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公民社會不可能通過革命來達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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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公民社會不可能通過革命來達到(3)

發布時間:2013-04-26 09:03 作者:金雁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 6426次

　　二月革命使第三種知識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權

　　二月革命後，「第三種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運動的確過了幾個月的輝煌的日子。他們覺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說曲線救國，終獲成功，兵不血刃，政權到手。的確，兩個聯合會的主席李沃夫當了臨時政府的總理。沙皇的各級政府官員因為有污點，都被民眾拋棄，而地方自治局半個世紀的工作實踐的積累和人脈，就成為組織性最好、最有基礎的政府人選。他們基本上是一套人馬，兩個招牌，以民間的招牌來擔負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臨時政府。所以他們也非常高興，覺得兵不血刃就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後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臨時政府成立，他們發表的第一個宣言其實跟革命政黨的政治訴求一樣，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市杜馬和地方自治會，然後進行全俄「立憲會議選舉」，這其實也是布爾什維克當時追求的目標。

　　他們為了操練先進行了基層選舉：在43個省，400多個縣，將近一萬個鄉里進行選舉。最後選出來30萬個鄉議員，基本上是由社會革命黨控制，因為他是個農民的政黨。社會革命黨有一百萬會員，布爾什維克走出地下狀態的時候是兩萬四千人，所以從整個政黨組織來說，布爾什維克從地下狀態走出去的時候還是一個小黨。這些自治會選舉了23000多個縣議員，比較完整的基層組織的構建已經搭建起來。臨時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會的主席是臨時政府委託全權代表來管轄地方事務。這樣的話基本上可以說他們已經通過選舉拿到了合法授權。

　　後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和第三種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論上對他們也多有批評。列寧對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種人一直都有批評，但是在專制年代其實反對派也在地方自治運動當中擴大了自由，也在開拓社會的空間當中受益，所以他們基本上也是參與到地方自治運動當中去。

　　布爾什維克在2月到10月期間基本上是拆臨時政府的台，他們那時批評地方自治局不夠民主，說你搞地方自治還行，但是不夠，要搞更大規模、更加正規的議會選舉，也就是搞立憲會議選舉。托洛斯基就說，地方自治局儘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鬆散的選舉人群，而且有的時候還要選舉資格，規定必須要有多少財產。所以它只是代表著昨天群眾的狀態，也就是說人民並沒有給它委託書。那我們要搞的是什麼？我們搞的比這個還要民主，這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這個的範圍要大，要更有時代性。

　　十月奪權以後，列寧當時也想搞立憲會議選舉。列寧想的很簡單，我是先奪權後選舉，在已經在執政的狀態下，通過有效的宣傳我們肯定會選上。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主要在軍隊當中，並不是在人民當中。軍隊都放假回家去宣傳，選舉結果出來後布爾什維克獲得了24%的選票，58%的選票是社會革命黨，就是這個農民政黨，這樣就很為難。

　　列寧說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他們商量的結果是用槍杆子顛覆票選。原來還在真理報的前身上寫：把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我們服從選舉的結果，但是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就發現要把權力拱手讓出去，不幹了，現在就說整個法律都是臨時政府的，這是一個過時的選舉。可是包括第二國際的羅森堡，有很多人都問他，你不是批評它賄選、舞弊，只是說法律過時了，為什麼早不說呢？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再說，那就太沒道理。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1月5號立憲會議召開的時候就開始搞專制，反正要搞無產階級專政，而專政和專制之間並不是一個程度的差別。列寧提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常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暫時狀態，這兩個不一樣。

　　布爾什維克選舉慘敗後才搞專政

　　布爾什維克在選舉慘敗後就開始翻臉，翻臉就要搞專政，鎮壓民主反革命。1918年，「民主反革命」這個詞非常流行，意思是贊成選舉的就是反革命。列寧當時在不是公開發表的信件當中說，什麼叫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就是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選舉的鬥爭。他把話說得這麼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最初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綱領，從1903年開始黨綱當中這一條沒有變，只是因為自己沒有選上，現在就把這一點改變了。

　　以前說第三種人不夠民主，現在說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憲會議就最反革命。但不同於職業「反革命」的立憲活動家，自治機構中的技術專家還是可用的。為什麼呢？布爾什維克認為新政權當中人文知識分子沒有用，技術專家還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1922年的哲學家之船，把俄國頂尖級的人文知識分子都趕出去了，他們遷到柏林，後來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識分子後來就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在蘇東劇變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他們又出口轉內銷，主要是因為他們給西方貢獻了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理論：俄國式的存在主義，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因為地方自治委員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個地方的政權架構也非常完整，這樣他們就和蘇維埃處於對立關係，而且一些自治機構還成立了「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展開奪權鬥爭。所以從1918年開始，布爾什維克就重拳出擊這些拒不歸順的地方組織，這些人只要發表反蘇維埃的言論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1918年3月份，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力宣言》中就規定，政權完全由蘇維埃掌握，一切以選舉作為借口的各級組織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說這是我們爭取的目標，現在說選舉是個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機構統統要被取締，所以在內戰當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後加入。

　　俄國打了三年內戰，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因為14國武裝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小搖籃當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這個，而是合法授權。如果通過選舉的規則爭奪來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認可。但布爾什維克首先破壞規則，來搶江山，那憑什麼搶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為俄國當時正在打一戰，所以外國的力量又介入，這樣才有了14國武裝干涉之說。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於丘吉爾，丘吉爾在一戰的時間就說，你們不是這種狀態，國外也要介入。當時托洛斯基說不要14個國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對我們就是太大的威脅。實際上沒有真正的14國武裝干涉，我過去一直認為14個國家就像聯合國軍隊那樣去跟布爾什維克開戰，其實真正的狀況並不是這樣。

