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稿件 | 死亡與意義
作者:高凡
如何面對死亡是人類無法迴避的現實,但大多數人在沒有臨近死亡的時候,都不會過多地去思考它。原因不是這些人有意迴避它,而是他們的頭腦中從不去思考生活以外的事情,更何況這種看似距離遙遠的死亡,這源於大多數人的思考僅僅停留在大眾平庸的思想之中,沒有自我的覺醒。那麼如果真要心平氣和、認真仔細的對死亡進行思考,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哪?我想其結果是令人戰慄的,因為它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遙遠,而是人類目光所及的,它是人類的最終的宿命!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人是「向死而生」的,當來到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人徵求你的意見,你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你的一生中有快樂有痛苦,有喜有憂,無論如何終要走向死亡。而死亡又是那麼的無情,我們看不到它的真相,不知死亡之後是什麼,是虛無、是痛苦、是孤獨、是永恆,沒有人會在現世中知道答案。正因如此,當人類面對死亡會不知不覺地感到不安,這種不安感如被逼到絕境的困獸孤獨無助,不知自己的未來命運。這種不確定的迷茫空虛是不安感的來源,它是人類對諸多可以把握的感觀世界突然消失而帶來的無助感,如在宇宙飛船中的宇航員被拋入太空後的極度恐懼狀態。
人類對死亡的理解與詮釋多來源於宗教,成為宗教形成的根基,在人類蒙昧時期完善的宗教觀念尚未形成,而自然對人類具有巨大的威脅,導致人類產生原始的自然崇拜,這種自然崇拜通過巫術的形式固定下來。如在中國古代將天定為萬物的根源,而對天的祭祀崇拜成為原始人躲避自然災害,謀求平平安安的方式,逐漸形成完整的儀式,如捕獵後共同進食時的歌舞,在洞穴內繪製的漁獵場景,在身體上繪製的各種奇異的圖案都帶有儀式化的巫術特徵。當然這也是人類藝術的起源,早期的宗教和藝術都源於對自然敬畏的巫術,但卻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藝術側重外在形式與美結合成為人類重要的文化特徵。而宗教側重人類的精神信仰,是人類尋求寄託的源泉,但無論哪個都承載著人類的精神內核,使人類成為萬物之靈。不同宗教對死亡的理解自然各有差異,發源於西亞的一神教相信唯一的神——上帝,而死後用天堂和地獄來分別接納生前行善與做惡的人,使信徒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明確的善惡觀念。基督教的原罪說讓信徒有種與生俱來的罪惡感,一生都活在對罪惡的懺悔之中,希望死後可以進入天堂不會墜入地獄。死後的天堂地獄說對人類來說有很好的威懾力,對塑造社會以善為核心的道德觀念起到了正向的推動作用。但何又為善又成為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在基督教中至善是對上帝的絕對服從,《聖經》中亞伯拉罕聽從上帝的旨意要殺死獨子的故事,準確地詮釋了這一觀念。在馬丁·路德新教改革之後,基督教新教的教義就要求信徒對上帝的絕對服從,在這裡單純強調在人世中道德的善是沒有意義的。死後能否進入天堂對基督教徒來說意義更加重大,它決定了在強大宗教信仰下,如何面對死後的歸屬問題,由於對天堂的渴望使信徒對死亡後的不安感得以排解而獲得慰籍。與西亞的一神教相對,發源於印度的佛教對死亡的詮釋有其自身的特徵。佛教最早形成於印度,後來隨著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繁盛而在印度本土逐漸衰弱。但佛教並沒有因為在印度本土的衰弱而消亡,而隨著歲月流逝逐步傳播到整個東亞,形成以東南亞為主遵從早期佛陀的言行論述注重個人修行開悟的小乘佛教。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奉行佛陀及其弟子們的自救救人、普渡眾生的觀點而形成的大乘佛教。佛教在東亞的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發展,如在中國延續千年,有著很好的傳承,逐步形成了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獨立特徵。