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土宗的代表人物

凈土宗的代表人物

慧遠大師

                慧遠(523——592),俗姓李,祖籍敦煌,後遷居上黨高都霍秀村(今澤州縣霍秀村)。自幼喪父,與叔同居。13歲出家,16歲隨湛律師赴鄴學法,博讀大小乘經論,後從大隱律師學《四分律》,學成後返回高都,在故里結室為庵,創立道場,講經說法,註疏佛教經典,草創硤石寺,即今古青蓮寺。周武帝滅北齊入鄴廢佛,慧遠當眾面斥,從此,隱居太行山中靜修佛法。三年後,武帝崩,恢復佛法,慧遠始出山住持嵩山少林寺。隋文帝開皇七年( 587),被首選為統管天下僧民之事的六名德高望重者之一而入京,在大興善寺主持法事,註疏佛經。後移居凈影寺。開皇十二年( 592),隋文帝敕其主譯經文,刊定辭義。不久圓寂於凈影寺,終年70歲。他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大乘義章》、《大涅磐經義記》、《十地經論疏》等20部 100餘卷.為我國佛教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613-681)是唐代盛弘凈土教的一代宗師。(安徽泗州人)。(一說臨淄(今山東臨淄縣)人)。俗姓朱,十歲時即跟從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的明勝法師出家,歸心向佛。初時學習三論宗經典,亦常讀誦《法華》、《維摩》諸經。經過數年靜心修學後,佛學修養逐漸提升。然而,慧根深厚的善導大師並不自滿,常自思維:佛教法門甚為廣大,教藏經典其數無量,若不契機,功即徒使。應當擇一法門,潛心修學方為上策。後依止妙開律師受具足戒,偶入藏經樓中,於藏經前默禱祈願佛力加被,指導所向。即於經中信手取得一卷,乃是《觀無量壽經》,大為欣喜,自言:「何當托質蓮台,棲神凈土?」便即常依是經潛修十六觀門,恆諦思維西方勝境。數載之後,觀想功夫已臻深妙之境,常於定中備觀極樂世界的樓閣、金台、寶池等境,如現目前,由是更加堅定了修學凈土法門的信願。   善導大師非常景仰東晉慧遠大師的芳蹤。曾往廬山瞻禮遺範,之後更周遊各地名山大川,尋訪高僧大德。唐貞觀十五年(641)大師廿九歲,聞說道綽大師在西河(今山西省境內)廣弘凈土法門,開闡凈土道場。即不遠千里趕赴并州(今山西太原)石壁山玄中寺,請教修學凈土的要領。道綽大師見其誠意可嘉,便授之以《觀無量壽經》的深奧義理,並令其親觀凈土九品道場。大師因此益增信願,歡喜地說:「此真入佛之津要,修余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此後更是精勤苦修,晝夜不斷地禮拜讀誦凈土經典。

   唐貞觀十九年(645)道綽大師圓寂後,善導大師即轉赴長安,在光明、慈恩等寺盛弘凈土法門,激發四眾同修念佛求生西方。自修則「每入室長跪念佛,非力竭不休」;度人則「每逢人即演說凈土法門。」三十年如一日。言傳身教,以身作則,勉己勵人,專弘念佛法門,普度眾生共入彌陀願海,遂成當時弘傳凈土法門的著名大師。

