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譯文】

1978年，我在帕里阿爾托（美國舊金山附近的城市）高中畢業，那時矽谷這個名字也僅僅用於一小群技術專家。就在前一年，蘋果電腦公司成立，推出第首款大眾私人電腦蘋果Ⅱ。那時幾個主要的技術公司都在製造電子硬體。上學路上我騎車會穿過斯坦福工業園，途經惠普、瓦里安和帕洛阿爾托研究所的辦公室。聖克拉拉山谷的社區點綴著廉價、時髦的一層小房，因為建造者叫JosephEichler，所以這些房子名為Eichlers，它們有落地窗、開闊的平面和平頂車庫。（斯蒂文.喬布斯在一座名為Likeler仿造的Eichler里長大，）。那時帕里阿爾托的平均房價在125,000美元左右。沿著主幹道下去，大學街——貝寶、臉書和谷歌未來的地址——儘是體育用品店、各種折扣商店和幾個藝術電影城，還有一個裝有百葉窗放三級片的巴黎劇院。穿過國王大道，斯坦福購物中心以Macy』s和Woolworth』s為主，僅有一家精品屋——1977年開的維多利亞的秘密。還有一個停滿了達特桑（Datsuns）與雪佛蘭新星的停車場。高檔餐飲在帕里阿爾托幾乎是沒有的，就像"高檔』這個詞一樣。這裡的公立學校很棒，而且差不多是人人都來上的。只有少數幾個我所知道的孩子惹禍後被送去了私立學校。山谷中充滿著中產階級、平等和舒適，夾雜著些許枯燥。

三十五年後，帕洛阿爾托的平均房價已超過了兩百萬美元。斯坦福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成為雷克薩斯和奧迪的海洋，他們的主人正在巴寶莉和路易威登採購。矽谷大約有五十個億萬富翁和成千上萬個百萬富翁，去年臉書（Facebook）的公開募股就單單創造了半打前者和一千以上個後者。同樣也有窮人的人數記錄：過去兩年流浪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大多是因為猛增的房價。數十年之後國家變得越發不平等，而矽谷是美國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

就讀私立學校的人蜂擁而至，因為公立學校地處貧民區——如東帕洛阿爾托，那裡的城市被101號高速公路切斷，已年久失修，並缺少基本供給。在富人區，公立學校實質上變成了私立學校，因為他們不屑於基金會籌集的不足的國家資金，因此自己為自己建造學校。一所名叫伍德賽德的小學被山谷中最富有的技術員家庭包圍。1983年，這所學校的家長創建了一個基金會，以此來彌補1978年頒布的第十三號提案帶來的預算削減，這條修正案大幅度地限制了加利福尼亞州的財產稅。伍德賽德學校基金會每年為那不足五百個學生的學校提供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每年春天還會有附帶現場拍賣會的娛樂活動。兩年前我曾參加過一次，那次的主題是搖滾明星，谷歌的一名員工坐在我桌旁，他剛剛從一個叫做ParentalIndiscretion的樂隊表演完。學校的捐助者們穿得像蒂娜.特納或吉米.佩奇，吃著Jump』nJackFlash烤腹肉牛排，為PimpMyHog！出價一萬三千美元（「騎著你私人訂製的1996哈雷戴維森XLH1200C摩托賽車穿過城鎮」），花兩萬美元去拉里.埃里森房產中的日本花園遊玩，拉里.埃里森是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創始人，也是本地區收入最高的董事長。達到高潮的是瘋人晚餐俱樂部一頓16人的晚餐賣到了四萬三千美元，他們答應把這些夫妻送回到當地居民還在住兩千平方英尺房子的過去。

