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誠勿擾》引發價值觀的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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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b_1970  新手上路   發表於:2010-06-20 16:46   只看該作者 發帖 57    精華:1   註冊時間:2009-11-10    發短消息         大 中 小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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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關於《非誠勿擾》要不要繼續低俗的爭論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有消息說,它已經被停錄。但是伴隨著這條消息之後的另一場爭論又開始了:《非誠勿擾》是否低俗到必須停錄停播的程度?依靠行政干預的手段,來影響一個具體的節目操作,是否可行?當然,對另一個問題的爭論,自始至終就沒有消停過:拜金思想,是否是錯誤的?

   仔細分析這所有的爭議,我們發現許多問題被攪在了一起,對許多人來說:批評媒體過度渲染和放大拜金的言論,就是批評個人的拜金思想;批評《非誠勿擾》就是贊同行政干擾……

   但事實上並不是非此即彼,我們需要把攪在一起的問題分解開,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來分析。

    一:一場關於《非誠勿擾》的爭論:節目錯了嗎?    《非誠勿擾》創造的收視率奇蹟,源自女嘉賓一句「寧可在寶馬里哭」的拜金言論。其實,這正是欄目精心策劃的噱頭。

   《非誠勿擾》火爆其他媒體跟風效仿   《非誠勿擾》是欄目開播以來,就以其持續攀高的收視率成為其他電視台效仿的「榜樣」。類似的節目有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浙江衛視的《為愛向前沖》,東方衛視的《百里挑一》。而究其背後的原因,無非是《非誠勿擾》現場女嘉賓挑戰公眾道德的「拜金」語錄以及男嘉賓的炫富,其中聲稱「寧可坐在寶馬里哭」的女嘉賓馬諾不但自己一躍之比二線女星,這一欄目也因傳達「拜金主義」的價值觀引發巨大爭議,從而變成了電視節目中的明星。

   對於《非誠勿擾》在爭議中高揚的收視率,總編李政認為,「情」的因素才是制勝的關鍵,這也是「後相親時代」《非誠勿擾》將要強化的一面。5月23日,女嘉賓中頗受關注的模特那笛為一封情書而感動,與資質平平的男嘉賓成功牽手。「我不一定會跟你成為戀人,但是那一剎那我被你感動了。」台下的那笛面對鏡頭如是說。

   「舞台真的就是一個小社會,往往就是那麼一個小動作,一個小情境,甚至是一個音樂催起了我們愛情的火花,這個都有可能的。」李政說。

    拜金,嘉賓個人觀點還是欄目觀點    而「成就」這一欄目的,就是「拜金」這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顯然,馬諾的言論不是偶然的,而是經過欄目精心挑選出來符合節目訴求的。他們就是要用「拜金」一類的價值觀來挑戰大眾,吸引眼球。《非誠勿擾》編導也坦言了「合理策劃」成分:明明知道一個月薪千元的保安、北漂歌手不是女嘉賓那壺茶,還是讓他們出鏡,彷彿只是為了讓他們受一次羞辱。大家也都明白那一票女嘉賓不是上來找老公,而是賣力演出,但還是痛批她們傳達了不健康的婚戀觀。

    若是一個節目的意識形態「不健康」,社會應該有很多抗議機制:傳媒和學界批評、社會團體發表聲明譴責、受眾拒絕收看並抵制節目廣告商……不過我們看到的是,和爭議一起飆高的,是電視《非誠勿擾》的收視率—社會和受眾獎勵了這「不健康的價值觀」。這隻能印證的一個可能是,相親嘉賓所強調的金錢和地位,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另一可能,就是人們已經習慣於懶得講是非,懶於用任何嚴肅心態面對世態。《非誠勿擾》的票房和收視率告訴我們,在現在的中國,「價值觀」可能只是一個純書面用語。

     一場策劃的鬧劇,卻成了媒體自我炫耀的借口    《非誠勿擾》的主持人孟非針對媒體的批評曾辯護說:「我們中國人已經麻木到了連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狀態,聽了一些習慣性的假話,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全民性地對金錢和物質的渴求和貪婪超過今天的中國人,但我們在任何的場合下都還挺正經的,所以當女孩子在台上說她想要寶馬想要房子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受不了。」這句話不無道理,馬諾說的是真話,孟非也是,但問題在於,既然嘉賓都是經過欄目精心甄選,就算嘉賓所言在觀眾眼裡多麼驚人,對欄目而言也是合情合理的。

