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

 

凈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

大師法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陝西*陽人。俗姓趙,後世佛門弟子都稱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

大師自由隨兄長讀儒家經書,常常以實踐和光大儒學為己任。曾仿照韓愈、歐陽詢,做駁斥佛教的文章。後來一病好幾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錯誤,因而洗心革面,頓改前非。21歲那年,出世機緣成熟,大師就投奔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依道純和尚剃髮。這年正是清朝光緒7年辛巳歲。第二年,大師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出生6個月即患眼病,幾近失明,後雖病癒,而目力已大受損傷,眼睛稍稍發紅,就不能看書。受具足戒時,以內大師文章書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書寫事宜,都由大師勞作。因寫字過多,雙目紅如血灌。幸虧大師在湖北蓮花寺當知客,在曬經的時候,讀過一本殘缺不全的《龍舒凈土文》,從而知道念佛往生凈土法門,是即生了生脫死的要道,。因為這次眼病,大師更醒悟身體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時間就專念佛號。夜裡比爾呢睡下後,大師悄悄坐起念佛。寫字時,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是奮力帶病書寫,仍然能夠勉強支持。等到全部寫完之後,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師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大師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凈土指歸,正是從此開始。

大師修凈土,愈久愈堅定。聽說紅螺山資福寺是專修凈土道場,大師便於26歲(光緒12年丙戌歲)辭別師父,獨自前往。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凈土宗第十二祖徹悟祖師光明雨露,大師的凈業大有長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假朝禮五台山後,仍回到資福寺,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事。3年之內,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讀大乘經典,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於凈土徑路修行法門,達到理事無礙的境界。30歲(光緒16年庚寅歲),大師到北京龍泉寺為行堂。31歲(光緒17年辛卯歲),大師住於圓廣寺。2年後(光緒19年癸巳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大藏經》,檢點、彙集、統計、整理,事務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師辦事精密謹慎,而向化聞和尚推薦。化老在接觸中,感到大師道行高遠超異,在南歸的時候,特請大師相伴共行,並從此請其住單于法雨寺藏經樓。寺中大眾件大事勵志精修,都深感欽佩,而大師從不自滿自足。

光緒23年丁酉歲夏天,寺中大眾一再堅請大師講經說法,大師再三推辭不掉,便為講了一座《阿彌陀經便蒙鈔》。講完,大師就在珠寶殿側,閉關兩次共6年,從此學理行願倍加精進,出關後,了余和尚與真達師等,特為大師建造一走蓮蓬,以為供養,大師與諦閑老法師曾先後再次居住。過了不久,大眾仍然迎接大師歸住法雨寺。44歲(光緒30年甲辰歲)那年,因為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又請大師一同入京幫辦一切事務。事情結束後,大師仍然南歸,住於法雨寺藏經樓。大師出家30餘年,直到清朝終結,始終收斂鋒芒,隱藏不露,不喜歡與人往來,也不願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晝夜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早日證入念佛三昧。

然而宮中擊鼓扣鍾,宮外又怎能不聞;道德厚實、光明四射,終究是不能掩蓋住的。民國元年,大師52歲,高鶴年居士自作主張,將大師的幾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當時人們雖然不知道這是誰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發讀者的善根。到民國6年(大師57歲),徐薇如居士得到大師的3篇書信,即印刷發行,題名為《印光法師信稿》。民國7年(大師58對),徐居士搜求到大師的文稿20餘篇,在北京印行,題名為《印光法師文鈔》。民國8年(大師59歲),他又搜求到大師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續編,並與初編合為一書。民國9年、10年,兩年時間內,繼續增集大師的文稿,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鉛印發行,在揚州藏經院木刻出版。民國11---15年間,不斷增加擴大,又在中華書局印行,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文章是大道的載體,大師的文鈔流通於海內,也就是大師的道德法雨滂湃於天下。如《凈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都是句句見真諦,字字歸凈土,上合佛陀經旨,下逗眾生根機,發揮禪凈的奧妙,抉擇二者的難易,多有發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處。

徐蔚如居士為《文鈔》作跋說:「大法的高山被時光夷為平地,這種現象到今天已是最嚴重的了,真沒想到當世尚有具備正知正見,如印光法師這樣的高人。常說要續佛慧命,這就是啊。」又說:「法師的文章,沒有一句無來歷,深入淺出,微妙而契合當代眾生的機宜,卻是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藥。法師可說是善於認識選擇佛法津要,並竭誠奉獻滿腔熱忱,為眾生作依靠。」所以當時徐居士特地帶著《文鈔》,奉陪母親,親身前往普陀,竭誠禮敬大師,懇求攝受,准予母子二人歸依座下。然而大師仍然堅持不許,只是指點他們,往寧波觀宗寺,在諦閑法師座下歸依。民國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懇求,堅請務必收為弟子。大師觀察時機,依理難以退卻,就為他們各起法名。這是大師為人授歸依的開始,而其緣起實在是因為得《文鈔》的流通。