技術產業的最新財富是吞下舊金山半島。如果矽谷仍是工程學的突破中心，那麼舊金山就會變成數百個軟體公司的吸鐵石，他們大多都在南部市場地區，因為那裡是推特的總部。（這些公司一半兒的創始人都是臉書的校友。）矽谷公司的許多年輕員工都住在城裡，穿著白大褂工作，配備的公車上設有Wifi，它們在舊金山周圍15個站點接送乘客。公車的時間表是由大眾制定的，這也成為了舊金山灣區技術人員迅速階級化的鮮明象徵。麗貝卡.索爾尼在舊金山居住了三十年，最近在《倫敦書評》中寫道：「有時谷歌的公交就像長著兩面神頭上其中一張臉的資本主義，它告訴我們人太寶貴了以至於不能乘坐公共汽車或自己開車。塞薩爾查韋斯街上，谷歌公交車站的右側，一群拉丁美洲的移民站在大樓前等著接他們，要不就是被政府逮捕驅逐出境。」城裡最受歡迎的餐館突然就出現在公交車站的附近。那裡的租金是整箇舊金山增長最快的，有時候還會達到往年的兩倍之多。

這些公車裝著他們的有線貨物開往南邊谷歌、臉書和蘋果的"校區』，這個地方充分發揮著社區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個工作地。谷歌的根據地在山景鎮，我在這裡長大，那時這兒還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小鎮，如今卻仿造的像一個休閑的、到處擲飛盤玩兒的斯坦福大學，而斯坦福大學同樣也是矽谷的孵化器。在這裡，公司的創建者們在研究院相識。彩色的谷歌自行車在校內隨處可見，你可以隨處停放，這樣另一個員工就可以接著用了。備有充電站的電動汽車可以給員工們跑腿兒。臉書的大樓在門羅帕克，在101號公路和沿著海灣的鹽沼之間，四周圍繞著仿造的城市廣場，廣場的混凝土表面裝飾著一個詞"HACK』，字母大到在空中都可以看見。在臉書公司里，員工們可以吃到壽司或墨西哥卷，還可以舉重，剪髮，洗衣服，看牙醫，這一切都可在上班期間享用。與此同時，蘋果公司打算投入近五百萬美元在屬於蘋果公司的公園中間修建一座巨大的、堅不可摧的環繞式總部。這些封閉的地方是為了防止技術人員和周圍社區有偶然的接觸。設計評論家亞歷山德拉.蘭格在她最近的電子書《互聯網城市：矽谷都市生活》中寫道：「矽谷的技術公司們越是信奉城市模型，他們就越是難解釋為什麼會被敬而遠之。沒有徽章的人也不一定是危險人物。」

（蘋果公司飛碟總部設計圖）

企業的"光榮獨立』造成了認知失調，因為它在矽谷里是一件關乎信仰的東西，才會讓技術企業呈現的更烏托邦、更民主，而不僅僅是幾個特殊利益集團。信息革命（這個詞語本身就傳達出一種商業例外主義的感覺）出現在舊金山灣區反主流文化的七、八十年代，並受到組建私釀計算機俱樂部的幾個業餘愛好者的影響，還有一些理想主義工程師如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他促進了超文本概念的發展，並稱數字網路可以增加我們的"集體智商』。自蘋果公司起步，私人電腦就被看做是個人釋放的一種工具；隨著社會媒體出現在網路上，數字技術稱它們是促進全球進步的推動力。"改變世界』這個詞兒被泛濫地用於矽谷的談話和經營計劃里，就像談起"早期投資』和"產品測試』一樣自由。

金融家說他們就像在做上帝的工作一樣去提供低息貸款，石油商稱自己簡直是個愛國者讓國家的能源獨立，沒有人太把他們當回事兒——假定他們的動機是盈利的話。但當技術型創業者描述他們崇高的目標時就不會有傻笑和眼色。「許多人看到在他們的事業中充滿了社會責任感，而不是在社會或政治行動中，」一個年輕的企業家這樣描述他的同行。「如果讓他們通過自己的公司就能實現所有的目標，顯然是很便利的。」他補充道，「但實際上他們認為臉書將會是解決世界上許多問題的靈丹妙藥。這並非犬儒主義，而是傲慢與無知。」

