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錢：錢生錢的遊戲

2011年10月15日 06:02

「我沒有逃。」見到三旗集團的總裁陳福財時，他正在樂清柳市鎮最好的酒店請客，目的是找中間人緩解他和四家企業關於企業互保資金的糾紛，這時，三旗老總逃跑又回來的消息已傳遍溫州城，他也成為信泰集團胡福林之外第二個「跑路」回來的人。

如今的局面讓他很尷尬，「我是"被破產』，這是很丟臉的事，我手機一直開著。」說話時，他始終壓低嗓音，格外焦躁不安。另一位老闆也為其辯解：「這麼多人都逃了，唯獨陳總跑了又回來還清債務。」陳聽後臉色大變，他放下茶杯：「都是誹謗，我的集團一直做得很好，我投資很多，只是暫時遇到困難而已。」

2006年，陳福財除了做老本行電纜產業，還投資了服裝業，但很快以轉型失敗結束。2008年，在銀行貸款相對寬鬆的情況下，他又轉戰進入地產，「看著別人搞投資很賺錢，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時的陳福財還在秦皇島投入了大筆資金做起葡萄酒產業，在他看來，來錢快。2010年以來，宏觀貨幣政策趨緊，銀行融資越發困難，他的資金鏈開始急劇緊繃，三旗集團一度陷入了步履維艱的境地，三旗與其他四家互保的公司的關係更是雪上加霜。

現在看來，陳福財至少有重新翻牌的機會，而那些遭遇資金鏈斷裂、欠巨款潛逃或趁機攜款「跑路」老闆該何去何從？這場瘋狂的跑路潮已經激起了眾人的神經，國慶節期間的溫州城，始終陰雨綿綿，氣氛異常壓抑。

10月4日，溫家寶總理親自到溫州召開座談會，根據溫州市委相關負責人彙報的數據顯示，截至4日，溫州「跑路」老闆共有96個。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稱，這組數據還排除了一些不知名的小企業，逃跑的實際數量遠超出這個數字。

錢生錢的遊戲

「一個月前，一句謠言就可以把一個企業家逼跑、逼跳樓。」說這話時，龍基煤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陳會聰剛被一位做房地產的好友江某捲走1700萬，他同時開著一家擔保公司。

確定江某「跑路」的消息後，陳開始瘋狂尋找江某的下落，甚至發動各種關係定位江的車，並通過公安系統24小時監測江的身份證。根據陳會聰掌握的證據，江欠下的資金高達1.7億，最初，江某融資1.3億，但投資房地產後只有4000多萬，基本上都用來賭博、揮霍了。

陳會聰從警方了解的信息斷定江某的潛逃早有預謀。如今的局面，讓陳會聰「腸子都悔青了」，他實在沒料到「錢生錢」的遊戲速度太快。利滾利的刺激，誰能耐得住寂寞？陳會聰算了一筆賬，1000萬，4分的利息，一年最低要890萬的利息。讓陳會聰深有體會的是，在溫州，除了老太太們有時間可以出去吃飯、散步、聊天，90%的人都在放貸。

儘管這種緊張形勢陳會聰在去年就已經預感到，但因為多筆資金無法清算，一直難以脫身。2011年年初，陳會聰先是被「跑」掉1000多萬，都是親戚朋友的資金，只能吞回肚裡，墊付利息。但沒想到，又被朋友壓了2000多萬，人沒跑，但討不回債，陳只能硬撐著，甚至懷著僥倖心理。

如今，陳會聰的主要工作是看人、要債。就在8月份，他找線人「抓」住了逃到杭州的債務人，扣住了對方的兩輛勞斯萊斯，至今還關在廠里。上個月，他在北京也被債主「監守」了三天，他勸起對方：「大家不能這樣相互逼下去，是一起死，還是緩一緩，共同走出困境？」

人人自危的氛圍讓陳會聰深感恐慌，他下一步打算把房產都賣了還債。而撐不住的人，只能逃。

一個月前，陳會聰的朋友坐飛機時關機兩個小時，沒想到一位債主因打不通電話，立馬通知所有債主說老闆跑了。很快，一群債主衝到工廠，搬掉機器，砸掉廠房。朋友回去一看，全空了，立馬跑路。

兩個月以來，無論是溫州的街頭巷尾，還是本地的「703」論壇，「跑路」都是最熱的話題，這輪瘋狂的跑路潮也引起了國務院的重視。據統計，在跑路重災區的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溫州人對借高利貸者的稱呼)有三人。一時間，上百家擔保公司紛紛倒閉。

陳會聰坦言，一旦觸上「老高」這個行業，就沒有心思再做實業，他對煤炭的投資也一再耽擱。最高時，陳會聰每天的資金流達1億，一天最差的收入也有30萬。一次，有朋友需要5000萬，一個電話，不到兩個小時，陳會聰的5200萬就打了過去，沒任何票據，全憑信任和關係。

