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康之：中國道路與中國話語建構

06-02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這些成就。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人類社會全球化、後工業化運動的興起時刻，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背景完全不同。這種背景下的不同意味著中國3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走在一條獨特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們並未建立起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相稱的話語體系，因而，中國所走的這條道路尚未得到理論確認。沒有得到理論確認的實踐哪怕是走在一條非常正確的道路上，都會得而復失。所以，建立中國話語體系是堅持改革開放道路和鞏固改革開放成果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中國開始面臨著全球治理的新課題，這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也同樣要求中國建立起全新的話語體系去為全球治理提供支持。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獨特性也說明，我們所擁有的豐富的歷史遺產可以成為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的可貴資源。

［關鍵詞］話語體系；中國道路；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7）01-0025-06

［收稿日期］2017-01-10

［作者簡介］張康之，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

一、中國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在此過程中，社會發展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社會治理創新的名義下，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的社會治理方案，其中，建立起中國獨特的社會體制是我們未來若干年所要實現的目標。雖然在是否有一條中國道路的問題上有著不同意見，但毫無疑問，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已經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也許人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納入西方理論的解釋框架中，特別是當前中國所遭遇的諸多社會問題也似乎表明中國是因為走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道路上而出現了這些問題，是西方國家進入發達狀態後出現的問題。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當前中國也遭遇了一些在西方國家不曾遇到的問題。如果不是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那是一些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問題，是一些僅僅屬於中國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在邏輯上承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在經濟體制建設方面突出強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所表明的是一種探索中國道路的追求的話，那麼今天看來，已經成為現實。

其一，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建設面對著與早期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世界環境。西方國家在近代早期所走的是一條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道路，面對的是一個有待開發的世界，即通過建立殖民地、開拓海外市場去獲取資源和商品銷售的市場，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所面對的是全球化環境，無法通過軍事等手段去海外獲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而是要在國際貿易規則的基礎上去獲取資源和銷售商品。在世界已經形成的中心-邊緣結構中，這些規則又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遵守這些規則，也就意味著必須接受邊緣弱勢的事實。這說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國際環境而走了一條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道路。

其二，市場經濟肯定有著一般性的規律和共有的基本特徵，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是一個自發過程，而是在政府的引導下建立起來的。在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關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討論，而且，這些討論更多的是基於西方理論做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要求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市場，讓市場自然發育。從實踐來看，關於政府定位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政府，但中國政府並沒有採用放任的方式，而是在干預和引導之間進行選擇，事實上，中國政府在職能實現方式方面走出了一條建構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道路。這也是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可以認為，即便是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時期，西方國家也沒有放棄自由主義原則，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卻從來也沒有按照自由主義原則去處理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就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中國實踐是成功的。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在實踐中找到了一種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並成功地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上述可以說明，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是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在正在開展的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體制進程中，這條道路會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基於中國的現實，從中國實際出發，回應時代的要求，去探索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人際關係和諧的社會體制，也必將是一條中國獨特的社會發展之路。

要承認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諸多可以批評的問題，但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是必須看到的基本面。事實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這麼短的時期內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是空前的，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所取得的成果是堅持走中國道路所取得的成果。既然中國在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上取得了這麼巨大的成就，它是否應反映在話語上？答案是肯定的。中國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也意味著它應該擁有獨特的話語。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以黨的方針政策的形式提出來，準確反映了國家發展的要求。

二、話語以及話語權的產生

從學術的角度看，話語的問題是在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運動中，出現了話語問題。具體地說，正是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建立起了今天處於統治地位的話語體系。