    對相親節目遭遇社會輿論同聲討伐的原因,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丁加勇解釋說:「在中國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都沒有把美貌和金錢當成是婚姻組合的唯一衡量標準,而在相親節目上卻充斥著赤裸裸的金錢愛情觀,負面社會影響不容小覷。」

  

   「婚姻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相親節目可以成為價值觀的辯論場,卻不應是非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地。如何正確引導節目的價值取向,相親類節目應做深層次的規劃。」丁加勇說。

    二:一場關於「拜金主義」的爭論:拜金錯了嗎?   《非誠勿擾》引發了強烈的聲討,個人雖有選擇拜金的自由,但這不意味著拜金主義的價值觀就值得媒體提倡。

    個人表達拜金傾向,無可厚非    一個人有怎樣的婚戀交友取向,無論是以貌取人也好,還是將金錢作為最重要的衡量標準,都是個人的事情,其實與其他人無關。一個寬容的社會是允訊不同的價值觀存在的。馬諾和朱真芳的表達方式也許有點露骨,但她們的想法其實也沒有超出婚姻制度的既有邏輯,而且還很有代表性,但把這種想法在電視上公開,就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了。人們一邊不寬容她們,一邊又艷羨某些莫名暴富的「成功神話」,未免有些雙重標準。

   有人說:「拜金女」的寶馬夢不過是當年「三轉一響」的升級版,一語點醒夢中人。原來,從上世紀中期到21世紀的今天,大家結婚都是要講物質條件的,只是條件本身水漲船高,從自行車變成了汽車,從縫紉機換成了房子。這是讓我們放下對「拜金女」的反感的第一個發現:或許,她們並不比自己的上一代人更庸俗。

   耽於物欲確實算不上高貴。可今天社會,能擺脫物質焦慮者有幾人?生活的不安全感如此之強,而房子、車子好歹看得見摸得著;靠勞動積累財富不是完全不可能,想追上房價卻要千辛萬苦,既然人同此心,又何必對那些夢想「不勞而獲」的女孩如此不寬容?

   讓擇偶中的男男女女都完全放下種種世俗的糾結,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看清婚姻制度的實質,或許我們就能對「拜金女」們的言論脫敏,她們並沒有製造新的「不和諧」,不過是在電視台的安排下做了過於真實的扮演。至於這類節目,雖然有挑撥是非之嫌,但總比那些只允許嘉賓們自我粉飾相互撫摸的節目好看,何況還有些揭示癥結的價值。

    但是並不是說「拜金」是一種高尚的價值觀     炫富和拜金,實際上是社會價值的流逝甚至缺失,使得對於財富的無盡追求甚至是不擇手段。不但商人如此,一些官員乃至學者也加入到這個行列當中,甚至不惜踐踏黨紀國法。社會精英尚且作此表率,升斗小民乃至涉世未深的年輕姑娘喊出「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寧可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也就不足為奇了。追求財富並沒有錯,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要提倡的,還是通過個人努力、合理合法的掙錢,而非放棄個人努力,不擇手段尋找捷徑。

   社會理想價值流失,經濟效益大行其道,實際意味著人生觀、價值觀的崩塌與斷裂。追求財富並沒有錯,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通過個人努力、合理合法的掙錢,是我們倡導和鼓勵的。誠然,現實的情況不盡如人意,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日趨拉大,相關體制機制不完善等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但一些人該不該因此就心態失衡,放棄個人努力,轉為想方設法欲拉關係、走捷徑呢?

   要知道,究竟沿著怎樣的路線發展,決定權還在個人,社會風氣是有不健康之處,但是為人民服務、兢兢業業奮鬥於工作崗位的例子,也不勝枚舉。所以,個人價值素養的培育十分重要,教育部門、新聞媒體也的確應當注重這一問題,倡導健康的、良性的價值觀,提倡多元化的成功標準,少去渲染那些享樂主義甚至是拜金主義,別讓那些不良觀念誤導更多正在建立、發展的價值觀。同時,整個社會也要共同努力,構建一個公平、公正、人人通過奮鬥得以成功的環境,唯有這樣,整個社會才能持續健康發展。

    而媒體宣傳拜金,就說不過去了    固然,「拜金女」只是一種表演,《非誠勿擾》只是一場娛樂。但問題在於,即使是在媒體業享受充分自由的國度,這樣一種全然違背媒體公共道德的「表演」,全然顛覆民族精神與價值的「娛樂」,也是極其罕見的。我們尊重個人表達的自由,但是對於媒體這樣一個被賦予「守望者」責任的載體,能否要求這樣低,就這樣跟著一種噱頭去狂歡?這是一種不負責任。