大師的文章,不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五倫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與凈業三福不相違背,必定法會得詳詳細細,而且文詞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現了洛陽紙貴,人人爭相請讀的局面。由於此書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入大師門下的善男信女們,也日益增多。有的遠涉大海、近攀高山,請求攝受;有的書來信往,求賜法名。20餘年時間,在大師座下歸依的弟子,實在是難以數計。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凈業,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難以計算出來。可見大師以文字般若攝化眾生,利益世間,真是不可思議啊!

大師雖然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勸人,都是念佛法門。大師的在家弟子,許多都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留學歐美。但大師從不與他們高談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勸他們專心念佛。這些弟子,聽從大師教誨,都能心受奉行,從沒有人敢輕視念佛法門而妄生疑義,這都是大師盛德感化的結果。

大師耳提面命,開導弟子,既立根於佛典經論,又出於大師自己親證所得,從不離因果妄談大道,也不說空話大話。對於那些應當說服的人,無論是禪門尊宿,儒家魁首、甚至達官顯貴,在批評呵斥時,大師毫不寬容,從不拐彎抹角。對於那些應當攝受的人,無論是後生小輩,農夫苦力、乃至卑賤僕婦,大師從不拒絕,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懷,普利上中下三根,於自己不存在順適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為依歸。

大師一生最喜歡自己勞作。弘一法師曾親見64歲的大師,一人獨居,事事親自操作,決無侍者等人幫助。直至80歲去世前,大師仍是自己掃地、擦桌子、擦油燈、洗衣服,如此勞作,為人表率。所以每當見到有人懶惰懈怠,大師多半要誡勸。

大師一生最珍惜福報,不敢浪費。衣食住等都極為簡單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國13年,弘一法師到普陀山,與大師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戶,從而有機會體察大師的生活行為。大師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師自己說,這樣的習慣已經30 多年了。飯後,以舌舔碗,舐凈後再用開水沖入,洗盪余汁,並以之漱口、咽下。怕的是輕棄、浪費了殘餘飯粒。午飯時,大師是飯一萬、大眾菜一碗。飯菜都吃乾淨,再以舌舐碗,並沖水喝下,與早飯一樣。大師要求自己是這樣,勸人也十分嚴厲。凡堅韌飯後有剩餘飯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報,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將剛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樣遭到大師的呵誡。

大師時時思念如今正當末法,世俗風氣越來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報應,就沒有辦法挽回頹喪的世風,矯正人心。人根這樣陋劣,善根這樣淺薄,假使不實行信願念佛法門,絕對不能了生死、出輪迴。所以不論貴者、賤者、賢者、愚者,也不論男女老幼,凡有請求法益的,大師必定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的實事實理,諄諄啟發,使人覺悟,從而立定為人處世的根基。接著,大師又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這一平坦寬廣大道,教誨人們切實奉行,從而踏上超凡入聖的快速能到的路徑。

大師儘管深通禪宗與教理,但從不談深奧玄妙的禪機。凡勸人的,都是一聽就懂、又能夠實際修行的道理。凡聽到大師勸化的,全都是當下受益。這也正是蓮池大師評價辯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處啊。」以內大師平實無奇,言行一致,怎樣說就怎樣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樂於親近大師,以致於叩關問道的人,多得數不過來。而大師從來都是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等等,從不掛心。民國11年(大師62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尹黃涵之,匯總大師道行,呈請當時大總統徐世昌,題制「徹悟圓明」匾額,*送於普陀,香華供養,成為一時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為大師高興,而大師卻置若罔聞。有人稽首請問,大師說:「空中樓閣,而自己實在是無此負的,慚愧尚且來不及,又有什麼值得榮耀的。」這在當今競相浮誇的年月,像大師這樣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瀾、作中流砥柱,無論修道人還是世俗人,都能從大師身上受益良多。

