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剛升：托克維爾與民主大論戰的轉向 | 學術劇10.4

本期作者：包剛升（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

從古希臘到18世紀的主流政治思潮，民主似乎從未佔過上風。那麼，民主大論戰何時才會發生重要的轉向呢？故事還是要從法國說起。

18世紀的法國出現了一位重要哲學家盧梭。盧梭的名言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這是名著《社會契約論》的開篇語。在民主思想史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可算是一個里程碑，被視為人民主權學說的奠基之作。在他的框架中，統治應該基於公意（或者叫公共意志）並服務於公益（就是公共利益）。後人將盧梭的這種理論視為主權在民學說的濫觴。

盧梭（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是啟蒙時代的瑞士裔法國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作曲家，與伏爾泰、孟德斯鳩合稱「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俠」。

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盧梭的主權在民學說跟現代民主政體的理念與制度還有很大的差異。第一，盧梭較少討論具體的制度。如果民主是基於公意並服務於公益的統治，那麼具體的制度應該怎麼設計呢？比如，公意如何形成呢？如何確保統治能服務於公益呢？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具操作性的說明。第二，盧梭在整體觀念上更傾向於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按照20世紀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及卡爾·波普的見解，這種觀念傾向容易導致全能主義統治或極權主義政體。如果是這樣，這種基於不可分割的公意的統治，最後在實踐上的結果往往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後一種分析視角，恐怕是身處18世紀的盧梭作品閱讀者始料未及的。

後來，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也受到了盧梭思想的深刻影響。在大革命時期，法國還湧現出了像羅伯斯庇爾這樣論述民主問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由於後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化和暴力化，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民主觀遭到的質疑要遠遠多於它們得到的讚許。因此，法國大革命不僅沒有給民主增加有利的籌碼，反而給民主增添了新的包袱。這樣，即使到了18世紀晚期，民主仍然沒有改變被質疑、被嘲諷的命運。

托克維爾的「政治宣言書」

終於，到19世紀30年代，人類民主思潮的新一縷曙光才出現在地平線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於1835年發表了《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該書的下捲髮表於1840年），這被視為民主大論戰的重要轉向。托克維爾可算得上思想史上一位標誌性的人物，正是他開始大張旗鼓地為民主高唱讚歌。當然，如果認真閱讀托克維爾的著作，大家會發現，他關於民主的觀點其實相當複雜，決不是那麼簡單或絕對。但總的來說，托克維爾對民主持有極正面的評價。

托克維爾（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是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政治思想家及歷史學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論美國的民主》以及《舊制度與大革命》。

從公元前5世紀到1835年，大約在2300年時間裡，人類社會最有智慧的頭腦對民主通常都沒有特別的好感。所以，托克維爾1835年這部作品的發表，標誌著民主大論戰中開始興起一種新的思潮。正是在此之後，「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念才得到了穩步的成長，直至成為人類政治認知的主流思潮和全球性的意識形態。托克維爾在該書序言中說，人民生活中的各種事件都在促進民主。他甚至認為，無論是支持民主的力量還是反對民主的力量，最後的結果是，當時的諸種力量客觀上都在促進民主的發展。他這樣大膽斷言：

身份平等的逐漸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這種發展具有的主要特徵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時每刻都能擺脫人力的阻撓，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前進。

以為一個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豈非愚蠢！認為已經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國王的民主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退卻，豈非異想！在民主已經成長得如此強大，而其敵對者已經變得如此軟弱的今天，民主豈能止步不前！

（引自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

托克維爾的這些文字，讀起來幾乎是一份「民主宣言書」。他大膽預言人類即將迎來自己的民主時代。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他首先介紹了美國民主治理的現狀，包括美國的基層自治和鄉鎮精神、憲法、政府體制、政黨運作等；然後探討了美國民主得以維繫的原因，強調了地理、法制和民情的重要性——他的著名觀點是「法制重於地理，而民情重於法制」；最後還剖析了民主政體對美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重要而有益的影響。

這些粗略的介紹，或許會讓人誤以為托克維爾對民主政體有著一邊倒的正面評價，其實並非如此。相反，他同時認為，民主完全可能導致負面的政治後果，而一個民主國家能否控制民主的弊端就變得很重要。對於多數暴政的概念，托克維爾更算得上是第一位系統的論述者。總體而言，他盛讚民主的同時，提醒人民要注意克服民主可能的風險。他還發出了這樣的呼籲：

在我們這一代，領導社會的人肩負的首要任務是：對民主加以引導；如有可能，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規制民主的行動；逐步以治世的科學取代民情的經驗；以對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認識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適合時間和地點，並根據環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這段文字足見托克維爾的良苦用心。在托克維爾之後，民主才開始逐步獲得政界和學界主流思潮的認同，其中的傑出人物包括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這樣說：