我們知道，農業社會是一個地域性的社會，在隔離的一個一個的地域中，語言以及由語言所承載的觀念都具有單一性，就每一個地域而言，不存在語言的多樣性，也沒有意識形態衝突。所以，在人們的生活中沒有並立的或同時存在的多元話語，因而，人們不會意識到話語問題。工業化、城市化打破了地域，當人們流入城市後，混雜地居住在一起，才有了語言的多樣性，也把不同地域中的觀念、習俗、習慣等帶入了共同生活的空間中，從而有了語言、觀念、習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促使人們產生了話語意識。當然，這種話語意識並未引發普遍性的話語衝突，即便出現了話語衝突，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得以深化的過程中也很快就得到了消解和實現了融合。真正引發話語衝突的是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即在那些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開始海外擴張的過程中，出現了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話語對立和話語衝突，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對立和衝突是持續展開的，有的時候甚至會表現得非常激烈。所以，話語問題產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我們今天在學術活動中使用「東方」「西方」等概念，雖然在泛泛的意義上也可以用來指政治、經濟、軍事、生活方式等，但更多的時候，所指的是不同話語體系的存在，甚至包含著話語並立、對立和衝突的內涵。

總的說來，在農業社會地域隔離的條件下，人們並沒有明晰的世界觀念，而是擁有著非常模糊的天下觀念，可以認為，「世界」這個詞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產生的，它意味著那些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所征服的地域範圍。也就是說，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國家興起和率先實現了工業化，進入了對外擴張、殖民、開拓海外市場的進程中，它們「走到了哪裡，哪裡就變成它的世界」。這個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世界化」。在今天，當我們談到世界的時候，必然隱含著一個判斷，那就是誰的世界?雖然我們都在這個世界之中，但這個世界其實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過程中開拓出來的世界，在本質上屬於西方國家的世界。因而，西方話語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得到傳播，在世界所及的地方，遍布著西方話語。開始的時候，西方話語的傳播可能是不自覺的，從近代早期的情況看，傳教士的傳教並不屬於現代西方話語傳播的範疇，只是到了後來，西方國家才發現，話語有著某種獨特的力量，可以產生資本和軍事所無法企及的征服效果。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杜勒斯才提出「和平演變」的策略。

進而言之，世界屬於誰，誰就有權為世界確立一種話語。在一種話語無法將其他話語完全消滅的情況下，或者說在多種話語並存的條件下，就會出現話語權的問題。也就是說，主宰世界的人（民族、國家等）就會將自己的話語凌駕於其他話語之上，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所以，人們今天在談論話語的問題時，基本上是在話語權的意義上使用「話語」概念的，只有在嚴格的學術探討的意義上才會將「話語」與「話語權」加以區分。

我們今天所在的世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生成的，它是率先發展起來的西方工業化國家開拓出來的世界。開拓了這個世界的國家處在世界的中心，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處在世界的邊緣，是層層展開的邊緣。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有著中心-邊緣結構。反映在話語上，也同樣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當人們談論「西方中心主義」時，首先所指的就是西方話語處於中心地位，也可以說西方擁有話語權。從現實來看，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不僅造就了西方國家的話語權，而且這種話語權是以話語霸權的形式出現的。如果說近代以來——直到冷戰結束——西方國家的霸權主要是以經濟霸權、軍事霸權的形式出現的，那麼，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時間內重建起來的西方霸權則主要是以話語霸權的形式出現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圖譜：話語霸權處在國家間關係的前沿地帶，軍事霸權是保障，經濟霸權是目的。

應當說，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構圖中，18世紀啟蒙運動所確立起來的話語體系一直處於中心地位，二戰之後，特別是在冷戰期間，西方國家一直努力將這種處在中心地位的話語轉化為話語霸權。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變」策略就包含著這重內容，或者說，在杜勒斯看來，西方已經建立起了話語霸權，基於話語霸權可以實施「和平演變」策略。然而，從「二戰」後以及冷戰期間的實際情況看，西方話語霸權的地位並不穩固，或者說並未完全建立起來，因而，「和平演變」策略並未收到預期效果。冷戰後的情況則是，西方話語霸權完全確立了起來，以至於西方國家在推動顏色革命方面顯得得心應手。雖然在一些地區，顏色革命後出現的社會動蕩給西方國家帶來了一些利益上的損失，但從戰略上看，這些利益上的損失則可以看作是維護和增強話語霸權的必要成本。可以認為，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基本策略就是經營話語霸權，希望通過話語霸權去維護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和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之所以西方國家在冷戰後如此重視話語權的經營，一方面是因為人們關於行為的文明標準得到了進化，軍事霸權受到了更多的詬病；另一方面，可能得益於文化人類學等諸多社會科學門類的研究，使得人們發現通過話語權能夠獲得比經濟手段、軍事手段更多的利益，而且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西方國家早已認識到，掌握了話語權也就能夠掌握世界，並實現對世界更為充分的控制。冷戰的結束，只是為西方國家建立話語霸權提供了一個機遇，使得西方國家最終建立起了話語霸權，通過話語霸權去控制世界和實現顏色革命，並從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

