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俄羅斯思想辨正

　　耶穌竟然甜到整個世界是苦的地步。

　　——別爾嘉耶夫

　　俄羅斯自由主義及蘇維埃大墳場

　　自由主義，俄羅斯自由主義，乃至中國自由主義究為何何物？異同如何？施行之，結果如何？是一個不大不小的 問題。前此我們紹述之俄國信仰，體制，革命簡況和觀點的時候未能將此課題適為展開。在參考有關書籍後，我們得出的看法，和以往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發生之條件多有吻合——和世界之，也無大異——這個自由主義的要點就是：自由主義是專制體制中反對派，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的某種互動，而不是簡單的反對派單元，一方 的反對主義和顛覆主義；更多的指向，是對於政府合法性予以認可以後的反對派運動。這個反對派運動之結局無外兩種：一種是政府鎮壓；一種是互動成功。互動成功本身，是政府專制性質導致，而非極權主義一面權力可以成全之。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是在政治載體有效或者無效性遮蔽下的有限反對公司之操作，不是無限公 司，更不是革命集團可以為之，證之。這些話，我們前此屢屢提及，卻少有人為此「接招」，辯論和否定——當然，也談不上任何肯定和延續。這就是坊間自由主義妄談泛濫的結果——這種自由主義，往往成為一般性反對派籠統提出的口號式內容，既無對於（極權）政府採納自由主義可能性研討，也無自由主義本身是不是可以 拓展空間的條件反思。我們一度印證日本學者福澤渝吉的說法。他認為，自由主義其實是中世紀自由市權力獨立的產物。沒有這些權力前提和公民意識，自由主義即無法存身，更談不上發展之。這個情形和中國儒學存身於皇帝體制一樣，是其體制導致的直接產物——取消這個體制，就無儒學存在的任何條件——這是陳寅恪先生 的觀點。英國自由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歷史本身，就是邊沁和穆勒們促成的英國實用主義，實力主義和海外殖民地戰爭的最好註解。所謂英國以其高度文明統治印度低級文明，乃是穆勒的著名觀點。幸福成本和最大利益觀，建築在英國民族主義的基礎上，而非建築在印度的人權和印度人經濟利益之上，就是一個顯然不錯的證明。 所以，英國代議制政府對內實行大憲章以來之法治和人權——卻對印度實行總督統治而罔顧民主（其有一部分自由和法制）——對於中國的統治，則更不在話下。那種因為英、美自由價值觀普世而行的提倡者，對於殖民主義只說好，不說壞，和中國式觀點，反向而論，都是一種宣傳偏執！

　　在 體制內實行自由主義操作，是俄羅斯自由主義最早的原則。有學者對此原則施行了語義解答和歷史詮釋。他的看法（也許是他所譯原文的見地）十分清楚明白；那就是，俄羅斯自由主義不是革命利器，也不是有效社會革命和政治改變的措施，更多一種類似巡神派的文學虛構和教義幻型。這種人物幻型，往往成為國家理念和理想 的追逐目的，卻不知他很少提供政治途徑和政治閥門，以期通達其理想國（和中國左派文學指向很類似——抑或說，是魯迅們很類似於俄羅斯文學）。這些理想就是，塑造一種對於自由主義譏諷和嘲弄的對象和角色，寄託對此自由化批判的轉化——轉化成為宗教中心論甚至懺悔中心論——而這樣的宗教自由主義，因其無效， 就被極端革命派放進反駁之的革命宣傳文字和口號中。列寧們既要反對沙皇，也要反對司徒盧威和普列漢若夫；卻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抨擊了所有這些斯塔夫羅金（而魯迅塑造了所有這些祥林嫂）以後，究竟什麼是其政治前途。就像打倒伊朗巴列維，參加霍梅尼革命者言：我們不知道革命以後會這樣！他的意思就是，霍 梅尼其實比巴列維更加封閉，野蠻，無恥——但是，「我們」當時只想打倒巴列維，沒有想到霍更加封閉，野蠻，無恥。中國革命，也就是我們所言，何以毛之取代孫之——俄羅斯十月革命，何以取代克倫斯基之二月革命之問題。此前，業有一些說明。所以，俄羅斯自由主義產生的根源，同樣無外乎兩種土壤。一種，是袒護沙 皇統治，袒護俄羅斯民族主義之大彌賽亞說，袒護斯托雷平的權貴土地改革；一種，是維持「巡神派」宗教烏托邦「建國」論，要建立地上的基督王國而不可得，從而轉向內心懺悔和內心自由，變成夢鄉和異國詩童（他們十月革命後悉數流亡國外）。於是，俄羅斯自由主義在經過幾百多年的鼓噪、失敗和同樣不知所云以後，除 去建造了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和次偉大之俄羅斯音樂，在哲學和政治學領域裡法善可陳，價值觀念和原創觀念，十分稀薄和混亂。以至於直到今天，俄羅斯人對於普京這樣的KBG和國際販毒者，仍然不知其本質，其面目，其野心；皆緣於普京是一個俄羅斯新式彌賽亞(就連索爾仁尼琴，也對此客恭維備至)，一般俄國人更是與 他心氣相通，無法識辨之。

　　俄羅斯自由主義確切含義是什麼？她首先體現在俄，西貫通的自由主義者「臣服」情結——「在中古英語里，Liberty 代表國王和臣屬之間特殊的契約關係，即國王賦予臣屬的經濟或政治特權（如領地徵稅權），臣屬同時須承擔一定義務（如交納貢稅或隨王出征）。

　　「自由主義概念之於俄國是典型的舶來品，Liberalism 辭彙和自由主義觀念進入俄國，有一個較長的與俄國本土文化和語言的交換過程。

　　「Free 與вольный 和Feedom與освобожда 則沒有共同詞源，只是在意義上基本相近 均屬於古斯拉夫語，早在十九世紀以前已經廣泛在俄國社會中使用。儘管其詞義中均含『自由』，但是，從古羅斯語言中的『自由』到近代俄語的『自由』，乃至近代政治學和哲學範疇的『自由主義』（Либерализм ）有一個較複雜和較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直接地反映了俄國社會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認識過程。

