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蔣蓉：我的爺爺奶奶是地主

06-02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蔣蓉，文革中當過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西南農學院（今西南大學）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原題

我的爺爺奶奶

傳說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得只剩下七戶人家。網路上的解釋是：清初戶籍統計，整個四川有史可查的僅9萬人。這才有了清朝初年開始的「湖廣填四川」。追根溯源，我們家就是那個年代從湖北省麻城遷徙到四川省中江縣，落腳在中江縣積金鄉的。到了蔣姓「正」字輩先祖，養育了四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天賜」「天書」「天民」「天倫」，蔣天書便是我們家的太祖。

蔣天書在某一年考中了舉人，雖然不是進士及第，但在偏僻的川西北山區鄉村，已經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件，他的墳墓所在地後來成了一個地名——叫作「舉人墳」。他的妻子唐氏也有誥封，去世後立了牌坊，文化大革命前還立在那裡，文革中「破四舊」被橫掃掉了。

蔣天書以下蔣星啟、蔣順泉兩代，都是一脈單傳。蔣星啟未考功名，閑雲野鶴詩詞歌賦，經史子集皆通，琴棋書畫嫻熟。可是他的獨子蔣順泉不幸染上了鴉片，致使從舉人手裡傳下來的田產被賣光，應了那句「富不過三代」的老話。蔣順泉先祖只好開私塾授學，賴以養家糊口。到了我爺爺蔣文通這一輩，人丁倒是興旺起來，家道卻已破敗，淪落為窮人。

我的爺爺

我爺爺生於1884年(清光緒十年)陰曆11月29，上有四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兄弟姐妹中他排在末位。爺爺出生的時候，家中房屋田產都已賣光，他的父親蔣順泉一無田產二無積蓄，僅靠教授私塾養活有七個兒女的家庭，一家人艱難度日，所以，在爺爺年僅五歲的時候，家裡就把他送到陳姓親戚家，做了放牛娃。

雖然家道中落，但，也許是幾代人詩書傳家積厚流長吧，孩童時代的爺爺和我們中學語文課本中「王冕的故事」那個王冕一樣，非常渴望念書。可是念書對於一個放牛娃，不啻海市蜃樓，他只能眼巴巴看著別人家的孩子每天在學堂（私塾）進進出出。後來爺爺年齡稍大一點，主人給他加了一份差事，就是每天送主人家的小孩去學堂念書，爺爺利用這個機會，站在學堂的窗戶下聽先生授課。聽了一年。這就是他所受的全部教育。

十一二歲時，爺爺被陳家送到他們家在永興鄉街上開的一間雜貨店當學徒，實際上是在店裡做長工。幼童時期就離開父母給別人打工的爺爺，到少年時期成為了一個極其勤奮之人，幫工之餘，他悄悄地學習做生意的門道。不知道「鑿壁偷光」「懸樑刺股」這一類的成語可不可以用來形容爺爺的勤奮，可以想像的是，只具有在私塾的窗戶下「聽學」一年文化的爺爺，能夠在無人指教的情況下掌握寫算技巧和經商要訣，需要付出的努力有多麼艱辛。黃天不昧苦心人，幾年以後，年輕的爺爺被陳家提升為雜貨店掌柜的，他開始有了收入。

爺爺節衣縮食、克勤克儉，把每一個銅板都攢起來，幾年之後爺爺終於積蓄了一筆錢。有經商頭腦的爺爺把自己積攢的銀兩作為資本，投資到陳家的雜貨店，與他們合夥經營。後來陳家將自己的股份全部轉讓給爺爺，雜貨店就成了爺爺自己的產業。

獨立經營後，爺爺更是削衣慳食，還去做挑鹽工，下苦力掙錢、攢錢。他知曉祖祖輩輩傳下來的一句話，「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那個年代，他的理想和所有生活於小農經濟社會中的人一樣，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地」。在傳統的觀念里，田地是偷不走、搶不去、毀不掉的財產，不但年年有收入，還可以傳給子孫，世世代代，家人從此不會再挨餓受凍。他要走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那條路，過上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日子。

沒過太長的時間，爺爺就實現了夙心往志，置下了田產和房產。爺爺置下的家業，總共有水田、旱地六十幾畝，鄉下有瓦房兩處：一處是三合院，另一處是一排平房；還有草房兩間。此外，在永興鄉街上購置店房一院，他的十個子女都在街上的大院子里出生。爺爺創下了這一份家業，並沒有止步不前。除原有的雜貨店外，他又在街上開設了粉坊和榨油坊，投資外地鹽井，還做一些涉及金融的生意。

爺爺出身寒微，如果他在家道中落以後安貧樂道；如果基本沒有文化的爺爺不是那麼發憤圖強，到「土地改革劃成份」的時候，他肯定是一個標準的「貧農」。可爺爺是個有志向能吃苦耐勞的典型中國農民——雖不是什麼鴻鵠大志，不過求田問舍而已，他埋頭苦幹，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的血汗收入改變了自己及家人的貧困處境和卑微地位。

