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茅盾文學獎的突破還是悲哀？

按：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剛剛宣布時，我曾在博客上徵集對於入圍作品和獲獎作品的意見。選修小說細讀課的本科生同學學期結束時，不少人選擇與本次茅獎有關的作品寫論文，有的論文很見功夫、很尖銳，在寫作時無所顧忌。受學生的鼓舞，我才決定參考學生的意見，同時也正面談談我的看法，這裡先談《暗算》。

《暗算》：茅盾文學獎的突破還是悲哀？

武新軍

（河南大學文學院 475001）

在本屆獲獎的四部作品中，《暗算》是爭議最大的。支持者認為，《暗算》獲獎是文壇開放的標誌，它打破了茅盾文學獎的固有風貌，開闢了評獎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使評獎原則更加多元化。質疑者則認為，《暗算》獲獎是茅盾文學獎的悲哀，是對茅盾文學獎的諷刺，因為它只是一部沒有多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通俗小說。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使我對作品（包括初版本、獲獎後的修改本和電視劇小說）的閱讀變得格外謹慎，生怕被某種先入的成見或偏激的情緒控制。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我一方面儘力尋找作品的優點，同時也不放過其缺點，想看看它究竟好到什麼程度，或壞到什麼程度，並在此基礎上得出我對《暗算》的基本判斷。

一、究竟有多少思想性

面對「通俗小說」是否有資格獲獎的質疑，有人不贊同把《暗算》視為一般的通俗小說， 陳曉明先生認為：麥家是「學習西方作家博爾赫斯最到位的中國作家，把大眾閱讀趣味與形而上學寫作方式結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賀紹俊先生則說：「麥家只是借用了偵探小說或懸疑小說的外殼，其內在結構仍是以獨立的精英思想為骨骼的。」 兩位都是我敬重的批評家，但我更願意把他們的評價視為對麥家的鼓勵，或者更多的是期待，因為這幾年優秀的長篇小說實在太少了。

我不否認《暗算》是一部成功的通俗小說，但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它究竟有所少形而上學的內涵，有多少獨立的精英思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搞清茅盾文學獎是授予小說初版本的，還是獲獎後的修訂本，還是電視劇小說的。雖然三者都還沒有達到「思想厚重」的水平，但還是存在顯著區別的。小說初版本的思想性極其貧乏，作品傳達給我們的，除了一些破譯方面的專業知識外，就是天才的輝煌與毀滅的故事。在他筆下，天才具有神奇的功能，他們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且大多死於日常生活的殘酷性與偶然性：阿炳觸電自殺，是因為發現妻子有外遇，生下了「野種」；黃依依之死，是因為情人張國慶的老婆惡作劇式的報復；陳二湖是在破譯了「徹底廢棄的」的密碼後，興奮過度而心臟病突發離開人世的；鴿子（林英）在臨產前喊出了丈夫的名字，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而被殺害。在這些故事中，我們能看到多少「形而上」的內涵和「獨立的精英思想」呢？

「解密」職業對人性的扭曲，是作者刻意表現的主題，但小說初版本對這一主題的揭示，離我們的期望值太遠。作者濃墨重彩渲染的，是阿炳、黃依依、韋夫和鴿子（林英）的奇異天才，是他們如何遊刃有餘地進行解密工作。職業扭曲人性的主題，只是蜻蜓點水般地偶有涉及，大多數還是通過事例抽象地說明，而不是通過人物內心的痛苦、悸動、扭曲與畸變來進行深度呈現。在這些描述來看，作者所能想像到的人性的秘密和人性的深度，其實並不比我們一般人好多少。唯一讓人感到意外和驚喜的，是陳二湖的故事。作者通過陳二湖在「紅牆」內外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淋漓盡致地展示出特殊職業對人性的戕害，給人一種沉甸甸、血淋淋的感覺。這說明，作者並不缺乏寫作「優秀」小說的潛力，遺憾的是在《暗算》中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也許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在修改本中有意增添了不少情節來強化主題：如黃依依知道了「小雨」的秘密，而失去了重新選擇生活的自由，掌握著許多重要秘密江南，因破譯密碼而精神分裂，卻不能外出治療、與家人團聚等等。

《暗算》留給我們最美好、最凄涼的印象，是黃依依與安在天的愛情。假如沒有這一點，反對《暗算》獲獎的聲音肯定會更大。在初版本中，這個愛情故事也還是非常粗糙的：故事講述人錢院長（修改本中變成了安院長）只是一個盡職盡責的行政幹部，他基本上沒有介入感情糾葛中。黃依依也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性，而只是一個慾望的符號，一個可以和任何人上床的超級大花痴。她在火車上向錢院長吐露「愛情」後，就沒了下文。她與王主任、張國慶的曖昧關係，完全是荷爾蒙分泌過剩的產物，與我們經常在餐桌上聽到的葷故事並無兩樣，很難從中找到她之所以這樣做的心理邏輯。