　　「『воль 』意為『自由』，『無拘無束』和『意志』，вольность 意為『自由』，『獨立自主』，在古斯拉夫語中意為『特權』和『優惠』。即或指貴族特權，因此俄國統治者和社會人士最初理解自由，即是『特權』，是與貴族階層的特權相關的。其形容詞為вольный ， вольный Город意為享有特權的自由市（請注意，這裡提到自由市——自立注），вольный Казаки 意為自由的哥薩克」，（俄語）自由港口，等等。

　　引證者張建華先生指出（上同）——

　　「1698年1月至4月，率領俄國使團在英國倫敦訪問的彼得一世曾經旁聽過英國三級議會的辯論，隨後他很不以為然的表示：『英國式的自由在這裡就像豌豆放在牆上一樣不是個地方，應該了解人民以及如何管理它。」張說，提出自由主義思想者乃葉卡捷林娜二世；並在參考孟德斯鳩之基礎上提出了這個概念；西方自由主 義概念在俄國並不存在；甚至認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傾向就產生於君主制自身之中」；彼得大帝「把英國式議會民主拒之門外」（中國人同樣把英國議會和英國憲章拒之門外——

　　「（於）『式枚復奏言：』德皇接受國書，答言憲政紛繁，慮未必合中國用，選舉法尤未易行。又昔英 儒斯賓塞爾亦甚言憲法流弊，謂美國憲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權握於政黨，平民不勝其苦。蓋歐人言憲法，其難其慎如此。今橫議遍於國中，上則詆政府固權，下則罵國民失職，專以爭競相勸導。此正斯賓塞爾所云政黨者流，與平民固無與也。伊藤博文論君臣相與，先道德而後科條。君民何獨不然？果能誠信相接，則普與日本以欽定憲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則法蘭西固民約憲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數十而猶未定？臣愚以為中國立憲，應以日本仿照普魯士之例為權衡，以畢士 麥由君主用人民意見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後科條之言為標準，則憲法大綱立矣。』」

　　「（李家駒說辭同理，謂：法自上裁（參日），是權生法而法不生權（見其摺）。

　　「載澤，汪大燮等人之論謂：英國法制：條理煩賾，不易察晰——是為對於英之憲政不解——不解於英，等於不解法。

　　「美國之：『純任民權，與中國不同』。貶斥民權顯矣。

　　「法國之：『比之英吉利，一則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後政府握其綱；一則政府實有總制之規，而後人民貢其議，施之廣土眾民之國，自以大權集一為宜。』——鑒王大燮，載澤等人之考英法美摺。）

　　「3，這個『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樹民牧之的說法，嚴格說，就是不必言法，回到古制，提倡君治人治，也可。至於說，『美國憲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權握於政黨，平民不勝其苦。』」（《孟森政論文集》）（劉自立《法意大轉變之再啟示》） ）

　　綜 合議之，中、俄趨同論，還是因為他們原來沒有憲章，後來亦無；原來沒有議會，後來變形而已。於是，無中生有的困難就是異體載入；異體載入，首先面臨排異反映；再次就是「開刀」位置，是否可以拿準；最後，開刀也許自慚，自殺，也已經證明。清末憲政手術失敗，就是因為選項錯誤，並未開刀、改變體制——遂導致孫 文革命——這個革命是歷史必然，卻出現好事多磨之訓政主義——這個訓政，類似俄羅斯袒護彼得一世和實行斯托雷平領帶之改革翻版。於是，歐美耶穌前後幾千年之希臘政體和瓦片選舉，被東方兩國忽視，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俄羅斯變故之中，赫魯曉夫主義和戈巴契夫主義究竟是把俄國帶向移植成功，還是異體猶在，又要 變形，事情在未定之天。從理論上講，俄羅斯和大清國之歷史上政治建制的空虛和脆弱，正好是世界分成東、西方之關鍵所在。這裡的歷史決定論雖然狹隘，宗教預定論雖然荒誕，但是，世界理性也非完全理想路徑。甚而言之，上帝如何安排東方中國和東西方俄羅斯進入這個希臘化，摩西（律法化）世界，也在未定之先。所 以，當索洛抑或別爾們將摩西法律主義釘牢在政治化範疇之中加以排斥時，政治宗教的分野產生遂悖論於西方後來之權利分立和制衡機制——因為，俄羅斯人說，摩西化本身，就是褻瀆上帝意志的人權/神權歪曲——於是，事情在俄，在華，確實非常不一樣於歐美政治學見解。這個分野，現在演變成為中美俄三角對峙，此俱深層次政、教根據，或者無根據之根據，亦不為怪。