來自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上半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有90%的家庭或個人、59.6%的企業參與。其中，用於一般生產經營的僅佔35%，用於房地產的佔20%，停留在民間借貸市場的規模高達40%，而據溫州當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實際的民間借貸規模遠遠不只這筆數字。問題的嚴重性根本還未爆發出來，目前的情況也只是冰山一角。而龐大的資金鏈所涉及的人數和資金也遠遠無法估量，巨額的資金到底流向了哪裡？

資金鏈斷裂

2008年，隨著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出台，銀行大量放款，使得多數企業都拿到了可觀的銀行信貸，也形成了惡性的膨脹問題。勝武實業集團的總裁楊勝武在2008年獲得了10家銀行主動上門的融資，共計2億元，閑錢多了，實業用不完，楊勝武只能做投資。他首選房地產行業，不僅是趨勢，也賺錢。

2008年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很多外地項目很具誘惑，在投資本地實業上和對外投資上，企業大多會選擇後者。2010年後，在CPI高位徘徊的嚴峻形勢下，貨幣政策轉向緊縮，此後，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至21.5%。8月底央行再發通知，將商業銀行的保證金存款(包含承兌匯票、信用證、保函三部分)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範圍。

國家一松一緊的宏觀調控，使得大多數中小企業都難以承受，僅兩年的時間，很難滿足一個項目的建設周期，大多數項目還未產生效益，便面臨著資金鏈緊張的問題。且企業的投資項目大多在外，需要後續資金，這就面臨著主業、副業的雙重困境。銀行拿不到錢，為維繫項目的資金需求，只能增加民間借貸在資金中的佔比，導致民間借貸需求旺盛。

另外，金融危機以來，山西煤改、迪拜危機、樓市限購、股票暴跌，更使得錢都迴流到了溫州，受高額利益驅使，資金自然流回民間。一位業內人士稱：相當一部分機構和個人一直在從事民間借貸活動，且資本越滾越大。而溫州錢也迅速席捲到北京、上海、杭州、東北、山東等地區。

幾乎是一夜之間，融資、擔保公司、寄售行在溫州遍地開花，就連原來很多街頭小飯館，都很快被寄售行、融資、擔保公司「佔領」。其中，溫州某家寫字樓，空了一年沒人租，在「高利貸」異常盛行的情況下，整棟寫字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入駐了160多家擔保公司。

溫州一位從事民間信貸的總裁坦言，當時大多數企業都是「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口號，把地拿下來之後，貸款出租，實際上還是在做科技含量很低的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到底能賺多少錢，大家都看得到。」一旦遇到找銀行貸款時便開始做假賬，一邊貸款過來，一邊再貸出去，把拿回的利息支付給工人，完全夠用。

而根據溫州市銀監局的報道顯示，過去溫州所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全國最低，僅為1%。事實並非如此，所謂的銀行貸款率幾乎由民間資本在支撐，民間更是承擔了銀行所有的風險。在國家貨幣政策寬鬆的情況下，企業大多選擇28號從民間借貸資金，30號準時還銀行貸款，3天後再從銀行貸出還8號的「高利貸」。在銀根異常緊繃的情況下，銀行幾乎採取了只抽不放的政策，一方面，銀行答應給企業續貸的資金遲遲不兌現；另一方面是民間「高利貸」，二者無疑堵死了企業的血脈。如今危機爆發後，讓銀行的壞賬率也急速增加。「我們的銀行不僅沒有雪中送炭，反而釜底抽薪。」周德文多次在公開場合披露。

資金鏈的斷裂，也最終讓大筆的消失的資金開始浮出水面，更使得銀行、債權人、債務人、擔保方四者互相捆綁在一起。大多數企業主只能承擔著楊白勞的角色，欠債的人甚至比債權人更「瀟洒」。

根據溫州某企業董事長透漏，目前被跑掉的資金除了一部分的盲目多元化投資，很大一筆資金流向不法用途，更多的是涉及到賭博、白粉、吸毒，奢侈消費。

不可否認的是，民間借貸確實為一些中小企業解決了燃眉之急，但它的高利率加大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同時也潛伏著巨大的風險。據了解，溫州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到6分，有的高達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達180%。而溫州企業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多數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不會超過10%，借高利貸很容易把企業逼上絕路。「老高」最終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兩年做電氣電纜產業的勝武集團總裁楊勝武越發覺得日子煎熬，首先是原材料價格上漲，銅由原來的2.2萬漲到現在的8.7萬，上漲近4倍。其次是工人工資，由1000元漲到2500元，加之四險一金，為企業增加了50%的負擔。而銀行融資成本更是急劇上漲，除了利率提高，銀行直接放貸減少，還要通過銀票、商票、承兌匯票貸款。楊勝武稱，承兌匯票現在最高調到9.3%，如果貸1000萬，要壓50%，即開2000萬的銀票，壓1000萬，但承擔2000萬乘以9.3%的利息，「哪個靠傳統製造業的企業能承擔得起？」