我們要在這裡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我們要使共和國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永世長存。

實際上，林肯在此不僅把美國體制視為民主政體，而且將這種民主政體視為人類優良政治秩序的典範。由此可見，林肯已大大不同於喬治·華盛頓這一代政治家。後者幾乎不會稱頌民主，他們更多地主張建設共和政體，但林肯則公開地讚美民主，呼籲捍衛美國的民主體制。這種明顯的差異，預示著政治潮流正在發生實質性的轉向。

此後，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中葉的一個多世紀中，民主的觀念日益上升，民主的力量日益強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民主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支配性的主流意識形態，甚至已經成為惟一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政治統治形式。1951年出版的《緊張世界中的民主》一書認為：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沒有任何理論是作為反民主的理論提出。對反民主的行為或態度的指責經常是針對別人，實幹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都一致強調他們所捍衛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論的民主性質。

自此，幾乎所有人都開始號稱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而把對手貼上了獨裁或反民主的標籤。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政治新現象。這一新現象的背後是民主觀念大轉向的基本完成。

1992年，兼具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一書，「歷史終結論」隨之開始流行。在蘇聯體制和冷戰體制的瓦解時刻，福山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他說，這並不意味著自由民主制度沒有缺陷，或者這種制度不存在「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自由民主制度內部沒有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因此，20世紀末的人類「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識形態」，由此「歷史終結了」。福山這部宣言式論著的出版，似乎標誌著民主成為惟一合法政體選項時代的到來。

福山（1952年10月27日－），美國作家及政治經濟學人。大學就讀康乃爾大學，並獲得文學士（主修古典文獻與政治），並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博士，師從塞繆爾·P·亨廷頓。

民主大論戰並未終結

儘管福山號稱歷史終結了，但這場已經持續2500年的民主大論戰似乎並沒有終結。比如，最近國內出版了加州大學社會學教授邁克爾·曼所著的《民主的陰暗面》一書，其核心觀點是「民主導致了更多的種族清洗」。曼是一位聲譽很高的學者，但他這部書的邏輯問題是明顯的。他所羅列的幾乎所有種族清洗案例，都是在非民主政體下發生的。再比如，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蔡愛眉所著的《起火的世界》一書，大意是說輸出自由民主市場模式卻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更多種族仇恨和政治衝突。顯然，該書作者認為民主沒有給發展中世界帶來福祉。所以，對發展中世界來說，民主未必是什麼好東西。這兩部作品儘管主題和研究路徑各異，但都提出同一種擔憂：民主的擴展是否會引發更多的政治問題？如今，類似的學術著作還相當之多。

如果現在打開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即FT中文網），輸入「民主」進行標題檢索，就可以讀到不少討論民主衰落的文章。比如，2016年8月24日的《英美民主政體遭遇危機》、8月18日的《全球民主大衰退》、7月20日的《特朗普崛起敗壞民主聲譽》、3月4日的《特朗普現象凸顯民主的迷失》、2015年12月14日的《第四波民主化失敗說明了什麼》，等等。如今，歐美主流媒體的版面上也充斥著許多關於民主的壞消息。自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的劇變以來，在21世紀10年代的今天，人類似乎正在經歷某種民主的艱難時世。

此外，英國時政周刊《經濟學人》2014年3月1日刊發的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如何修復它？》，美國學術期刊《民主雜誌》2015年第一期舉辦的民主衰退專題討論，影響都非常大。所有這些都表明，這場民主大論戰並沒有終結，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終結。如今，連「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都不得不撰文反思「為什麼民主政體表現得如此之差」，這也抵消了不少原先人們對於全球民主革命的普遍樂觀情緒。

當代政治的新問題

確實，如今全球的民主治理正在遭遇嚴峻的挑戰。美國的突出問題是此次總統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和桑德斯現象。一方面，這些現象說明美國貧富分化的問題正日益加劇。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美國基尼係數從0.3左右上升到0.4左右。有機構估算，美國基尼係數已高達0.41，要比很多歐洲國家高出了25%-30%。另一方面，這些現象還說明美國由於歐洲裔白人人口比重的下降，未來可能會面臨國家身份認同的挑戰。塞繆爾·亨廷頓早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Who Are We？）一書，就是擔心美國可能會由於族群和宗教多樣化程度提高而出現國家身份認同的危機。