三、中國需要建構自己的話語

改革開放後，中國在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卻沒有在話語建設方面取得相應的成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是一個富裕了起來的失語了的國家，即使發聲，也是學著人家的腔調和複述人家的語言。如果有創新的話，也只是接著人家的話頭再多說幾句。用此來描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絕不過分。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不僅其中缺失了中國話語，而且是服務於西方話語傳播和增強西方話語霸權的。

一種話語必然包含著一定的觀念，反映著一定的價值，並會以一定的判斷標準的形式出現。當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走在對西方話語的使用、推廣、維護和增強的道路上時，其直接後果就是引發對中國道路的懷疑。也許人們會在表面上承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卻會在享用這些成就的同時對取得這些成就的道路做出懷疑。不難想像的是，一旦懷疑自己走過的道路，就會提出重新選擇前進道路的要求。由於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所謂研究更多地致力於使用、推廣、維護和增強西方話語，致使我們的思想和觀念都受到了西方話語的控制，一旦提出重新選擇道路的話，會走向哪個方向也就非常清楚了。

我們看到，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已經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這一點是舉世矚目的，沒有人懷疑和否認；其二，就是中國在取得這些成就的過程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作為已經成為事實的歷史過程，人們也不會懷疑，但是，在回答是否應當繼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問題時，出現了不同意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雖然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卻沒有得到理論總結和科學概括，即使對中國道路給予肯定的人，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口號，完整的理論體系沒有建立起來，更沒有以話語形式出現的力量，更不用說讓人信服了。

必須承認，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曆程中，我們沒有去解決建構中國話語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曾有一段時間有過朦朧的話語意識，但那是在「拒絕」的意義上認識話語問題的，即防止和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可是，話語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是與工業社會的科學乃至工業文明聯繫在一起的，特別是在我們需要向世界開放和需要向西方學習的情況下，只能在國家安全行動的意義上去防止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圖謀，在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不僅無法拒絕西方話語，反而在學習和引進方面表現出了如饑似渴的狀態。從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現狀來看，直到今天，基本上屬於學習和引進的範疇，對中國現實，特別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系統化理論總結的成果少之又少，更不用說有著明確的中國話語建構意識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正在成為經濟大國，而且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即便如此，如果沒有屬於自己的話語的話，也就沒有立國之本，也就不可能成為舉世承認的大國。更為嚴重的是，如果缺乏自己的話語，就無法凝聚共識，所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也有可能付之東流。對於中國而言，擁有自己的話語是能否成為一個真正大國的前提，也決定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承擔國際責任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所以，中國的話語建構已經成為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大致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引進，即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引進管理經驗；第二階段是輸出，這就是當前正在進行的以資本輸出為主的「走出去」策略，所謂「一帶一路」，當前也主要反映為資本的輸出。中國的話語建構也許可以複製這條道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大量翻譯引進西方文獻，這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階段，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處在這個階段中。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也像經濟發展那樣經歷兩個階段的話，那就可望在下一個階段輸出中國的思想和理論。然而，與經濟發展相比，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思想和理論的建構，都要複雜得多。如果我們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上缺乏話語自覺的話，不僅無法產生可以對外輸出的科學成果，反而會在引進和學習的過程中失去自我。思想和理論是中國話語的構成要素，反過來，沒有中國話語，也就不可能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和理論，也就沒有可資向外輸出的東西了。

