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無量自傳

──無量先生的長孫女謝德晶整理── 

我於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閏五月六日生於四川省樂至縣金馬溝一戶農家。取名大澄。據謝氏祖祠所存族譜記載，我的先祖是明朝從外省官任遷蜀。在六世祖時，我的叔公派住樂至縣為官，全家即遷至樂至縣龍門鄉金馬溝定居。

我的祖父母是自耕農，父親謝維喈（字鳳崗）勤學苦讀，科舉為宦，是光緒十一年乙酉科拔貢，前後出任安徽省瀘州、天長、青陽、當塗、蕪湖知縣和就幕教書，從此定居安徽省蕪湖。我的生母唐氏系續弦，她是樂至縣天池鎮西街人，家境殷實。母親為人大度、聰慧，生子六人、女三人，我是唐氏的長子，排行第二子，我的長兄謝大潛是元配詹氏所生。四歲時我隨父母至安徽瀘江任上。幼時我相當聰明，父親親自教我讀書，在他的朝夕教誨下，三、四歲會背唐詩，五歲會作小詩，這年就有自作詩集一小本。現在還記得二、三首，如《詠風箏》「兒童心懷巧，剪紙作紙鳶，憑藉春風力，直飛上青天」。八歲已能作小文，九歲就讀完了「五經」：詩、書、禮、易、春秋。這時我的叔父由四川來到安徽教我讀書，每天限作八股文一篇。但我對八股文不感興趣，每次很快寫完應付了事，空時就閱讀古書，尤其愛看史書，對歷代的興亡成敗更感興趣，並喜議論，對古往今來的文人學士也津津樂道，使我逐漸認識到八股文及科舉制度都是有害於國家的，我隨即向父親提出少做八股文，多一些時間自由讀書。父親見我有獨特的見解，也就不再勉強我了。十五歲那年正逢父親友人浙江學者湯壽潛攜女婿馬浮到蕪湖，湯是研究經、史學的，是立憲派人士，深通經史與治世之學。父親帶我拜湯壽潛為師，學習經史，同時也和馬浮相識，友情篤深，並和馬浮成為終生好友。為紀念我們的友誼。馬浮改名為一浮，自喻「四海之內，唯一知已，始於童冠，垂老彌篤」。

一九OO年（庚子）元月，我至上海受學於湯壽潛，學習經世之學，啟發很多。我很想出遊，徵得湯先生支持。我出遊京師，廣開眼界。時值義和團興起，八國聯軍集結海口，京師混亂。當時海道已梗塞不通，與友人相約往張家口暫避，其後局勢日趨緊張，我又從張家口轉山西太原，適逢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亦走此路避難。我們旋避至山西翼城縣小住，後經河南至皖北，繞安慶回蕪湖。此次歷經數月，途程數千里，經過黃河之險，飽領北方風光，沿途題詩弔古。特別是親眼見到百姓遭受顛沛流離之苦，怨聲載道，朝廷的昏庸無能，這些都是我從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從而增長了不少見識。這是我青年時代初次出遊，第一次踏上社會的啟蒙教育，對我人生道路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同年我娶陳順庵為妻，陳是樂至縣放生祠鄉人，婚後我們生有三男五女。

一九O一年春，我又到上海面見湯先生，表示決心不應科舉。湯先生勸我進學堂。我考入了上海南洋公學特班（即後來的交通大學），剛及一年，因學堂鬧學潮被解散。其時中文教授為蔡孑民先生，同班同學往來較密者有邵力子、黃炎培兩位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師）住我隔壁也時有往來。這年我在上海與好友馬一浮、馬君武共同創辦了翻譯會社，出雜誌刊名《翻譯世界》，內容多系翻譯世界名著，也有一些社會科學書籍，每月出一冊，共出了六期，銷路不廣，又因馬一浮赴美留學，旋即停刊。一九O一年系二十世紀第一年，我頗受新潮流影響，結識了上海重要維新派人士，如章太炎、鄒容、章士釗等人，參加了蘇報、國民日報等組織，又與川中教員廖世勷、楊玉詹、蘇人謩澃l起四川革命，意欲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統治。一九O三年鄒容因著《革命軍》被捕入獄，我遂逃往日本。當時友人馬君武在日本西京大學讀書，我遂往西京，住了一年，主要是補習日文及英、德文。這時馬一浮自美國來日本小住，贈我英文版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是我讀馬克思著作之始。

