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名導背後的女人,中國電影的絕代芳華

文/黃英雄

執筆寫人生,電影續芳華。

△嚴歌苓

如果說有一個女子,既包容又獨立;既能關懷女人,又能征服男人。

既掌握得了手下的筆和自己的人生,還敢於在中國影視界里與李翰祥、張艾嘉、李安、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分半壁江山。

這個女子,不是其他人,便是嚴歌苓了。

但她一個弱女子,是如何做到這十項全能的呢?

這得從嚴歌苓的家庭說起。

嚴歌苓自小出生在一個文藝世家,她的祖父嚴恩春是翻譯家,翻譯過文學名著《德伯家的苔絲》;父親蕭馬,是作家和編劇,寫過長篇小說和劇本。

繼母俞平,是電影演員,她演過《小二黑結婚》,還出演過蕭馬編劇的《巨瀾》和嚴歌苓22歲時編劇的《心弦》。

文藝世家的氛圍讓嚴歌苓耳濡目染。

△嚴歌苓與父親蕭馬

嚴歌苓的媽媽更是從小就給嚴歌苓朗讀莎士比亞的台詞,父親則把滿書房的書都交給她,任她隨意看。

△嚴歌苓與母親

她說:「我從母親那裡繼承了認真,從父親那裡繼承了才華。」

父親蕭馬對嚴歌苓的影響尤其大大,他教她寫小說要注重故事性和電影意識。

正是得益於父親的教導,嚴歌苓的小說以強烈的故事性和畫面感取勝。

不同於以往的大部分書齋作家,她的故事不是來自於腦海中的幻想,而是真真實實經歷出來的。

△少女時期的嚴歌苓

嚴歌苓有著比其他作家更豐富的人生閱歷,更令人驚嘆的是她將這些瞬間都巧妙地捕捉到了。

她12歲進入文工團,15歲在成都部隊文工團跳舞。

在這裡,她愛上了一位30歲的軍官,沒想到卻遭到了對方的背叛。

那時,她每天都要製造一場「偶遇」,見到他,不說話,只摸摸軍裝上的第二個紐扣,這是他們之間的暗語,意思是:我把情書放好了,你快去拿吧。

可是,面對當時嚴格的軍紀,年輕的軍官不但檢舉了女孩,還把責任都推到了女孩的身上。

於是,這場連手都沒牽過的單純愛戀,卻成了眾口鑠金的罪名。

嚴歌苓被懲罰一遍遍寫檢查,一遍遍當眾檢討,連續三年都不能跳舞,這讓她甚至想到過自殺。

後來,這段經歷被她寫進了小說《灰舞鞋》,還被拍進電影《芳華》之中。

△《芳華》一書的封面剪影就是嚴歌苓自己

1979年,她作為戰地記者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

13年的軍旅生活讓她寫出了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草鞋權貴》,中篇小說《天浴》、《倒淌河》等。

△電影《天浴》,當年年僅17歲的李小璐,憑藉《天浴》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1998)

1990年,她離開部隊,前往美國留學。

她當時住的是一個叫做「波希米亞」樓的地下室。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活並不輕鬆,除了給有錢人家照顧孩子,她還要到餐廳做服務生。

但就是這樣的生活,讓她寫出了打工題材的《少女小漁》、《女房東》、《大陸妹》;校園題材的《學校中的故事》、《搶劫犯查理和我》。

△劉若英主演電影《少女小漁》。1995年,劉若英憑藉《少女小漁》獲得第32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提名

後來,她和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了婚,隨丈夫一同駐守非洲。

在這期間,她堅持著寫作,也與影視界頻頻合作。

但她和勞倫斯的婚姻卻不斷遭到FBI干涉,這段荒謬的經歷被她寫進長篇小說《無出路咖啡館》之中。

△嚴歌苓與丈夫勞倫斯

嚴歌苓是生活中的觀察者,她以一雙敏銳的眼睛記錄著她周圍的世界。

她不曾放過任何細小的體驗,就連失眠的痛苦經歷都被她寫進了《失眠人的艷遇》里。

嚴歌苓說,「有些故事是命中注定要寫的,比如梳理個人史的《人寰》,回溯家族史的《陸犯焉識》,為父母愛情作傳的《一個女人的史詩》」。

對於寫作,嚴歌苓有一種不吐不快的使命感。她的作品是從她的血肉之中長出來的,沒有言過飾非,有的是切膚之感。

嚴歌苓所有的作品中,都少不了她本人的影子。

她以自己的一生為起點,從一個女性的視角出發,忠實地記錄下了時代的片段,這是她走入中國影視圈的資本。

無論是陳冲導演的《天浴》,張艾嘉導演的《少女小漁》,張藝謀改編的《金陵十三釵》、《歸來》,還是陳凱歌請嚴歌苓編劇的《梅蘭芳》;或者是馮小剛向嚴歌苓約稿的《芳華》原著《你觸碰了我》。

