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行為經濟學是近年來興起的具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流派，對這一流派的地位和發展趨勢的判斷以及它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關係就成為把握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關鍵。行為經濟學不僅分析範式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而且通過過程理性替代實質理性，實際上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基。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理性、新古典經濟學 【作者簡介】周業安（1968－），安徽績溪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行為和制度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研究。 一、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和理論淵源 （一）行為經濟學的形成過程概述 行為經濟學又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就是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核心觀點如下：對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心理特徵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為假設基礎上；從心理特徵看，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賬戶、啟發式代表性程序進行決策，關心相對損益，並常常有框架效應等；當事人在決策時偏好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內生於當事人的決策過程中，不僅可能出現偏好逆轉，而且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等；當事人的這些決策模式和行為特徵通過經濟變數反映出來，結果市場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種經濟政策需要重新考慮。從這些基本觀點看，行為經濟學似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叛。 行為經濟學僅僅是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的新鮮事務，特別是近十年才被經濟學界廣泛關注。但和其它經濟學流派一樣，行為經濟學在思想上並非新鮮事務，早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論及諸如「損失厭惡」等個人心理，並注意到這些個人心理對觀察經濟現象的作用。在斯密之後，經濟學一直號稱是研究經濟行為的科學，但通過傑文斯、帕雷托等人的努力，心理因素逐漸和行為分析相分離，特別是波譜的證偽主義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後，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主流經濟學僅僅建立在抽象的不現實的偏好公理基礎上。科斯曾把西方二十世紀初形成的主流經濟學稱之為「黑板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視現實的經濟現象，就如同閉門造車。行為經濟學家和科斯一樣，從反思和革新「黑板經濟學」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嶄新道路。 真正把經濟行為作為主要研究任務的經濟學家有二個代表性人物：一是喬治·卡托納（George Katona）；二是郝伯特·西蒙。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卡托納廣泛研究了消費者行為的心理基礎，特別是預期的形成，提出了關於通貨膨脹心理預期假說，為後來的通脹目標理論打下了基礎[2]。西蒙的研究廣為人知，他通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指出經濟活動當事人在決策時不僅面臨複雜環境的約束，而且還面臨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即使一個當事人能夠精確地計算每一次選擇的成本收益，也很難精確地做出選擇，因為當事人可能無法準確了解自己的偏好序。 繼卡托納和西蒙等人之後，許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聯手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並試圖建立經濟行為的心理基層。卡托納等人嘗試測度影響當事人決策的心理因素，並討論其對各種具體經濟變數的影響，但由於沒有找到合理的方法，值得這類研究無法形成能刺激後續研究的開放體系。到了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發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場的最新進展，以效用函數的構造為核心，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徹底改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個體選擇模型，並激發了其他行為經濟學家把相關研究領場拓展到經濟學的各主要分支，從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流派[3]。 （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從上述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行為經濟學是通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中興起的，它試圖在心理學關於人的行為的研究基礎上，討論經濟活動的當事人的各種心理活動特徵對其選擇或決策模式的影響；不同的心理活動影響到相應的決策模式，從而表現出相應的行為特徵，這些行為特徵又通過決策後果反映到具體的經濟變數當中。