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問題

□ 王雲芳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是誰？到底是誰建構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誰在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研究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當然不能缺少主語和主體性，即其關涉的主體。一、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及其研究價值當前關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研究中，大多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自身作為主體進行研究，探究家園本身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等等。而事實上，從「家園」的哲學本原而言，它一般是作為被建構的客體而存在，與家園客體相對應的是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問題研究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和意義。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一個意義深遠的研究課題，其自身是一個立體的、多元的、動態的，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通過國家、政黨、政府、民族和社會建構而形成的價值系統。在這個規模龐大的價值系統中，包含多個層面的民族文化脈絡，是各民族精神氣質、價值取向的最大公約數。這意味著，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在達到完全意義上的、具有通約性文明和精神歸屬港灣之前，其建構過程必然是一個若干具有主體意識的建設主體、參與主體乃至影響主體進行主觀選擇、建構的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主體之間的文化和價值取向間發生相互交流、碰撞、磨合，最終整合為一體。基於此，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價值歸宿，在研究方法上更提倡多元的研究範式。從主體性的研究範式出發，就不能忽視其客觀存在的、層次複雜的、獨立的、自覺的單一或多元的主體。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分層：顯性主體和隱形主體從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主體意識視角出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包括其建設主體、參與主體、影響主體等等。這些主體在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過程中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依據主體的不同特質，可將其分為顯性主體和隱形主體兩個層面。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顯性主體有兩個層次：一方面包括共有精神家園的設計主體、建設主體，如國家、政黨、政府等。例如，黨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頂層設計。另一方面包括56個民族和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構成主體。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整體，56個民族的人民都在其中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隱性主體主要包括中華民族之外的其他國家和民族，他們在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過程中並不在場，但事實卻構成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影響主體。家園的產生必然存在自我-他者，內部主體和外部主體的區分。費孝通曾經說過：「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共有精神家園的產生和建設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正是在與美利堅民族、大和民族等外部民族的相互交流、合作和衝突中不斷強化「自家人」、「家園」的認同，家園認同和家園意識才得以不斷統一和建構，從自在走向自覺。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過程：自生長、主觀建構和主體間性釐清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層次後，需要探究共有精神家園是如何在不同主體的影響下逐漸建構而成的。從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性視角出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可以解析為3個過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是一個微觀意義上的共同文化、價值和精神生活的自生長過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是一個國家、政府主觀建構的，從單一民族家園構建到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建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主體過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是一個中華民族及其若干內部主體的「自我認同性」與外部主體的「他性」不斷交互的主體間性意義的主體過程。第一，自生長過程，即各民族主體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影響下從自在自發走向自覺的自由生長過程。這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價值和文化逐漸成型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斥著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向心力與離心力，也充斥著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對各民族的凝聚力，還充斥著各民族精神氣質、價值取向之間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正是在多種力矩的不斷整合過程中，各民族的個性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共性才不斷彰顯，也不斷塑造。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其共有的精神氣質是在幾千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此過程中，不論國家政權如何更替，不論世界風雲如何變幻，中華民族共有精神氣質並不關涉他物的在場或不在場，是客觀存在的精神氣質。如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精神》就深刻揭示了這一共有精神氣質。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自發的民族實體，其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及民族多樣性的存在並不是人們主觀設計的結果，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被客觀必然過程所支配而形成的。其結果並不能被人們所預見，各民族極具個性的精神氣質以及中華民族具有共性的共有精神氣質的形成是客觀實在性的過程。費孝通將這種具有客觀實在性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容為「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的多元統一體」。中華民族又是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在近代中國和西方各國的戰爭對抗過程中逐漸形成。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中華各民族不斷自我發現、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我塑造和自我解放，各民族和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和個性得以彰顯；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共性也得以強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比較穩定的價值傳統得以保存和發揚。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當代，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自由生長過程不僅囊括了各民族和個人的自我認同、他者認同，還涵蓋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核心認同和多元認同。此外，各民族的主觀能動性不僅使各民族之間具有開放性，各民族與世界之間的開放性也逐漸加強，使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成為一個複數主體的開放精神領域。第二，主觀建構過程，即國家、政黨和政府等主體在某一時期的主觀設計引領下，使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體系逐漸完善，內容更加充實，各民族的家園意識逐漸強化。這是一個帶有強烈發明和設計色彩的家園意識主觀建構的主體過程。精神家園自古有之。作為中華民族文化中具有持續性和相對穩定性的價值體系，它是中華民族精神氣質和價值規範的反映。這種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秩序和精神歸宿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並不是現代人刻意設計、發明、制定和規划出來的。而當前所提出的「共有精神家園」在繼承傳統的「共有精神氣質」的核心價值基礎上，有著強烈的人為的、主觀建構的痕迹。當它被發明設計出來後，就需要持續不斷地人為建構、解釋和廣泛宣傳。而這種情形的出現與當前全球化時代的飛速發展密不可分。在全球化背景下，物質和精神、理想和現實、現代和傳統的區分愈加顯著，迫切需要人們體悟傳統精神家園的民族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的魅力，也需要人們堅守這個共同的精神家園。而由誰來引導並強化這一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呢？只能依靠國家、政黨、政府等顯性主體，他們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構過程中所發揮的領導性、建設性作用，正是時代所賦予他們的使命。第三，主體間性過程，即中華民族及其若干內部主體的「自我認同性」是在與外部主體的「他性」不斷交互過程中逐漸產生的，而外部主體的他性就是主體間性（最初提出的主體間性的是法國心理學家雅克·拉康，他認為主體是由其自身存在結構中的「他者」界定的，這種主體中的他性就是主體間性）。從此意義上而言，中華民族的共有價值和觀念就是在主體間不斷的社會互動和建構中產生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形成不僅是各民族在社會交往中通過互動所獲得的反饋不斷加以確認而逐漸修正而形成的主體間性結果，也是中華民族與外部主體之間通過預設想像與假定，相互磨合和互動，最終修正自我認知而形成的主體間性結果。例如，作為外部主體的隱形主體，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在某種程度上與中華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塑造。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不僅是一個複數的開放過程，也是一個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設計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會與外部主體的文化、精神和價值有所交叉、有所交流、有所兼容。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有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的形成具有哲學意義上的意義主體建構的意蘊。一方面，外部的不在場主體有可能直接影響中華民族的共有價值和觀念，成為參與建構的意義上的主體；另一方面，當中華民族的共有觀念被建構後，反過來可能重構各民族的觀念和價值體系，使各民族觀念和價值體系發生意義上的重塑。四、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主體性的反思基於主體性視角，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需要規避兩個發展陷阱。其一，當理想和現實、信念和功利、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鴻溝愈加加劇之時，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不能脫離微觀主體如民族、人民等，變成一種宏觀的、高高在上的、純粹的理想主義、與現實脫節的價值家園，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道德理想主義。同時，也不能屈從於利益和權力的要求，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變成完全功利式、全民動員式的、以精神為理由的群眾運動。因為共有精神家園的主體過程不僅具有主觀建構色彩，還具有自生長色彩，共有精神家園的微觀主體都不會自願接受其他民族，乃至國家政府的強行統治和安排。共有精神家園的構成前提是政治和法律體系上保障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在此基礎上才能在精神層面上獲得更多微觀主體的認同。其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需要避免揠苗助長，規避投射效應。投射效應指的是主體認為自身具有某種特性，他主體也一定會具有相同的特性，從而將自身具有的某種特性投射或強加到他主體身上。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各民族主體具有很強的自覺性色彩，在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構過程中，多元和一體必然長期存在，國家、政府等建設主體應充分尊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多元性，尊重共有精神家園的客觀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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