大師對待自己非常節儉,對待別人非常優厚。凡是善男信女供養的錢財,大師全部替他們廣種福田,用於印經流通善書經典,或是救濟飢貧。只是勸很輕重緩急,認真計劃,妥善支出。如民國15年,(大師66歲),長安被困。解圍以後,大師立即從印《文鈔》之款,急撥3000銀元,託人速速匯去以賑濟飢貧。凡聽到那個地方遭災告急,大師必定儘力提倡捐助,期望得到救援。民國24年(大師75歲),陝西大旱,在得到王幼農居士書信告急之後,大師立即取出存摺,讓人速速匯去銀元1000元。匯款以後,大師讓德森師查賬,僅剩下100多元了。而此時報國寺所有開支,全賴大師維持,大師卻毫不在意。民國25年(大師76歲),大師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請求說法時,聽說綏遠災情嚴重,即在法會上對眾人表明,以這次法會共計1000餘人歸依、求戒等敬資,合計2900銀元,盡數捐去。此外,大師又從準備印書的款項中,出資1000元,以為捐助首倡。等到從法會回來,眾人在蘇州車站上迎接大師,準備請大師上靈岩觀景。而大師卻急急忙忙先回報國寺,辦理完匯款等事宜,才與大眾結伴登山。大師倡導眾生,對於救濟災難,就像是自己受飢、自己溺水一樣地關心,很多事例大多於此相類似。

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大師參加,並制定寺規。繼而又由任心白居士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綗之、黃涵之等諸位大德居士,在這裡開辦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師的德望,令人相信仰慕,而得以成就。對於慈幼院教養貧家子弟,大師更是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大師勸募及大師自己捐助的,為數巨大。就是上海佛教會所辦的慈幼院,大師也儘力贊助。至於法施事宜,大師從一開始印送《安士全書》以來,以及創辦弘化社20多年所印各種善書經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餘幀,法化的弘大,同樣好比滂湃的大水,普澤中外。

綜觀大師的一言一行,無非是代佛宣化,以期能夠挽救世道人心,從而使賢才輩出,福佑國家,利益人民。而大師對待自己,飲食不過為了充饑,從不求美食。穿衣不過為了禦寒,從來是厭棄華麗。凡是供養大師珍美的衣服、飲食,不是推卻不受,就是轉施他人。但若是供養大師普通物品的,總是交到庫房,讓大眾共同享用。這雖是小事,也足以作為末世佛子令人自豪的模範。

大師維護法門,功德難以思議。其中最重要的,如那次歐洲戰爭時,政府有個移德國僑民進駐普陀寺的擬議,大師恐怕有礙大眾清修,特地致函陳錫周居士,轉託政界要人疏通,這件事方才作罷。民國11年(大師62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人,呈文省政府批准,借寺廟作學校。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急忙寄信給大師,請求挽回。大師即致函王幼農、魏梅蓀二位居士設法,並讓妙蓮和尚上下奔走,最終得到當局的明令保護。民國16年(大師67歲),政權變更,寺院財產處於毫無保障的狀態,所潛伏的大禍幾乎是滅教,而普陀又首當其衝。全靠大師捨命力爭,方才得以苟延殘喘。等到某君主持內政,又好幾次提出以廟產辦學校的擬議,以致於舉國上下出家在家信眾,全都驚慌失措。幸虧大師與諦閑老法師,在上海集結熱心護法的諸位居士計議,先疏通主持內政的某君,又派代表請願,廟產辦學的擬議才沒有實行。等到某君退位前,有頒布「驅僧奪產」的《條例》,想要逐步剝奪廟產,以達到滅除佛教的目的。幸虧《條例》剛一公布,某君就卸任了。繼任趙次隴部長接印後,大師特地致函,請他設法,從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後,大師又囑託焦易堂居士等人相互支持、極力斡旋,方才將《條例》修正,使僧侶們暫時得以安居。民國23年,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寺里有唐朝大將尉遲恭敬造的三尊佛像,而寺院卻被學校佔據。山西五台山碧山寺的廣濟茅篷也橫遭厄運。這兩件事都已告到法院,而當道執法之人,卻偏聽一面之辭,使這兩座寺院幾近於毀滅。兩處各得到大師的一封書函,審判結果忽然轉變。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的基礎。資福寺也因此保全,並日漸興旺。

民國24年(大師75歲),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有位廳長提議,用全國的寺產作為教育基金,將全國的寺廟改為學校。決議通過後,報呈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刊披露這一消息後,群情震驚。當時全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位法師,關、黃、屈等諸位居士,一同來到報國寺請示大師。大師以衛護佛教相勉勵,並開示挽回的辦法。返回上海後,大家就按照大師的指點,集眾開會,推舉代表,入京請願。仰仗大師慈悲智慧的光照,佛教之難得以解除。江西的廟產,自民國22—25年4年之內,發生如此大的風波3此,幾乎到了滅盡無餘的邊緣,雖是因為德森師多年力竭聲嘶地呼籲,也因為中國佛教會的多次設法,最終還是得到了大師慈悲的光明加被,感動諸位大護法,群力營救,每次都達到了美滿的結果,仍然予以保全,這是大師護教的幾件大事,其它的數不起來的小事,或者是一封信,或者是幾句話,就得以消除災難,解除禍胎,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真是不勝枚舉。不是大師崇高廣大的道德,上感龍天護衛,下得眾生信服,又怎能如此。