一九O四年我回國由上海返回蕪湖。一九O五年受聘安徽公學任教。此時，我想找一處山水秀麗，遠離鬧市靜下心來好好讀書，於是在一九O六年二月辭去教書之職，與馬一浮同住江蘇鎮江焦山海西庵研讀四部書籍及西方名著，將近一年，又去杭州與馬一浮共住杭州外西湖廣化寺，常去文瀾閣借閱四庫全書及丁氏藏書，將近一年，仍與馬一浮回鎮江焦山海西庵讀書，並在政壇通報雜誌第十六號、二十一號、二十三號上發表了《血淚痕傳奇序》、《焦山書懷》、《增元長永懷》等詩文。

一九O七年一月，應章太炎、于右任之邀重遊北京，擔任《京報》主筆，每日著文評論時政。在京結識了不少有識之士，並創立了《蜀學會》，同時在京報上發表文章揭露直隸道員段芝貴賄賂慶親王，買天津歌妓楊翠喜獻給工部尚書載振，以趾邶埥矒岬尼h聞。輿論譁然，清廷震怒，由朱啟鈐出面勒令京報停刊。我又複回上海，翻譯斯賓塞的著作，同時在南京參加楊文會創辦的佛學研究會，與梵文教習蘇曼殊結識，遂成契交。

一九O八年回蕪湖家中著《詩學指南》、《詞學指南》。此年慈禧、光緒相繼去世，宣統即位。這時于右任在上海創辦《民籲日報》，我為該報作了發刊詞，並在社說欄目著文多篇針貶時政之弊，鼓吹革命，遭到清廷查封。一九O九年宣統元年，清末廢除科舉，全國興辦七所「存古學堂」，成都有一所。創辦學堂，培養青年，在當時對一些有志之士吸引力很大。四川招我回成都辦學，我因離故鄉很久，也想藉此機會回川看看，就和三弟謝大沅（號希安，即後來去緬甸出家的萬慧法師）同去。我們沿長江溯江而上，泛舟三峽，置身於激流險灘、懸崖峭壁之間，聽猿啼鳥鳴，觸景生情，在船上寫成《五言排律百韻》，以傾瀉胸中的激情。這些詩都由《蜀學會》傳到北京，贏得法部太丞、政治學堂首創者、四川華陽喬樹楠及四川高等學堂總理周紫庭等人的讚賞，他們極力推薦我擔任成都「存古學堂」的監督（即校長）。

一九一O年二月，我即以一個青衿少年就職「存古學堂」監督，兼教授詞章一科，同時還擔任了高等學堂及通省師範講席。此時結識了一些進步人士，如蒲殿俊、張瀾、楊庶堪等人。工作一段後，鑒於存古學堂舊的教育制度不易更改，不是施展自己抱負的地方，我即於一九一二年告別該校，仍回上海擔任《民權報》、《獨立週報》、《神州日報》主筆，至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篡奪，國內仁人志士多逃赴日本，我則潛伏書肆為中華書局編書十餘種，如《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佛學大綱》、《王充哲學》等，並陸續出版，直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七年中山先生見到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及所著書中的思想，便寫信邀我見面。信是一九一七年六月六日發出的，信中寫到：

