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戊戌百日維新前後的譚嗣同

戊戌變法的積极參与者譚嗣同，因變法失敗被清政府處以死刑，理所當然地被列為近代史上激情獻身改革的著名烈士。譚嗣同其實是個很複雜的歷史人物，不僅是名正言順的官二代，而且他的政治傾向和相關活動，更多地反映了社會上歷久不衰的傳統反清暗流，之後加入到戊戌變法的頂層改革中，不過是歷史機遇的巧合。

譚嗣同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公子,其父與張之洞在武漢「督撫同城」，而他們父子所屬的譚氏家族，早在明朝就獲得相當的顯赫地位，「以武功著望於有明, 二百餘年間, 位侯伯者九世十人」。這一深遠家族背景,對譚嗣同的政治態度和反清心結, 影響至深，即使進入到清朝末期，依然不衰，無可避免地體現在譚嗣同當年的著述和政治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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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湖南瀏陽四大家族之一的後裔和清朝高官子弟,譚嗣同一向生活無憂, 得以遍游天下, 潛心向學, 涉獵各類學識見解，包括新進的西學。作為官宦子弟，他循例盡了自己的義務，於十年之內連續參加了六次科舉考試, 均敗在貢院，不獲通過,由此萌生的逆反心理和對官府現狀的蔑視，絲毫不弱於遭遇相近的洪秀全和康有為。

但與那兩位歷史人物不同，譚嗣同不至於因為科場失敗就沉落在草莽階層之中，日後得以承父蔭，獲江蘇候補知府,也因父親的緣由，與張之洞接上關係。譚繼洵年已逾七十, 與張之洞相處還算融洽, 但張之洞總的來說對他是不滿意的, 因為在自己洋務項目開支巨大時, 實管地方事務和財政的巡撫譚繼洵，有時配合不力,限制經費，「自負而偏執, 論事多不恰愜, ...在鄂之多誤」。能夠接受新思維和從事大型洋務項目的張之洞，對譚公子的視野見識，反而不吝賞識，對譚嗣同在當地和外地的各種維新活動, 不予干涉, 放任自流。

譚繼洵本為老派書生, 可被列為守舊派, 比洋務派的張之洞更為保守, 更與維新派中堅的兒子譚嗣同格格不入。「知嗣同必以躁進賈禍,一月三致書, 促之歸省, 嗣同報父書, 言老夫昏耄, 不足與謀天下事」。譚嗣同日後北上參與朝政，譚繼洵為了不顯落後於他人, 又迫於光緒皇帝連番詔令相逼, 也開始作一些維新之議,但為時已晚, 之後受譚嗣同牽連反多。

譚嗣同的早期政治活動，在自己熟悉的湖南湖北地方。他曾經花時間深入學習過基督教義,與西方傳教士往來甚密, 以西教為源, 寫作建構維新大綱的《仁學》, 超出了梁啟超評價他的「佞西學太甚」的程度, 自謂「吾何暇計外洋之欺凌我、虔劉我哉?責己而已矣」。他所稱的西學, 其內容也大部分來自於眾多傳教士向他大力傳播的基督教教義。

譚嗣同在地方上的維新活動，無可避免地與西方人士有關，除了那些啟發他思考的傳教士們外，還直接把這些活動同西方外交官員扯上了關係，「推英國駐漢領事賈禮士充會首,結為湖南強學分會, 已與賈領事面議二次」。