禪宗就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與道家、儒家思想互融形成的有中國特色的教派,六祖慧能的《六祖壇經》是唯一一部由中國人寫的佛經,之後傳入朝鮮、日本對當地的文化造成深遠的影響。佛教在死亡上有自己獨特的解釋,強調生死輪迴,永無止境。在佛教這裡死亡不是終點,而是與佛教的世界觀結合形成了六道輪迴的觀念,這裡世間萬物生靈分為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羅道、餓鬼道、地獄道,根據生前的善惡行事產生業報,死後轉入六道中的一道,生死迴轉永不休止。在佛教對死亡的理解不像基督教強調對生前行為進行審判進天堂或下地獄而形成最終定論,而依據宇宙萬物不生不滅,循環變化,永不停止的觀念,強調死後會在六道中流轉沒有盡頭。基督教告訴我們必須相信上帝,必須行善而獲得終結——永久的幸福,而佛教卻告訴我們萬物生靈在永無止境中反覆,生老病死是痛苦的根源,冥冥中沒有終結,陷入無邊的苦海之中。唯一只有超脫生死,獲得徹悟,像佛陀一樣涅槃成佛才會脫離苦海,這對於芸芸眾生,由慾望幻化而成的大眾又談何容易。所以說佛教的生死是無望的,但看透生死輪迴,苦海無邊,會讓我們不至於過於執著於慾望,清心寡欲以獲得內心的平靜,這是生者對自身命運的把持,是無法超越生死但可以獲得暫時幸福的方式。佛教中儘管很難超越生死而獲得永恆,但它給了我們一個忘卻生死,尋求內心平和的有效手段。兩種宗教給了我們兩種不同的對死亡的解釋,無論哪種都有強大的宗教信仰作為依託,可見對死亡的妄想不單純依靠主觀想像或邏輯推定而更需要某種信念來支撐,這種能夠掀起死亡黑冪真相的不是依靠常規哲思可以獲得的,往往需要強大的宗教信仰才能完成。
儘管宗教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面對死亡的解決方案,但並不能讓所有的人滿意。如果真的那麼令人滿意,相信會有更多的宗教信徒,但事實上當今社會有宗教信仰的人卻越來越少。其主要原因並不是對死亡的解釋不令人信服,而是近現代社會由於科技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的掌控能力的提升,造成的對神靈的敬畏感的喪失,自然也談不上什麼宗教信仰。尼采對上帝宣判死亡是人類信仰喪失的標誌,這一事件說明了人類已經成為自大狂,沒有了對自身以外世界神秘性抱有的謙卑感。短暫的傲慢的閃光映入人類的眼睛,讓人們產生某種炫目的幻覺,充滿整個頭腦。似乎我們成為宇宙的主宰者,而暫時性地忘卻了自身的有限性,即對死亡的短暫無視。這種無視必然是無法持久的,最終還要面對個體自身的命運,這是人類群體逐漸強大自信而個體卻又在短暫的有限生命中掙扎而產生的悖論。宗教的神秘性、權威性,隨著人類信仰的喪失而不再具有對死亡的絕對解釋權,對人類的最終宿命的思考又拋回給了人類自身。
對死亡的解釋不只是在宗教信仰中才有,在人類世界每一時期都存在著對人的最終宿命思考的頭腦。尤其是哲學家,他們在構思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必然思考關於死亡的主題。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被認為傳播異端思想而面臨死亡的時候,手中的毒酒並沒有讓他恐懼。他內心的想法是生命的產生與滅亡都如此自然,人類的存在與萬物沒有差別,死亡的到來就如隨風而落的秋葉與大地相融。東方的另一位哲人莊子在他的著作中有著同樣的心態,莊子崇尚自然,唱導人與自然融合,講求天人合一。在他妻子去逝的時候,他沒有過度地悲傷而是「鼓盆而歌」,非常愉悅地迎接這一時刻的到來,究其原因是看破生死,將死亡作為了生命中最自然正常的事情,將人的生命與其他生命等同起來,這是對自然生態尊敬的態度,是種將自我與自然相融的決心,同時也闡明了在生命的短暫性中如何獲得持久的內心寧靜。這是智者對生命的理解,是將不執著於外物幻滅的心境融入到對生死的徹悟之中。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人類歷史上都有人將生命看作某種有限的存在,而甘願停留在有限之中,這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這種觀點讓我們臣服於自然力量之下,將自身與萬物平等相待。