「無量先生大鑒：國家多難，全仗賢豪，群策群力，方能濟事，望先生每日（旁註：本禮拜）下午四時駕臨敝寓，會議進行，是所切叮執耍湊埓蟀

孫  文」

我見信後按時往見，中山先生正在草擬《孫文學說》，徵求我的意見，我知無不言，傾訴已見，中山先生欣然採納，倆人談論頗洽。次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和學長陳獨秀倆人多次邀我到北大教書，我當時正為商務印書館用白話體編寫國學小冊子數種，其中《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現收入萬有文庫改名為《馬致遠與羅貫中》，此書頗為魯迅先生稱讚）、《楚詞新論》、《古代政治思想三種》，頗為中山先生讚賞。當時蘇聯革命的影響已波及到中國，我頗好搜閱馬列著作，並誦習之。時值第一次歐戰結束，中國革命思潮日逐壯大，我不願離滬，託辭推謝。但我積極為《新青年》刊物撰稿，論述已見。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在粵籌議北伐及改組國民黨，我亦遊粵觀光，孫先生初要我在廣州大學教書，又任我為大本營秘書，旋改任參議，常談及中國應當完成社會革命及推動首都革命等問題。當時有所謂三角聯盟，孫中山決定暫時與段祺瑞、張作霖聯合，對抗曹錕、吳佩孚。故派我同孫科為代表，赴奉天及北京做說服、聯絡工作。當時我並未入黨，只作為革命和孫中山先生個人的朋友，自往奉天月餘，會見了張作霖，商議討伐曹錕、吳佩孚之事，雙方達成了協定，避免了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我親眼見到奉直戰爭的勝利後折返天津，會見段祺瑞、馮玉祥、胡景翼諸人，完成使命複回上海。值中山先生來滬即將北上，邀我重返北方等他，此時中山先生由上海抵達天津，我們在天津相見，不料先生肝病復發已臥床，我多次在病榻旁聆聽先生談論，隨後先生囑我先到北京相候。先生到京後病情加劇，終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送葬後，我在京與北大教授李大釗、張奚若等時相往來，劉伯承將軍及陳毅將軍在京亦曾來訪。

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我受聘南京東南大學（即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歷史研究法，即以唯物主義觀為主，痛駁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是唯物史觀在中國的第一次講座，頗能吸引聽眾。一學期後，該校有學生被捕，我慮及危險，被迫離校去上海，在中國公學任文學院長，主講歷史研究法和世界革命思潮等課。民國十九年（一九三O年）于右任為監察院長，我倆是舊日的文字好友，他再三邀請我擔任監察委員，出於盛情難卻，我同意了。此職務比於閒職，我始終未彈劾一人，也沒為監察院辦過事。平日我仍致力研究文學、哲學。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我在上海創辦《國難月刊》刊物，主張改組政府，徹底抗日。此時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我於次日即將月刊改為《國難晚刊》，每日著文痛斥蔣介石、汪精衛的不抵抗，並揭露日軍暴行，隨即有特務持槍數次到報館找我，我避匿未見，終因環境所迫而停刊。日軍侵華日漸猖獗，汪、蔣始終採取退讓，民情激憤，上海有識人士暗中組織成立《救國會》，由沈鈞儒、章乃器、李公僕等人為主幹，馬相伯、宋慶齡均贊成，我也參加了。聲勢逐漸波及國內，影響很大。此時日軍步步緊逼，南京危在旦夕，我隨去燕湖攜全家避難漢口，正欲回四川，發現仍有人秘密監視，我便與妻子陳順庵商量，由她帶全家先去四川重慶安家，我隻身去香港。到港後，住灣仔「六國飯店」，以字會友，和在港鉅賈李尚銘及由內地去港的知名人士常有接觸。一日杜月笙持蔣介石的手令要我立即回重慶。我於一九四O年回到重慶家中，住觀音岩張家花園可園一號。住了兩個多月，因敵機不斷轟炸，我心臟有病不能久避防空洞，同時發現我的住房周圍仍有人叮哨。此時蔣介石在重慶「陶園」約我見面，我當面要求辭去監察委員之職未批准，隨即去了成都。我從不到重慶開會其時我的監察委員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我屢次請求辭職不允，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才得照準。由於我自香港回川後，又不肯留重慶，深受蔣的特務組織猜疑，在成都時常有人偵察我的行蹤，檢查我的信件。那幾年我常常患病，仍以賣字為業，並兼任四川大學城內部的中文系主任，教授漢以後學術思想變遷史，主講《莊子》及《漢魏以後四大思想史》。一九四三年馬一浮在四川樂山辦「複性書院」我應邀為特約講座，時常往返成都與樂山之間。這段時間我倆盡情探討，心情極其舒暢。同時我還兼任了南林學院特約教授，靈岩書院特約講座。一九四七年召開國大代表會議要求每縣選舉一人，適逢樂至縣陳毅之兄陳孟熙因種種關係不能應選，讓我擔任，被國民黨政府圈定為國大代表候選人。我久別江南，亦欲到上海等處看看，遂接受競選。這次代表品流甚雜，選舉邉由鯙槲蹪帷Ｎ蟻蒂u字之人，未化一文錢，藉此便可南遊。我先到上海，會議開始後才到南京，住在好友于右任家。會議期間以心臟病為由住南京鼓樓醫院，不常出席會議，並謝絕各種宴請。凡競選之人派車供應，我一概辭謝，故見人甚少。選舉總統時我只投了居正一票。會後我即去上海住了九個月，繼續賣字、會友、探親。常與章士釗、江庸、沈尹默、王白與等人往來。