幾年前，巴拉克.奧巴馬來參觀矽谷校區，一個公司員工告訴他的同事他不會佔用工作時間去聽總統的講話，他解釋說：「我所製造的影響比政府部門裡任何一個人可能做的都要多。」2006年，谷歌創辦了他的慈善機構——Google.org,但是其他技術巨頭並沒有跟尾隨其後。如臉書，它就感覺像是使世界變成一個更開放更有聯繫的地方，這比任何慈善事業都好。行業話里的兩個關鍵詞是「有效」和「擴展」——快速發展和人類進步其實是不能區分的。在臉書牆上貼的的一條座右銘是「迅速行動，打破常規」。政府被認為是行動遲緩的，僱傭些平庸之才，守著些陳規陋習，而且行事效率低下。

雷德.霍夫曼，職業社交網站LinkedIn的聯合創始人，也是許多矽谷公司的投資者。他告訴我：「在投資時，你想要事情在三到十二個月內就有重大轉折以此來知道你在進步。而政府支出卻要花上一年之多！」約書亞.科恩，斯坦福的政治哲學家，也是《波士頓評論》的編輯。他描述了一段與斯坦副校長約翰.亨尼斯的對話，約翰.亨尼斯擴大了財政專業與矽谷的關係。「他向我說起政府部門裡的無能之士，」約書亞回憶道：「我說："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如此的無能，那為什麼你不在你的的演講里激勵斯坦福的學生到政府部門工作呢？』他認為這是一個荒謬的想法。」

（圖為雷德.霍夫曼）

在2008年的採訪中，馬克.扎克伯格講述了黎巴嫩年輕的穆斯林們如何冒著被極端主義慫恿的風險，在臉書上拓展視野，與"去了歐洲』的人結交。他指出社交網路可以幫助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這不是出於任何一個人的深仇大恨，」扎克伯格提議。「它來自缺少連通，缺少通訊，缺少共鳴，缺少理解。」美國歷屆政府都沒能解決巴以衝突；也許問題的答案就是讓儘可能多的人用臉書。

（扎克伯格與臉書）

矽谷一些相互衝突的壓力涵蓋著職業道德、身份意識、理想主義和貪婪。這是在市場大街的公車候車亭里，我看到舊金山大學的廣告里總結的。「成為成功者，而不是沒人愛的蠢人。改變世界，從這裡開始。」

技術企業通過所在社區隔離自己的方式，未被它改變卻改變了舊金山灣區——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沒髒了自己的手。貫穿矽谷的大部分歷史中，它的主管們都顯現著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本能，儘可能的遠離政治和政府。雷德.霍夫曼這樣描述這種態度：「我作為一個個體所能做的，其他任何一個人也可以做到。我可以用一點點的投資賺數十億美元，為什麼全世界不能那麼做呢？」但是改變世界的必要性最近引導了一些矽谷的領導者想著讓他們成功背後的價值和概念上傳到公共領域。

當2004年扎克伯格創造臉書時，他才是一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大部分室友都曾與他一起努力，但喬.格林沒有。扎克伯格和格林都是哈佛大學猶太人兄弟會的會員，二人曾共同合作過Facemash(臉書的前身)，這個網站可以讓哈佛的學生評估他們同學的人氣。這讓他們兩個都被帶到了紀律審裁委員會。格林的父親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名數學教授，他對此表示不快。不管怎樣，格林從未認為自己是個技術人員——而是個政治人。在聖莫妮卡高中，他贏得了當地學生董事會會長的位置，組織了一場最低生活工資的運動。在哈佛，他跟隨馬歇爾.岡茨學習，馬歇爾是一位研究社群活動的理論家。格林還為了他的畢業論文採訪了路易斯維爾的工人階級，詢問他們對經濟機會的看法和他們的美國夢。（總之，他們相信人們從根本上是平等的，這點應從收入分配上顯現出來。）2003年的夏天，在他的大二和大三之間，格林在新罕布希爾為約翰.克里的總統競選作志願者，在那裡時他意識到，如果每個人都用社交網路——那個他曾參與過的早期的，命中注定的社交網路——政治組織者的工作會輕鬆的多。他回到哈佛，力勸扎克伯格用他的編程天賦去造個政治社交網路。但是扎克伯格對做生意更有興趣，他已對大學社交網路打定了主意。