沒有文化的爺爺還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讓自己的兒子們進城讀書接受新式教育，供我父親接受高等教育，從根本上改變了子孫們的命運。可是，恰恰是這種在任何制度之下都屬於美德的秉性，和憑著這種秉性通過艱苦勞作帶來的財富，奠定了他成為專政對象的基礎和後半生的不幸，也讓他的子孫都背上了政治賤民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我的奶奶

土改時，爺爺並非因為剝削而置下的田地房屋作坊全都被強行沒收，甚至，我母親的嫁妝都因為沒收浮財被拿去湊數了，只留下了永興鄉街上的小部分住房，我的奶奶和二叔夫婦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到了1960年代，在無產階級原本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國家裡，階級鬥爭卻越來越激烈，早已被打倒並變得一貧如洗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同樣情況的「階級敵人」、「階級異己分子」一起，盡數被趕到鄉下。奶奶一直到去世，再也沒能回到永興鄉街上自己的家中。

我爺爺並非擁有萬貫家財，他一輩子置下的田地不過六十幾畝，按「土地改革」時的政策並不夠劃為地主。積金鄉那一支族人中有個蔣國千，是個孤兒，爺爺把他收到自己的店鋪里當學徒，就像當年他給別人當學徒一樣。土改時蔣國千告知工作隊，他是受爺爺剝削的長工。他成了一名土改積極分子，被吸納為農會的幹部。

租種爺爺十餘畝田地的一個哥哥，孤身一人帶個兒子，爺爺念及兄弟情分和他家庭的困窘，從未收過他的地租，還將兩間草房無償提供給他們父子居住，只是讓侄子時不時去家裡幫忙做一些活計。運動一來，侄子也站出來揭發爺爺對他們的「剝削壓迫」。爺爺和奶奶被劃成了地主，蔣國千等積極分子，領頭分了爺爺的田地房產。

爺爺和奶奶做夢也沒想到，大半輩子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一份並不豐厚的家業，就這樣轉瞬之間成了別人的財產，帶頭搶奪的還是自己恩澤過的那些人。他們當時內心是怎樣的憤懣和痛苦、悲哀和絕望，沒有人知道。某一天，他們把只有十來歲的小兒子——我的五叔——交給了一個信得過的鄰居，便雙雙跳了井。

井不算深，爺爺和奶奶浸在寒冷的井水裡拒絕人們的營救，兩位老人鐵了心要去死。聽說還是工作組的人到井邊做了工作，說，你們是軍屬（我三叔已經參軍），你們不要給軍屬丟臉啊。這一層大約是他們原先沒有想到的。三叔以下尚有兩個不具獨自謀生能力的叔叔……萬般無奈，爺爺奶奶才同意被人救起。爺爺和奶奶的人緣不錯，蔣國千等人的底細本家人和外姓人都清楚，被沒收了田地、房屋和按當時的標準認定的浮財之後，有些本姓本家親戚還不錯，分了爺爺的田地，在生活上就經常幫助並接濟他們。

土改之後，農村老家一無所有了。不過，那時我父親早已大學畢業，在城市裡有了一份工作和收入，三叔考取大學後因朝鮮戰爭參了軍，四叔也已在成都就讀藝專，最小的五叔送到了我們家，直到成人。

我們孫子輩十餘人（包括幾個叔叔的子女）都從未見過爺爺。1953年6月16日(陰曆五月初六，當年端午節的第二天)，土改後一直卧病的爺爺去世，享年六十九歲。他唯一的一張照片，還是數年前從五叔那裡得到的。

我的奶奶

我奶奶叫黃鐘淑，生於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陰曆6月初3。奶奶家境貧寒，憑爺爺積攢的那點家產，不可能娶到一位富家小姐。他們結婚時，爺爺已經三十歲，奶奶十八，比他整整小一輪。

奶奶的家族是從廣東遷入四川的。據說，黃氏老祖宗有三妻二十一子，為什麼離開廣東不知道。這二十一個兒子離開廣東時，老祖宗寫了一首七律詩，意思是要兒子們作為警訓代代相傳，免得數典忘祖。詩曰：駿馬堂堂出異邦，任憑隨處立綱常。年深外境即屋境，日久他鄉成故鄉。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見祖宗香……後幾句不知道了。聽父親說他小時候曾經在他外婆家的堂屋牆上看到一副對聯：「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見祖宗香」。

後來得知，四川這一支黃姓後裔，都應該知道這首詩。出門在外，遇到難處，有黃姓的人聽到你念出這首詩，馬上會把你當自家人接待。2005年，我在老家永興鄉街上，看到了一個「廣東會館」遺址，還從當地的方言中發現了廣東方言（白話）殘留的痕迹。奶奶是那二十一子的後代無疑。