   有關善導大師示寂的記載,於多部史籍中存有多種說法。據《佛祖統紀.樂邦文類》記述:「(善導)忽一日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不存恐懼,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另據元代優曇普度所著《蓮宗寶鑒》卷四云: 善導大師 「(善導)乃登所居寺前柳樹西向願曰......,願畢於其樹上端身立化」。又據《香光閣隨筆》所記「(善導)忽示微疾,掩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九,時維高宗永隆二年(681)三月十四日」。從以上這些史料來看,大師的示寂,顯然存有異說,並且頗有出入。然而從中皆可明見大師自知時至,預期往生的同一跡象。前者所記「師謂人曰,吾將西歸」,已明西意與去向;次者記的自登柳樹端身立化,正是往生之瑞相;後者,於示寂前,正在所住寺院中畫凈土變相,忽催令速成就,問其緣故,答言:「吾將西歸,可住兩三夕而已」。由此可見大師修持凈土法門的功夫,的確非同尋常,難以思議。而且往生之後「身體柔軟,容光如常,異香音樂,久而方歇」,此正是決定往生的瑞跡。大師寂後,其弟子懷惲等,將大師的遺骸埋葬在長安終南山麓神禾原,立靈塔名崇靈塔,並於塔旁建寺名香積寺,作為永志之所。唐高宗以師念佛口出光明,神異無比,故賜額為「光明寺」,後世學人也因而稱師為「光明和尚」。

  大師處世為人師表,上受帝王之尊崇,下為世人所敬仰。據《佛祖統紀.卷廿六.凈土立教志》記言:宋代時宗曉,擇取宋前不同年代修持得力,盛弘凈土法門的高僧大德共七人,立為蓮宗七祖,將大師列於廬山慧遠大師之次,列為蓮宗二祖。而凈土教法傳到日本後,日本凈宗更尊稱大師為「高祖」、「宗家」等。並有奉阿彌陀佛為初祖,善導為二祖,法然上人(日僧)為三祖的說法,誠乃推崇之至。然若了知善導大師之生平事迹者,皆謂名至實歸。中國佛協與日本凈土宗,曾召集兩國佛教徒及學者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在長安香積寺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法會,以追紀善導大師生西一千三百周年。

際醒祖師         際醒祖師(1741—1810)河北豐潤人,俗姓馬,字徹悟、納堂;號際醒,又號夢東,是凈土宗第十二代祖師。

  際醒祖師精通經史,二十三歲出家,遍習圓覺、法華、楞嚴、金剛諸經。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到紅螺寺創建凈土道場,時稱法門第一人。祖師專以凈土為悅,恆常講演,勸人念佛。四方學者雲集,聲名遠揚。朝鮮等東南亞地區的僧人也不遠萬里,前來求經學道,至使紅螺寺聲名遠播,香火日盛。世人稱之為:「海內凈土首推紅螺焉」。際醒亦被奉為凈土宗第十二代祖師。其弟子整理出的《夢東禪師遺集》流傳至今。

  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十二月十七日,「際醒祖師面西而坐,手結彌陀印,安然圓寂。供奉七日,面目如生,慈和豐滿,白髮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荼毗,獲舍利百餘粒。弟子尊師遺命請靈骨於普同塔內。」

  一九九三年四月,懷柔縣文物管理所清理普同堂地下室時,發現了際醒祖師舍利塔。經進一步清理,找到了十三顆舍利和三顆牙齒。從此,紅螺寺珍寶——際醒祖師舍利子重現於世人面前,供人們瞻仰。

  舍利——佛教界稱釋迦牟尼的遺體焚化後,結成的晶狀物為「舍利」。後來,人們把得道高僧圓寂後焚化結成的晶狀物,也稱之為「舍利」,舍利,又稱「舍利子。」

  舍利分為三類:一、骨舍利,白色;二、發舍利,黑色;三、肉舍利,赤色。

印光大師傳略         

  自民國初年(一九一二年)以來,在佛教的緇素兩眾間,提起印光法師的大名,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的一部《印光法師文鈔》風行天下,教化亦幾偏及於全國。在他入寂五十年後的今日,印老的《文鈔》,仍是台灣印行最多、流傳最廣的一部佛門寶典。這固然是由於法師的文字言言見諦,字字歸宗,深入顯出,妙契時機;但主要還是他身體力行、老實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師,俗姓趙,名紹伊,出家後法名聖量,字印光,別署常慚愧僧。他是陝西省合陽縣人,出生於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綱,有三子,長名從龍,次名攀龍,法師居幼。他自小從長兄讀儒書,也犯著許多讀書人的毛病,即「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闢佛之說。」後來病目,幾至失明,病困數載,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漸痊,批閱釋典,研究有悟,乃發心出家。光緒七年(時二十一歲),他由西安到終南山,在南五台的蓮花洞寺出家,道純和尚為他剃度。