最直觀和典型的例子就是證券市場，行為經濟學家發現證券價格的波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者心理的變化，比如投資者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都會導致價格劇烈波動，納斯達克網路股價格狂飈時代就是投資者對網路企業前景過度樂觀的結果，這種波動現象被希勒稱為「非理性繁榮」。 當然，行為經濟學是不能用「非理性繁榮」來概括的，儘管許多人通過希勒的書接受了行為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行為經濟學主要通過提出更為現實的個人決策模型來有效解釋各種經濟現象，並且這種模型無需嚴格地區分當事人的各類專門行為。因此，一個近似的說法是行為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了這些模型的行為基礎，進而改變了這些模型的邏輯本身。行為經濟學通過建立更為現實的心理學基礎，大大提高了經濟學的解釋力。 行為經濟學這種特殊處境來自其對新古典經濟學傳統的繼承，一方面，行為經濟學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生存的二大基石——個體主義方法論、主觀主義價值論；另一方面，行為經濟學又不滿新古典經濟學對行為假定的不現實性，主張通過心理學打造一個現實的行為基礎，其中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起到先鋒的作用。 應該說，行為經濟學一開始是沒有系統的理論的，早期的探索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不滿而展開的反駁，比如卡托納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行為經濟學家也不主張回到邊沁的功利主義傳統，而是力求揭示行為的更廣泛的心理基礎。在這種前提下，行為經濟學家一致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主觀價值論是無需懷疑的，需要改變的是關於行為研究的假定。這一點被西蒙在20世紀50年代所倡導。西蒙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定忽視了現實的人的真實行為特徵，現實的人的決策面臨有限理性的約束，這種約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新古典經濟學所假定的經濟人那樣全知全能；二是當事人進行理性計算是有成本的，不可能無休止的計算。在理性約束下，當事人就無法找到最優解。 西蒙的早期研究給後來的行為經濟學家很大的啟發，儘管兩者之間僅僅存在「有限理性」這一概念上的關聯。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得益於心理學本身的進步，心理學從過去的功利主義傳統過渡到科學的實證主義研究，對大腦的看法也從過去的刺激－反映型行為觀過渡到信息處理和配置機制觀，心理學的研究深入到神經元的構造和有序性，這些研究對行為的理解大大加深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行為經濟學家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與經濟學有機結合，才逐步形成了現有的理論構架。 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和方法論 絕大多數行為經濟學家都同意下述基本觀點：經濟當事人進行理性決策，但理性是不完美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合理假定當事人的認知能力；經濟模型的預測應該和決策的微觀水平數據一致，包括實驗數據；經濟學家對當事人選擇行為的討論必須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4]。和新古典經濟學相對應，行為經濟學的這些基本觀點來自其對前者理論硬核的挑戰，圍繞這些挑戰，行為經濟學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綱領。 行為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於：經濟現象來自當事人的行為；當事人進行理性決策，但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約束下，當事人的決策不僅體現在目的上，而且體現在過程上；在決策過程當中，決策程序、決策情景都可以和當事人的心理產生互動，從而影響到決策的結果；個體決策結果的變化導致總量結果的變化，對經濟總量的理解來自對個體行為的理解；有限理性和學習過程會導致決策的偏差以及結果演變路徑的隨機性，從而產生異常行為，這種異常行為增添了經濟現象的複雜性，同時加劇了有限理性的約束。由此可見，在行為經濟學當中，決策心理特徵、行為模式和決策結果相互之間是互動的和關聯的，存在許多決策反饋機制，一旦考慮到這點，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偏好穩定的基本假定就被推翻了，在這些互動過程中，偏好在一些條件下被產生出來，並在和環境變化的互動中演化著，這就構成了當事人圍繞偏好演化的學習過程。學習過程的存在使得行為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動態的分析，而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重視靜態和比較靜態分析。 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內生性，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變化，這種對人的基本假定構成了其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的硬核。儘管行為經濟學堅持主觀價值論，堅持理性假定，但通過對理性經濟人本身的挑戰，並通過利用心理學構造自己的行為基礎，導致行為經濟學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派別出現在當代經濟學的叢林。我們可以把行為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進行對比，參見表一： 