這些作品都受到了業內外的關注與認可,嚴歌苓本人也成為了中國當代電影避不開的一位重要人物。

無法想像,中國當代電影沒有了嚴歌苓會是什麼樣子。

近四十年來,嚴歌苓寫了二十多本書,十幾本小說被搬上電影熒幕。

她是大家口中的高產作家和知名編劇。

高曉松是服氣嚴歌苓的。

他說:「一個這麼美的女人,不憐憫自己,不憐憫這個世界,也不憐憫她筆下的人物,我覺得這是成為偉大作家的素質。」

嚴歌苓說:

「我一生中有三個突破:

作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30歲到美國學慣用英文寫作、拿學位,這是第一個突破;

第二個突破:就是為好萊塢編劇,用英文寫劇本;

第三個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寫小說,進入美國正規的商業出版渠道。」

嚴歌苓是一個極其自律而認真的作家。

她一生勤奮寫作,積極調研。

寫《陸犯焉識》,她便自費去青海體驗生活,感受「陸焉識」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勞動改造。

寫《第九個寡婦》,她便特地到農村去住,看農民怎麼起紅薯,怎麼摘棉花。

寫《小姨多鶴》,她便住進了日本長野的一個村子,看日本老人如何跪著端來茶和食品,又如何退著走出去。

寫《老師好美》,她便幾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學做起了旁聽生。「卧底是非常難的,人家把中學生組織得特別好,很難看到真相。」

寫《媽閣是座城》,她便跑到澳門,當起了賭徒,結果一路猛輸下去,賭徒沒當成,卻成了一個失敗的賭客。

但嚴歌苓要的就是這種真實的感覺。

這不是別人的口中道聽途說,也不是史學家筆下的間接記錄,而是真真切切地自身觀察與感受。

其實,像嚴歌苓這樣認真、優秀的作家也不少,但為何就她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次數最多呢?

這就得說一說嚴歌苓作品的特點了。

首先,嚴歌苓的小說故事性很強,人物塑造真實而豐富。

她非常擅長寫自己熟悉的人物。

《灰舞鞋》里有她初戀的影子,《一個女人的史詩》里有她父母親的影子,《陸犯焉識》里有她爺爺的影子,《芳華》里有她自己的影子......

其次,她有著宏大的視野和強烈的歷史憂患意識,熱衷於寫大時代下的小人物。

《金陵十三釵》、《寄居者》、《陸犯焉識》,無不是把弱勢群體放到了環境的邊緣。

嚴歌苓對女性群體尤為關注。

她的筆下充滿了豐富的女性角色,但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弱勢但不屈服。

無論是勇敢精明的玉墨,堅韌善良的小漁,還是隱忍通達的扶桑,聰慧堅強的多鶴,她們雖在不同的歷史年代有著不同的經歷,但都是一樣的堅強美麗。

在她看來,女性更複雜,更值得被探索。

她說:「女人比男人有寫頭,因為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

△孫儷主演電視劇《小姨多鶴》(2012)

最後,嚴歌苓的小說,還有著強烈的畫面感,她用寫電影劇本的筆法來寫小說。

試看以下一段文字:

我還沒想明白,就被人從地上拎起來,扭過頭看見一張白臉,兩腮赤紅,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大的特寫而顯得陌生。

他說話了,口氣很沖:「你怎麼回事兒?!怎麼把老鄉放進靶場了?!」

不管多遠,人都看清了這是個中國女人,有張粉白臉,腰身曲線工整地像把大提琴。

李邁克猛將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站在一幫黃皮膚「親戚老表」里,喉結大幅度升降。

短短几句話,嚴歌苓就把人物的語言、動作和神態寫活了。

她一直牢記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寫作老師告訴她的一句話:Try to see it happen。(嘗試著用眼睛去描述)