  據他自己寫給邵慧圓居士的信中說,他出家未及三個月,他的長兄曾找到寺中,假說母親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後就逼他換下僧裝,不准他外出。後來他再度逃家,回到蓮花洞寺,對他師父說∶「弟子在這裡住不得了。」他師父給了他一塊龍洋,讓他離寺去行腳參訪。初到湖北竹溪蓮花寺掛單,為寺中打煤炭燒水。光緒八年四月,到陝西興安縣的雙溪寺,從印海定律師受具足戒。之後就到終南山太乙峰結茅潛修。在終南山一住五年,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聽說紅螺山資福寺是修凈土的道場,於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掛單念佛。翌年,向資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後仍回到資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工作之餘,研讀大乘經典。到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零年),他又到北京龍泉寺,任行堂職,翌年又住北京圓廣寺。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聞老和尚到北京請藏經,請得《龍藏》,要運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圓廣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薦他給化聞幫忙,因此隨化聞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歲。到了法雨寺,就安單在藏經樓。

  陝西人的性格,剛勁堅毅,木訥質樸,而不自我表現。法師就是這種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勵志精修,唯念彌陀。一住數年,後來由於寺眾一再堅請他講經,他推辭不掉,乃開講《彌陀便蒙鈔》,聽眾欽佩不已,這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的事。

  講經畢,他在珠寶殿側閉關,一閉兩期六年,而學行倍進。出關後,法雨寺的僧侶了餘與真達等,特建了一座慧蓮蓬供養他居住,過了兩年,眾僧侶又迎請他回住法雨寺。

  光緒三十年(一九零五年),諦閑法師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請他協助,他陪著諦老去了一趟北京,事畢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經樓。宣統元年,年方二十一歲的太虛法師在只洹精舍就學,下半年只洹精舍停辦,一位華山法師推薦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學任教員,學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彌,太虛在山中住了半年,認識了法雨寺的了餘和尚,也親近過年已五十歲的印老。宣統三年,太虛自廣州回到上海,轉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見面,印老閱太虛的詩文,深為讚許,曾和太虛唱和,也常一談數小時不肯分手,這一老一少,於此時建立下了較深的感情。十餘年後,太虛推動「整頓僧伽制度」,印老不以為然,曾當面對太虛的弟子大醒說∶整頓僧伽制度是「新花樣」。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印老圓寂,太虛在重慶長安寺領導緇素數百人開追薦會,並作詩悼念。

  那時有一位天涯行腳的高鶴年居士,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到法雨寺吊化聞老和尚之喪,和印老由此相識,以後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視印老。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創辦《佛學叢報》,高鶴年向印老要了幾篇文稿,交給《佛學叢報》刊登,報上署名「常慚」,世人還不知道印光之名。後來在北京政府任職的徐蔚如居士,讀到《佛學叢報》上的文章,向人打聽常慚是誰?最後問出來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師。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五年(一九一六年),他兩度親到普陀山求見印老,要到了印老幾件信稿,帶到北京印行,題名曰〈印光法師信稿〉。到了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為印行,題曰《印光法師文鈔》。這以後一再增益,在商務印書館印出了鉛印版,在揚州藏經院印出了木刻版,後來又在中華書局、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弘化社,一印再印,這部《印光法師文鈔》就風行天下了。徐蔚如為文鈔作跋雲∶

  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

  又雲∶

  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欽仰者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印老在普陀山,從不收皈依弟子。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徐蔚如陪著母親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紹他母子去皈依諦閑法師。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天津大水為災,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樓等,委託高鶴年北上勘察災情。鶴年回到上海,當地居士隨組成「佛教慈悲義賑會」,並推請鶴年到各地勸設分會,鶴年以此到了普陀山。這時,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關懷災情,他認為「救災即是普度眾生」,他與了清出面,召集諸山長老,在普陀山也設了賑災分會,大家隨緣樂助。印老把他僅有的銀洋拾元也捐了出來。