　　俄國革命埋葬第三條道路的試驗

　　回到我們開始的話題，因為地方自治機構是通過地方一級一級的選舉產生的，布爾什維克說，凡是用選舉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於是統統被取締。所以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基本上就結束了。本來他們的社會實踐可以給俄國提供一種既不同於傳統治理，也不同於革命後蘇維埃模式的第三條道路，但是俄國革命卻把這一切都給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期間，國家首先打造管制社會，對社會是管著它。以前很多人也問過我沙皇時期和蘇聯時期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有無社會。沙皇時期有社會，因為他有教會。蘇聯全部取締社會，宣布取締全國性的組織，在內務部登記的七千家全國性的群眾組織，完全不可能有過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是一個很左的，帶有浪漫性的群體組織，有40萬會員。它的意識形態很端正，只是有點同仁結社的性質，這樣的組織也被取締。

　　後來的工青婦等社會組織已經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蘇維埃打造的社會組織都是「國字型大小」的，要在民政部登記，要建立黨支部，在財政上都有國家撥款。即便一些與政治無關的文體組織，也都是按照黨中央的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活動。這些組織都沒有社會積極性，也沒有自主能動性，他們是一種垂直隸屬關係，不能有橫向的組織聯動。雖然蘇聯也在1918年、1936年、1975年的憲法中保留了結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這是裝飾性的條款，不但沒有這種結社自由，甚至可以說國家能管到床頭上，私生活什麼國家都要管，而這一切的領導核心都是蘇共。

　　第三種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個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就沒有了，可以說俄國的社會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經濟政策階段有一段迴光返照。因為俄國有1300萬人在內戰中死亡，而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基本上沒有死一個人，尤其在冬宮之夜。但是內戰結束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還被僱傭，而且也因為工廠開工不足而無所事事。只有農民作為一個階層保留下來了，而且消滅了富農地主，整個農村中農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農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經濟中。

　　所以當時布爾什維克覺得只要在政治上沒有組織聯動，在某種情況下他還是允許有些民粹派的活動。但是他已經沒有像過去一樣的政治結構，只是提出來一些具體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這些事情，布爾什維克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允許的。

　　斯大林發現用剪刀差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行不通

　　但是後來沒有想到農村的村社也成為一種農民的聯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要把一切都統起來，像我們搞統購統銷一樣，想用剪刀差來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把工業產品賣的很貴，然後很便宜地收購農產品。農民可以不種、拋荒，農業嚴重的萎縮。後來斯大林發現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轉變。

　　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種人的一些技術專家還在活動，有一個很短暫的迴光返照時期。有幾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學術領域裡面宣傳還是合法的，原來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就形成了一個新民粹派。他們和沙皇時代的第三種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不是獨立的政治派別，也沒有組織活動，政治上完全依附於蘇維埃政府，只是一種思想學術和具體事務上的流派。

　　但是這種狀態也沒持續幾年，斯大林1929年大轉變，要搞集體化把農民也要管起來，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會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1929年，經濟學家比較集中的財政部和農業部就先開始清洗。1930年蘇聯宣布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叫勞動農民黨，新民粹派的頂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網打盡。15個人都是大學者，在思想領域裡很有創建，都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死於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是搞農村經濟改革，1988年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俄國的這些人，然後去找，才發現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當時的農村改革很相似，我覺得他們很有先見之明。所以我說很多話他們說的對，比如馬克思說小農要消滅，但他們說小農的生命力很長久。

　　至此，「第三種意義上知識分子」在俄國的試驗不僅徹底失敗，他們的個人命運也都非常悲慘。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種「實踐」的知識分子已經脫離了「為思想而生存、以對抗政府為目的」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含義，他有點像NGO。在新民粹派被處決以後，俄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納入到蘇聯體制當中，這些人沒有一個活到1987年平反的。

　　在劇變前後，蘇聯社會和思想界對激進主義，尤其對列寧這一支全程進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義一枝獨秀，但是因為劇變後經濟轉軌沒有搞好，自由主義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種知識分子因為政治傾向比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實事，所以在社會上有好評。輿論就認為，應該給予為俄國現代社會作出努力的「第三種力量」以應有的評價。

　　劇變之前索爾仁尼琴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就努力地想和這種傳統對接。索爾仁尼琴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但是他也覺得這些人在俄國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他對他們的評價非常高，把他們叫做社會工作者。1994年回國的時候他就呼籲知識分子應該重新掀起做具體工作的第三種人的浪潮。他還自己創辦了一份雜誌，叫「地方自治通報」，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時的地方自治局對接。

　　很多人會問，現在俄國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80年代他們跟中國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啟蒙狀態。那時候都是寫大博士論文，所以他們叫博士論文啟蒙，都是在講憲政。沒有想到劇變很快的來到以後，經濟轉軌就提上議事日程。在俄國文科的博士是很難拿的，所以年輕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學位的年輕經濟學家在電視媒體上頻頻露面，俄國人有個說法叫副博士革命。各個人都混個臉熟，但口碑並不好，因為俄國經濟轉軌搞得並不好。

　　到第三個階段，知識分子就分化為各個政黨的諮詢機構或者是高參，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組織接軌，以更多樣的形式活躍起來。他們在理論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種知識分子的社會實踐，也呼籲俄國需要更多的干實事、干小事的知識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歷史的輪迴。俄國人老說，現在做的都是上個世紀的人已經做過的事，只不過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反掉了。

這一百年真是等於白忙活，他們反對的東西從各個領域又重新挖掘出來，包括第三種知識分子也現在是一個挖掘的階段。現在也有很多人開始利用他們的資料，我看很多博士論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來做文章。但是在我們國內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種知識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說臨時政府的總理，那是個反動傢伙。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的具體實踐的工作，中國人大部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