　　可以看出，俄羅斯人即便提及自由主義，也往往是和他們抨擊的革命者，社 會主義者，涅恰耶夫和魔鬼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精神領袖的著作中可以見到。為什麼俄羅斯人有著一直以來的文學夢想而無政治夢想，抑或，此等夢想很為單薄和脆弱呢？筆者認為，全部緣於其絕對主義。我們曾經這樣看待這個課題。如果二戰時期德累斯頓轟炸對於美軍和盟國而言，政治上不可厚非，那 么，對於文學中人——任何一個德國婦女和孩子之死亡，這個轟炸絕對是罪惡的——現在，很多這樣的作品出版。德國鐵達尼克號的故事，德國女人被蘇聯紅軍脅迫的故事，波蘭卡廷慘案等，都在說明一個政治定律不能揭示的文學和宗教議題：個人位格，個體和個人主義，在整個西方文化和宗教中重要的，不可疏忽，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在此意義上，一個人的死，無關於整個戰爭，國家，主義和道德取向。所以，俄羅斯人的文學情結，正好是在解釋這樣一種文學的，非政治道德情懷的是非功過。也就是說，俄羅斯人的絕對主義在絕對道德，絕對是非和絕對文化上沒有錯——他們錯在，如果「絕對」絕對不能操作，絕對不能解釋反對斯大林，是否意 味肯定重生之「新的希特勒」（斯大林）的時候，只有政治可以操作之——熱戰，冷戰，蘇聯解體，俄羅斯繼續逐夢，擁護普京，等等——於是，在這個操作的間隙，回到俄國的索爾們，其依舊抱殘守缺地，非常傑出地，絕對不一般地繼續批判蘇聯，批判俄羅斯，批判美國。因為文學家諸公的天然職責就是批判——就連我們 也認同民主可惡，也要批判——因為民主至少有一半不好（丘吉爾主義）——但是，人類除去民主，就更壞；難道不是嗎！所以，俄羅斯文學偉大和俄羅斯政治渺小，似乎業成定局。

　　所有這些理論上的幽雅的「虛構」，都是一種奢談——也許我們過於兇猛地採用了這個詞藻——因為，在 行將結束本文的時候，我們意外發現了關於蘇聯極權主義暴政和納粹暴政治勾結的史料（見影片——《蘇維埃的故事》）——於是，自由主義的任何討論在蘇聯政權面前，都顯得牛頭不對馬嘴。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最基本層面，是建築在人類生存基礎上的。如果任何一種歷史和國家以屠殺千萬人而試圖解釋其自由，這就不是哲學 辯正，而是魔鬼論道了。我們所見的蘇維埃的故事，正是建築在這樣一片骷髏和屍體之上——那也是這部2008年出版的新電影的招貼畫。影片分成幾個內涵。這 里簡單紹述如下——

　　納納粹和蘇維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影片指出，在列寧死掉一年有餘，在美國紐約時報上有人撰文 指出，希特勒的爸爸正好是一個社會主義勞動協會的主席；他認為列寧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社主義，並無很多不同；他們都是勞動和自由的捍衛者——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戈培爾本人。

　　二，一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用階級鬥爭來實行人類戕害，不是用種族主義；不，影片指 出，馬克思在當時的新萊茵報上撰文指出，在所謂大革命時期，有一些民族過於軟弱而應該被消滅掉。這個提示，和他們以後用所謂無產階級消滅異己階級——再用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無產者和農民，殊途同歸——但是，首先發明種族消滅者馬克思，卻是希特勒種族滅絕的前輩魔鬼，這是一個新的發現和說明。

　　影片揭示，斯大林為了對應烏克蘭人的離心傾向，對其進行掠奪糧食的政策，致使那裡七百萬人餓死。這一年，該地出口西方的糧食高於任何年份。影片畫面出現了類似奧斯威辛集中營埋葬枯骨的慘烈畫面。成千上萬體若干柴的男人和女人，被推入遍布整個蘇聯的森林和原野之萬人坑——那蘇聯地圖上標記的黑點，幾乎覆蓋了整 個紅色面積的絕大部分。影片說，西方人，對此默不作聲·（在另外一部影片中，作者揭露了美國人是如何任用二戰時期里昂屠夫的故事。那個裡昂屠夫是：克勞斯巴比——

　　「紀錄片《敵人的敵人》：克勞斯·巴比於1913年出生於波恩附近，是二戰期間蓋世太保駐法國里昂地區的負責人。 1942年至1944年，克勞斯·巴比在任法國里昂地區蓋世太保司令期間，參與殺害、拷打和虐待法國抵抗戰士與和平居民，把數萬名法國猶太人驅趕到奧斯維辛，被稱為『里昂屠夫』。二戰結束後，為了將巴比發展成『反共工具』、『冷戰勇士』，美國中情局向法國當局說情，讓他逃脫了死刑的懲罰。 1951年3月，巴比出逃玻利維亞隱藏起來，並取得該國國籍，更名為克勞斯·阿爾特曼。」（資料）而正是這個巴比，和艾西曼等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生活在拉美，過著上層人物的生活。他們受到西方的庇護。巴比，則是因為販毒囂張，最後不為美國容忍，被迫引渡法國受審，獲判無期徒刑。）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勾結方面，影片羅列了很多雄辯的文件和史料，說明39年以前蘇德勾結的事實；莫洛托夫親往柏林和希特勒政權制定共同瓜分世界的計劃；蘇聯和德國共同出兵侵略波蘭——在很早以前，馬克思認為：波蘭這個國家，在世界上沒有必要存在——而後來發生的卡廷慘案，現在也已眾人皆知。（需要指出，那時， 波蘭人無法辨認蘇德之間士兵的國別，因為蘇聯人和德國人所穿制服完全一樣。）

　　此外，蘇德默契使得蘇聯大局侵略芬蘭，轟炸和屠戮那裡的百姓，婦女和孩子。

　　對於集中營問題，蘇聯比較德國更早，也更晚。因為在奧斯維辛建造以前，蘇聯就有了這樣的人間改造「天堂」；以後，納粹覆滅，蘇聯堅持這種古拉格。而蘇聯人的罪惡是，他們把千萬逃往蘇聯的猶太人，悉數交還給德國人——影片再現了這種體面交還的歡喜場景；那些婦女和孩子眼巴巴看自身的命運和性命，被蘇維埃士兵們 葬送了。