「不要再提扎克伯格的那個事兒了。」格林的爸爸警告他。儘管如此格林沒有選擇退學而是與扎克伯格和其他室友前往矽谷。那個夏天，臉書誕生之際，他作為一名克里方的組織者在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工作。之後幾年，扎克伯格取笑他：取代賺數十億美元的是他為克里丟了兩個州。

（圖為喬.格林Joe Green）

如果在別的年代，格林可能就會去《國家報》實習或在美國國會工作了。取而代之地，他畢業後就率領著West，並在沒有編程技術的情況下，創辦了兩家技術公司。2007年，他和肖恩.帕克——矽谷的一位企業家，推出了Cause,——一個幫助草根組織並非盈利籌集資金的臉書應用程序。去年，格林又創造了NationBuilder,它是一個可以為政治運動和社區組織提供數字工具的軟體平台。比起使用，格林更擅長開啟事物，他最終還是離開了這兩個公司的領導層，第二個是在今年二月。（格林說他的離開完全是自願的。）自始至終，他都試著讓他的前室友對政治感興趣，但很長一段時間扎克伯格只對自己的公司感興趣。

「技術人員說起為什麼創建他們的公司時，都傾向於講改變世界，」格林說。「我認為這是真的。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是完全與政治分離的。部分是因為政治的工作原理和技術的工作原理大相徑庭。」政治是事務性的、不透明的，建立在階層和握手上。技術是經驗主義的，並常常通過數據變得清晰明了。格林如是說道。

2010年，就在電影《社交網路》上映之前——這部電影形象地描繪了臉書的起源，扎克伯格宣布為紐瓦克市公立學校系統捐助一億美元，這是他第一次明確地進軍慈善事業。這筆錢打算在教育官僚機構里激勵起一些改革。格林指出扎克伯格花這麼多錢也只是改變一個中等城市學區的規則，他本可以把那些錢投入政治，會更加有效。

我最近見了馬克.安德森，他是矽谷一個最強分風投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安德森.霍洛維茨。他的辦公室在門羅帕克沙丘路上，在同類公司中他就像個田園式的貧民區。辦公室明顯受《廣告狂人》里裝飾的影響：繪畫是由羅伯特.勞森伯格和其他幾個六十年代的藝術家完成，餐具柜上擺著幾瓶昂貴的威士忌。他的桌上擺著台唱片機，就像電視劇前三季里皮特.坎貝爾所裝飾的辦公室一樣。安德森來自威斯康星洲，是一個高大的，固執的人，說話直率、迅速。他告訴我2008年他很支持奧巴馬，不過後來又換成了米特.羅姆尼，羅姆尼是一名優秀的州長。

（圖為馬克.安德森）

安德森告訴我各階段工業對政治參與的態度。首先，在七十、八十年代比較普遍的是：「別管我。讓我們做自己的事情。」T.J.羅傑斯，柏樹半導體公司的創始人對所有人說誰參與政治誰就是犯了個大錯誤。矽谷中的自由主義者忽略了聯邦政府提供研究費用的重要作用。安德森說，「很有可能某些人會出現在這裡——一個二十四歲的工程師，在創建公司和產品上極具技術水平——並且之前並沒有在政治、社會問題和歷史上曝光過。當政府出現時，就是個壞消息了。他們走了，"哦，上帝啊，政府是個惡魔，我以前不明白這會有多麼的糟糕，我們必須和他戰鬥。』」

安德森自己曾經就是這個類型的。1993年，當時他只有21歲，他協助開發了Mosaic——第一個流行開的瀏覽器。之後，他聯合創辦的美國網景公司（Netscape）推出了航海家瀏覽器，但政府堅信它的的加密會因國外銷售而減弱，由此導致恐怖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不能用網景公司的密碼術。但是那個密碼強大到連美國情報機關都無法破解。這就需要公司為出口重新創造一款不同的產品。本.霍洛維茨，安德森的合伙人，他經營著網景公司的銷售部門，說：「很難去描述這是何等的痛苦，我們完全驚呆了。」隨後，其他的技術引領者被告知恐怖分子行動的分類概要，他和安德森意識到聯邦政府工作人員是對的。「也許他們沒有完全理解所有事情的含義，」霍洛維茨說「但我們也沒有理解他們的工作。」最終，工業辯論獲勝，政府不想外國競爭者搶了美國的生意，於是撤回了請求。