1898年戊戌變法開啟之後，光緒皇帝無法直接引進維新派領袖康梁入朝輔政，前者官銜過低，光緒皇帝召見一次後再未重召，或許印象不佳，後者仍然只是舉人，更不適合總理朝政和變法事宜，而且不通官話，所講廣東話讓光緒皇帝聽不懂。在此情況下，光緒皇帝按照地方大員的推薦，選擇了四位日常行政助手。「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參預新政事宜」, 「分班值日, 擬諭旨, 批答章奏」。楊銳是張之洞心腹，為其所推薦，「宿望在林譚劉之上」，劉光第與楊銳情況類似，已經在朝中做官，林旭是沈葆楨的孫女婿，雖然僅有24歲，有前朝廷重臣的家庭背景作保，令光緒皇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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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譚嗣同，他是官宦子弟, 背景可靠, 名義上擁有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 由推行維新事務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和在北京的徐致靖所薦，應是朝廷內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得到輔助光緒皇帝的軍機章京職位, 也不會給守舊派帶來很大刺激。入京之後，翁同龢對譚嗣同的評價是，「譚嗣同, 通洋務, 高視闊步, 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譚嗣同在湖南大力推行新政的同時，已經加入康梁派，自認是康有為弟子，「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 (端棻) 尚書所薦, 皆吾徒也」。因此他實際上是康梁派的核心及激進人物, 也可以說是背叛其官家傳統之人, 力求以變法途徑達到自己認可的目的, 推行不遺餘力。「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 方有復興之望,不然, 則真亡種矣。佛語波旬曰: 今日但觀誰勇猛耳。...此嗣同可代為抗辯者也」。

譚嗣同在名義領袖康有為之下,實際上推動本派和實地操作, 尤其是在康梁兩人均無緣入朝的情況下，成為扭轉變法進程和攪動政局的關鍵人物。譚嗣同的潛在領袖地位, 得到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衷心承認，「譚服生(嗣同), 才識明達, 魄力絕倫, 所見未有其比, 惜佞西學太甚, 伯里璽（總統）之選也」。這表明在依靠光緒皇帝的權威, 以及袁世凱軍力的支持下, 一旦國家最高權力在手,康有為將據有新政權的精神領袖之位, 譚嗣同出任大總統, 構成新國家的中樞。

作為未來的國家領袖,譚嗣同已暗中勾畫出自己獨特的經世致用的執政理念：

「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 我之力終不能受, 徒為我之累贅, 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 仍可多取值以為變法之用, 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 則滿洲、蒙古邊緣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 當近十萬萬, 蓋新疆一省之地亦不下二萬萬方里, 以至賤之價, 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 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 以為十年保護資也」。

譚嗣同對賣地之念,意猶未盡, 之後又加上其他地區，「今夫內外蒙、新疆、西藏、青海, 大而寒瘠, 毫無利於中國, 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每方里得價五十兩, 已不下十萬萬, 除償賠款外,所余甚多, 可供變法之用矣」。在這裡, 譚嗣同的經國之策, 倒與華裔美國人容閎有些相似, 通過官方渠道出賣中國重大核心利益和領土, 必能換回一定數額的金錢, 多至十萬萬兩,用來支撐他們心目中的變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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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之所以對清朝現有疆土毫不吝惜，謀求以割讓土地換得資金，根本原因在於他並不將清朝廷視為自己的本國統治者，將滿清和滿族排除在中國之外，既然那些邊區地方均由滿清王朝歷代征伐衛土而來，此時盡可再行剝離，只剩下漢族人居住生活的內地省份，以建立起一個基本由漢族組成的民族國家。

他更懷有遠大企圖,有意利用康梁派的社會聲譽影響和士人網路, 促進和保護他自己在湖南省份操作的地方自治。他之所以關注湖南省份，是著眼於將來，如果外國瓜分中國的進程跟隨德國在山東青島開啟的模式，清末全國作為一個整體即將不保，「覆亡在際」，邊遠地區也已賣盡，內地湖南自然有理由尋求「獨立」,成為譚嗣同等人掌控的領地。湖南當時變化顯著，如日本人神尾所作觀察，「湘省風氣大開，鑽研政學，無任欽遲，尤願納交，相為指臂，且振興中國，當於湖南起點」。政治變法之外，再掌握湖南開礦和煤礦產出所得，令譚嗣同更加執著於他的湖南自治主張。

即使在光緒皇帝指導的有限變法的情況下,不會觸動清朝國體，排除滿人的勢力也是勢在必行的，通過行政手段消除庸政冗官，重點目標是當時被視為固有定律的滿族權益，「凡一官兩缺, 凡專稱旗缺, 一律裁止, 則凡宗祿駐防,凡旗丁名糧, 一律禁止」。按照這一思路, 清朝政府不是中國政府, 譚嗣同即使帶兵起義或殺戮滿清宮廷, 也不必承擔逆反罪名, 一是為建立新政權騰出地盤, 二是為清初入關鎮壓漢族反抗而作出的合理反應和歷史清算。