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電視劇小說和修改本中，黃依依和安在天的形象豐滿了，他們的愛情具有了豐富而微妙的人性內涵，小說的主題也得到了深入開掘。在二者的愛情糾葛中，我們看到個人與國家、自由與紀律、慾望與理性尖銳衝突和對話。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黃依依是一個反潮流的另類，她所進行的是一場註定也打不贏的戰爭：她拒絕國家對個人生活道路的安排，不願到701從事破譯工作，在不得不服從了組織的安排後，她堅持自己不是被國家機器帶走的，而是被一個她喜歡的男人帶走的。當發現自己火辣辣的愛情和赤裸裸的慾望，根本無法撼動安在天所堅持的國家、紀律、事業和家庭的底線，她開始以自我墮落的方式進行報復性的反抗，她順遂自己內心的慾望與王主任發生曖昧關係，在受到安院長所代表的「組織」的干預和破壞之後，她想離開701去選擇新的生活，但因為知道了不應該知道的秘密而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她所代表的個性和自由的精神被徹底摧毀了，後來她與張國慶結婚了，卻難逃死於日常生活的宿命。修改後的黃依依形象確實具有人性深度，蘊含著較豐厚的思想意義，可惜其它人物形象（陳二湖除外）都未能達到這個高度。

二、究竟有多少對歷史的反思

茅盾文學獎素有重視長篇歷史小說的傳統，在前六屆獲獎作品中，歷史小說所佔比重超過五分之三。受此影響，《暗算》對歷史的敘述也成為爭議的焦點：有人指責作者胡編亂造，缺乏起碼的歷史知識，有人肯定它「闡述的是歷史，它絕不僅僅是『秘密』展現的本身，是有對歷史的反思的，這部作品是有深度的，也是獨特的。」

與往屆獲獎的歷史小說（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劉斯奮的《白們柳》、徐興業的《金甌缺》）相比，《暗算》的歷史感是非常薄弱的：小說寫的是與世隔絕的隱秘角落裡的人和事，和大眾的生活沒有多少聯繫，是很難寫出豐富的歷史內涵和社會內涵的。作者曾在修改本中彌補這一缺陷，比如，在黃依依的故事裡面增添了中蘇關係惡化、三年自然災害、中印與海峽兩岸關係緊張等細節或場面。儘管如此，小說中的歷史氛圍還是非常薄弱的。比如，阿炳在陸家堰村的奇聞軼事，按時間推算，應該發生於建國初期，但我們絲毫也感覺不到建國初的任何時代氣氛，這些故事完全可能發生在九十年代或者二十一世紀。更讓讀者難以接受的是，作品中還存在一些違反歷史真實的細節，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留蘇學生能獲副博士學位就很不錯了，小說中卻出現了留蘇博士；那個時代的革命領導幹部，被作者賦予了「行政主管」的職務；為實施情報欺詐，越南軍官的屍體上被放了「一張銀行催款單」，表明其生活奢侈（在60年代末北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家銀行根本不可能給個人生活放貸，更不可能出現催款單的事情）。

或許有人會說讀者們的這些批評是吹毛求疵，是以史料學的眼光苛求文藝作品，但這不恰恰暴露出作者歷史意識的嚴重匱乏嗎？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作家成為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但我們有權利要求他以文學的方式更好地表現歷史，要求歷史小說中描寫的歷史像歷史，描寫出特定時代的文化心理、歷史氣氛和社會環境，特別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與人物的語言要符合具體的歷史語境。仔細品味不難發現，《暗算》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缺乏歷史感的，大多是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是各種性格元素的抽象組合：阿炳一半是傻子一半是天才，黃依依是「魔鬼附身的天使」，鴿子（林英）則是由放縱與壓抑、高雅與風流、莊重與妖艷等幾種不同的性格因素組合起來的。我不想和作者探討天才的心理結構問題，我更想說的是，由於作者沉醉於各種性格元素排列組合的遊戲中，而無暇顧及人物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內在關聯，因此未能寫出天才性格產生的歷史依據。比如，黃依依出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又到莫斯科呆過半年，其成長經歷跨越幾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鴿子（林英）出身於豪富家庭，也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參加革命活動。這樣複雜的人生經歷，對她們性格的影響該是多麼的深刻啊，但我們在其性格中幾乎看不到歷史的車輪碾出的斑駁的印痕。

