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敘事鏈上必不可少，就不會被砍光 《烈日灼心》從小說改編成電影

儘管有人能從最後一場命懸一線的「天台戲」里看出幾分港片的味道，但曹保平喜歡科恩兄弟。

「不是簡單的工業化電影，而是有相對形而上的人物內心表達。有暴力，有商業質感，照樣能拍出極致的完成度。內地幾乎還沒有在哪個類型片上做得地道、做得成氣候。」

觀眾還是在大銀幕上看到了鄧超和呂頌賢兩位男演員赤裸上身的激吻。

「我天！我天！」北京朝陽區某影院，一個觀眾抑制不住驚詫——在此之前，中國觀眾從未在商業院線中見過如此直接表現同志情感的鏡頭。

從原著小說《太陽黑子》的改編，到2015年8月27日《烈日灼心》上映，導演曹保平花了四年。改劇本五個月、拍攝三個月、剪輯一年多、審查耗掉了半年，確定了首映日，卻碰上主演之一高虎涉毒，又拖了一年。

在每天產生上億票房的中國電影市場，曹保平活得並不著急。他甚至覺得，如果審查下手狠，《烈日灼心》再等個十年都沒問題。

關於審查，曹保平不願多談。人們只知道，片中高虎的部分鏡頭被處理、同性戀情節調整、片末死刑注射情節也被迫縮短：「死刑那場戲，本來拍了一個三分多鐘的長鏡頭，把一管子葯全部推進去，鄧超都快虛脫了，表演非常真實，刺激程度太強烈了，最後只能剪掉一些。」

「好在，片子本身並沒有傷筋動骨。」電影上映一周後，曹保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像同性情節，如果它是你敘事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環，那審查官也不會說一定要讓你砍乾淨。」

並沒有真正發生同性戀

很多人看《烈日灼心》，是沖著鄧超和段奕宏的「基情戲」（即同性戀情節），結果發現搞錯了：「基情」並不存在於鄧超和段奕宏之間，他們是對手，也是搭檔；「基情」甚至也不存在於激吻的鄧超和呂頌賢之間。

《烈日灼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辛小豐（鄧超飾）、楊自道（郭濤飾）、陳比覺（高虎飾）三人是發小。在廈門某水庫旁的別墅里，辛小豐衝動強姦一女孩致死，怕事情敗露，三人殺掉別墅里一家五口。最後發現屋內還留有女孩剛生下不久的嬰兒。辛小豐出於內疚與不忍，將小孩抱走，三人共同撫養。七年後，辛小豐成了協警，出生入死；楊自道做了計程車司機，見義勇為。辛小豐所在的派出所調來警長伊谷春（段奕宏飾），他既欣賞辛小豐的能力，又逐漸懷疑他是當年案件的真兇。

原著中，辛小豐因為強姦女生致死，落下心理陰影，從此變成同性戀。

電影里，辛小豐只是故意假裝成同性戀，以引開伊谷春的視線——伊谷春曾無意間向辛小豐提起：「有人說當年的兇手是個同性戀，同性戀怎麼可能強姦女的呢？」

「小說有足夠的篇幅，可以展開這兩人的感情建立和發展，電影並沒有這個空間。」曹保平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把它設計成辛小豐的計謀，可以讓情節有反轉，也可以讓辛小豐和伊谷春間有一個對抗。」

客觀上，這種改編，或許也是激吻情節得以過審的原因——畢竟，故事裡沒有發生真正的同性戀；畢竟，這是電影反轉的需要。就在《烈日灼心》上映前不久，網路綜藝節目《奇葩說》中一期關於「該不該向父母出櫃」的節目，已被勒令下架。

這場讓觀眾大呼「我天」的戲碼，是整部電影拍攝的最後一個鏡頭。那時鄧超已經做好準備。自他知道自己要演這齣戲起，就打電話請教過自己的同志朋友：「男生和男生談情說愛是什麼樣的？」