到了近代,人們不再安於此種命運,也不滿於宗教對死亡的解讀,而是謀求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尋求意義來對抗死亡。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在他的思想中提到人是「向死而生」的,他是在說我們生命中的每時每刻都是在向死亡接近的過程,揭示了生命的有限性及我們的最終命運。這種註定的命運正是帶給我們生命意義的前提,在這種前提下才可以對生命意義加以理解,從而把死亡與意義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法國的保羅·薩特提出了「存在先於本質」的觀點,告訴我們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的,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人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後也沒有人會對我們負責,我們需要的是對自己負起責任。這種責任體現在選擇上,人生路上有無數選擇的可能性,如何進行選擇的決定權在我們自己,不做選擇也同樣是一種選擇。薩特的觀點將生命的主動權留給了我們,我們是絕對自由的,只有死亡才構成了自由的邊界,在邊界之內,我們是自己意義的主人。可能這裡沒有解決死亡的問題,卻解決了死亡與人生與生命意義的關係問題。沿著這條線索,我們可能尋找到關於生與死的最終答案。史鐵生在長期下肢癱瘓的狀態下,堅持文學著作,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生命的感悟,對死亡的關注。這是作為脆弱的個人在面對生命的無常時產生的自然反應,他在痛苦的掙扎中逐漸悟出了死亡存在的意義。死亡是生命的終點,同時也是生命意義的來源,因為只有真正理解生命有限性才能珍視生命,才能更充分地享受這短暫的一生。體悟生命的美好,感受生命給我們帶來的一切,一縷溫暖的陽光,一片青綠的葉子,一個甜美的微笑,一切都是那麼讓人回味無窮。對生命的熱愛來源於對生命的有限性的深切感悟,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要感謝死亡,它讓我們知道了自己的局限,知道了什麼叫珍惜。如果沒有它的存在,相信在無限的時間之中我們的感覺將越來越麻木,我們將在無止境的循環中消磨自己百無聊賴的生命,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曾經美好的一切將隨著五感的遲鈍而變得無意義,生命的那種美妙感受將漸漸喪失從而人生將變得痛苦不堪。這就是死亡帶給我們最奇妙的地方,它給了我們活著的意義。
對人生意義的解讀是另一個層面的事情,但死亡賦予生命以意義是實實在在的。在這裡是面對生命有限性的一種積極的態度,並非宗教中試圖跨越生死尋求現世以外的極樂世界而將人生的暫時性作為謀求永久性的一個跳板。人生的有限性是一種必然,在這種必然性中尋求解決方法是通過信仰謀求虛幻的答案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它是以人類的主觀感受為依託的,是一種真真切切的擁有實在感的解答。這種解答相比宗教性的解答更具有可信度,就如同現實存在的動物虎與中國古人想像而成的龍之間的差別。虎是實實在在的貓科動物,人們在動物園及電視、書籍中知道它的存在,而龍的實在感顯然要弱得多,因為它只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中,觀念中,而非現實世界實存的生物。詮釋死亡的方法是以虎的方式還是以龍的方式來完成,會直接影響人們對它的信任程度。龍自然很好,可以說是諸多動物合體神威靈動,而虎在眾多動物中也具有其威嚴、兇猛的特徵。相比龍,虎是真實的,即使再無知的人也同樣相信它的存在,這種真實感可以讓人們更踏實而不僅僅停留在幻想之中。對死亡的詮釋就存在著實與虛,真與幻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固然更為圓滿,但無論如何都需要強大的信仰依託。立足人生來解釋死亡才更具有真實感,才真正被芸芸眾生所信服,死亡能夠賦予人生以意義,正是基於生死存亡自然規律的真實性而形成的。人生因為具有意義性才真正稱之為人生,才有了支持我們活下去的理由,而這種意義來源又與死亡的存在有著必然關聯,因而死亡與人生意義之間是密不可分的。
