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風」「雅」「頌」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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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風」「雅」「頌」及其它

「風」「雅」「頌」是《詩經》的三個組成部分，亦即是《詩經》的體制。孔穎達所謂「風雅頌者，詩經之異體」。（見《毛詩正義》）甚是。這體制的區分，可能在孔子以前已是如此。《史記·五太伯世家》記吳季扎聘魯觀樂，已有風雅頌之名。謂歌邶鄘衛（指邶鄘衛三國之風）曰：是其衛風乎？他所觀十五國風的次第，與現存《詩經》次第大同小異。①又謂「歌小雅，歌大雅，歌頌」云云。雅頌次第則與現存《詩經》完全相同。吳季札聘問魯國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二年），時孔子才九歲。可知風雅頌的組成當在孔子以前。孔子在《論語》中曾提到《周南》、《召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乎，」又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周南》《召南》屬「國風」。「雅頌各得其所」，意謂把雅頌整理了一番，使它各各歸類。足證在孔子時，詩三百篇早已有「風」「雅」「頌」的區分。

《詩大序》說風雅頌云：「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就「風」「雅」「頌」的體制來作概括說明。孔穎達註疏更復加以申述：「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遍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宋代學者對風雅頌又有進一步的說明。鄭樵云：「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賊隸婦人女子所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詞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見《六經奧論》）朱熹云：「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庄，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方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見《詩集傳序》）鄭樵、朱熹對風雅頌的看法雖比詩序孔疏細緻深刻，但他們總認為國風不及雅頌。朱熹謂雅（主要當指大雅）頌「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則更為迂腐之見。恰恰相反，國風比之雅頌有價值得多。無論就現實內容和藝術成就來看，風的價值遠遠超過了雅（亦指大雅而言）頌以上。

詩和聲樂有密切關係。但風雅頌體制的形成，主要是被詩歌的內容所決定，而不是完全出於聲樂。上面提到過，孔子說「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一方面說明風雅頌的體制只定於孔子以前；另一方面說明孔子曾用聲樂來對雅頌做了整理。應該知道，先有風雅頌等作品，然後有聲樂；反過來，有了聲樂然後使風雅頌的體制更臻完備。這個問題毛、鄭諸儒都不大注意。孔穎達曾這樣提到：「詩體既異，音樂亦殊。」朱熹對這問題就有較詳細的說明。他說：「詩者樂之章也」。「風雅頌者，乃是樂章之腔調也。（見《詩集傳序》）這說明了風雅頌是和音樂緊緊結合著的。他又說：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見《詩集傳序》）這裡說得更明白，先有詩然後配以音樂。司馬遷謂：「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見《史記·孔子世家》）亦說明了先有詩然後有聲樂。由於風雅頌的體制不同，也就使風雅頌的腔調有了差別。詩和聲樂的關係必不像後世的填詞作曲，以文字來遷就音律。

過去學者論風雅頌，往往惑於「六義」、「四始」之說，纏夾不清。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詩大序》始有「六義」之說。即：「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賦比興和風雅頌相淆雜，這是漢儒的陋說。風雅頌是詩的體制分類，賦比興是詩的創作方法，不能混為一談。《周禮·春官》：「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詩即六義。此為《大序》所本。但《周禮》這部書當出於戰國時代，是偽書，所說「六詩」更難憑信。孔穎達《毛詩註疏》對「六義」是這樣解釋的：「賦比興詩之所用。風雅頌之成形。以彼三事成此三事。」

「彼三事指賦比興，此三事指風雅頌。他說賦比興詩之所用，風雅頌詩之成形，這並沒有錯。但「六義」的次序是一風二賦三比四興五雅六頌，分明把詩的所用和詩的成形都攪亂了，簡直是不成其為「義。」朱熹對「六義」之說也很感興趣。他謂「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見《朱子語錄》），他在《楚詞集注》里也很稱「六義」：「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這可見朱熹仍未脫漢儒陋說的窠臼。正由於朱熹惑於漢儒「六義」的陋說，所以他的《詩集傳》也沿用了賦比興來說詩。甚至也用賦比興來說《楚詞離騷》，這一點清人方玉潤曾經提出了批評：「賦比興三者，作詩之法，斷不可少。然非執定某章為興，某章為比，某章為賦。更可笑者，賦而興、興而比之類，如同小兒學語，句句強為分解也。夫作詩必有興會，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則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謂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題及文勢為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體，可心分晰言之也。」（見《詩經原始·凡例》）