安德森解釋說，在過去的大約五十年，矽谷袖手旁觀的態度有所改變，因為行業越來越壯大，它的活動和管理有所衝突。技術引領者開始意識到有時候華盛頓對他們很有用。「山谷里一小部分高端人士會涉及政治，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這是無情地利己主義。」安德森說。起初令這些技術高管們興奮的事是優先認股權、補助金和稅收減免。「他們開始在華盛頓給山谷一個壞名聲——就是讓矽谷變成又一個特殊利益群體。」

在2011年初，扎克伯格，史蒂芬.喬布斯，和其他矽谷的顯要在伍德賽德與奧巴馬總統共進晚餐，那是在約翰.杜爾的家裡——一個風險投資人和民主黨人士。技術引領者的話題並不廣泛，而僅僅集中在寵物的問題上。思科公司的約翰.錢伯斯，一直在爭取可以再投資於美國的海外盈利的免稅期。根據沃爾特.艾薩克森寫的喬布斯的傳記，當錢伯斯正在遊說奧巴馬時，越過鱈魚和扁豆沙拉，扎克伯格對總統顧問瓦萊麗.賈勒特悄聲說道：「我們應該談些對國家而言重要的事，為什麼他僅僅是在說對自己有好處的事呢？」輪到喬布斯時，他要求為在美國獲得工程學位的外國學生增加H-1B簽證——這也是矽谷長期渴望的。奧巴馬告訴他這個問題只能在更廣泛的移民改革中處理，比如那些與父母非法越境的孩子也可以獲得合法地位。

奧巴馬對扎克伯格在宴會上的離開印象深刻，但卻對自己的行業深感失望，美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門沒有了更大的議程。

扎克伯格談起了他對格林的關心，格林說這個國家最大的挑戰就是配備更多的美國人去從信息時代獲益。隨著自動化帶來的眾多失業，更多的財富也只集中於少數展望遠方的人手中。矽谷在和未來競爭，但像格林在路易斯維爾會見的人卻愈發邊緣化。停止這樣的態勢需要專業知識、時代機遇和技術領導者們的資金。「我們怎樣做才能讓美國進入知識經濟呢？」格林問我：「我們又該怎樣為知識社群創造出一個聲音，是為了未來，而非一絲己利？如果我們組織出這樣一個群體，它肯定是政治中最具力量的聲音。」他忘我地丟棄了這個想法。「我想我們的自私都是對創造就業的廣泛興趣和經濟增長相結合的。」

今年年初，扎克伯格開始教一個班級創業學。每周一個下午，他給臉書總部附近住在貧民社區的中學生上課。他想要問問學生們的大學計劃。一個年輕人說他可能不上大學了，因為他和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從墨西哥非法移民到這個國家的。這個故事觸動了扎克伯格。在2010年共和黨人競選失敗以後，開始了全方位的移民改革——包括增加更多了H—1B護照，這在華盛頓似乎很有可能實現。對技術領導者成立組織而言，這也像是最有前途的問題——一個關於自身利益與廣泛興趣相結合的例子。

扎克伯格和格林開始建議矽谷的領導者們成立一個政治宣傳組：安德森、霍洛維茨、雷德.霍夫曼、雅虎的瑪麗莎.梅耶爾、谷歌的埃里克.斯密特和其他至少三打人。他們興趣盎然，好像就等待著類似的事情發生一樣。儘管安德森和霍洛維茨並沒有參加這個項目，但安德森認為它展現出了「工業的成熟」和更高水平的政治戰爭——「更深層、更長久，坦白說，更多的錢。」

霍夫曼認為移民改革會糾正錯誤，在各階層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從軟體工程師到乾洗工。他對扎克伯格說：「矽谷的正事兒是專註於高端的簽證，"剩下的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是的，」扎克伯格說。「但這還存在巨大的道德成分。我們也要追求它的一切。」