    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它讓我們開始僅僅信仰金錢;在一個缺乏價值精神的時代,它給我們送來了娛樂精神。而除此之外,它讓我們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固然,「拜金女」只是一種表演,《非誠勿擾》只是一場娛樂。但問題在於,即使是在媒體業享受充分自由的國度,這樣一種全然違背媒體公共道德的「表演」,全然顛覆民族精神與價值的「娛樂」,也是極其罕見的。而我們大多數人,卻正被它引領著,一路狂奔。我們沉迷於電視機前的樣子,就像一個個吸食了大麻的癮君子。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我想到波茲曼的這句「娛樂至死」,由衷地相信這已是我們無法擺脫的讖語。從「超女」到「快男」,從「我們約會吧」到「非誠勿擾」,這是「娛樂的周而復始」,是早已開始的「在劫難逃」。更重要的是,這才是「炫富男」或「拜金女」背後的真相。

   如此濃烈的拜金情結,是如何煉成的?    中國人有多拜金?根據路透社與艾普索斯今年2月份的民意調查,中國人有69%的受訪者認為金錢代表成功。而真正的奧妙可能在於金錢對於國人有一些特殊的意義,涉及基本的權利與尊嚴。在一個法治健全的國家,即使是窮人,其基本權利和做人尊嚴,在法律面前的地位,與富人並沒有多少差別。而若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導致有錢的為所欲為,沒錢就沒有權利和尊嚴的邊界。而馬諾的名言也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觀察:坐在自行車後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長久的。

   《非誠勿擾》的主持人這樣辯護:「我們中國人已經麻木到了連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狀態,聽了一些習慣性的假話,聽得是那麼的順耳。我可以說,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全民性地對金錢和物質的渴求和貪婪超過今天的中國人,但是我們在任何的場合下都還挺正經的,所以當女孩子在台上說她想要寶馬想要房子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受不了。」

   可問題是,即便拜金成了一種真實表達,這也絕不等於說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價值觀,更不代表電視節目的低俗就由此獲得了合理性。女拜金、男拜性。不管他們態度上顯得多麼張狂,但那些言辭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缺乏人的尊嚴的虛弱,是當今人們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一種折射。

   真正的奧妙可能在於金錢對於國人有一些特殊的意義,涉及基本的權利與尊嚴。在一個法治健全的國家,即使是窮人,其基本權利和做人尊嚴,在法律面前的地位,與富人並沒有多少差別。不管他多窮,住的房子有多破,法律依然保護他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保護他的破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富人不能為所欲為,窮人也不是一無所有。富人有金錢不能逾越的邊界,窮人有自己的尊嚴和快樂。

   如果一個社會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導致這一局面:有錢的可以為所欲為,沒錢就沒有權利和尊嚴的邊界。正如馬諾的名言,寧願坐在寶馬里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後面笑。這種極端的表達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觀察:坐在自行車後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長久的。

     三,一場關於自律與他律的爭論:媒體出了問題怎麼辦?    現在來看,似乎我們只有兩種選擇:反對他律,但自律又是一種奢望。

    批評聲音雖有約束機制缺乏   雖然自《非誠勿擾》開播至今,受到的批評就零星不斷,媒體的反思也屢見報端。但是這些反思和批評並沒有對節目產生任何實質影響,但是由於「醜聞經濟學」的媒體現象,這種批評和爭議反而讓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高,其他同類節目也紛紛模仿,通過這種出位的言論和拜金噱頭吸引關注。不管人們怎麼批評、專家如何表態,高收視率卻是實實在在的。此時,電視台改變「導向」的動力並不充足。

    行業最高管理部門的行政干預,往往迫於無奈,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出台一種制度化的監管模式。

    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行政干預與媒體自律    在我國,與媒體相關的行業協會幾乎難以發揮作用,在政府的媒體管理部門對假新聞、惡俗電視節目做出規範和處罰前,很少有媒體的行業協會表達意見。這樣看起來,能對電視惡俗節目真正產生影響的,除了廣電總局的行政干預,就剩下電視台的自律了。但每一次行政干預都會遭詬病,而媒體的自律,在收視為王的規則下,又那麼的軟弱無力。