　　很多蘇，德秘密簽署的文件，被影片披露，那是雙雙加蓋蘇聯KGB印章和德國蓋世太保印章的絕密文件。

　　故此，如果人們把眼光轉到俄羅斯十月革命以後，他們指望奢談自由主義的雅興就會煙消雲散；也就是說，他們的阿赫瑪托娃除去寫作集中營外，絕對不會再去探討政府和知識分子如何互動或者如何隔絕——她要探討的，恐怕是人在蘇聯，何以為人，抑或為鬼之問題——自由，這個人類很是昂貴的東西，只能建立在基本人性的商 榷，而不是建立在人性和獸性較逐的酷刑柱上。那些被蘇聯特務拴在人類和動物實驗室中的人們，難道還會談論自由嗎！我們之所以說有一種是是非非的俄羅斯思想，意味著我們並未奢談「蘇聯思想」的可能。這一點是極其明確的。蘇聯，不是一個思想問題，是一個生命和生命被活埋在廣闊而不能「自由呼吸」（像蘇聯一首 老歌唱的那樣）之古拉格和蘇式奧斯維辛之問題。於是，如果一定要談及這裡的「哲學」，那末，我們最後指出——正像影片痛切叱責的那樣——是誰在為整個蘇聯體制和納粹體製造勢言明？就像阿倫特對於猶太人有過指責那樣——最早提出讓人死於毒氣而無痛苦者，不是別人，正是蕭伯納。影片錄製了蕭翁對此毒氣消滅一部 分不該存在者，有著現身說法的鏡頭——這不能不再次讓人想起他們要「燒掉稗子」和「不能存在」的人的說法——誰先，誰後講出這個「無痛死亡法」的呢！僅僅是蕭伯納嗎？還有那個說過「一見到文化，我就要拔出手槍」者，難道不是這類毒氣轉換者嗎？所有批判專制，引來虛無的前後極權主義者，難道不都是毒氣發明者 之類嗎？影片說，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殊途同歸；他們讚揚「新人」的方式，如出一轍——試問，俄羅斯新人，究竟是誰，最先創造和提倡過新人，呢！人們還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嗎？還記得萊蒙托夫「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口號嗎？歷史是一個戲謔的魔鬼，雖然，他往往是穿戴上帝的裝束登場做戲的。

《路標》和十月

　　一 個常見的提法是，改革導致了革命——斯托雷平的官場私有化改革，使得類似國產鄧改革的局面（注意，斯拖累平時期是專制，有空間；鄧是利用批判文革，進而轉換成為再極權——其無政黨政治，立憲民主黨，十月黨等；更無議會操作；甚至無維特和維堡宣言；等等）：經改反政改之局面，適時出現，雖很快轉化成為布爾什 維克革命——故言革命不好，或者很不好。「不可輕信革命」。（見金雁文章《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第二，激進主義之所以可以登山政治舞台，是因為改革本生革命——這是舊制度含大革命之關係論。第三，知識分子在改革中袒護官方，遠避批判，不講公正，成為現在人們所言之精英苟同政權化，是使得革 命和改革出現大眾化和民粹化，繼而完成共產黨化之忤逆過程；是一個官方和知識分子雙肩責任與罪過之大悲劇。最後，列寧們正好運用了這個過渡時期的政治縫隙，遂使得蘇維埃變成孟什維克，孟變成布（爾什維克）。所有這些邏輯似是而非，極需確之，榷之。這裡，首先應該區隔「兩種革命」。我們前此言說之別爾嘉耶 夫們，之所以枉顧和忽略了民主國家模式，就是因為他們一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無神論，二避民主模式——也就是，前此所謂自由宗教模式而非自由世俗政權模式之規避。其俄羅斯主義之深層認知和哲學，使得他們概論革命而否之。這是一種革命反向論導致革命正向論——其實，是反革命論的過程。

　　我 們從金雁先生揭示的1918年列寧鎮壓議會、憲政，可以言之。所以，問題的提法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一個岔路口。就像英、法革命同樣產生許多類似岔路口一樣。俟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無法一統局面而使得革命完結抑或完結不能的時候，隨之出現了拿破崙的雙向復辟——導致王統、獨裁兼顧議會，民主，宗教和法典之改制 ——叫做「我在帝王面前是人民，我在人民面前是帝王」——這樣一種革命加反革命復辟主義秩序。這個秩序會殺戮安關公爵，也會釋放夏多布里昂這樣的自由主義乃至容忍斯達爾夫人反對派。於是，復辟成為革命首選。就像基督教極權沒有顛覆文化一樣（見T.S艾略特語）拿破崙拯救了法制和天主教。於是，法國革命本生的革命涵義並不是十月革命的預演。十月革命之所以顛覆了文化本身，主要就是我們前此所言之俄羅斯人沒有看到世俗民主政權的價值所在。他們熱衷於一個宗教神 權政體、立憲君主制而不可得。邃讓列寧得志，得之也。

　　二是，斯托雷平改革呈現的議會和反對黨政治，本來可以走向民主多 元。因為俄國知識界是一些宗教烏托邦主義者，巡神不等於巡民主，故而失算。他們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實踐派。在實踐和觀念上，他們讓位於負面革命者，而喪失類似英、法革命的觀念主導和實踐探試。也就是說，百多個政黨和幾屆杜馬的召開，本身就是專制－民主交錯所在——本來可以引向自由革命，也就是英、法正面 革命。但是，俄羅斯學者的宗教高尚論和世俗卑微論，造就了所謂言語巨人和行動侏儒。於是，行動巨人和語言胡說八道者，佔有了思維的主要領地。所言改革本生革命的良機，在二月革命之後混亂而自由的局面中，被列，托火中取栗，造成比較沙俄壞一百0一倍的極權政體。其中，不是俄羅斯人的智慧有問題，而是他們聰敏過度的絕對化，妨害了他們起來主導正面革命。