一九四九年二月，舊日朋友熊克武、但懋辛（但恕剛）等組織中國公學，請我任文學院院長，我便由上海到重慶，從前蔣介石政府在重慶時，我自一九四O年離重慶到成都後始終未去過，我也想趁此機會遊覽渝中山水，故而在該校擔任了一學期教學。暑假與梁漱溟避暑重慶北碚縉雲山中。

一九四九年中秋節（八月十五日）我返回成都靜候解放，住慈惠堂街卅七號，解放後房主因交公糧將房屋賣出。適有舊日存古學堂學生嚴谷生邀我到他家住，我於一九五O年七月遷至駱公祠十八號，住了數月，嚴家又因退押將房子賣出，我又遷至娘娘廟街五號。一九五一年三月，重慶召開西南博物院籌備會，我為委員，於月初赴重慶參加會議。

綜合我的一生，自小好弄文墨，故與文人交往甚多。自十餘歲就離家庭，在社會獨立生活，雖對革命有嚮往，未能躬身實踐，是為短處。雖與些革命黨人經常往來，但我從未加入任何黨派組織。國民黨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變成蔣介石專政的私黨，我素來輕視蔣的為人，常避免與之接觸。我沒有參加國民黨，故其黨務及政治秘密活動均未參加。平日嫉惡如仇，不為權勢禍福所動，最恨蔣介石特務。藍衣社的秘密時人小冊，有人說我是最堅強的反蔣分子，其實我只是喜與反蔣人士聯絡。我向來在學校及青年中宣說唯物主義，並教育子女認清時代，要自立奮鬥向上。中共成功，我認為是理論和實踐上的成功，十分歡欣鼓舞。解放以後，我先參加了成都市各屆人民代表會議，各界川西人民代表會議，都是特邀代表。我喜好美術、文物，故美術協會和文聯都選我為委員。一九五一年二月受聘為川西行署參事。同年三月任命為川西博物館館長。此系我的簡略自傳。 

謝無量

  一九五一年九月 

一九五二年任命我為四川省博物館館長、省政協委員、四川文史館研究員。一九五五年七月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修復後，我曾為該草堂書寫對聯「側身天地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已被鐫刻在草堂內供世人觀賞。我還為杜甫草堂寫過一幅杜甫的名詩「茅屋為秋風所破」，一直被草堂館藏，視為我的佳品之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我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二次會議，會後我即從四川調來北京。這年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宴請衛立煌將軍，我作陪，席間毛主席說：「謝無量先生是很有學問的，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進步，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前就寫了《王充哲學》，這是提倡唯物史觀的哩。」並與毛主席合影留念，此照片刊登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人民畫報》上。關於工作安排問題，好友吳玉章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邀我到人民大學教書。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擬邀我到中科院工作，因我長年從事教學工作，我對這項工作感興趣，隨即到中國人民大學語文教研室擔任教授顧問，我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已不適勞累，吳校長對我非常關心照顧，不讓我直接上課，只是偶爾為教師解答一些問題，我只講過一次《文心雕龍》。還委派青年教師馮其庸經常與我保持聯繫，幫我解決一些具體事。到北京後我還去拜見過孫夫人（宋慶齡）。

一九五七年再任全國政協特邀代表。一九五八年三月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陸續發表了《中文拼音方案草稿讀後》、《王韜──清末變法論之首創者及中國報導文學之先驅者》、《紀念關漢卿──革命的戲劇家》及《佛教東來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一九五九年任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人士）。發表《再談李義山》（文學遺產）。

一九六O年八月受國務院任命為中央文史館副館長，館長章士釗。

一九六一年發表了《詩經研究與注譯》。此後，我因心臟病不宜多寫作，常常因病休息住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謝無量先生因患心臟病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八十歲。《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均刊登了逝世消息，英國《泰晤士報》也有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