大師的無緣慈悲度化,也普及獄中及異類生靈。民國十一、二年,定海縣陶知事,請大師推薦講師,到獄中宣講佛法。大師推薦智德法師,並囑咐他宣講《安士全書》等,有關於因果報應和往生凈土的重要內容,使許多獄囚受到感化。後來上海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成立江蘇監獄感化會,特聘大師為名譽會長,其中講師鄧朴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名)。喬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師的入門弟子,講演要點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凈土等,也都是大師所開示。聽講之後,獄管、囚犯從此改過自新,一心向善,歸依凈土,吃素念佛的,就有很多人了。

對於那些異類生靈,大師也是這樣。民國19年(大師70歲)2月,大師從上海太平寺到江蘇報國寺,隨身攜帶的鋪蓋衣箱之中,臭蟲特別多,代代繁衍,以致於床席客廳窗口茶几之上,在夏季秋天,到處都是。一些弟子怕大師年老體弱,難以承受這樣的干擾,多次請求進房為大師收拾乾淨,卻遭到大師的嚴詞拒絕。大師說:「這都怪自己沒有道德。古代大德高僧,不耐臭蟲的干擾,就對臭蟲說,畜生,你到我這兒找差事,我要勒令你遷單。臭蟲就一個跟一個相繼而去。我修行不努力,沒有這樣的感應,還有什麼話說。」就這樣,大師泰然處之,毫不介意。民國22年(大師73歲),臭蟲忽然絕跡,而大師也不對任何人說。因時節臨近端午,德森師想到又該是臭蟲出沒的時候,就請問大師,大師回答說「沒有了」。德森師以為是大師老眼昏花,故而再三請求進大師房內檢查,誰知真的乾乾淨淨,了無蹤跡,這豈不是也為大師而遷單了嗎?

大師在閉關凈課之外,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頒賜給那些醫藥無救。束手無策的危重病人,往往見到奇效。一天,報國寺藏經樓發現了無數的白蟻,大師聽到後,讓大家持大悲水四面噴洒,白蟻就從此絕跡,這是民國27年夏天的事了。大師的法力、神通、感應,大多與此相類似。

大師天性不好為人師,不喜歡眷屬,所以沒有親手剃度出家弟子。然而渴仰大師,親近大師,不斷受到教誨,深得大師法益的在家清信男女,真是多的不可勝數。在出家法侶之中,大師除了與諦閑老法師為最相默契的蓮友外,長期親承大師攝受,飽餐大師髮乳,但仍然被大師以蓮友相待的,有了余和尚、了清和尚、真達和尚等。明確居於學生行列的,則有圓光師、康澤師、慧近師、明道師,還有妙蓮和尚,心凈和尚、蓮因師、明西師、妙真和尚、瞭然師、德森師,以及靈岩寺、報國寺的眾位僧人。這只是專指常久親近大師,屢次得到大師教導、提攜,暮雨大師恩德超過自己剃度恩師的僧人。若是隨時隨地請問法益,與大師通信請問大道,以及拜讀大師《文鈔》和大師印行流通各類書籍,而沐浴在大師法雨恩澤之中的,自然是數也數不清了。大師雖然不收徒弟,而中外真修實幹的出家在家佛子,實在是從心靈深處以大師為恩師的。

大師又發誓不作寺院之主。自從客居於法雨寺後,20餘年隱居精修,很少去別處。自民國7年,大師印《安士全書》以來,經常有法事到上海,苦於沒有安身之處。真達師於民國11年修造太平寺時,特地為大師蓋了一間凈室,大師從此到上海,就住在太平寺了。幾位力護法門的大居士,如南東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凈,嘉興范古農,上海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綗之等,有的請問個人修行事宜,有的諮詢社會慈善事宜,都不時前往太平寺,向大師請教。至於投寄書函的就更多了。可見太平寺這一蘭若道場,名傳於遠近,實在是因為有大師在啊。至民國17年(大師68歲),大師因為往來書信和禮敬請法之人太頻太多,人事太繁,急於想找個歸隱之地。真達師就和關綗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大居士商量。3位居士就將蘇州報國寺供養於大師,並讓弘傘師、明道師2人接管寺院,真達師用幾千元修葺了寺院。民國18年,大師在上海校印各書,很想早點結束手頭工作,歸居隱地。這時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人,在香港建築精舍,非要迎接大師歸隱於香港,而大師也已答應。真達師不得已,以江西、浙江佛地信眾特別多,再三勸請,終於依靠大師法緣所在,而於民國19年(大師70歲)2月,往居蘇州,從此掩關與報國寺。

