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首次國會改選 (台灣七十年代之四)

四十年前的首次國會改選 (台灣七十年代之四)

2012年12月13日 16:41:00分類:台灣政治

「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在政治的安定之下,追求社會經濟的進步,但到了今天,上層結構的僵化反過來構成社會經濟再進步之阻礙。為了使我們的國家邁向現代化,在進步中求安定,上層結構的改革是必需的。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把新生的經濟社會的力量投射到政治權力結構的層面來。」

 

 這是1971年,《大學雜誌》的要角陳少廷在這本雜誌上所寫的。他說的上層結構的改革,指的是中央民意代表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乃成為全面革新問題中最首要、而且也是最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一年之後,也是距今四十年前的1972年十二月,台灣終於進行了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改選。

 

 選舉制度的改革原本是威權體製為了回應社會壓力的解壓策略,但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非國民黨人士開始透過一次次的選舉組織起來,要求政治改革──而國會全面改選正是後來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只是,七零年代初的訴求要到二十年後才終於實現:1992年底台灣舉行國會首次全面改選。今年底正好分別是這兩個歷史時刻的四十週年與二十週年紀念。

 

 1970年代初可以說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起點,或者說是戰後國民黨威權體制出現巨大裂縫的開始。但在既有的歷史論述中,這場1972年的選舉以及1970代初期的官方與新興民間力量的博奕,是被高度低估的。

 

 戰後國民黨統治下,中央民意代表(國會大會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是在大陸選出來後,為了維持法統而一直未進行改選,民眾只能參與縣市級以及省議會的選舉。其中,的確有少數活躍的反對派議員,如在省議會有所謂「五龍一鳳」的六位知名非國民黨議員。1960年,「自由中國」的雷震和非國民黨的地方議員企圖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卻遭到國民黨鎮壓,雷震入獄,組織反對黨的嘗試也告夭折。

 

 到了六零年代末,國民黨意識到許多中央民意代表已經凋零,需要進行某程度的新血,所以國民大會在

 1966年三月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正案,規定中央公職人員可以進行補選。1969年十二月進行來台後首次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選出國大代表十五人(均為國民黨藉),立法委員十一人,其中三名為無黨籍:黃信介、郭國基、洪炎秋。但這些民意代表也是不用改選的萬年代表。

 然而歷史的裂縫已然乍現。

 

 1970年,爆發釣魚台事件,次年在島內出現學生為主的保釣運動,打破了多年來沉默的校園,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在校園舉辦討論會,並且把議題轉化為「政治革新」。也是在70-71年,尼克森訪問北京,台灣退出聯合國,造成國民黨政權法統地位的重大危機,台灣人心惶惶。而此時,正是蔣經國準備接任行政院長,掌握國家大權,需要一方面與黨內舊權力集團進行權力斗爭,另方面在社會上建立改革形象。

 

 1970年底一群年輕知識分子與國民黨中央座談後,集體加入1968年創刊的《大學雜誌》。原本蔣經國試圖結合年輕的知識份子,但1971年正式改組後的大學雜誌,批判強度卻超過蔣經國的設想,且結合學生的保釣運動與校園運動。

 

 1972年10月,《大學雜誌》刊出由楊國樞、張俊宏、陳鼓應等15人聯合署名發表的《國是諍言》,討論國會改造、政治革新與法統延續等敏感問題。同期陳少廷發表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經失去民意代表性,並寫下本文開頭段落。十二月,陳少廷在台大與周道濟辯論這個議題,全場爆滿。

 

 長久以來,台灣民眾可以選舉省議員,卻不能選舉中央民代,是明顯的不合理。尤其面臨當時的國際危機,年輕世代深感必須發憤圖強,而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國,國會改選於是浮上政治議程。因此,面對政權危機,國民黨72年三月,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臨時條款」修正案,授權總統訂頒定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六月,正式頒佈新辦法。

 

 72年底台灣舉行第一次的「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開始此後的定期國會改選。在這次選舉中,康寧祥、黃信介都在台北市高票當選立委,他們犀利的口才與猛烈的批判在民眾中捲起旋風。

 

 1975年,康寧祥、黃信介和曾為大學雜誌要角的張俊宏創辦「台灣政論」──這是第一份本土色彩強烈並且和七十年代以後民主運動緊密結合的反對派雜誌。到了1977年的選舉,康寧祥、黃信介更開始串連起全國各地的「黨外」人士,「黨外」開始成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四十年前的首次增額立委選舉開啟了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可能性,讓黨外人士以選舉為中心進行群眾動員和組織串連,甚至可以說,七零年代以降的反對運動是伴隨著選舉機制而逐漸形成,並因此塑造了主流黨外運動的性格──這不僅讓黨外運動在八零年代出現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間的爭議,並讓社會運動在政治民主運動逐漸邊緣化,更讓台灣的民主化路徑成為由執政黨主導的和平轉型。

 

 可以說,四十年開始的這場選舉深深決定了後來台灣民主轉型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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