在康梁譚這些維新派領袖的思維中,反滿情緒是揮之不去的，「保中國不保大清」, 存在於他們的潛在意識當中。章炳麟日後攻擊和嘲諷康有為投入保皇事業的莫名熱心，「吾觀長素二十年中, 變易多矣,...及建設保國會, 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 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 而欲與素志調和, 於是戊戌柄政, 始有變法之議, 事敗亡命」。梁啟超在湖南學堂執教時曾經隨意批註道,「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 讀『揚州十日記』, 尤令人髮指眥裂, 故知此殺戮世界」。

在維新派內部,變法和反清是兩股思路匯合而成的共同洪流, 只在各人取用不同, 而譚嗣同基於其家族傳統和所學知識，比有意保皇的康有為和改良為主的梁啟超要更為激進，懷有反清志士或烈士的意願和勇氣。

進入軍機處從政後，譚嗣同經常展示其對朝中保守派的強硬果斷態度和大膽處置手段。他同其他章京的任務之一，就是按照光緒皇帝的意思草擬諭旨，其中隱含著表達自己意向、引導行政趨向的極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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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舉人曾廉借著光緒皇帝允許司員士民自行上書的新規定，得以上奏，所奏詞句, 對很多風頭正勁的維新派人士來說, 是難以容忍的尖刻: 「康有為、梁啟超乃舞文誣聖, 聚眾行邪, 假權行教之人, 臣謂皇上當斬康有為梁啟超, 以塞邪匿之門」。

之前王照一案中，禮部堂官六人全被免職，這一轟動性的結果，顯然鼓舞了譚嗣同,認為光緒皇帝一向站在他們一邊, 是以無所顧忌。此時對曾廉攻擊本派領袖和變法大師, 譚嗣同怒不可遏, 發出殺人威脅，「見疏大憤, 擬旨誅廉」。

但光緒皇帝在之前一番雷霆之怒後,恢復少許冷靜, 減輕躁動。更何況皇上下旨求言, 王照所奏是言, 曾廉所奏也是言, 並沒有說只許維新派人士上奏。部院堂官因為阻止屬員上言而一併丟官, 實際上已經是過重的懲罰，毫無前例可依，光緒皇帝若再予上言者以死刑，將無法就重新堵塞言路、出爾反爾,向天下交待。

這並不是樹立皇權的合適做法, 不能成為此次變法過程中的常態, 即以死刑推動變法。譚嗣同等新晉之人, 原本就是通過彈劾朝中官員而進入朝廷中樞,然後馬上就因本派領袖遭受彈劾, 大言處死下層官員或並無官職的舉人, 顯然是結黨營私、自相矛盾的行為。在慈禧太后已對六員堂官齊被罷免一事表示不快之時, 光緒皇帝在面對類似言官彈章時以死刑相威脅，感到甚為不妥。「上曰: 甫詔求言, 而遽殺人以逞, 非所以服天下也。不許」，將譚嗣同所擬旨意按住不發下。

據楊銳所說，其同僚譚嗣同經常與康梁等私下密謀,行跡詭秘，他基本上是按照康梁派的旨意行事的。由於變法進程放緩，不如預期般地雷厲風行，維新派表示失望，更對他們未能脫離中下層官階的狀況感到擔憂。康有為專門設計的「制度局」、「懋勤殿」一類的新機構,都被否決，無法安置有關人士， 構成一個上層改革設計推廣集團, 另起爐灶, 繞開現有大小官僚聚集的政府系統。「南海（康有為）...托余（王照）密保梁氏為『懋勤殿』顧問, ...戚然告余曰:卓如 (梁啟超) 至今沒有地步，我心甚是難過」。