據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1432.2億元，雖然同比增長32.4%，但實際上利潤主要集中在從事資源性行業的大企業、大集團，而傳統產業中的廣大中小企業，則面臨比往年更為嚴峻的生存發展形勢。數據還顯示，1月到5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虧損面為15.6%，虧損額度達81.8億元，同比增虧27.6%。

與2008年金融危機不同的是，當時沒單，現在是有單不敢接。巨一集團總裁李愛蓮如今很擔心，前不久，她剛剛經歷了隔壁鞋廠正得利鞋業老闆的跳樓，而身邊「跑路」的鞋廠老闆接連增多。李愛蓮不得不放慢步伐，挑選訂單，目的是先穩住。她擔心鹿城的多數鞋廠能否熬過年末的「鬼門關」，而銀行的只收不貸，一度讓她放棄多項投資計劃。

與巨一集團遇到同樣困惑的企業不在少數，大多數企業老闆表示目前只敢接一些能見到資金的短單。

溫州江南船舶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鬍國強更是在2011年一單未接，在他看來，造船業今年陷入了最低谷的時期，他直言現在有50%的船廠都在硬撐著，胡國強打算再觀望一段時間，如果政策沒有好轉，銀根一直緊下去，稅負依舊很大，就轉行做運輸業。

為什麼沒人願做實業？銀根緊縮也使得整個企業實體經濟舉步維艱，巨一集團總經理潘建在投資房地產時，算過一筆賬，一年銷售10個億，利潤10%，賺1億，10萬平方左右的樓盤，通常需要四年左右的周期，而大一些的鞋業集團做三年的實業才能賺回一兩個億。在資金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對於小型鞋業而言，訂單量少，其他成本上漲，利潤也格外低。

而不做實業，必然會使得部分企業進入一些高投資回報的領域，這也導致很多企業捲入民間借貸。大多數人難以抵擋資本的誘惑、耐不住寂寞寧願賭一把。

做了一輩子實業的基安機械公司的董事長陳紀恩見證了改革開發以來的溫州發展，他用「經濟瘟疫」來形容這次危機，作為土生土長的溫州人，他曾以溫州人靠勤勞致富，靠做實業發家而驕傲，而今的溫州卻令他異常生疏，盲目投資、多元化的集團發展在他看來多數是「打腫臉充胖子」。不到30萬人口的柳市鎮，遍布著大大小小80餘家集團。

昔日的柳市作為電器之都，如今有幾家企業在踏踏實實做實業？陳紀恩把這次倒下的公司分為兩種，一種是盲目多元化投資，企業資金鏈斷裂；另一種是某些企業主好賭，奢侈消費揮霍。這些年他開始恨起溫州，甚至把將來養老的房子買在了寧波，資金鏈緊繃讓他感覺日子越發難熬，甚至不知道能否「扛」過這場風暴。

「這次危機也預警著溫商不要再指望一夜暴富的日子。」於峰稱，真正踏實做實業的企業，雖然有困難，但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問題，無非就是日子過得緊一點而已。

轉型機會

於峰認為，短期內穩定住目前的危機，恐怕只是應急的治標措施，而根本問題還要結合內外因素。

針對溫州民間異常活躍的市場化導向，民間借貸的合法化更凸顯重要，這也要供需雙方能夠在一個陽光化的平台下面去對接運行。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顏貽潘認為建立起完善的民間借貸法律體系顯得格外重要，而要解決根本問題，政府需要建立民間經濟交易市場，把民間信貸由地下轉入地面，並且能保證借貸信息對稱，

同時，這次危機也使得很多企業面臨著重新洗牌，溫州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張一力強調，溫州商人更要一改過去「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心態」，通過現在的局面，要穩定、治本的話，企業將面臨新一輪的重組和兼并。在張一力看來，溫州企業要想在全球市場上有核心競爭力，一定要具備科技和創新的成分，而市場競爭永遠是非常激烈非常殘酷的，沒有很寬鬆的日子，永遠面臨著緊張的局面，必須要經得起市場的衝擊。從企業組織形態來講，企業要聯合、重組，也需要龍頭企業帶動，更要保持建立產業集化這種穩定的結構。

溫州近幾年一直沒有進行真正的產業升級，如今也面臨著機會。「這次不死，下次還會死。」張一力稱，從整個經濟產業層面來看的話，無論是做傳統產業也好，還是做新興產業，一定要有核心競爭力，建立自己的品牌。

而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髮靜擔憂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民間擠兌，將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如今的局面已經趨向「暴力討債」。他希望債權人的利益更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一旦這部分人的合法權益被忽視，很難確定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跑路」潮，而跳樓的主角將是債權人。浙江品盛律師事務所主任陳華豐從8月份以來，接待因高利貸引發糾紛的客戶近5000人，這筆龐大的數字也讓陳華豐格外緊張，他預感如果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接下來，很有可能危及社會的穩定。

溫州企業家如今所面對的不再是過去改革開放之初的國內競爭，更是來自全球的競爭。過去「做產品就能賺錢，做什麼都賺」的時代業已終結。這次危機也給溫州的企業家敲響了警鐘：暴利時代已經終結了，不要再指望著一夜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