死亡與意義的連接使人生的有限性有了合理的解釋。也拋給了我們又一個問題,人生是否真的具有意義,如果沒有意義的話那麼這種聯繫也必然隨之喪失,從而將人生又拉回到無奈的痛苦之中。在佛教中對現世人生的意義是持否定態度的,佛法中的四法印講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是苦,涅槃寂靜,告訴我們人生無常一切都是幻像,生老病死都是痛苦,只有跳出生死輪迴才能獲得永恆的寧靜,現世中自然無法找到有效的意義。基督教也同樣對現世的意義持否定態度,生命的存在只是為了服侍榮耀上帝,對上帝絕對的服從,從而獲得進入天堂的門票。無宗教信仰的普羅大眾在面對人生意義的時候往往會執迷於短暫的享樂及所謂的幸福感,至於意義的有無往往不是常人所思考的內容,這又使得人生意義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在人類歷史上對意義的解讀往往與人們的生存狀態密切關聯,希臘化時代出現了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對後世的影響巨大,兩者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前者強調人生在世要享受它的過程,感受生命帶給我們的快樂美好,到了近代轉變為享樂主義,成為人類貪圖享樂的理論依據。後者注重精神性的追求,減弱物質的享受,在清貧節儉中尋求內心的愉悅。兩者觀念相異,卻給了我們獲得人生意義的不同方向。如今此種簡單的思路想法已經不能滿足一部分現代人對人生意義的進一步需求,尤其是現代化進程中科技的高速發展,宗教信仰的喪失,藝術觀念的轉變,人類社會逐漸趨於普遍的平庸化。一切都已經無法承載人類對生命意義的渴望,人類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虛無化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尋求人生意義顯得尤為困難。法國作家、思想家加繆在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話》中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叫西西弗斯的人,他觸犯了眾神被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巨石被推到山頂後又滾下山去,所以西西弗斯不得不又一次將巨石推到山頂,如此不斷往複,永無止境,這就構成了西西弗斯悲劇的命運。但文章並沒有至此而止,接下來加繆描述了西西弗斯在無限重複痛苦絕望的狀態下所採取的行動,他在一次次奮力將巨石推向山頂的孤獨、荒誕、絕望的生命過程中,看到了巨石運動的奇妙曲線及與巨石較量迸發出的力量感,他沉醉在這種美妙感覺之中,忘記了苦難,他吹著口哨一遍遍的享受著被他人認為是苦痛不堪的過程,在無限荒謬無望中獲得了生存的意義。在這裡加繆試圖告訴我們人生是一個荒謬的無意義的過程,我們無法看到希望只是每日生活在無限次的重複之中,而正是這種看似無意義的人生才真正需要我們賦於它以意義,這種意義來源於西西弗斯似的在絕望中獲得希望的力量。
在現代社會中,平庸而幸福的大眾是不會關心什麼人生意義的,他們所有的意義都來源於物質生活的滿足,豐富的娛樂生活,及對權力、金錢的無限嚮往之中,至於更為神聖、崇高的精神往往已經蕩然無存。只有少數人才會關心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他們看到了人們在平庸的快樂中喪失了稱之為人所特有的精神,那種對物慾以外的意義性的追求。西西弗斯給了這少部分人以精神上的鼓舞,讓他們得以在無意義的人世間獲得意義存在的快感。他們是孤獨的行者,他們知道,在現實中尋求神聖的意義是無望的,因為現實已經被平庸的歡樂所包裹,作為由慾望組成的人類是無法從中逃脫的,也不會有人想從中逃脫。正是這種無望讓他們獲得了生存的意義,而死亡的有限性又加深了意義的內含。他們用冷眼觀察著世人,這些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少數人,他們在靜觀與思考中獲得了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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