日後,當她的作品陸續被拍成電影時,她將其中的畫面感歸因於那時的專業訓練:用直覺去寫,把小說寫得視覺化。

評論家雷達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為嚴歌苓的作品特色作結:

「嚴歌苓的作品是近年來藝術性最講究的作品,她敘述的魅力在於『瞬間的容量和濃度』,小說有一種擴張力,充滿了嗅覺、聽覺、視覺和高度的敏感。」

在這所有的特點中,嚴歌苓對女性的關注尤其突出。

她筆下的女人看似柔弱,卻又異常堅韌。這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

她曾受過兩次情傷。

第一次就是那個初戀軍官的背叛,第二次便是前夫的離棄。

△嚴歌苓做客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

多年後說起初戀,嚴歌苓用了「不值」兩個字概括。

對於前夫,嚴歌苓卻很少提及,她只願意說起兩人戲劇性的相識。

他們是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寫作樓碰上的。兩家是世交,他們還合作過一些電影劇本。

1986年結婚,1989年離婚,他們只用三年時間就結束了婚姻。

嚴歌苓幾乎從不在媒體面前提及離婚的原因。

但2004年初,嚴歌苓回國處理一些事情,據《南方日報》的記載:

李克威不僅全程陪同,還像親人般關照她吃營養餐。

對此,嚴歌苓很坦蕩:「一個人給出去的感情應該是非常濃烈、非常深的。雖然我們的這段婚姻以失敗告終,但我對他至今難以忘懷,畢竟他陪我度過了曾經青春的8年。」

她雖歷經辛苦,但坦蕩大方。雖被愛情傷過兩次,但仍舊沒有對愛情失望。

被情所傷的她依舊喜歡寫情,特別是愛情。

後來,嚴歌苓在朋友的介紹下與第二任丈夫勞倫斯結婚。

洪晃曾經嘲笑嚴歌苓為了討得老公的歡心,寫完稿以後化好妝等老公回來。

嚴歌苓卻坦言:

「這樣做不完全是為他,寫作完我還會去游泳去跑步。我是覺得如果一個女人結束一天的工作,換身衣服,化點淡妝,再去享受一頓美食,喝一杯紅酒,給自己一點儀式感,那一天結束的還是很美好的。」

嚴歌苓是一個真正活明白了的女人。

她和她筆下的女性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即使被侮辱被損害,也保持著自我的堅韌與強大。

這份堅韌不是逞強,也不是與男性對立,或者以男性為中心,而是有著如水一般的通透與包容,溫柔且強大。

記得曾有記者問嚴歌苓:「感覺你對筆下的女主人公,她們在丈夫面前這樣伏低做小,對他們充滿了憐愛和同情,但同時並沒有反過來對男主人公刻薄,對他們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嚴歌苓答:

「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因為你相信你比他更堅韌,生命力要更強。那麼給一點又怎麼樣?這是我的女性主義。」

她在《扶桑》里寫道:「扶桑跪著,卻寬容了站著的人們。」

甚至她無需仰頭,內心的高貴便自然流露。

嚴歌苓和她筆下的各個女性人物,即使在各種文化、政治、觀念的夾縫中磨礪輾轉,也仍舊保持著內心的強大與自足。她們呈現出豐富而深邃的「人性」,極其令人動容。

嚴歌苓也始終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悲憫視角打量著這個時代。

她說:

「這個時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曇花一現,出現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開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後凋謝也會很快。」

「我不恨它,只是覺得太缺少詩意。」

詩意是什麼呢?或許只是在奔跑的路上停下來,抬頭看一看月亮。

尼采說:「要真正體驗生命,你必須站在生命之上!為此要學會向高處攀登!為此要學會俯視下方!」

真正的生命之花自低處生長,在高處盛開。臘月寒梅,品的便是這般清幽淡雅,只有汲取了充足的養分之後,才能傲寒獨立。

快餐時代講快,但美好的事物卻往往從「慢」中來,譬如煲湯,譬如愛情,譬如創作。

無疑,嚴歌苓是一位既與時代融為一體,又能拉開距離從一定的高度審視它的創作者。這種思考蒼天大地,且極具悲憫情懷的特質,也讓她成為了中國電影界的常青樹。

就如嚴歌苓的好友導演陳冲所說:「她的天才之處在於把幾個字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見一個景,聞到一股味道,感受到一種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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