與人物形象缺乏歷史內涵相對應的，是人物的語言缺乏歷史內涵。在歷史小說中，作者的敘述語言可以使用當代流行的語言，而人物的語言則必須符合其歷史語境。在閱讀某些歷史小說時，身穿古裝的滿口「哇噻」、「帥呆了」的周星馳，時常會闖入我的腦海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者的語言缺乏歷史性。好在《暗算》的故事去今未遠，在語言上還沒有形成那麼大的反差。但我還是想指出來：作者似乎很滿足於用當代的語言去講述過去的故事，而對於超出當今語境的（特別是在當時歷史上廣泛存在）的語言卻毫無興趣。這不能不是一個大的缺陷，在《暗算》中，我們很難感覺到棲身於語言之中的各種社會和歷史的聲音。只要對比一下同樣是編劇出身的高滿倉的《北風那個吹》，我們便會明白：對歷史的敘述是離不開歷史中的語言的，只有歷史中的語言才能喚醒我們更多的沉睡了的歷史記憶。

作品歷史感匱乏，首先與作者的文學觀有關。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他更為重視虛構和想像，他反覆強調，「小說是真實的謊言，是文字魔術」、「小說都是假的，關鍵是要讓人信以為真」，「小說家就應該有虛構的權利，你完全可以瞎編」，在《風聲》的開篇，作者交代《暗算》全是自己足不出戶，「胡思亂想出來的」，是「憑著一點點契機憑空編造出來的，沒有什麼資料，不做任何採訪」持這樣文學觀念的作家如何能寫出具有歷史感的作品呢？作者明白「事事皆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這是好的，但同是也需要知道「苟事事皆虛，則過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 否則，他對歷史的敘述還會不斷遭到讀者質疑的。其二，與作者的歷史觀有關。麥家曾說：「所謂歷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講述，我們永遠無法抵達它的真相。」這顯然是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即客觀的歷史是不存在的，任何歷史都是敘述和想像性的建構。我們姑且承認這一點，但同時也需承認，一種歷史敘述是否具有生命力，關鍵還是取決於它能否更深更廣地介入到歷史中去，我們不能因為歷史的真相難以抵達，就放棄對歷史真相的探索。讀過麥家作品的人不難發現，他並沒有多少深入了解歷史的慾望，他感興趣的只是到歷史中去獵奇，他關心的不是如何傳達更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呈現更多鮮活的歷史記憶，而是如何虛構能夠吸引人的離奇的故事。

我不知道，這種離開歷史去想像和虛構歷史的傾向，是不是值得提倡和鼓勵，它會不會助長作家不讀史的空疏風氣，是不是背離了茅盾文學獎重視長篇歷史小說的傳統。以往獲獎的歷史小說，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其鼓勵作家尊重歷史、以審美的方式表現歷史的輿論導向，還是值得肯定的。這樣說，並不意味著要把文學引向考證史料的路子，也不是要剝奪麥家虛構和想像的權利，只是希望他在虛構與想像的同時，能夠多一點歷史意識，多一點歷史學家所必不可少的素養。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麥家先生還需要聽一聽茅盾先生的忠告：「作家必須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記載和民間傳說的歷史生活)，甄別史料、分析史料之後進行概括—一到此為止，作家是以歷史家的身份做科學的歷史研究工作，他要嚴格探索歷史真實；此後，他又必須轉變其歷史家的身份為藝術家。在自己所探索的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藝術構思，並且要設身處地，跑進古人的生活中來進行藝術構思……」同時，也希望作家能夠在這方面不斷努力，爭取早日寫出讓讀者滿意、也讓茅盾先生滿意的作品來。

三、在敘事學上有多少貢獻

《暗算》在敘事方法上的探索，是其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謝有順先生認為：麥家「在小說敘事上訓練有素的作家，對於這樣一個前程遠大的作家，當然值得表彰。」雷達先生認為：「麥家的成功，首先有賴於他超強的敘事能力和推理能力，經營緻密結構的能力……」 王鳴劍先生認為：「在故事和情節方面,麥家沿襲了通俗小說的套路,而在語言和結構上走的又是純文學的路子。」 這些評價，同樣可以視為有見地的批評家們在文學不景氣的情況下對作家的鼓勵和期待。同時，我們也聽到一些反對的聲音，說《暗算》的敘事方法毫無可取，充其量只能在《故事會》或者《中華傳奇》上發表。