方氏這幾句話很中肯。《毛傳》說詩還只是用「興」，不曾有「比」或「賦」。而《朱傳》則以賦比興分解每章，皆不必要。例如《關雎》第一章，《毛傳》說是「興」，《朱傳》亦說是「興」。其實這章不但是興，亦兼有比和賦之義。前二句用「關關雎鳩」起興，以鳥的和鳴來譬喻男女結合的和樂，（關雎是婚禮樂歌），正如後世婚聯「紫燕賡歌玳瑁梁」，顯然也含有比義。「窈窕」二句稱說新娘是新郎的佳偶，那就分明是賦了。（直陳其事曰賦）總之，用賦比興呆板地來說詩，終難免於「固哉高叟」之識。

「四始」之說亦始於漢儒。司馬遷《史記》及《詩大序》均有「四始」的說法。但他們新說的「四始」卻完全不同。司馬遷說：「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見《史記·孔子世家》）而《詩大序》則這樣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玄《毛詩箋》對「四始」僅僅解釋了「始」字：「始者王道興廢之由」，未說明「四始」究竟是指什麼。孔穎達《毛詩註疏》引鄭玄答張逸謂：「四始」的曰即指風，大小雅和頌而言。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亦謂「風雅頌四者即是始，非更有為風雅頌之始者。」若依《詩大序》文義來看，固然是如此。但今文家皆採用《史記》說並加以推演，以為「四始」都始於文王，因把《關雎》《鹿鳴》亦附會為文王之詩。魏源、皮錫瑞們都說「四始」是孔子所定，（見魏源《訪古微、四始義例》）及皮錫瑞《經學通論、論四始》更難憑信。至於孔穎達註疏引《詩緯汛歷樞》之說以金木水火當「四始」，②魏源謂「四始」即正始（正始見《詩大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正始即正變（正變亦見《詩大序》，即正風變風）。愈說愈糊塗。說詩至此，誠如韓昌黎所謂「斷潢絕港」，更無是處。

「六義」「四始」之外，還有「變風」「變雅」的問題。變風變雅說亦始見於《詩大序》：「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說變風變雅出於衰世，這話是對的。不過後儒對變風變雅的看法就很多臆斷。鄭玄認為自周懿王至陳靈公時的作品為變風變雅。陸德明則認為風自「邶」至「豳」十三國風（一百三十五篇）皆為變風；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皆為變風；大雅自《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見《經典釋文》）鄭樵不相信變風變雅之說。他提出了辯駁：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指孔子）而出於序（指詩大序）未可信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變風乎？《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見《六經奧論》）

朱熹亦嘗懷疑正變之說，以為經無明文可考。但是他的《詩集傳序》卻採用了正變之說：「自邶而下（指邶風），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

詩三百篇所表露出來的思想情感確有歡樂與哀愁和平與激楚的不同，這也正是三百篇的作者新生活著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現實的具體反映。說詩有變風變雅未嘗不對，但不能象鄭玄、陸德明們那樣刻板的劃分。朱子謂邶而下始有變風，雖較鄭陸二氏所說稍為圓融，但既謂邶而下有變，那末二南（指周南、召南）顯然是正風，這就值得商榷了。二南不一定就是正風。例如周南的《卷耳》，是歸人懷念征夫之詞，與衛風《伯兮》同一主題。「我姑酌彼金罍,，雖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即所謂借酒繞愁之意。這和《伯兮》的「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所表現的思想情感很相類似。若說《伯兮》屬於變風，那麼《卷耳》也就應當屬於變風了。（《奴墳》）亦有怨語，方玉潤謂「為正風之變。」又如召南的《野有死麕》是一首男女戀歌，由於男女追求過於迫急，不免舉動粗率，故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之語。這和鄭風《將仲子》的「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的心情表白也沒有多大不同。《將仲子》當然是變風了，那麼《野有死麕》就沒有理由說它不是變風。

大抵漢儒宋儒說詩，往往犯了執一不通的毛病。這在變風變雅的問題上也明顯地表現出來。就是清代的詩經學專家們，也不免承訛踵陋。至如姚際恆的反對正變，謂「風天正變，雅亦無正變。」（見《詩經通論》）那又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化了。我們並非不可以用正變來說詩，但是必須知道，正中也有變，變中也有正。因為三百篇的收集不在一時一地，編輯成書也不是出於一人之手，詩歌時代的先後原多錯亂。要搞清楚正變的問題實在不大容易。這還須要我們讀者慎思而闕疑。孟子論讀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以意逆志」，就是要把讀者去推求詩人作詩的本指。這很重要。本指既得，正變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若拘拘於正變是分，那將是徒勞而無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