    能對電視惡俗節目真正產生影響的,除了廣電總局的行政干預,就剩下電視台的自律了。而單純指望媒體以「自律」的方式遠離低俗,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單一的指標之下,收視率以及由此帶來的廣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個節目和電視台最重要的指標。一些地方的媒體管理部門對當地媒體的要求除了時政新聞導向正確,就是收視率和收入。所以,儘管這次廣電總局規範的電視台都屬於地方台,但地方的媒體管理部門此前卻對惡俗的相親節目視而不見。自律的缺失,成為總局必須「管制」的理由

    很可悲的是,我們現在可能唯一能依靠的,似乎只能是廣電總局的行政干預。其結果很可能導致一種悖論: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筆者期待行業協會、媒體的評價指標以及公眾的媒介素養都能有所改變,進而形成合力,共同規範媒體內容,而不僅僅是依靠行政干預。

    我們不贊同行政干預但媒體自律的可能性也很低   我們並不贊同通過行政干預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從電視節目的長遠發展來看,過多使用行政干預,並不利於媒體內容的創新和發展。而且全國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單靠廣電總局通過行政手段去一一規範,怎麼能忙得過來?而單純指望媒體以「自律」的方式遠離低俗,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單一的指標之下,收視率以及由此帶來的廣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個節目和電視台最重要的指標。

   公眾的抗議也是制約媒體內容的重要手段。但這種惡俗的電視相親節目的收視率非常高,觀眾是「一邊罵一邊看」。不管監管部門怎麼批判、專家如何表態,高收視率卻是實實在在的。此時,電視台改變「導向」的動力並不充足。

    結果造成:一放就亂,一治就死    廣電總局行政干預的懲罰性又太弱,根本無法遏制電視台今後再次播放低俗節目的衝動。惡俗選秀被規範後,又出現了惡俗電視相親,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行政性干預又經常是一刀切的做法,每一次行政干預之後的節目,幾乎都面臨死掉的境地。於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悖論: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許多節目一放就亂,一治就死。

   即使違背主流價值觀,你可能還是要通過市場和觀眾的選擇行為來規範它,而不是用行政強制的方式說我要把你封殺掉。管理者應該相信的是,因為節目不符合主流價值觀,所以主流的人們會拋棄它,主流的市場會拋棄它,通過這種方式來淘汰這種節目。而不是說它不符合主流價值觀,你就動用行政大權封殺,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四:一場喧囂之後的反思:社會生病了,我們怎麼辦?    「拜金」成了社會病,媒體怎麼辦?其他人又該怎麼辦?

    社會生病,媒體吃藥不公道   國人時下日益盛行的金錢至上觀。由於極左意識形態的崩潰和市場規則的流行,也由於缺乏諸如宗教一類信仰的緣故,國人從鄙視金錢到崇拜金錢和物質,更由於現實的官商腐敗現象和社會某種斷裂,高房價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壓力,人們再不重視物質,恐怕也不能否認「沒有錢萬萬不能」的現實。將這些病因,推到一個或者幾個電視節目身上,確實有失公允。

    但媒體以迎合社會問題換收視率也值得反思     便拜金成了一種真實表達,這也絕不等於說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價值觀,更不代表電視節目的低俗就由此獲得了合理性。不管他們態度上顯得多麼張狂,但那些言辭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缺乏人的尊嚴的虛弱,是當今人們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一種折射。但是在現實社會裡,我們看到的卻是,媒體打著「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幌子,大肆炒作這種庸俗的價值觀念,以換的收視率。我們需要一個自由的媒體,但同時我們也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媒體,二者缺一不可。

   做為管理者:依法行事比行政干預更有效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世界上對電視節目內容最早進行管制的國家,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制度系統。從力量層次上看,可以分為五級:憲法基礎,法律規定,政策制度,行業規範,公民監督。當內容和標準以明確的形式規定了出來,對於監管者和媒體來說,都會有一個明確的行事標準。

   一個正常的社會,面對低俗節目應有更多糾錯機制      若是一個節目的意識形態「不健康」,社會應該有很多抗議機制:傳媒和學界批評;社會團體發表聲明譴責、受眾拒絕收看並抵制節目廣告商。台灣《蘋果日報》「動新聞」被指責低俗時,就有媒體觀察基金會、婦女新知、勵馨、全台教師會等約二十個台灣民間團體,到壹傳媒大樓抗議;還有行業協會對這種節目發表意見並作出干預;司法機關則就是否違法問題進行調查……與這樣的現實相比,我們還有一定差距。

    結束語:我們的觀點很簡單:個人拜金無罪,節目低俗有錯,行政干預並不妥當。那麼,你的觀點是什麼?

      (文章來源鳳凰網,有刪節,沉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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