟超黯然退出政壇,回歸學術文化領域。而企圖北伐的孫中山因受桂系軍閥挾制,被迫去職,赴上海著書立說,撰述《建國方略》。在晚清變局中成長起來的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民國初始,誰也沒有真正實現各自主張和目標。 1921年,至辛亥革命十周年紀念時,梁啟超論辛亥革命之意義,將之與周朝的革命、漢朝的革命相提並論,高度評價這場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結果。」此前,孫中山在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再揭護法旗幟,組織大本營,準備北伐。 梁一生善變、多變,但夢寐以求的制訂憲法和開國會始終沒有變；孫中山捕捉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從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也可稱之為多變。但一些歷史書籍對孫中山的變,頗為稱道,而對梁啟超的變,多有貶詞。其實孫中山和梁啟超建立共和國、實現民主政治的目標並無不同,而所選擇的實現路徑和具體內涵則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 在孫中山病逝四年之後,同樣是北京協和醫院,梁啟超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主要參考圖書及文章: 《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 《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文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梁啟超傳》(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楊光:《重溫革命黨與梁啟超大論戰》 李喜所:《孫中山與梁啟超》； 《隨梁啟超弔唁孫中山》(梁大章,刊載於2005年9月3日天津《今晚報》) 策劃統籌:李召 韓福東 學術顧問: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吉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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