拍前一個禮拜，曹保平還請來一位同志作為「技術指導」。呂頌賢和鄧超在導演的房間里和「技術指導」聊了四五個小時的「同志情愛」。

呂頌賢此前一直想演一個同志角色，他也因此感謝曹保平。在《烈日灼心》里，他對台灣同志商人的塑造，從說話語氣到動作，都惟妙惟肖，以至於鄧超後來一度以為他本身就是同志。

但當要「動真格」的時候，呂頌賢就一個念頭：「兄弟，拼一把吧，最好一條就結束。」最後這個鏡頭拍了三次，兩人都沒敢去監視器前看回放。

想得通和想不通

《太陽黑子》這樣的小說是曹保平的菜：辛小豐、楊自道身上善惡交錯，伊谷春在「愛才」和「捉凶」之間掙扎，「既有犯罪嫌疑類型片的商業架構，又有對人與人之間關係複雜度的挖掘。」

但小說和電影差別太大。在《太陽黑子》前半段里，辛小豐、楊自道、陳比覺都是好人，懸念漸次展開。電影如果採用同樣的結構，不出半小時觀眾們就要走光了。

曹保平原本想用「變態房東」作為整部電影的線索。辛小豐和楊自道找了一個蝸居之所，卻不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房東的監聽之下。小說里，因為房東的告發，兄弟倆才被緝拿歸案。

曹保平原想講述一個偷窺者眼中這三個舉止不正常的男人的故事。如果成型，電影就是另一種風格了。「肯定離類型片遠了一點，會更像一個作者電影。」曹保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最終版本的《烈日灼心》里，房東這個角色有點不尷不尬：為了劇情連貫，曹保平沒有捨去他；因為篇幅，也沒有完整地敘述他。

曹保平的解釋是：「在一個體量比較大的劇里，應該允許有這樣點狀勾勒的人物。會有一部分觀眾覺得這個人物建立不起來，但我也相信會有一部分觀眾，會靠想像力去修復殘缺的部分。」

小說里，最終揭曉的殺人兇手正是三個「大好人」。電影卻一上來就告知：他們仨就是殺人犯。但難處在於，不能真讓三人做兇手，否則懸念全無，並且講述三個殺人犯的自我救贖，在審查上恐怕會有問題。曹保平補充：「人性有複雜性，但滅門這樣的罪是贖不清的。」

於是，電影最後，辛小豐和楊自道被處以死刑之後，曹保平安排了第四個人出場。這個人殺人如麻，因別處案發被捕後，承認了水庫滅門慘案出自他手，辛楊陳三人只是從犯。

這帶來的最大漏洞是：辛小豐和楊自道既然罪不至死，又何必東躲西藏、把每天都當末日過，面對死刑也不辯一字？

曹保平的解釋是：辛小豐強姦女孩致死，他是有心理包袱的。第四人製造滅門慘案，三個人也都有參與。最關鍵的是，楊自道以為自己手上也是有人命的——七年前滅門後，「第四人」要挾他們，楊自道便把他推下水庫。「第四人」在對警方供述的時候，大抵表達了這個意思；片子一開始掠過的鏡頭裡，也交代了。然而兩段稍縱即逝，許多觀眾並沒能捕捉到。

「片子的處理可能讓一些信息量丟失，即便補全了，也會有人覺得不合理。這就是創作者和觀眾從審美、價值觀上的分歧了。」曹保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劇情片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契約性的。一部電影能和80%以上的觀眾達成認同的契約，就足夠了。」

在寫劇本的五個月里，曹保平不止一次因為情節不能自圓其說而崩潰。正式開拍後，演員對情節的不認同，也成為彼此「折磨」的重要原因。

鄧超一直沒想通：楊自道怕被人發現胸前文身，前胸被歹徒砍了一刀之後，寧願自己在家血淋淋地拿針縫也不去醫院。辛小豐一出現，還是把他背到醫院，並且最終平安無事出院——那楊自道有必要那麼「重口」嗎？