「哦，很好，」霍夫曼說：「我承認。」

今年年初，格林寫了大約十五頁的計劃——隨後給了《政客》，但比起移民問題，《政客》對挖掘矽谷的政治力量要做的更多。這篇文章的一部分里列出了「技術人員」能被組織成「最強有力的政治推動力之一」的幾個原因，包括「我們的聲音很有分量，因為我們在美國人中受到廣泛歡迎。」這個春天，創辦人們舉行了一次晚宴，並將個人命運抵押成錢，據傳聞，集體目標是五千五百萬美元。上個月的一個下午，格林在太平洋高地中朋友家屋頂的陽台上享受陽光，金門大橋和馬林山盡收眼底。他赤腳穿著牛仔褲和紅色T-恤衫，他的左腿支撐在一個裝飾性的石碗上並用支架固定著。（滑雪時他摔斷了腿。）一個名叫曼尼的年輕助手拿來了水和核桃。當格林在蘋果筆記本電腦前工作時，他的一頭捲髮隨海風飄動，他的電腦上裝飾著一張便簽，上面寫著「夢想即在此刻」。扎克伯格的專欄明早就要登上《華盛頓郵報》，宣布矽谷成立的名叫FWD.US小組信息。「我是這個組織的主席，」格林說：「我們會有真正的辦公室。」他找回了最初的熱情——政治組織。他寬大而粗線條的臉上突顯一個微笑：他已經花了十年時間設法說服扎克伯格這個事兒，最終他做到了。

加文.紐森在2004年到2010年擔任舊金山市長。他聞名全國，因為在2004年他使舊金山市的同性婚姻合法，不顧州內的禁令。當前他正遭受著成為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的侮辱，但州長傑瑞.布朗說他如果不是總統候選人，就會是繼任者。他很高大，有一口皓齒，令人生恨的英俊，並且常常自嘲（「我要找一個像我一樣的傢伙——膠凝的頭髮」），有著運動員的闊步，習慣叫其他男人「兄弟」。我們相見於一家洞穴似的私人會所，在濱水碼頭附近，它因"創始人巢穴』而聞名，因為它為挑選出的初創企業和「在項目中間經驗豐富的企業家」提供了"本壘』。紐森在那兒租了一張桌子——這是他在舊金山的辦公室，他也想被當做技術支持者的一份子。他在黑客們的桌前停下，這些人從筆記本電腦中抬頭看向他以示歡迎這位前任市長。

（圖為加文.紐森）

今年年初，紐森，這位商業書籍的狂熱讀者，出版了《Citizenbille:如何打造數字城市與政府改造》，大肆描寫宣傳比爾.柯林頓，科里.布克，邁克爾.布隆伯格，斯圖爾特.布蘭德，阿里安娜.赫芬頓和Yelp、克雷格列表（某網站）和SaleForce的創始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為這本書進行了採訪。「在私人部門和個人生活中，顯然，所有事情都在過去十年發生了極大改變，」紐森寫道。「但在政府上卻微乎其微...技術描繪了無關於政府的當今體系，所以，如今政府要轉向技術來修整自己。」這是書中通俗有啟示的主題。作為市長，紐森與塞吉.布林拉里.佩奇成為了朋友，他們是谷歌的創始人，發明了智能停車計時器 ，為了需要還用雲計算來收集城市裡流浪漢的人口數量。"流浪者聯合工程』，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努力，極大地提高了舊金山為流浪漢提供服務的能力——如果人們抱怨牙疼，志願者們會告訴他們去哪兒獲得免費的牙科治療。它被認為是紐森的成功，也已經被其他幾百個城市競相模仿。但曾和我談過話的幾個人也說紐森在政府部門用科技產品時會表現得很浮躁、分心。2008年，紐森並沒有給一群現場聽眾進行市情演講，取而代之地，他在YouTube上傳了七個半小時的演講，在被人嘲笑後，他放棄了這種實踐。

