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靈水秀，人文越西（一）——獨一無二的文昌故里旅遊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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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靈水秀，人文越西（一）——獨一無二的文昌故里旅遊大品牌

作者:曲木拉哈發布時間:2011-03-13 原出處:彝族人網

　　「北有孔子，南有文昌」。與聖人孔子齊名的文昌帝君張亞子，就出生在越西中所蘆林溝。這從很多史書文獻典籍中能得到證實。據《越西廳志》載：「張亞子晉太康八年，七十一化降生在中所盧林溝張老夫婦家中，後勤學苦練，羽化成神」。《文昌化書》、《清河內傳》、《文昌本傳》記載，張亞子原籍越西，生於晉太康八年（287年）二月初三，後徒居梓潼，在七曲山修道勸善數十年，直至終生。因此梓潼成了越西藉善士張亞子的第二故鄉。作為全國認同的文昌文化發祥地的梓潼，也始終認可文昌帝君張亞子出生於越西，梓潼文昌祖庭七曲山大廟的文昌正殿大門上的第一幅楹聯「越西溯淵源，俯化身文經武緯；權衡隆甲第，操玉尺桂籍纓櫥」就是很好的例證。《明志·禮四》、《環宇記》、《咸豐梓潼縣誌》等都有文字敘述：「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西人，因報母仇，徙居是山，屢若神異。」此外，《中國一百神仙圖》記載：西晉時為越嶲（即今越西縣）張氏，七十一歲在石穴中悟道，化身改形去咸陽見後秦建立者姚萇，隨姚萇到了四川，幫助姚萇建國，屢立奇功，受世人愛戴。姚萇後來為張亞子在四川梓潼立祠，稱為張相公廟。

　　《道教大辭典》也載明文昌帝君就是越嶲人。該書載：梓潼神原是四川地方的守護神，名張亞子（或「惡子」），傳說他祖居越嶲，因避母仇，遷至梓潼，曾仕晉為將，臨陣戰死，蜀人為之立祠祭祀。唐朝時屢次顯靈，被唐玄宗封為「左丞相」，被唐僖宗封為「濟世王」。宋代重視科舉取士，各地祈禱神靈，保佑功名利祿，因張亞子傳說是文曲星，主桂籍，文人士子拜文昌之風蔚然成習。

　　在越西民間，有關文昌帝君的傳說更是不計其數，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佐證了越西確實是文昌帝君的出生地。其中傳說最廣的是文昌帝君常騎一「驢特」（文昌的坐騎，傳說生得「四不像」）往來四方，講學雲遊。越西金馬山上曾留有勝跡「紫府飛霞洞」、「上馬石」等。上馬石上鐫刻有「文昌勝跡」四字。另刻字「泉涌月明」，相傳為帝君親書。又有鐫字於帝君賞憩處：「金闕化身」。還有一個傳說，文昌帝君張亞子是由蛇轉化為人的，西晉時投身在越西零關古道金馬山下一戶姓張的人家。其母被惡霸地主誣陷偷了他家的糧食而被拘押。為了救母，張亞子借邛海水作雨，水淹貪官，卻把整個邛城給淹沒了。因淹沒了許多無辜的人，張亞子被罰為邛池龍，並深困熱沙中，被海中小蟲叮咬嚙嚼，痛苦不堪，後遇文殊菩薩點化，皈依正道，才得解脫。

　　很多專家學者經過考證，都認為越西就是文昌帝君的故里。四川大學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道教與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欽和張澤洪教授專門撰寫了《文昌帝君張亞子出生於越西縣確有歷史文獻依據》一文，文中通過對大量史書典籍和傳說的考證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張亞子出生於越嶲說，在各種傳說中最有根據和影響力。」在文中，兩位權威性的教授還特意指出：「文昌帝君信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作為文昌故里，越西有保存弘揚文昌文化的神聖職責。文昌帝君信仰具有凝聚中華民族的宗教功能，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越西利用張亞子出生地的人文資源，經過合理布局開發和精心打造，有可能建設成當代文昌文化的中心，從而推動越西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傳說張亞子修行成仙后，被封為文昌帝君，是道教的主要神仙之一。「文昌」本為星官名稱，屬紫微垣，包含六星，又稱文曲星。《天官書》記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官：一曰上府、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佛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歷代神仙通鑒》稱文昌帝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十八地獄輪迴。」足見文昌帝君仙位之尊。歷史上，文人士子，儒、釋、道三家都十分崇拜張亞子，還借文昌帝君之名，書寫了大量著述，據不完全統計多達百餘種，這些經語中許多是勸善勉學的詩章。文昌文化影響廣泛，全國及東南亞地區所建的文昌宮、殿、廟、塔、閣、樓數以千計。2005年，越西縣政協組織整理出版了《文昌聖跡》一書，書中記載了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中國30多個省市地區的300座文昌廟、祠、閣、殿、宮、樓等一系列紀念性標誌，說明文昌不僅是越西之神，更是中華之神；不僅越西人民崇拜文昌，而且整個中華民族也敬仰文昌。這說明文昌文化在中國影響之大，影響之深。難怪中國有「北孔子，南文昌」之稱（其實孔子僅僅為聖人，而文昌早已被敬為大神）。文昌與孔子都屬中國聖人，文昌文化和孔子文化皆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人們推崇文昌文化，必然有其價值導向和積極的歷史意義。那麼，文昌文化的內核是什麼？歷朝歷代都對張亞子十分尊崇，形成了以「忠孝益民」為主題的內容十分豐富的中華文昌文化。文昌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大集成，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典範。文昌文化依託於文昌帝君張亞子，演繹了他由人到神，勸善勸孝、勸學勸養生的精神，傳承了以「利物利人、修善修福、為國救民」的人生理想追求，強調「忠主孝親，敬兄信友，不徇私忘公」；主張「扶持斯文」、「耕讀家風」、「以長文儒」，又宣揚可以入士的說教。其脫胎於道教文化，富有儒家特色，融有佛教意蘊。自成一體，獨樹一幟，具有宗教性、儒學性、崇文性和世俗性。史書記載：文昌一生「勸人好學」，倡導「助弱助貧」、「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追求「行善積德」，主張「百事孝為先」，樹立「仁愛仁厚」思想。可貴之處，還在於他不僅自我要求，躬身踐行，而且把他的追求作為一種偉大信念和一項神聖事業向人們傳播與推廣，堅守與執著，令人敬佩，感動上蒼。文昌文化順應人們心理，順應社會需求，順應歷史潮流，就連建立和諧社會的今天，這些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因為如此，文昌文化才不會因時光的推移而黯淡，相反更彰顯出它蓬勃的生命力，綻放出它獨特而耀眼的價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