　　三是，他們沒有利用斯托雷平改革帶來的縫隙和空間，即利用這種專制主義之 民主可能性——他們將民主可能性和民粹現實性，拱手交給列、托，而使得專制稍稍自由之良性空間，變成了多元較逐而邪惡取勝的博弈場。這個教訓就是，一，如中國清末那樣，革命改革之遺囑施行者慈禧，成為革命最後對象，是因為康梁不是馮自由和章太炎而放棄革命——遂有辛亥產生。但是，和俄國革命不同，孫文革命 繼承了歐美政治價值論，而非儒學孔孟之「宗教價值論」——這些價值論，在中國辛亥時期，業已退居後衛，不是先鋒和時髦——乃至五四甚至要顛覆之——於是，中國人世俗主義傳統也許在此層面幫助了孫中山革命。我們說，俄國立憲和清末立憲，都是王室努力之結果；但是，如果立憲釋放的空間被憲政派加革命派利用，就 是拿破崙主義；俾斯麥主義和迪斯累里主義；也就是孫文主義——被列寧和毛利用，就是憲政之死。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是否由改革走向革命，而是走向什麼革命，何種革命。如果否定任何一種革命，除非你可以保住皇權，實行革命加傳統兼顧，否則就是無法無天，暴殄天物。

　　四是， 否定革命觀，現在盛行一時。說明金雁先生刊文於官報，乃是官方允許之限。這是一個很大的蹊蹺。說明，反革命，是他們樂意見到的言論。我們倡言俄羅斯革命失敗，乃是因為他的十月成功——這個悖反之問是，柒拾年，你再成功，內涵還是失敗了——因為你不是正面革命；所以，他的最初勝利，導致最終解體。這是一個並 不奇特的邏輯。奇特的邏輯是，中國人枉顧革命一般性意義，而要倡導一種無前提改革（改革主導權問題——鄧，不是斯托雷平）。這些話我們言及多次。你要政改，主體是誰？這就是一個未定之先：異議者不可議，不可與；主導者是政改的對象。這個荒誕是不是「以頭撞牆」？再說，俄羅斯革命還是觸發於專制留下革命資 源之體制，不是消滅一切資源之體制；消滅一切資源之體制，也許，也消滅了革命？這個疑問很大，很多，很嚴重——以至於當我們言及於茲，如遇山洪猛獸，而不得規避。這裡要說明的是，十月革命也好，英、法革命也罷，不可能產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後相反的環境里——這個相反的環境，就是中國改革後六四時期， 改革成為革命和改革之反的極權主義或者後極權主義環境。

　　在此無條件，無資源，無襄助（德國皇帝給錢於列寧）之下，並不 是我們一言放棄，一言不輕信和絕決暴力，就可以完成「不革命」前途的——這是一種根本無前途之不革命論——幾乎和列寧革命一樣一塌糊塗。於是，俄羅斯政治宗教課題的提出，完全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革命抑或反革命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給出的信息十分充分，但是，沒有適合中國特色革命和改革的對應之物。完全是因 為俄羅斯政教合一的主要特徵和中國無宗教、無神論，無寄託，無載體之政治和體制使然。一面，是以宗教思維代替政治進行；一面，是以枉顧一切宗教和文化，造就比起宗教化虛無來得空洞百一0倍的犬儒和苟且。於是，我們依託革命和改革的背景和養分十分稀疏。並不是一句，「不要輕言革命」，可以搪塞得了的。我們的參考背景，也許可以轉向俄羅斯「路標」們指出的方向和點到的要領——我們很望閱讀像《紅色車輪》這樣悉述二月革命之典籍——惜緣於俄語之礙而不可得。所 以，聊勝於無之下，只好回到一百年前，路標們所言所向。一份官方文件指出——

　　「路標派即俄國立憲民主黨的著名政論家、 反革命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尼·亞·別爾嘉耶夫、謝·尼·布爾加柯夫、米·奧·格爾申宗、亞·索·伊茲哥耶夫、波·亞·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盧威和謝·路·弗蘭克。1909年春，他們把自己的論述俄國知識分子的一批文章編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為《路標》，路標派這一名稱即由此而來。在這些文章中，他們妄圖詆毀俄國解放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傳統，貶低維·格·別林斯基、尼·亞·杜勃羅留波夫、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薩列夫等人的觀 點和活動。他們誣衊1905年的革命運動，感謝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獄』把資產階級『從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來。

　　「 列寧在《論〈路標〉》一文中對立憲民主黨黑幫分子的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評價。」（資料）那麼，路標派究為何物呢？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新人和革命傳統究竟要把俄羅斯帶往何處？索洛維耶夫，別爾嘉耶夫、布爾加柯夫、司徒盧威們，是不是一向所言之「反動派「呢？俄羅斯自由，究竟是和那些勢力糾纏與契 闊？此類問題，都是大問題，不是小問題；但我們緣於缺少資料，只能苟剪述之。有學者曾經撰文，對總持《路標文集》者司徒盧威（有人認為主要組織撰寫者是格爾申宗）的觀點描述之——

　　「斯徒盧威認為：『法制國家是國家體制發展的最高形式，法律具有普遍性的基質。法制國家的理 想是俄國經濟和政治的定位標，然而，這種理想與俄國的現實之間有巨大的鴻溝』。 『國家就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統治。政權和管理在人們之間確定了超理性的聯繫，政權不只是是整頓社會生活的必要手段，調整社會生活合理規則的工具，政權首 先是增強國家實力的手段。』『國家期望強大，也應該強大，每一個繁榮的國家過去是、將來仍將是這個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注重對國家外部實力的關注，而自由主義注重在國家內部關係中對公平的關注，有些國家內這兩種思想在國家政策中充分結合，而在個別國家內部滲透了國家強盛思想的帝國主義戰勝了傳統理性 的自由主義。』