奶奶出身貧苦，從小養成了勤勞節儉的習慣，和爺爺成婚後，成了爺爺的好幫手，把一個十幾口人的大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條。在奶奶的輔佐下，爺爺在永興鄉慢慢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成了永興鄉街上體面有身份的人。2005年五叔、哥哥和我一起回到永興鄉，住下來後和老街坊擺龍門陣，老街坊還興緻勃勃地告知，我父母結婚的時候，爺爺奶奶把鞭炮從家門口擺出去幾里地。

母親曾說，她第一次隨父親去老家時，最感吃驚的是父親家的大院子里，沿著階檐整整齊齊擺放了數十個腌鹹菜的大瓦缸，奶奶讓她看了，沒有一個缸里腌的菜是相同的。奶奶的腌菜在當地是一道獨特的風景，街坊鄰居和親戚們都經常去院子里討要腌菜。

前排左姑姑，右奶奶；後排左五叔，右我母親；小孩是我和哥哥

在我進入幼兒園之前，奶奶就住在我們家，不過我印象不深。長大以後聽母親說，奶奶偏愛哥哥這個長房長孫。她悄悄拿東西給哥哥吃，還特意囑咐，悄悄一邊去吃，不要給妹妹看見了；還帶哥哥去聽戲，儘管每次哥哥都在開場鑼鼓還沒打完就倒在她懷裡睡著了，她依然堅持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她對孫子的特殊關愛。

為此，我母親很不高興，認為奶奶這樣做，一會慣壞了哥哥，二會影響我們兄妹的感情。其實，對於一個傳統的農村家庭婦女來講，重男輕女是極其自然的事。只是，恐怕由於奶奶這樣的「偏心眼」，令我回憶時常常想不起她的容貌，再努力，也只是照片上的那個樣子。

奶奶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給我做的鞋。直到小學四年級，我穿的都是奶奶做的鞋。奶奶納的鞋底密實，針腳均勻如同機器扎出來的，正看斜看橫看豎看，排列整齊就像士兵儀仗隊的方陣，全新的白布底花布面，結實耐穿還不土氣。至今，我還記得奶奶做的一雙涼鞋，鞋面是淡雅的白底綠色圓圈花布，款式簡潔明快，就是現在穿出去走在大街上，也不落俗套甚至很時尚。

奶奶的神奇更在於，她回老家後就再沒見過我們，但她捎來的鞋總是剛好合腳，既不會大到腳在裡面滑來滑去；也不會小到箍得腳疼。到了小學五年級，奶奶不再給我們捎鞋，我還以為是奶奶老了。很久以後才知道，四清運動一開始，奶奶就被從鄉鎮老屋趕到了鄉下，為生計所迫的奶奶，再也無力給我做好看的鞋子了。

奶奶的女紅雖非絕無僅有，但在她之外我確實沒見到過第二個。記得她曾託人捎來一對十字綉枕套，60幾歲大字不識的她，竟然在上面精準地綉出了英文單詞GOODNIGHT。她在我們家的時候，還縫製過幾個相當有特色椅墊，用的不是整塊布料，而是許多碎布頭。奶奶將做衣服剩下的各色布碎縫製成幾何圖案，再將幾何圖案拼成椅墊。我哥哥說，這樣的民間手工藝品，放到當下德國的工藝品商店裡，價值應該在百歐元以上。

奶奶是1957年回老家的。那之前她短暫地回去過兩三次，可能是因為和我母親之間有些無法避免的婆媳矛盾。母親說，她曾經勸阻過奶奶。奶奶並不領情，而是擺出了婆婆居高臨下的姿態，毫不客氣地回敬母親，我兒子的家，我想走就走，想來就來。但是到了1957年，奶奶再也不可以任性而為，不想走必須走，想來卻沒有了任何的可能性。

老家永興鄉的農村景緻

1957年，城市裡開始動員地主富農分子回鄉。父母所在的西南師院，許多教師的母親和一些教師的配偶，都被動員離開城市回鄉下了。奶奶有軍屬的身份。她的三兒子1950年12月應徵入伍，所屬部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西南航空預科總隊，1953年9月又考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是現役軍人。1957年之前的一個春節，我看到過好多人敲鑼打鼓來我們家，送了一塊「光榮人家」的牌匾，那是送給奶奶的。

動員地主分子返鄉時，光榮軍屬也不管用了。當時父親繫上的領導找他談話，指出父母把身為地主分子的母親留在城裡養起來是喪失立場的行為，應該把她送回鄉下去自食其力。

在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的年代，父親不能因為堅持要做一個傳統的孝子，而把自己放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把自己由一個人民教師變成一個階級異己分子。領導只「規勸」而沒有強制，已經給足面子了。就這樣，六十多歲的奶奶被「送」回鄉下去「自食其力」，她走了，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來，直到離開人世。