從表一可以看出，通過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稟賦內生化，即使在主觀價值論下，行為經濟學仍然表現出和新古典經濟學非常不同的理論硬核：首先，行為經濟學徹底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中靜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現實當事人假定，通過假定的改變，行為經濟學家眼中的當事人不再僅僅自利，人們會考慮利他，也可能衝動，採取非理性行為等；在行為經濟學中，偏好的內生和演化帶來了異常行為及其相伴隨的學習過程，按照阿克洛夫的說法，這會導致近似理性，或學習中的理性。在這些基本假定的指導下，行為經濟學從選擇及相應的決策行為出發分析問題，這種分析能夠單一針對某種具體行動，比如消費，也可同時分析某幾個行動，比如消費和生產。而新古典經濟學只能從交易出發來分析問題。其次，硬核的差異也會反映到保護帶上，行為經濟學不再需要假定要素產品同質，也不再需要假定市場充分流動或充分套利，有限理性的當事人本就不同，面臨複雜環境不可能實現完美套利，也就不可能獲得一種線性效用函數關係。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路徑依賴，可能出現隨機選擇，而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假定均衡存在。 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學哲學觀，硬核和保護帶構成了科學研究相互區別的綱領。行為經濟學的硬核和保護帶都和新古典經濟學不同，就產生了一種特定的研究綱領，並且這種研究綱領會反映到研究方法上。為了研究貫徹上述研究綱領，行為經濟學家需要尋找恰當的方法及方法論來理解現實的當事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心理學在20世紀中葉的發展給經濟行為的研究帶來了契機。一些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在實驗室中測試實驗對象的動機、環境特徵和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此來揭示當事人決策的規律。這些學者對新古典經濟學把心理學和當事人決策行為人為割裂非常不滿，於是從重複檢驗新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所需的各項假定入手，逐步反駁其理論硬核。這種早期的實驗研究給經濟學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但行為經濟學自身也很脆弱，因為實驗數據能否在統計上顯著反映總體的特徵是存在爭議的，並且實驗數據也很容易被實驗者操縱。藉助於麥克法登等人對微觀計量經濟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各種計算機模擬和計算技術的出現，行為經濟學家開始藉助新的工具來研究行為問題，比如採用市場數據研究金融市場上當事人的行為；採用場分析（field data）研究特定類別當事人的經濟行為等。 實驗方法和微觀計量方法的廣泛應用使得行為經濟學可以在放棄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尋求各種非線性的和動態的求解方式和經驗實證方式。即使在堅持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仍然能夠有效處理有限理性、偏好和稟賦內生等問題，比如演化分析和行為博弈分析等就能夠很好地處理學習過程中的隨機性、路徑依賴性、角點解等問題。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這種分析是更符合現實的，對現實也更有解釋力。 三、行為經濟學中的理性 選擇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也是行為經濟學不可迴避的中心問題。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在處理選擇問題時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繼承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傳統和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觀，逐步構造出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理性經濟人假定、主觀價值論等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在這一理論體系構造的過程中，傑文斯、瓦爾拉斯、埃奇沃斯等人把邊際效用引入經濟分析，並經過希克斯等人引入邊際替代率加以改造，使得理性經濟人的主觀價值得以通過序數方法加以處理，特別是薩繆爾森提出了顯示偏好理論後，西方主流經濟學才能夠真正實現獨立於現實的行為假定之理想。早在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和米塞斯等人的經濟學方法論著作中，經濟學的研究就被看出是獨立於經驗觀察的先驗的科學研究，這一點被後來的弗里德曼加以更充分的闡述，他明確指出，經濟學的研究假定無需符合現實，所謂科學的經濟學體現在其理論預測力上。也就是說，即使一個抽象的理論模型是脫離現實的，但只要該模型能夠預見到不同因素的變動之後果，並且這種比較靜態分析或動態分析能夠對現實的政策具有指導作用，那麼就是好的理論[5]。 顯然，無論是早期的效用最大化模型還是後來的預期效用最大化模型都不需要心理基礎。一個抽象的理性經濟人足以獲得弗里德曼的理論預見力。這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現象：西方主流經濟學以主觀價值論為基礎，卻沒有描述經濟當事人主觀心理活動的理論，也就是說經濟當事人的行為的形成過程是空白的。邊際替代率和顯示偏好理論的提出實際上把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和其心理基礎割裂開來了，即使是預期效用理論引入了風險態度，也沒有涉及心理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種無視行為的心理基礎的態度被許多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批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許多學者就著手檢驗新古典效用理論的兩個最基本的假定：偏好的完備性公理；偏好的傳遞性公理。這兩個假定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定義。這些學者認為，如果偏好的兩大公理不成立，那麼理性經濟人假定也就不成立。不過，在當時心理學本身也受到行為主義的統治[6]，心理活動被簡化為刺激－反應機制，使得當時的研究進展很少。 在上個世紀中葉，心理學本身發生了重大變化，人的心理活動被當作完整的認知過程來理解，大腦被視為信息處理器，而不在是刺激－反應器，這樣，大腦本身也有一個活動秩序問題，這一問題和行為的理性又緊密關聯。正因為心理學的快速進展使得心理學家得以重新檢驗新古典效用理論的理性假定。