　　「斯徒盧威強調： 『我不知道，是否斯托雷平指出了『偉大俄羅斯』這個說法所包含的所有意義。對我們而言，這個說法並非意味著擁護舊制度，而是對新的俄羅斯國家體制的呼籲。這種國家體制試圖依賴於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所有愛國主義力量的創造性活動建立新的俄國國家體制。」（張建華 《斯徒盧威：俄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這段話的自由主義表達很為確切；原因是，國家專制主義是自由主義賴以生存的條件和唯一隙罅；相對比照的、就是極權主義無比對性之自由主義喪失。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多次言及的沙俄抑或滿族非極權，有專制隙罅之自由主義空間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出現斯托雷平政治空間：反對黨（多大上百），議會政治，批判可能性，等等自由主義要素所在——這些要素和西方約翰.穆勒等人互動於政府之自由主義稍 許有同——也就是，民主的多少問題，不是民主的有無問題——民主的有無問題，本生自自由主義絕跡。同時，斯托雷平「領帶」赫然存在。沙皇和他解散了頭兩屆立憲議會。米留克夫們無奈處之。這是自由主義的兩面幣和政府同之之局面。對比之，中國極權政府不給自由主義空間，也沒有知識分子與政府互動可能。所以，主 張國家論，強大論甚至自由論，在俄國皇朝專制主義治下並非沒有可能；其可能性喪失，乃是因為俄皇之民主性－專制性，使得民主空間時大，時小，時有，時無。這是造成自由主義式微，而民粹主義坐大的一個原因。但是，自由主義式微的更加重要的原因，皆是我們多言其操作性的闕如和觀念的空想性質。（比如，胡適之和 蔣介石之間自由主義互動，就沒有毛之顛覆論，人民論和劫掠論，更具煽動性。）2是，俄國自由主義分子袒護斯托雷平改革之不公正性，遂使得他們喪失了人民的 信任和支持；3，更不要說他們的基督王國比較列寧一切權利歸蘇維埃，時顯費解和空洞了。4，這一點俄，中雷同。5，不雷同的是，強大俄羅斯，到底還是出現 了一個柒拾年。

　　這個有效性的出現——無論是彼得大帝還是斯大林的強大——證實了部分改革派遺囑和願景的實現（——而中 國強大論，現在業成「中，美國」論之新雙頭鷹象徵，耐人深思）。故此，司徒盧威在涉及沙皇強大論上，並非背離國家主義加自由主義原則。只是這樣的期望，成為自由主義並不兌現世俗事務和人民期待的證據，遂使他失落於俄羅斯，並且為列寧取代。所以，自由主義「路標派」的正確性，在歷史考證面前，敗陣於暴力革 命。這是一個必然嗎？緣於這個強大性，十月以後，1918年，前「路標」派中人再度出版了激烈抨擊十月革命的文集《來自深處》，表達了和《路標》以前所版 《唯心主義》勢成「巡神派三部曲」的觀點。其特徵是，《唯心》表達了司徒盧威等人轉向絕決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式批判，《路標》表達了規避馬克思主義的、對於 1905年革命的反思；《深處》則對於浮上檯面，實行具體殺戮和誅心的布爾什維克全面進行否定和痛斥。這個過程的正面闡釋，卻依舊是規避民主革命和憲政革命，仍舊對於君主立憲還抱幻覺和理想。其在《深處》表達的觀念和《路標》如出一轍，繼續以精神論和道德論，批判列寧主義，而枉顧建設民主社會的歐美建制和國家。繼續認為外在形式的實現（民主國家）不能化解俄羅斯政治危機，只有回到巡神主義之路，復歸內心，才能重建羅斯帝國。別爾嘉耶夫對於前，後革命的總結 就是——

　　「在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許多思想家那裡，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最終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態度。將政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構——從技術觀點看，它事實上就是這樣。……因此有限的手段變成了無限內涵的目標。」（《路標》）

　　「 經濟唯物主義與科學實證主義一樣，它在俄國本土上也未得以正確接受。……在俄國，經濟唯物主義哲學變成了特殊的『階級的主觀主義』，甚至變成了無產階級的 『神秘主義』。」他強調，「在俄國，革命只能是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運動與國家杜馬和立憲民主黨聯繫在一起。但是他在人民群眾中沒有基礎，並且沒有能夠鼓 舞人的思想。按照俄羅斯人的精神氣質，革命只能是極權主義的。所有俄羅斯式的思想體系始終是集權主義、神秘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俄羅斯人是極端主義者，也恰恰是那種使人覺得像烏托邦的東西在俄羅斯則最現實。」（《深處》——這和他繁複強調的俄羅斯宗教精神完全風馬牛——自立注）

　　其他批判（在《深處》）還有司徒盧威——

　　「俄國發生了一場可怕的災難。她已落入無底黑洞。許多人開始認為，統一的大俄羅斯只是一個幻影」。（言中了。）

　　司徒認為俄國人在十月中只是繼承著其古代以來之「道德惡習」。

　　弗蘭克認為——

　　社會主義是外在勝利而非「內在勝利」，俄國社會主義是「暴徒式的社會主義」。（和列寧的韃靼人背景考證聯繫起來。）

　　《深處》前言說——

　　「要促使社會生活的良好開端在宗教意識的深處生根，而現在兩者的根本聯繫的脫節，則是不幸的和罪過的。正是這樣的脫節，才釀成大錯，道德和政治災難就要降臨到我們人民和我們國家頭上。」等等。

　　司徒盧威說——也許堪稱總結——

　　「在俄羅斯沒有發生過宗教改革，因此也未曾出現基督教道德世俗化，未曾把基督教變為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制度，如同西方國家那樣。俄羅斯有宗教和宗教精神，但是宗教未能作為必須遵守的原則滲入日常生活中。」所以，無政治的宗教和無宗教的政治，雙向落空。於是，我們想到中國……

　　另 外，他們在十月期間，強調反對以暴易暴對待布爾什維克之新原則——這個原則的操作，除去流網海外，文字批判，別無他途——不像列寧，可以實際上捲土重來。於是，反對05年革命和反對17年革命的俄國自由主義，在喪失具體行動能力上敗陣於前沙皇和後蘇維埃政治。按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說法，自由主義不提供麵包和實惠——是其失敗因素——中國自由主義亦同——這些教訓值得我們汲取。