近些年來，「本土化」「中國化」等詞語成為熱詞，這反映出一種積極追求。但是，在如何實現「本土化」的問題上，一直無法破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多地希望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論轉化為中國實際。在這樣做的時候，往往無法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論與西方話語區分開來，因而受到懷疑甚至抵制。其實，本土化的正確道路應是從中國現實出發，基於中國現實需要去決定對西方思想和理論的取捨。那樣的話，就會在引進和學習的過程中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論與西方話語區分開來，並使之服務於中國話語的建構。進一步地說，中國話語應當反映中國經驗，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應當以中國話語的形式確立起來。如果實現了這一點，中國就可以回饋人類，就可以把中國成功的經驗推廣到世界，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受益。

對於中國自身而言，雖然我們籠統地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我們把經濟與社會分開來看的話，又必須看到，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它表現在社會問題的增多，有些社會問題解決起來還是非常棘手的。在此過程中，很多人會首先想到引進西方經驗和理論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考察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學習西方經驗是必要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與經濟相比，社會問題要更為複雜，而且，中國社會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社會，一些問題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也許可以在對西方經驗的引進中去加以解決；也有一些問題是在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這就有一個新舊衝突的問題，舊的東西是西方國家所沒有的，而是一些中國自身傳承中特有的問題，即便假設中國社會歷史轉型中出現的新的因素與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遭遇相一致，由於舊的因素的不同，也會在解決其所引發的問題方面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再者，如上所說，中國啟動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時，在時間節點上已經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了，無論是在國際關係還是國內環境方面，都完全不同，因而，所遭遇的社會問題即便在形式上類似於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而在實質上，也是不同的，因而，解決方式也會不同。事實上，這些方面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糾纏在一起的。所以，中國是無法從西方謀求既成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而是需要像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那樣，做出自己的探索。在此意義上，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走過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經驗，建構起中國話語，不僅對於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體制建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是一項迫切性程度極高的任務。

四、中國話語的全球價值

我們正處在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這是人類歷史的又一次偉大的社會轉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都進入了改革的季節，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致力於一場持續的改革運動。然而，正是在改革的過程中，世界迎來了恐怖主義，危機事件頻發，陷入了全球風險社會。這是令人深思的，也是值得憂慮的，它不能不讓我們重新檢視各個國家所走過的改革歷程。在我看來，全球性的改革運動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如果沒有這場全球性的改革浪潮，也許會有許多問題已經爆發了，甚至是人類不堪承受的。但是，現狀又促使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也許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這場全球性的改革並沒有觸及根本性的問題，而是停留在表象的層面，僅僅解決了那些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治標不治本」。如果這個提問是正確的，我們就更應當看到中國經驗的可貴之處。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時間點上是與全球性的改革重合的，也是始於20世紀80年代。就中國的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來看，可以認為是純粹的中國問題，但中國改革的環境卻是與全球性的改革相同的，那就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事實上，中國的改革包含著雙重內容，一方面，要通過改革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國在承擔這項任務的同時也感受到了全球化、後工業化的壓力。可以認為，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是把這兩項任務同時承擔了起來。比較而言，西方國家的改革更多的是對全球化、後工業化壓力的回應，要單純得多了。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們認為，中國經驗中也包含了回應全球化、後工業化壓力的內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因為承擔著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使得中國的改革實踐者沒有背負起工業文明中的那些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意識形態上的包袱，而是輕裝上陣地去進行探索，從而取得了許多可以去發掘和進行理論概括的經驗。與中國改革實踐中所做出的那些探索相比，西方國家則背負著沉重的工業文明的包袱，以至於其改革更多地停留在社會轉型的表象層面去尋求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且，由於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對於根本性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只能維護而不會觸動。

我們看到，從今天我們所在的世界範圍來看，中國在農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所擁有的是任何一個地區都無法比肩的發達農業文明。然而，在人類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啟動的時候，中國偉大而輝煌的農業文明則成了壓垮這個民族的包袱，致使中國經歷了百年戰爭也無法走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使一個有著發達文明的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審視這個問題，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因素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顯然，首先是話語，是中國農業社會所建立起來的那個發達的、無所不在的話語，是因為這一話語太過發達，而且有著很強的自我維護、自我修復功能，以至於拋棄它的一切努力都無法收穫預想的效果。