兒時，我只知道自己有個奶奶在鄉下，卻不知道她是地主。那時，我心目中的鄉下是和森林、小溪、草地、果園聯繫在一起的；也是和小木屋，小白兔，小羊羔聯繫在一起的。奶奶住在那樣美麗的地方，給我們捎來那麼多漂亮的鞋子，就像童話故事裡描述的一樣，我完全不曾也不可能想像到中國農村的貧困現狀，以及奶奶是一個生活於那種貧困環境中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老人。

老家永興鄉的農村景緻

奶奶是和爺爺一起被劃成地主分子的。地主，尤其是地主婆，在我們自幼就開始被灌輸階級仇恨腦袋中，基本就是童話中醜陋陰險惡毒的老巫婆之現實版，比如，《白毛女》中黃世仁家那個歹毒的老妖婆子。可是，我奶奶在自己的家庭進入溫飽（抑或小康）之後，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貧苦出身，她對窮人充滿了同情。聽長輩說，以前每年臨近過年，家裡都要殺一口三百餘斤的大肥豬，之後，奶奶就會帶著父親給街上十餘戶窮人每戶送上幾升米，幾斤肉，讓窮人們過年也能吃白米飯和回鍋肉。

因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奶奶在我的生活中變得重要起來，她是一個地主分子，我們便成了地主的子孫，這個陰影，一直籠罩到1977年恢復高考。

我在知道自己的爺爺奶奶是地主之後，為自己有這樣的爺爺奶奶而非常自卑。考中學的時候，老師在教室里宣布，報考西師附中必須是根紅苗正的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子女，其他同學填報自願時自己要自覺。

作為西南師院的子女，我們原本最有資格報考這所附屬中學。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心中有冷病」，總覺得老師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直瞟著我，那眼神分明就是在提醒我，你沒資格，沒資格，沒資格……所以，我只好「自覺地」報考了重慶13中。

那時，我並不知道母親的家庭有比爺爺奶奶「嚴重百倍的問題」。只覺得奶奶，確切地說是奶奶的地主身份是一團拂不開的陰雲。1972年，奶奶去世了（享年七十六歲）。適逢我從農村回家探親。一天上午，我在家門口洗一大盆衣服，有人送來了父親老家的來信。父親讀後，臉色難看地對我說，奶奶死了，這下你可以卸掉一個包袱了。

2005年第一次回老家給爺爺掃墓

那是一個陰鬱的冬日，父親說了這一句話後，整整一天無聲無息地把自己關在廚房裡。下鄉好幾年了，我已經清楚地了解了中國農村的現狀，此時，從未關心過奶奶的我，內心突然有一種莫可名狀的難過：她生了10個孩子，卻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重病中去世。她的兒子們除了早夭的和我二叔，其餘四個都大學畢業，在城市裡參加了工作，而她，只能從父親處每月得到寥寥可數的6元錢生活費；她最疼愛的長房長孫——我的哥哥，從1957年以後就不曾見過她；她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卻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治療，靠著那點可憐的生活費，以及她自己精湛的女紅——幫別人做針線活賺點錢，她竟然熬到了1970年代。我想，奶奶臨終的時候，緊緊環繞她的肯定是怨恨，還有凄冷、悲涼和哀傷。

2006年給爺爺奶奶立了碑

奶奶的去世並沒有如父親所說的那樣，卸掉了我的一個包袱，地主的身份是死不了的，它成了我們的原罪，在我們身後如影隨形。1974年被招工回城，在前往川維技校的途中，我無意間看到「招工老闆」的花名冊上，我的家庭出身一欄赫然寫著「地主」，內心瞬間崩潰，眼淚奪眶而出……

直到國家發生歷史性重大轉折後，家庭出身這個沉重的包袱才真正被政策卸掉。其實對我來說，與其說是因為政策變化致使家庭出身不再重要而變得輕鬆，還不如說是我從心底坦然接受了地主和地主子女這個稱號，隨著閱讀和閱歷的增長，歷史的真相在我心裡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輪廓。

2013年第二次回老家給爺爺奶奶掃墓

前不久，在一個微信群里看到這樣一句話：「倒是當時的黑五類，現在成了嘚瑟的資本」。這句話成了我下筆千言的一個動力，並非嘚瑟，黑五類怎麼就成了嘚瑟的資本我搞不清楚，我沒理由也沒必要嘚瑟，不過是想把與我血脈相連的小人物的真實人生歷程披露出來。那些並非剝削起家，甚至夠不上地主資格而被劃為黑五類（也包括那些「夠資格」的所有黑五類），其後一直飽受踐踏的政治賤民，是不是應該為他們的悲慘命運鼓與呼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