平心而論，為了改善作者與讀者的關係，麥家在敘事方式上顯然下過一番苦功。作者以「我」作為尋找故事秘密的人（「採訪者」）貫穿全篇，在「我」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安遠長、錢院長、施國光、陳思思、韋夫的靈魂、金深水等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分別以自白、日記、書信等方式講出了阿柄、黃依依、陳二湖、韋夫和鴿子（林英）的故事。這種「紀實體」的敘事方式，有效拉近了讀者和小說的距離。為了調動讀者探究秘密的慾望，使他們和作者一起探索故事的秘密，作者還多次直白地告訴讀者：這些故事來之不易，都是經過許多周折的。安院長敢於在解密日之前講出阿炳的故事，是因為他擔心自己某天會突然死去；錢院長離休後與世隔絕，「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但要請他開口絕非易事，「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誠懇戰勝了他的固執，經過簽字畫押，他才講出了黃依依的故事；「我」在解密日邂逅施國光，在他領取的解密件中，發現了與陳二湖相關的書信和日記，才能勾畫出陳二湖模糊的影子；我和金深水差點失之交臂，幸虧後來峰迴路轉，才聽到了鴿子（林英）的故事。為了滿足讀者好奇的天性，作者還有意在「解密」與「保密」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躲躲閃閃、吞吞吐吐，給讀者留下繼續探索和想像的空間。所有這些，都是《暗算》能夠成為暢銷書的重要原因。

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遺憾地說，《暗算》的敘事學探索，並沒有給中國當代文壇提供多少新的東西，即便與80年代中後期敘事學熱潮中產生的作品相比，也是一個不小的倒退。王紀人曾說：麥家的《解密》中有6個視角，是他看到的小說中視角最多的，這樣構思小說，不是瘋子就是天才。可以肯定的是，在敘事學的探索上作者還沒有達到天才的境地，他還有很長的路需要繼續走下去。《暗算》雖精心選擇了不同的視角人物，但由於作者最感興趣的是視角人物講故事（「解密」）的功能，而相對忽視了視角人物還應該是「獨特的語言視角和觀念視角的載體，是對世界對事件一種獨特觀點的載體，是獨特的評價和意向的載體……」 也就是說，視角人物在講故事的同時，還應承擔塑造人物形象、傳達主題意蘊、營造審美氛圍等功能。惟其如此，有經驗的藝術家常常會選擇性格、價值觀念與生活經驗截然不同的人作為視角人物，以便從不同的角度呈現主題、塑造人物形象，營造藝術風格。

《暗算》雖選取了不同的視角人物，但這些人物並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一致的，他們在講故事時，採用的是同一種話語而缺少應有的對話性，這就使得小說的主題意蘊是單一、膚淺的，而不是豐富、深刻的；藝術風格單調的，而非多元的、繁複的，人物形象是類型化的，而不是立體的、有血有肉的（在寫作《風聲》時，麥家開始不同視角人物的相互配合，把故事講的更複雜一些，從不同的視角敘事歷史）。阿柄和黃依依的故事的講述者安院長和錢院長，他們的身份都是701的行政領導，他們深諳「密碼」的專業知識，懂得天才並且喜愛天才，他們講述的只是天才的神奇，對天才偉績的折服，對天才毀滅的憤怒與悲哀而已。在講韋夫的故事時，作者特意聲明：「步人後塵地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意義實在不大。就是說，我想尋求一種新和奇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現在我決定借韋夫的靈魂來講故事正是這種尋求的結果。」 這個聲明使我們對這個故事給予厚望，但讀完之後卻是嚴重的失望：韋夫的靈魂所訴說的，仍然只是一個借死屍傳遞情報的離奇故事，並沒有多少關於生與死、人生與命運的感悟。這提醒我們，如果不重視實質性內容的開掘，只在敘事方法上刻意求新，弄不好就成為故弄玄虛。當然，作者的敘事學探索也不是毫無可取。前面說過，陳二湖形象寫出了人性的深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陳思思這個視角人物的選取。陳思思不是「秘密故事」中的人，她不是以「特殊職業」的眼光而是以平常人的眼光來審視父親的，以平常人的價值觀念，揭示退休後的父親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尷尬的存在方式，這多少使得小說有了點對話性，有利於主題的開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以上是我閱讀《暗算》時的一些感受和印象，也許沒有把作品的優點充分挖掘出來，也許會有不少誤讀的地方。《暗算》雖然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桂冠，但它能否擺脫曇花一現的命運，能否從成功的「暢銷書」變為成功的「長銷書」，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因為時間是最公正無誤的批評家，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才是優秀的作品。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暢銷書」只要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獵奇、情慾、揭秘和遊戲的天性就可以了，而「長銷書」則必須充分地介入歷史和當代生活，才能夠持久地撥動大眾記憶的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