行為經濟學的這一新的決策理論框架是由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在1979年發表的《期望理論》中奠定的，在這篇經典論文中，他們全面反駁了新古典預期效用理論的構造基礎，後續的研究均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7]。按照期望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選擇理論有兩個致命弱點：一是它假定程序不變，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獨立於判斷和評價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變，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純粹是相應期望後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數，不依賴對這些給定分布的描述。但是，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等人經過廣泛的實驗研究發現，決策程序以及決策對象或環境的描述本身的確影響到當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滿足完備性假定，也不滿足傳遞性假定，比如當事人決策時出現損失厭惡、框架效應、偏好逆轉、後悔厭惡、過度信心、從眾、攀比、炫耀、成癮等等。 問題在於，行為經濟學的這些發現是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修正了它？很多人認為，行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行為「異常」的，或者說是研究非理性行為的。因此，如何處理理性就成為理解行為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關係的關鍵。在上世紀中葉，西蒙和他的同事穆斯圍繞理性問題展開研究，結果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在西蒙看來，對理性的處理方式決定了經濟學的理論範式，如果行為在給定條件和約束所施加的限制內適於達成給定目標時，行為是實質上理性的；如果行為是一系列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麼行為就是過程理性的，過程理性取決於產生它的過程本身。新古典經濟學對理性的處理就是通過在給定偏好公理前提下，當事人圍繞目標和約束條件求最優解，內在一致性的理性被具體化為效用最大化。西蒙指出，這種理性的理解不符合現實，比如企業的現實決策並不計算邊際成本和收益，而是採取滿意原則，再比如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不完全競爭和不確定性的處理等均沒有說服力，儘管通過信息成本的引入迴避了這些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學仍然無法減輕決策面對的複雜性。因此，西蒙提出了過程理性的概念，如果考慮行為的形成過程，那麼除非在極為簡單的環境下當事人會表現出新古典經濟人的理性，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當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8]。按照西蒙的說法，認知心理學的理性人所做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計算手段，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做出其決策。 與西蒙相反，穆斯認為人們對理性經濟人的疑問實際上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定本身不足導致的，在他看來，當事人不僅能夠面對現有的約束條件進行充分合理的計算，而且還能夠利用所能得到的信息對未來的可能事件進行合理的預期。結果，通過理性預期的構造，穆斯把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推向了不確定環境。經過盧卡斯和薩金特等人的努力，理性預期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建模的基石，並由此復活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界稱之為「理性預期革命」。對比西蒙和穆斯對理性的處理可以看出，西蒙強調了理性在心理層面的形成過程，而穆斯則把理性處理成一個行為層面的計算過程。理性預期革命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從偏好的基本公理直接推出效用最大化決策，理性預期本身則考慮到了偏好層面的計算問題。 究竟哪種看法更準確地抓住了行為的本質呢？森在討論倫理學和經濟學的關係時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在偏好的二元關係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理性行為和實際行為之間的推理並沒有說服力[9]。森擔憂的正是西蒙所懷疑的。其中的關鍵就是理性本身的來源。西蒙試圖通過人的認知過程的研究來析疑，而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著手從大腦層面解決這一問題[10]。哈耶克為了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觀，特別研究了人類理性行為的心理基礎，在其《感覺的秩序》一書中，他指出人類的行為來自其心智活動，而人的心智活動呈現兩種並行的演化過程：一是人類大腦的物理構造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共同基礎；二是人類針對特定環境的反映及其經驗累積會導致不同人的心智朝各自的方向演化，並以相應的方式指導人們的感知。因此，心智是一個自組織系統，依賴各種神經簇的組合，對外部世界的感知進行分類，進而指導我們的行動。分類結構決定刺激－反應模型，後者反過來又影響分類結構。結果，正是心智把有組織的世界呈現給我們，世界的秩序就是心智對感覺所作的排序，即是一種「感覺秩序」。由於心智是對現實世界的排列和預期，作為分類器官的心智就比現實世界本身複雜得多。心智的自組織特徵及其複雜性導致人們通過規則（感覺秩序）行動，同時又面臨心智的分類規則本身及我們對心智活動了解的局限性。所以，當我們通過語言等來表達現實世界時，必然面臨局限性。這就是哈耶克的「有限知識論」。 哈耶克通過建立一個心理學的基礎，闡明了他的知識論。