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快樂至高境界：荀子的禮樂之樂

人生快樂至高境界：禮樂人生（資料圖 圖源網路）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從自然人性論出發，對樂提出了不同於孟子的解釋。他不是從道德情感的自我體驗，而是從自然情感的社會教化，說明人生之樂。他比較重視情感的感性方面，重視人的情緒感受和心理需要。但他又是理性主義者，他強調心智或理智對於情感的調節控制作用，即所謂「以理節情」，「以理節慾」，這同禮樂教化又是不可分的。荀子認為，人的性、情、欲都是自然的，也是統一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性、情、欲既然是天生而不可免，因此就是人人所不能無，但又不能順其發展，因此就需要「節」。在人性問題上，他的「起偽化性」說，已在「性的學說」中作了介紹；這裡只從情的方面談談其主要思想。既要滿足情慾，又要節制情慾，在荀子看來，能完成這兩項任務的東西，不是別的，就是禮樂。他作《禮論》，又作《樂論》，就是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的。就禮而言，其根本作用是「養情」（《荀子·禮論》），何以「養情」？在於「有序」、「有分」，即人人各得其序，各安其分。就樂（樂教之樂）而言，其根本作用在於安情、適性，能使人得到快樂。禮、樂之所以作，都與人之情有直接關係，但其作用各有不同，簡而言之，禮主「分」，樂主「合」。這所謂「分」與「合」，都是指人的社會關係而言的，「分」是指等級秩序，「合」是指和諧相處。「樂也者，和之而不可復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荀子·樂論》）這樣看來，和孟子著重於主體自身的內在體驗不同，荀子更強調社會化的作用，主張「接受性」理論。他強調音樂可以「善民心」，能「移風易俗」，正是從他對於音樂的這種理解出發的。樂是人的情感需要。荀子將情區分為六情或七情，「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正名》），這是六情說；「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同上），這是七情說。作為情感活動，樂只是六情之一，或七情之一。但是作為人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就不僅僅是心理情感的問題了，它還具有更重要的社會意義，禮樂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此。對於人的自然的情感需要，當然不能壓抑或取消，但是也不能任其自然發展，如果任其自然發展，那就會出現「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的後果，因此，必須以禮節之，以樂（音樂）導之。以樂導之，並不是取消樂的需要，而是使之符合社會的需要，「感動人之善心」。這就明確提出社會教化的問題。他說：「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導），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導）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荀子·樂論》）「人不能不樂」之「樂」，是指人的情感需要，人人都有實現和表達快樂這種情感的需要。「樂則不能無形」之「形」，則是指情感活動必須於外者，人的情感需要只有表現於外，才能實現。但是，如果表現出來的情感不合於「道」，就會產生淫亂。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樂而不流」，既滿足了快樂的需要，而又不流於淫亂，但要作到這一點，就需要用「先王之樂」進行引導。這樣，情感需要及其體驗就轉變成社會感化的問題，即通過「樂教」陶冶人的性情，使本來的自然情感獲得社會內容，變成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道」。

荀子 （資料圖 圖源網路）這裡的確有一個理論問題，就是當人的自然情感被看重時，就要強調社會理性的作用。人的自然情感只有經過社會化的過程才能實現，只有經過社會道德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才能實現。當其實現時，已不是原來的自然情感，而是具有社會內容。儒家孟子也很重視後天教育，但由於他的道德人性學說，將人的快樂歸結為主體自身的自我體驗，強調主體自身的自我充實及其發揚光大，因為在他看來，審美評價的原則就在主體自身（但又不是純粹的主觀論者）。荀子則相反，他認為審美原則是客觀的，社會的，主體只有通過心智作用，接受社會的理性原則，才能使自己的情感需要得以實現。其實，荀子和孟子都重視人的社會性，但與孟子不同的是，荀子不是從人的內在的善心善情出發，而是從人的生物性出發，強調通過社會改造、社會教化，實現其社會本質，這樣就突出了「外王」的作用。樂的根本原則是「合同」、「中和」，亦即和諧。在荀子看來，主體人只有通過欣賞「先王之樂」（即「雅樂」、「正音」），才能滿足其情感需要，又可以改變性情，實現社會的和諧一致，感受到真正的快樂。「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同上）人民有好惡的情感需要，就必須有喜怒以應之，這樣才能使其好惡有所遵循。在他看來，「先王之樂」最能表達喜怒的原則，因此，他積極提倡樂教，而反對墨子的「非樂」主張。所謂「美善相樂」，就是審美原則必須同道德原則相結合，才能產生真正的樂。所以這種「樂」是「樂得其道」，而不是「樂得其欲」。這個區別具有根本性。「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指音樂）者，所以道樂也。」道即道德理性，欲即自然本能，以道制欲，其樂是理性指導下的樂，故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其樂只是情慾之樂，感性之樂，故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快樂。可見，將生理、心理的情感需要引導到社會化、理性化的程度，正是荀子關於樂的學說的主題所在。荀子所說的「道」，是外在化的社會規範，所謂「得」，是內在化的過程，其中有認知因素，不只是情感感受或體驗。這個「道」從根本上說，是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的人倫之道，而不是體現自然秩序的「天道」。「道者，非天之道也，非地之道也，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所謂先王之樂、雅頌之音，就是體現這種人道的。要使這種禮樂之道轉化為內在的情感體驗，還要經過心的認知作用，「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他把樂的體驗建立在認知之上，就使他的美學思想具有理性主義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認知美學。荀子很重視審美對象及其選擇，在他看來，好的音樂能感發人的善心，壞的音樂則能使人迷狂，如何進行選擇、辨別，正是心智的作用。「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荀子·正名》）喜怒哀樂之情，人皆有之，但要進行選擇、辨別，則是心智的作用，辨別美醜善惡而後付諸實踐，就是「化性起偽」。化性起偽的結果，便是「樂得其道」，能從中感受到快樂。和孟子不同，荀子強調審美原則的客觀性、社會性，主體必須運用心智思慮和「習偽」，才能進入美的境界。「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聖人，備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論》）只有「習偽」，才能「備道」，只有「備道」，才能「全美」，只有「備道全美」之人，才有聖人之樂，實現美的價值。「為學」就是要學做聖人，不是學習知識。聖人不僅是「人倫之至」，即道德倫理的典範，而且是「備道全美」之人，即具有最高智慧和美的境界的人。可見，荀子的理想人格，也是真、善、美的合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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