　　革命和資本

　　革 命，是不是和資本完全衝突呢？從理論上看，是這樣。但是，實際情形完全兩樣。在一部採訪索爾仁尼琴的訪談片子里，這位幾乎很少言及各國政治制度細節的偉大作家，卻對他自己國家的體制，發出不滿之聲。首先，他揚言西方資本一直以來就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第二，他們自己的國家資源被「三百人」高層所壟斷；三， 這些人收受賄賂，惡貫滿盈。（《對話索爾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爾之言，道出他反對革命和進步的哲學觀點。他說，世界近代現代以來變化很快；而幾千年來，世界上（對於資源生態）的改變很少，很慢——這個看法與呂貝松的電影《家園》同。呂貝松認為世界資本帶來的掠奪性破壞，正在使得東西方世界被納入一種萬劫不復的巨大危機之 中。於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殘酷的烏托邦理想和「動物莊園」機制，製造了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古拉格和公社體制外，其帶來的利益誘惑，在另外一個層面，使得資本和革命可以產生共謀和同構之關係。索爾所言並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文學幻覺——在整個採訪中，只有這一段談話讓老人義憤填膺，情緒高漲；其他話題，他 都是在幾乎閉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談到苦難問題；繼而靈魂升華和苦難關係問題；其中，文學結構的道德情節和故事情節的交錯與不同問題；還有靈魂升華和知識關係問題（他基本面傾向舍斯托夫和別爾嘉耶夫的無知覺論和直覺論）；人的完美和美好問題（含他所言之人類競爭和世界和諧問題——很像社會達爾文主義 之弱肉強食主義之堅持：當一棵樹生長的時候，它會壓死周邊的小樹；動物互相吞食和「動物園」的和諧）；超級道德問題——最高關懷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說指向（他輕視納波科夫），卻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關係——緣於他很少思考這類問題乎？

　　但是，他談到的西方歐、 美支持布爾什維克之主張，卻是他睜亮他的老人之眸而神態強調與明確言之之含。於是，我們從這個提示察揀到關乎於此的大量材料，證明索爾所言非虛，實是鐵證鑿鑿，不容否認；卻百多年來被人完全遺忘或者視而不見。這類材料主要解釋彼得博格集團一個世紀的所作所為。試看如下史料——

在 「布爾什維克的恩人」一節該書印證如茲，恩人卡內基。「最初的一個主要的對俄國革命進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蘇克蘭出生的安德魯卡內基，他是美國的鋼鐵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擁有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卡內基也是他那個時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認為值得的事業。……到他一九一九年辭世，他共捐助了三點五億美 元。」（見關於彼得博格集團材料——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21295.shtml）

恩人洛克菲勒。「吉奧格斯海頓的書《強姦憲法：自由之死》很有趣。從中我們能知道，約翰D洛克菲勒的個人特使，喬治凱南花了二十年來鼓動對俄國沙皇的革命行動。他的出現和影響使美國資本家很容易通過善意的援助，利用『僕從』俄國市場來壓制反叛者。

為什麼洛克菲勒和他的銀行家們如此著急推翻俄國獨裁統治？這是否是又一個，發動俄國革命更相關的理由？

……一句話：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樣。石油！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

　俄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產油國。一九〇〇年，俄國富有石油的巴庫油田生產了超過美國生產總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產量超過了全球產量的一半。

在《洛克菲勒檔案中》，加里艾倫也提到了，革命摧毀了美國的競爭。『在很多年裡，革命有效地消滅了標準石油公司對俄國（克倫斯基政府——自立注）的競爭，（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標準公司再一次進入並重新開始俄國的石油生意。』

但是，華爾街銀行家們為了消滅（威脅自己的）競爭，並讓俄國人民在數十年里保持貧困和墮落，他們必須找到可以實施成功革命的領袖。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現了。」

恩 人英國政府。「比如，辛普森、撒切爾和巴特萊特律師事務所——該所擅長重組與併購是一家堅決站在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政體之後的美國華爾街主要律師事務所。薩頓寫道，「他們支持（布爾什維克）的跡象之一就是，合伙人托馬斯撒切爾寫了一份報告，在獲得英國內閣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問題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份備忘 錄不僅僅就俄羅斯政策（支持親布爾什維克的威廉·博伊斯·湯普森，當時的大通銀行，現在的大通曼哈頓銀行執行董事）作出了明確建議，甚至還聲稱，「應該給予蘇聯全面的支持，幫助其組建志願者革命軍。」

恩人摩根、莫羅。「另外一個和布爾什維克有牽連的華爾街公司是JP摩根。哈羅德尼克爾森在摩根的合伙人德懷特.莫羅（查爾斯林登伯格的岳父）的自傳中揭發說：

莫 羅對俄國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七年。那時，他的法律合伙人，托馬斯D撒切爾已經是革命期間美國紅十字會的成員了。他和亞力克斯﹒甘博格（他作為所有俄國 紡織行業辛迪加的代表來到紐約）的友誼又強化了這一興趣。「我覺得」，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寫道，「必須為俄國做點事的時候到了。」他個人對於俄國特使和國務院的進一步官方聯繫很積極。他為利特維諾夫給日內瓦的亞瑟薩爾特爵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這還不是全部。在巴黎時，他在Foyot』t（譯註：當 時法國參議員們常去的酒店）舉辦了一次宴會，邀請了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其他蘇聯代表。」

恩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另外一 個支持布爾什維克事業的大型組織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它控制著五家紐約主要銀行。在《與俄國的未知戰爭》中，羅伯特﹒馬多克斯一九七七年說過，「威廉﹒勞倫斯﹒薩內爾（蘭德英格索爾公司總裁，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副主席）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寫信給威爾遜總統，『我同情現在的蘇聯政府，覺得它最適合蘇聯人民。 』喬治福斯特皮博迪（一九一四年之後一直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副主席，著名慈善家；他為洛克菲勒組建了『普通教育委員會』）聲稱，他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壟斷 政府。」