  第二天,印老以陝西的小米粥和油餅招待高鶴年,吃著飯他說∶「某某先生等到山上來皈依我,我決不準!並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鶴年懇切的勸他說∶「如果是真正發心請求的,說方便皈依,普度眾生,也是釋尊的遺制;如果說這樣作有違常住的規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當家和方丈請求通過。」

  印老這時才點頭說可以考慮。這樣到了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著他們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懇求印老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賜法名。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後二十餘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數計。

  印老於光緒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他五十八歲的時候,才出山活動。原來他想到揚州刻經處去印經,以人地生疏,約高鶴年陪他去。到揚州辦完事,回到上海,高鶴年要帶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印老不許,他說∶「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氣辦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樂,既花錢,又耗時。」高鶴年只得帶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廟,住了下來。

  這一次到上海,高鶴年為他介紹了滬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印老與他們廣談孔孟學理、凈土因果等。分別時,這些人慾送香儀禮物,印老一一謝卻。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他為印經事,又約高鶴年陪他到上海。這一次高鶴年陪他到「南園」,和佛教護法居士簡照南、簡玉階兄弟等見了面,為他們說凈土法門。簡氏兄弟供養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養,這恰夠他印經之需。這以後,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陰道上,接應不暇。皈依者供養之款,他一概拿來作印書贈人之用。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定海縣的縣知事陶在東,和會稽道的道尹黃涵之,以印師教化一方,匯師道行,請北京政府的大總統徐世昌,頒給印老「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銅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養,極盛一時。這在世人認為是難得的殊榮,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聞。後來有一位德森法師,侍印老座下,為印老校對所印的經書,偶然讀到馬契西居士為印老撰寫的傳記,才知道有徐大總統贈匾這件事,他就叩問印老。印老闆下臉說∶「悟尚未能,遑論圓明?瞎造謠言,增我慚愧。」德森後來在大殿高處發現了這塊匾,蓋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後,印老常到上海印經書,而苦於沒有落腳的處所。後來法雨寺的真達法師,住持三聖堂,三聖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翻修過,真達特辟了一間凈室,這以後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這一來,居士名流去問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於各方的函件,都愈來愈多,太平蘭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雜的困擾。到了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八年(一九二九年),他急欲找個清凈的地方歸隱,後來真達與滬上居士關之、沈惺叔、趙雲韶等商議,找到了蘇州的報國寺,真達花費了幾千元的現洋予以修繕,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二月,他就遷到蘇州報國寺去閉關了。

  印老到蘇州後,創辦了一所「蘇州弘化社」,專印佛書贈人,自凈土經論、《安士全書》、他自己的文鈔,以至於各種初機佛書,前後多年印送的書籍,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百萬餘幀。這種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極薄,食則唯求充饑,不求適口;衣則唯求禦寒,厭棄華麗。如果有人供養他珍美的衣食,他卻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來轉贈別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庫房,由大眾共享。有一次,關之居士請他到家應供,他聲明只需高裝饅頭、炒豆腐渣兩樣即可。關居士無奈,只得在素齋席上另備了這兩樣東西。他駐錫太平寺時,關居士去拜訪,樓上樓下找不到他,最後在天井中找到了,原來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雖薄以待己,卻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養的香敬,他都拿來印佛書流通,為人種福田。他對於賑災濟貧的事,權衡輕重,先其所急。如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劉鎮華兵圍西安,餓死數萬人。解圍之後,印老立即以印書之款,匯去三千圓辦賑濟。二十四年陝西大旱,得到王幼農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摺,令人提款一千圓匯去,而提匯之後,存摺餘額剩下了百元,而報國寺的一切費用全賴存摺款維持,他認為先賑災再說。