歐洲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歐盟內部如何整合以及宗教、族群政治在歐洲的重新興起。在這場危機中，難民和移民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一個可供參考的簡單數據是，如今倫敦的新生男孩名字排第一的是穆罕默德，布魯塞爾的情況同樣如此。這一現象引發了對歐洲可能加速穆斯林化的擔憂。那麼，歐洲能否恰當回應族群與宗教亞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呢？面對主導族裔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宗教不寬容者」群體人口比例的上升，歐洲的民主治理將何去何從呢？

對發展中世界來說，它們在民主轉型和民主治理上也面臨不少難題。中東北非地區最近幾年不僅面臨著「阿拉伯之春」這場政治運動的挫敗，而且還不得不面對恐怖主義崛起的嚴重威脅。對拉丁美洲來說，最近二三十年的經濟數據並不理想。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拉丁美洲實現人均GDP翻番的國家很少，很多拉美大國過去25年的人均GDP總增長率不到50%。

此外，如今全球範圍內還出現了強人政治復興的浪潮。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普京是21世紀的新政治強人，他繼續掌權看上去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這樣，普京領導俄羅斯的時間可能會超過20年。過去被認為中東北非地區發展樣板的國家——土耳其，如今在民主和世俗國家兩個維度上都遭遇了挑戰。在最近這場捉摸不透的政變事件之後，現任總統、前總理埃爾多安愈發展露出政治強人的姿態。如今，西方媒體普遍擔憂兩個問題：第一，土耳其民主是否會面臨嚴重的衰退？第二，由於伊斯蘭勢力在政治上的強化，土耳其憲政國家與世俗國家的原則是否會被顛覆？

綜合來看，對發展中世界來說，由於西方民主治理面臨的挑戰、非西方大國的崛起以及它們自身轉型和治理方面的難題，很多國家如今更可能會失去方向感。它們究竟面臨著怎樣的政治經濟發展前景？腳下的路又該怎麼走？

過去，我喜歡講一個故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很多時候都要靠「尾燈效應」。就像你在大霧天開車，最好前面有一個尾燈。如果前面有一輛車一直在以穩定的速度前進，你只要跟著人家的尾燈就可以了，這樣既安全又省心。但是，如果突然發現前方的尾燈消失了，那你該怎麼辦？你可能會陷入恐慌。

過去，對發展中世界來說，發展戰略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選項就是盯著發達國家的尾燈。在歐美第一波現代化國家起來以後，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基本上就是跟著歐美的尾燈發展起來的，後來像韓國這樣的國家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最發達國家做什麼，它們也做什麼。它們不僅模仿最發達國家，而且力爭在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今天歐美國家本身遭遇了很多難題，發展中國家就容易失去方向感：到底應該跟誰學呢？應該學習何種模式呢？比如，很多非洲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一波大的民主化浪潮後，如今卻又面臨著方向的迷茫和戰略的彷徨。非洲到底應該向何處去呢？如果尾燈效應不再靈驗，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因此，民主大論戰實際上並未終結，跟民主與民主治理有關的各種新挑戰總會層出不窮。

丘吉爾心中的最佳政體

很多人擔心，在民主的艱難時世，關於民主的信念是否會變得日益脆弱呢？這裡不妨分享一下英國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的民主觀。眾所周知，丘吉爾是英國前首相，是民主派的政治領導人。那麼，丘吉爾如何看待民主呢？關於民主的弊端，丘吉爾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反民主的最好論證，就是跟一位普通投票者進行五分鐘的談話。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只要跟普通選民討論五分鐘公共問題，比如：英國經濟該怎麼發展？基礎設施應如何改善？醫療體制和養老金需要怎樣改革？英國應該如何恰當處置與歐洲的關係？你就會知道，大量普通投票者的認知是多麼不靠譜。丘吉爾的言下之意是，只要你了解普通選民的認知能力，你就不會成為民主的支持者了。這句話其實表達了丘吉爾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然而，丘吉爾還說過一句更著名的話：

沒有人假裝民主是完美的和全智的(all-wise)，民主其實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但要除了所有過去已經被嘗試過的政府形式以外。

他在此處主張兩個觀點：第一，民主並不完美；第二，要說在人類可以選擇的政體範圍內比較，民主還是最好的。實際上，丘吉爾的這一民主觀常常被學界和媒體反覆引用：民主並不完美，但民主還是最好的統治形式。這似乎又佐證了，丘吉爾還是民主政體的堅定支持者。綜合來看，如何在民主統治與精英治理之間尋求平衡，或許才是丘吉爾真正思考的問題。

行文至此，我們仍然有一個重要問題沒有解決，即如何界定民主。或者，如同政治學者喬萬尼·薩托利提醒我們的，民主確有所指嗎？敬請繼續關注本系列。

（作者：包剛升；編輯：張寧；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