一想到這三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最高層（薩內爾、皮博迪、威廉﹒博伊斯湯普森）公開支持布爾什維克，我們腦子就暈了。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情況讓一切都清楚了。華爾街銀行家們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叛亂失敗就開始做出支援反應了。他們為列寧安排了去瑞士的安全通道，讓他免於受害。」

於 是，十月革命首先由德國政府支助列寧千萬馬克（見鄙文《胡政治看世界》——《新世紀》網轉載）；再由歐美財團和政府支持掌權者列寧，整體呈現一個革命和資本勾結之話題，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左派和右派中人抑或反對革命，抑或反對資本，卻很少有既反對革命又反對資本者——但是，這卻是不能刪除的證據：革命，有 時候就是資本——雖然涅恰耶夫沒有想到這一層，列寧和毛卻想到了。毛70年代勾結美國，鄧訪問之，再見哈默於列寧近百年之後，業已說明這個革命和資本重新 開始勾結之第二次出發。人們迴避這個話題，好像這裡的皇帝是衣著整備，不是光腚者；他們錯了。不管他們如何看重資本和美歐體制，卻不能說明資本無孔不入，無原無則的本性。馬克思也許在其批判中點擊了資本網站的虛弱和虛偽，這一點也許有0.1的正確性。因為他以為無產階級革命一起，資本就完蛋了。他又錯了。資本可以和革命聯姻，把革命轉變成為反革命。俄國和中國的事情業已證實了這一點。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言，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其實老托也不 全對——俄國當時的無產階級只佔人口百分之一——是蘇維埃強姦了整個俄羅斯；業有歐美大亨配合其舉，為共謀同犯之所在也。所以，革命者幻覺的水至清之狀況，實在是一種枉談。革命了，就不要革命，要反革命了。這就是結論。

但是，索爾什尼琴說到一種歷史的事實（真相——他最願意提出的看法——自立注）和邏輯的關係。他說，他們支持過布爾什維克；但是冷戰爆發，關係對峙；他們又戰勝了（蘇聯）。這個邏輯解釋，又當如何呢？事 情就是這樣。歐美實用主義在東方大勢已去的情形下，是不會主次顛倒的；在此之前，他們是無所不用極其，見利忘義的。這就是中蘇「低人權經濟」和「無人權經濟」舉辦時期，南橘北枳之效應——有人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如何理解？一是內因二是外局；三是勾結；缺一不可。不能缺掉主謀之害，也不能 缺掉外在轉內之嫌。難道不是非常簡單而可悲之結局嗎？同理，支持低人權經濟的美、歐，才不會顧及於此而撒手這個廉價勞力和暴利資本——相反而言，高人權經濟如何使得暴利獲取，這不是簡單算術問題嗎！故此，當蘇聯威脅美國（養癰遺患之邏輯），業成犄角之勢，美國大資本當然不會枉顧本國利益而繼續前此之道。而 在另外一面，資本和制度的張力，在莫斯科和北京全部忘卻和枉顧索爾所謂道德品質和宗教關懷的時候，美國和西歐的道德法則就可以救亡俄羅斯和中國的道德淪喪嗎？這個問題從百年前白璧德批判西方道德淪喪可見一斑。道德何時未為淪喪呢？東、西方，何種時代有其不喪之局面呢？羅馬？拜占庭？中世紀？戰爭？和平？專 制？民主時期？還是人文時期？道德何時沒有淪喪！人們只是痛斥共產黨和「私產黨」道德淪喪。那麼是什麼東西讓他道德淪喪呢？——資本；歐、美資本。這就是革命和資本的關係——補充之，極權主義是資本大行其道而無法無天之市場，偽市場，真官場，如此而已。

改革和覆滅

斯 拉夫派和西方派除去在宗教和理論可以上打筆戰，在實際問題上也是針鋒相對，又你我滲透，異同皆備。前述革命問題，直接指向俄國革命改革道路之走向，也就是後來馬克思所言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峽谷」。這個跨越論的主要涵義是，俄國有一種村社制度，在此制度中包含社會主義因素而闕如私有土地的形制，從而可以使 得俄國不必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而直接走向所謂社會主義。列寧就是繼承馬克思這個後期觀點之實踐者和成功者。但是，勝利者在理論上的錯誤並不會因為暫時的竊國之舉而被歷史恆久肯定。蘇聯的解體，也許不是一種自由的完結，至少是其開始。其中，強調村社制度之俄國特色者，其實，不僅僅是後來所言知之馬克思，赫 爾岑等人，即發首論於此，且跟隨之不乏其人。形成此一俄國特色者，指出的俄國未來走向，也並不一致，但是，主張村社制度的實際結果，無疑倡導了俄國顛覆世俗和一般性私有制體制而邁向社會主義。這個教訓的內涵，同樣包含了中國革命中，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峽谷說——這樣一個陳獨秀主義和後來毛主義之爭辯焦點 ——爭辯的結果，也是錯誤方勝利而正確方失敗。一個繼承所謂專制負面之毛統，代替了專制中國千年正面歷史，傳統和時間，在中國卡夫丁里，全面瘋掉。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這個課題，也許比較理性和信仰，知覺和荒誕一類課題，更加嚴重。因為，他導致參與國家命運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個人出路之問題，之選擇。卡 夫丁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簡述之，是如下情形——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 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 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

馬 克思還說，「俄國的『農業公社』有一個特徵，這個特徵造成它的軟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敵對狀態。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繫，而保持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徵，但是，在有這一特徵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一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凌駕於公社 之上。

 「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一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 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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