即便如此，鄧超認為，「這部戲已經很難得了，這些都是進步。」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變態的享受」

鄧超在《烈日灼心》里昏死過兩次。一次發生在辛小豐被抓後，伊谷春去審訊室看他。身心背負太久辛小豐的鄧超，好像突然卸掉了重擔，整個身體不受控制。

「被緝捕歸案後，辛小豐一直等待的那隻鞋子掉下來了，演員鄧超好像也得到了釋放。」鄧超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那時我突然支配不了自己的表情、噁心、渾身冒汗。但我又很歡迎，這是有點變態的一種享受。」

另一次昏死，發生在死刑戲上。葡萄糖水以極快的速度被推進鄧超體內，他有了一種很清晰的感受：前所未有的疼痛，從手臂通往心臟。

「那種感覺很陌生，陌生到演員鄧超不得不提醒自己說，這個東西有點可怕，你可能受不了。但另一邊，辛小豐就站在那裡說，別動，你再扛一下。」鄧超描述那種感受：液體通過靜脈直達臉上，就像攝影師羅攀在他的右眼打了一束光一樣，然後他的臉開始扭曲、痙攣。

這個鏡頭拍攝了3分51秒。曹保平後來稱之為「教科書式的表演」。

起初，曹保平想讓鄧超演楊自道，因為楊自道和警長伊谷春的妹妹伊谷夏有一段感情戲。但看完劇本後，段奕宏和鄧超不約而同告訴導演：「我要演辛小豐。」

「逃亡七年變成協警，還收養了一個來歷不明的孩子，那種複雜壓抑，任何一個演員碰到這種角色都會炸毛的。」鄧超在接受採訪時說。

段奕宏起初並沒能看出伊谷春的表演空間，為了找感覺，他去派出所體驗了半個月。

段奕宏跟過一個「打了雞血的鋼鐵俠」。那個警察平時也全副武裝，總想干一單漂亮的，單憑感覺就從一輛車子的後備箱里繳獲了毒品和槍支。這個故事，被曹保平用進了正片里。

鄧超觀察那些協警：沒有編製，協警服都要自己花錢買。沒有手銬，執行任務就用黃色膠帶——片子里，辛小豐跟著伊谷春出警到地下水溝，身上就綁著一卷膠帶。協警們出任務都得有警察帶，很多人長年都在等待機會：能像辛小豐那樣，獨自出勤去查查爛尾樓。

為了進入殺人犯辛小豐的心理狀態，鄧超在劇組裡突然變得不苟言笑。許多在《李米的猜想》時就和鄧超合作過的劇組人員紛紛跑去問曹保平：「超哥怎麼變了？耍大牌？」

但論「瘋魔」，沒人比得過曹保平。為了讓呂頌賢演出一個表情，曹保平先和他聊了一個小時。最讓呂頌賢震驚的是，有一回曹保平跟他說戲：「你看，你現在多了一根白頭髮，為什麼會多一根白頭髮？」

曹保平意外，很多90後觀眾並不覺得太過沉重或複雜：「有吸引力的敘事，他們依然是喜歡的。」

某種程度，票房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以90後為票房主力的電影市場中，這部投資3000萬的犯罪片，入賬已過兩億——過往，曹保平的電影從未上過院線。

但曹保平並不樂觀，「可能從業者不需要做到那麼專業，就可以讓商業循環很簡單粗暴地完成。那就沒有很多人願意花心思做好東西了。」

儘管有人能從最後一場命懸一線的「天台戲」里看出幾分港片的味道，但曹保平最推崇的並非港片。他喜歡科恩兄弟。「不是簡單的工業化電影，而是有相對形而上的人物內心表達。有暴力，有商業質感，照樣能拍出極致的完成度。」曹保平評論，「內地幾乎還沒有在哪個類型片上做得地道、做得成氣候。因為有缺失，所以也有特別好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