中國社會的這段歷史經歷會不會在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得到複製，顯然是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也就是說，有著發達工業文明的國家和地區會不會成為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的巨大阻力，它不僅會絆住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腳步而且會成為全球走向後工業社會的強大阻力。如果這個問題是存在著的，那麼，可以想像，那些背負著工業文明包袱不甚沉重的國家和地區，就有可能探索出一條新路，從而引導人類順利地走上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從現實來看，近些年來，中國社會是如此熱情地擁抱著全球化，而在西方國家，則出現了反全球化的聲音，甚至有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行動。我們可以斷言，之所以在西方國家中出現了反全球化的聲音和行動，是合乎我們的判斷的，那就是工業社會的話語力量已經轉化成了人類後工業化的阻力。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世界化為工業化開闢了道路，而正在發生的全球化則必然要為人類社會的後工業化開闢道路，如果說全球化、後工業化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那麼，反全球化則屬於倒行逆施。那樣的話，人類社會的發展將會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從工業化、現代化的經驗來看，幾乎在所有國家、所有地區都發生過戰爭，如果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也出現這種情況，那將是何等可怕。因為，人類今天所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以頃刻毀滅地球，一旦發生戰爭，其後果肯定與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爭無法相比。

第一，人類社會處在一種非常不確定的狀態，人類能否有一個樂觀的未來，不能寄託於工業社會建立起來的、既有的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如果人類必將走向後工業社會的話，恰恰是要揚棄工業社會所建構起來的模式。因為，後工業社會意味著人類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如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的時候沒有把農業社會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完整地繼承下來，而是從根本上摧毀了農業社會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切。在後工業化進程中，工業社會所建構起來的一切也都需要重新審視，需要得到揚棄。這是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運動，其中，工業社會的話語所發揮的是阻礙作用，要突破工業社會的話語，就必須建構起全新的話語。而且，只有建構起新的話語，才有可能引導人類順利地走在後工業化進程。

第二，由於中國在開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時候遭遇了後工業化的課題，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是同時承擔起了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兩項任務，也由於中國社會尚未完全背負起工業文明的包袱，所以，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做出的探索是積極的，所形成的經驗是有價值的，對於全球而言，都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只不過，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尚未形成話語意識，不願意去總結中國經驗並製作成中國話語，才致使我們的行動缺乏話語依據，致使中國「走出去」的戰略受到某種懷疑。如果我們自此開始按照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精神去形成話語意識並自覺地建構中國話語的話，就能夠實現中國話語對全球化、後工業化的引領作用。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在人類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做出的一項巨大貢獻。

第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並不是一項單純的經濟行動，也不應理解成政治行動，如果那樣的話，我們無非是複製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道路。在全球化、後工業化進程中，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歷史已經為全球所詬病，受到抵制。事實上，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包含著讓全人類受益的追求，反映了全球化、後工業化的歷史趨勢。然而，從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以來的美國和日本表現來看，極盡破壞之能事，而且也並未得到沿路國家的充分理解，它們往往看到和想到的只是經濟上的利益。這無疑會增加「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難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對於這項戰略性的行動而言，得到話語支持是何等重要。可惜的是，我們並未建立起這樣的話語。正是因為我們面對著話語缺失的問題，也就無法避免其他國家戴著西方話語的有色眼鏡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行動。

另外，從中國近年來在國外開辦孔子學院來看，表現出一種積極追求。但是，它更多地停留在宣傳中國形象和漢語推廣的層面上，所傳播的內容也以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為主。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傳統文化是這個民族的根，能夠說明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東西是農業社會的產物，是我們的先祖們在農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創造出來的偉大的農業文明成果。其實，全世界最想了解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即中國取得巨大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的奧秘。可惜的是，由於我們未建構起中國話語，也就無法將中國經驗介紹給世界。總之，中國話語建構已經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我們這些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應當承擔起這項任務。

責任編輯葛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