從那以後，對於什麼困擾著政府的解答，紐森更是變成了科技的信仰者。「Citizenville」呈現的是通過類推而得的思考，作為政府在網路時代里概念和口號的引導，它在根本上是有用的，網路時代當前也正在學術會議、政治演講和TEDTalks中流通著。（「Gov2.0」這個詞是由技術公關蒂姆.奧賴利創造，他還創造了更早的詞「Web2.0」）。科技也打破了階層。數據授權給人們。政府不是一個官僚執行任務的自動販賣機，而是一個平台——像臉書、推特和iPhone一樣——在這裡公民可以創建自己的應用和與他人的相互作用，提出他們自己的方案。

「我們與人們在他們的所在之處相見，」紐森說。「他們現在正在玩遊戲，花時間上社交網站。」網路遊戲將人們吸引到集體競爭中，像虛擬農場——它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可以當做市民改進的模範，它通過徵集政府官員和市民競爭去解決像坑洞一樣的城市問題，然後給勝利者頒發獎金。為什麼不能通過布朗克斯、布魯克林和華盛頓特區它們之間的相互對抗競爭，用「遊戲化」的方式改善服務呢？大眾外包（Crowdsourcing）和àlaKickstarter指出了一個辦法，從有興趣的市民那裡籌集公共工程的資金。紐森寫道：「通過政府的Yelp,你能在城市服務之間創造出怎樣的競爭呢？接著就要靠我們去進行了。」

去年，格林合作創建了Lyfy,一個「拼車」公司，在舊金山和其他城市都有服務項目。它的座右銘是「做你有車的朋友。」通過一個手機應用，顧客可以呼叫一位經Lyft批准的普通市民，這位市民可以在日常的上班路上順便載你一程。該車要有明顯的帶絨毛的粉色鬍子貼在前窗上。「你做在前車位上，司機給你一個頂拳，」格林解釋說：「這是一種對等關係，而不是服務關係。」顧客會付一個建議價，一般是到格林公司金額的百分之二十。目前為止，Lyft已登記了幾百個司機，格林希望像Lyft這樣的眾包交通系統可以從根本上取代目前的這個，也許會有谷歌那樣一隊的無人駕駛車，然而它就意味著沒有頂拳了。

舊金山正在變成一個沒有中產階級的城市。裝著極度貧窮的地區像菲爾莫和田德隆區，也在普遍急劇增長的房價中被孤立。黑人人口在競選中的縮減超過百分之十，1970年要比現在還少百分之十，這還不夠填滿巨人隊在AT&T公園比賽的四萬個觀眾席呢。加州拉丁人口的增長要比其他地方慢得多。出租房控制和其他城市傳統自由主義的措施都在制約那些大批舊金山裡不在技術部門工作的人員離開，但是聽到工人家庭擠到了南部，到了灣景區或達利市，或是穿過了大橋，到了東海灣，這樣的故事並不奇怪。

（舊金山金門大橋）

克里斯蒂娜.奧拉格，城市監事會的前任會員，帶我參觀了教會區的幾個地方，她在這邊公益地為低收入者準備可行的就業。教會區曾經是拉丁美洲的一個鄰居，現在已受到技術工作者的極度歡迎。我們在瓦倫西亞大街一個叫做四桶咖啡的咖啡館見面，這裡提供單一起源和手烤工藝的咖啡。奧拉格已五十歲，是墨西哥農民的女兒，曾經在一個叫MissionAnti-DisplacementCoalition的當地組織中非常活躍。「這是一個我過去常常抗議的地方，」她對我說道，朝四周看了看玩蘋果的年輕熱，「但現在我在這裡，四處閑逛，花一個半小時等一杯咖啡。」她現在與新人們的溝通有些麻煩。「人們似乎更加自戀了，某種程度上說也可能是更加個人主義了，少了同情心，」她繼續說道。「他們著實沉溺於iPad或手機中。他們交流的更多了，但和真正存在於周圍的人交流得卻更少了。」她更多地抱怨著科技公司對疾苦的漠不關心，他們事業的成功使許多幾十年來舊金山一部分的構築者施加的痛苦。「每個人都是謹慎的，我想。許多在技術部門的人感覺被評判了——因為他們確實如此。」 (文章已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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