在他看來，每個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知識的約束下，即使一個人能理性的計算，仍然不可避免地犯錯誤。知識的局限性決定了在不同人中知識的分散性，從而導致協調困難。面對社會中知識的分散化，當事人按照新古典式的理性計算成本就太高（實際上也不可能），當事人理性的現實表現就是儘可能採用習慣或制度，通過規則來降低協調失靈的可能性。因此，按照規則決策仍然是理性的。對比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哈耶克正確地指出了當事人現實決策的理性狀態：理性不及、理性無知和理性非理性。知識的局限性導致當事人理性決策的局限性，進而產生理性不及；當事人認識到知識在社會中的分散性，有意識地放棄對部分知識的了解，甚至有意識地採取一種直覺的或衝動的行動方式，這就是理性無知和理性不理性。也就是說，各種行為異常實際上是理性的結果[11]。後來的行為經濟學家泰勒專門研究了心智賬戶問題，發現人們在實際決策中往往採用心智賬戶，比如每月的工資和證券投資收入會分別計入不同的心智賬戶，然後按照各自的賬戶使用。經驗數據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收入的消費傾向不同，證實了心智賬戶的存在[12]。泰勒的心智賬戶理論實際上為哈耶克的感覺秩序理論提供了可經驗實證的平台。 儘管大多數行為經濟學家並沒有注意到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但主要思想本質上還是一致的[13]。行為經濟學並不否定決策者的理性，而是否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理性的處理方式。在行為經濟學看來，應該用過程理性來代替實質理性，並通過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大腦和神經科學等的研究來揭示理性形成基礎和過程，以此來更好地解釋決策者的實際行為。 四、 結束語 行為經濟學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時代還是停留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式研究基礎上，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利用實驗數據、場數據和微觀計量方法檢驗理性經濟人的偏好假定，到了上世紀90年代，新一代的行為經濟學家則開始著手進行兩個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一方面，以拉賓等人為代表，尋求行為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融合，力求簡化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模型，使之符合主流經濟學的傳播方式，比如通過偏好的時間不一致性來替代煩瑣的心理學假定，就可以有效研究宏觀經濟波動問題；另一方面，以史萊佛、格萊塞等人為代表，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同化行為經濟學，比如史萊佛通過有限套利問題來調和市場有效性的論爭，而格萊塞則試圖在行為經濟學中安置一般均衡。 總的來說，大多數行為經濟學家承認其研究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改進或修正，而不是革命，行為經濟學的宗旨是讓經濟學更現實，更具解釋力[14]。行為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脫離實際，忽視當事人現實的決策模式，從而無法有效解釋經濟現象。但這不等於說行為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範式，至少現在還不具備這種革命性影響。正如卡梅瑞（Camerer）和羅紋斯特恩（Loewenstein）所指出的，行為經濟學並不全盤否定新古典經濟學，因為新古典經濟學通過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建立了較完整的經濟和非經濟行為分析理論框架，並使得這種分析能夠進行實證，這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仍然是有用的[15]。行為經濟學接受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但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行為假定，由此也就動搖了其理論邏輯。 儘管如此，行為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決策理論，並把該理論廣泛運用到各種政治、法律和經濟領域，逐步形成了比較成型的行為決策理論、行為金融學、行為宏觀經濟學、行為勞動市場理論、行為法律和經濟學、行為政治經濟學等等。特別是，行為經濟學不滿足自身局限於分析個體行為，而把其理論擴展到博弈和社會行為範圍，形成了行為博弈論，深入研究了博弈過程中的學習、互惠、公平等問題，並通過社會偏好的構造和引入，進入到經濟學最抽象的領域－福利經濟學，從現有的研究看，很有可能形成行為福利經濟學分支。 所以，行為經濟學還沒有形成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革命，而且行為經濟學自身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範式，在模型化方面走得非常艱難，這就給理論檢驗帶來難題。但是，由於行為經濟學動搖了經濟學對理性的理解，實際上也動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基。無論如何調和，經濟學再一次革命在所難免。Does Behavior Economics Bring about the Revolution in Mainstream Economics·ZHOU Ye-an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100872Abstract: The behavior economics has had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these years. It is a key for catching up the trends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economics and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behavior economics is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research