靈岩原本是小寺,真達師請示於大師,擴建為十方專修凈土的道場。寺中所有規章,都秉承大師的意志而制定。不到三四年時間,因舊的佛堂僧屋狹小,容不下眾人念佛,所以改建一新。此時正逢大師歸隱報國寺,與靈岩寺一高一下近在咫尺,所以規劃建造多靠大師指導,從而日漸興旺。至今靈岩寺稱為我國凈宗第二道場,的確不是偶然的。

大師在閉關中,每天日課之餘,將普陀、五台、峨眉、九華四大佛教盛地的史志加以修訂編輯,同時不斷回復僧俗弟子的請法信函。而今四山史志早已出版流通,復函文章也有了文鈔繼續印行,大多是大師到報國寺以後所手著,真可謂是恆順眾生無憂疲厭啊。到民國26年(大師77歲)冬,因為時局所迫,報國寺實在不能再住了。不得已,大師順從妙真師等人的相請,移居靈岩寺。剛滿3年,誰知這個智積菩薩顯聖的靈岩聖剎,竟成為大師實現寂滅、回歸凈土之地了。

大師實現寂滅,事先已預知時至。民國29年春,大師在回復章緣凈居士的信中說:「我今年已80歲了,朝不保夕。」又說:「印是將死之人,怎能留這樣的規矩。」到了這年冬天10月27日,大師稍微示現小病。至28日午後1時,大師就召集寺中全體職事僧人及居士等,到關房會談。告訴大家說:「靈岩寺住持,不能長久空缺,應讓妙真擔任。」大家都表示同意。本來定於11月9日,為妙真升座上任的日子,大師說太遲了。眾人改為初四,大師還說遲。後來選在初一,大師才點頭同意。接著,大師對大眾開示靈岩寺歷史沿革達兩個多小時。

其後大師雖然精神漸弱,但仍與真達師等商議各類事務,坦然恰當一如平日,沒有絲毫病態。初三晚上,大師仍進食稀飯一小碗。飯後,對真達師等人說,凈土法門沒有什麼奇特的,但能懇切至誠,沒有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的。此後大師精神逐漸疲憊,體溫漸漸降低。初四凌晨一點半,大師從床上坐起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說完,就大聲念佛。2點15分,要水洗完手,站起身來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就移坐到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3點,妙真師到了,大師囑咐說:」你要維護道場,弘揚凈土,不要學大派頭。「說完,就不再言語,只是口唇微動念佛。延續到5點,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大師安詳地往生西方。

回想大師幾天來的一切安排,如急催妙真師上任住持等事,雖不明說是怎麼回事,但確實是預知時至的做法。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六根愉悅,正念分明,安詳捨去報身,如入禪定。回顧大師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種種瑞相,往生蓮台之品位,當然不是中品下品。

大師生於清朝咸豐11年辛酉歲12月12日辰時(上午7—9點),逝於民國29年庚辰歲11月初四日卯時(清晨5—7點),世壽80歲,僧臘60年。靈岩寺大師而中興盛旺,因為能讓大師實現往生凈土作為榜樣,其時節因緣,真是不可思議的啊!為紀念大師生西,妙真和尚等人決定,於第2年2月15佛涅槃,也正是大師生西百日之期,舉火荼毗,建塔安奉大師靈骨於靈岩寺本山石鼓的東南。

大師荼毗後的第二天傍晚,人們從骨灰中撿得五色舍利子100多顆,晶瑩圓徹,奕奕有光。另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牙齒舍利(32顆)等,共計1000多粒。在場的出家在家弟子,無不驚訝,嘆為稀有。無錫居士袁德常,撿得一些骨屑攜回供養到家之後,忽然看見骨屑中現出無數舍利,光耀奪目。

大師落葉歸根,往生凈土,他老人家證悟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博地凡夫,沒有他心通、天眼通,不能妄加評論,唯有捧讀累次出版的大師《文鈔》,即經大師親手流通的各類書籍,那提倡念佛,發揮佛陀妙道,自行化他,堅定懇切地修行,大有功於凈土,足以證明大師是凈土菩薩乘願再來!凡信願念佛,洞徹明了凈宗真正旨歸的人,都不會有別的擬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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