光緒皇帝單獨發給楊銳一份密詔，傳給宮外的康梁等人，由此加重了另類變法的急迫性。康梁等人大驚之下，力求「救主」，就此將譚嗣同推到了前台。在對變法日漸失望、皇帝頒下密詔的情況下, 譚嗣同投入到謀反兵變的過程中，果斷地全力籌劃實施。他採取的兩個措施，一是出面遊說袁世凱發動兵變，帶屬下北洋軍圍園（頤和園）殺後。二是從湖南召來會黨人士畢永年, 他曾為行伍, 又是會黨成員, 被譚嗣同等視為「知兵」之人。召來畢永年的目的，就是輔助策應譚嗣同，「屬譚復生 (嗣同) 入袁世凱所寓, 說袁勤王, 率死士數百人, 扶上登午門, 而殺榮祿, 除舊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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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慈禧太后在頤和園看戲的同時, 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日 (9月18日)，派出譚嗣同前往袁世凱在北京東城的臨時居所法華寺, 展開直接遊說活動。袁世凱新被提升為兵部侍郎，正在忙於應對光緒皇帝的召見加請訓，再去拜見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各位大老，忙得不可開交，「憊甚酣睡」,因此對皇帝紅人新軍機章京譚嗣同, 於三日晚私下前來拜訪, 感到驚訝, 對之後譚嗣同的傳話內容, 更是萬分震驚, 幾乎精神崩潰。

譚嗣同為了說動袁世凱,以督撫級的高官職位相許, 並將弒君罪名預先放在榮祿身上。譚嗣同向袁世凱提出一個十分完整的謀反計劃, 如何借上諭殺榮祿, 如何圍困頤和園, 等等, 加上「清君側」的名義,但其真正目標是剷除慈禧太后。他為此準備調用畢永年、唐才常的湖南勇士數百人, 作為執行特殊任務的突擊隊, 以防袁世凱屬下的新建陸軍部隊, 不願聽從來自康梁的命令。康梁譚等人此時仍然相信他們能夠充分影響和控制光緒皇帝,發出他們期望的諭旨, 包括立即處死朝廷重臣榮祿的諭旨。譚嗣同多次強調，等不及10月份的天津閱兵, 為此逼迫袁世凱在無權無兵的情況下, 立即採取行動, 令袁世凱十分之為難。

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發動兵變的記載，見於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和畢永年的《詭謀直紀》。海外清史專家孔祥吉質疑畢永年的記載，其中指《詭》文記載康梁譚三人去遊說袁世凱, 與事實不符。事實上 《詭》文只說「康、譚、梁一夜未歸, 蓋往袁處明商之矣」,前面一句是事實, 三人先後夜出, 後一句是推測, 他並不知道康梁出門後，轉而前往容閎的住所金頂廟。

之前康有為「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 成敗在此一舉」, 之後梁啟超退出, 部分因其口語粵音嚴重, 與北方人交流困難,連光緒皇帝都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自然不是進行遊說活動的合適人選, 康有為最初派梁啟超去，大概是想向袁世凱表明本派對他極其重視。徐世昌則只是返回自己上司的住所, 而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確實提到,「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 證實徐世昌在場, 康有為原本希望徐世昌能夠幫助說服袁世凱, 畢永年所聞並非完全猜測。

至於譚嗣同歸來後「氣懨懨然」,孔文以譚嗣同作為革命領袖，一向意氣風發，敢於任事, 指此描述不實。但譚嗣同確實在遊說袁世凱時，長篇大論，費盡口舌，公開威脅，「幾致聲色俱厲」, 才迫使袁世凱作出含糊不確定的保證,等於是遊說失敗。這不僅影響到譚嗣同的情緒，更加重了他對康有為選擇求助於袁世凱的疑問，「此事我與康爭過數次, 而康必欲用此人, 真無可奈何」。

譚嗣同雖然勇氣可嘉,之前也已在湖南地方謀划起事, 但譚嗣同背後的康梁都是典型文人。即使他們確實手持皇帝詔諭, 他們根本就不是適合發動兵變之人, 這一根本缺陷無法迴避或彌補, 而由他們來鼓動野心極大的袁世凱為他們效力,更彰顯其勢窮計窮, 別無其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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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在向袁世凱交待完本派的兵變計劃後，於早餐之後回到康有為住所, 通告畢永年當夜有關信息。江湖經驗豐富的畢永年聞言大驚，「事今敗矣,事今敗矣, 此何等事, 而可出口中止乎? 今見公等族滅耳」。