programs, and behavior economics substitute procedural rationality for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maybe bring about the revolution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future.Key Words: behavior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rationality----------------------------------------------------------------------------[1] 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十五」「211工程」項目《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子項目「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學科規劃」階段成果之一。[2] 準確的說，盧卡斯等人引發的「理性預期革命」是建立在預期的計算方法的創新基礎上，而卡托納對預期研究的貢獻則建立在預期的心理模型創新基礎上。從現在來看，卡托納對經濟學的貢獻不亞於盧卡斯等人。[3] 對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的簡單闡述也可參見Colin F. Camerer和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早期的行為經濟學研究參見Benjamin Gilad和Stanley Kaish(eds.)(1986):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Vol.A, Connecticut, Greenwich and England, London: JAI PRESS INC.[4] 參見Shira B. Lewin(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 Matthew Rabin(1998):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 pp.11-46. Daniel J. Benjamin and David I. Laibson(2003): 「Good Policies For Bad Governments: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June8-10.[5] 在萊文看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效用理論的處理和方法論本身的發展是內在一致的，參見Shira B. Lewin(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6] 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對行為的處理很類似，行為經濟學中的心理學原理不是來自行為主義，而是後來的認知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7]經典文獻參見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2000):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比較全面的綜述參見Chris Starmer(2000): 「Developments in Non-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he Hunt for a Descriptive Theory of Choice under Ris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pp.332-382. George Wu, Jiao Zhang and Richard Gonzalez(2003): 「Decision under Risk」,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working paper, sep. 21.[8] 更詳細的討論參見西蒙，《西蒙選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譯本。[9] 森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就明確討論了這些問題，參見森，《倫理學與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中譯本。[10] 參見[英]F. A. 馮·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三聯書店，2003年中譯本，鄧正來譯；Hayek, F. A.（1952）：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關於這一點像布坎南等均已認識到。參見詹姆斯·布坎南，《規則的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中譯本。[12] Thaler, R. (2000),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in: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eds., Choice,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p. 241–268. [13] 維龍·斯密斯廣泛吸收了奧地利學派的思想，這一點和其他行為經濟學家不同。[14] 行為經濟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馬修·拉賓明確承認這一點。參見Mattew Rabin, 2002, 「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UC Berkele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Eo2-313.[15]參見Colin F. Camerer和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 第一頁。來源：周業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