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 向皇上請訓的時間內, 兩人談及數事, 但袁世凱並沒有拿到譚嗣同許諾的皇上諭旨, 心知情況不妙，決定脫離康梁派，不必冒險去實踐對譚嗣同的私下承諾。袁世凱一撤，畢永年之後於初七日晨趕緊離開是非之地,逃往日本，康梁派發動兵變的主要力量都消失了，譚嗣同隨即變成了光桿司令，毫無作為，也見不到光緒皇帝，直到慈禧太后歸政後被捕入獄。

譚嗣同並未同梁啟超一道去日本使館避難, 據康有為事後所述, 是他願為變法失敗負責而甘願受刑。訓政之後的八月十三日 (9月28日), 六位變法人物的命運被突然而來的朝命斷絕，「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 大逆不道, 著即處斬, 派剛毅監視, 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

譚嗣同在臨刑時為三十三歲，之前留下詩一首,據說於拘留期間寫於牆上，「望門投止憐張儉, 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而另一流傳版本是，「望門投止憐張儉, 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後, 極力推崇前一版本, 注重於此詩中所現露的革命不畏死的精神, 以激勵後人, 但第二版本中則表現出不顧後果的思維, 經歷了謀反失敗的過程而不後悔,將因這一逆天大罪而赴死是否值得, 留待後人評論, 其中反抗滿清王朝的意義, 日後大多數漢人都會理解。

譚嗣同當時被拘獄中, 即將赴死, 也無法預測康梁等人的海外事業能否成功, 因此慷慨留下此言而無憾。但這首詩無疑暴露出康梁骨幹人物事前秘密策划過逆天謀反,令借用保皇名義的康梁，在海外居不安穩, 面臨信用危機, 因此他們私下將譚嗣同所留詩句加以修改, 增強其一般性的英雄大無畏精神, 極力推崇, 將其作為譚嗣同的唯一絕命詩,以否認自己因參與謀反而導致變法夭折, 以及避開聲言保皇卻繼承譚嗣同反清之志之間的矛盾尷尬。

變法失敗之後，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 於八月十七日 (10月2日) 接到諭旨:「裁缺湖北巡撫譚繼洵, 著毋庸來京, 即行回籍」，成為又一個被治罪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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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法過程中，實際上康梁譚等維新派骨幹都沒有出過國或親身接觸過西方世界, 只去過上海香港, 比曾紀澤、薛福成等人相差不可以里計,知識感受甚為缺乏, 無論西方之真正優勢或其根深弊病, 都無從了解, 只能從西方翻譯書籍中得到部分印象, 而且是通過自我選擇和傳教士輸入而得到加強的印象。梁啟超被光緒皇帝派任「辦理譯書局事務」,而他本人實際上不通任何一門外國語言。

這些聲名大漲的維新派人士，只同居心叵測的西方傳教士有過接觸, 從未在外交談判場合上與西方人對過陣,也就無從展示其維護國家權益方面的意願和才能。譚嗣同本人並不以洋務經驗或思想見長, 主攻哲學佛學，又「佞西學太甚」，即便如此，他也獲得翁同龢讚賞「精通洋務」，實在是因為在急於變法的情況下，深困於人才難得，不覺當中為其所惑。

在清末活躍於政壇又傳名於後世的改革派人物中，譚嗣同大有別於康梁等人，本質上是位反清傳統的繼承人和實力推行者，承襲了家族價值觀和王夫之的學問，因此在地方自治、組織起事、整肅官僚機構方面，毫無顧忌膽怯。在朝中四位軍機章京中，其他三位是改良或維新派，只有譚嗣同是貨真價實的反清人士，與唐才常思想一致，共同進退。光緒皇帝定然想不到，他身邊的這位大內秘書，是以推翻滿清統治為其終生的最高使命的。

（文中引文註解均已省略）

本文內容為我個人原創作品，申請原創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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