  他由上海遷到蘇州後,一直閉關潛修,但請求皈依的不斷,各界的書信也如雪片飛來,這就增了他不少的精神負擔。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界修建護國息災法會,推代表到蘇州,請他出關說法,他推卻不掉,出關到上海,在佛教凈業社社址的覺園-就是早年簡照南、玉階兄弟的私宅南園,後來捐出來做為凈土道場-說法。那是一次規模盛大的法會。當時他聞說綏遠災情嚴重,他立將法會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計兩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來。回到蘇州,下火車即先去提款,把僅存的印書款千元再匯去。第二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繼之上海八一三戰爭,蘇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應妙真、瞭然、德森等的請求,遷到城外木瀆靈岩山去住。

  到了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印老時已七十九歲,他似預知時至,於是年十二月,在一封致德森法師的信上說∶德森法師鑒∶凡上海所有之款,通歸印《文鈔》,不必一一報明。光大約不久了,故將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決不與現在僧相同,瞎張羅、送訃文、開弔、求題跋,斂些大糞堆在頭上以為榮···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春天,他覆章緣凈居士的信上說∶「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到了是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七日,身體不適,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後,他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到關房會談,對眾人說∶「靈岩住持,不可久懸。」他命妙真任之,眾人咸表贊同,就訂十一月初九為升座之期,他說∶「太遲了。」改為初四,他亦說∶「太遲了。」後來改為初一,他點頭稱可。

  初一舉辦過妙真的升座典禮,到初三晚間,他吃了一碗粥,然後對真達等說∶「凈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就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到了初四早晨一點半鐘,他由床上坐起來,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說完,就大聲念佛。到兩點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畢,站起來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往西方。」說過,移坐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點多,妙真到了,他囑咐妙真∶「你要維持道場,弘揚凈土,不要學大派頭。」之後就不再說話,只嘴唇微動念佛。到了將近五點鐘,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坐逝。世壽八十,僧臘六十。

  印老一生,由儒入釋,主張儒佛融會,學佛由做人學起。故他平日以儒家倫理及念佛法門教人。他認為,佛法包括世出世間諸法,故應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他說∶「欲學佛祖,需先取法聖賢,倘躬有玷,倫常乖舛,尚為名教罪人,何能為佛弟子?」

  印老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後,受在家弟子皈依,二十餘年間,皈依弟子十餘萬人。他的著作有〈凈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印光法師文鈔》正續篇、《印光法師嘉言錄》等。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他的弟子輩及上海緇素,在上海凈業社的覺園,成立了「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刊印他的遺著,發行《弘化月刊》,宣揚凈土宗念佛法門,並且尊他為凈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師。

  印光法師有一句話令人汗淚俱下!

  ——普天之下,有幾個真念佛的人?!!!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1930-2009),佛學大師,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師,日本立正大學博士,也是禪宗曹洞宗的第五十代傳人、臨濟宗的第五十七代傳人、法鼓山的創辦人。

  1930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省南通縣(今南通市),後去台。13歲出家,青年時期留學日本,1975年獲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台灣後,法師歷任台灣地區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及譯經院院長,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發行佛學學報及佛學研究年刊,為輔大、政大、文大博士及碩士研究生擔任論文指導。又創辦法鼓山國內外禪修,文教、慈善體系的人文社會大學、僧伽大學、僧團道場、七個基金會、中英文四種定期刊物。他以中、日、英三種語文在亞、美、歐各洲出版的著作近百種。他的著作之中發行量最多的是《正信的佛教》,已超過三百萬冊,譯本最多的是《信心銘》,已有十種,系列冊數最多的是《寰游自傳》及《禪修指引》,這些著述均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法師所推動的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以教育完成關懷任務,以關懷達到教育目的。

  中新網2月3日電 據台灣「聯合新聞網」報道,長期患腎疾的台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已在今天下午4時圓寂,享壽79歲。

  聖嚴師父遺言

  一、 出生於一九三○年的中國大陸江蘇省,俗家姓張。在我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不建塔、不立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禮請一至三位長老大德法師,分別主持封棺、告別、荼毘、植葬等儀式。務必以簡約為莊嚴,切勿浪費鋪張,靈堂只掛一幅書家寫的挽額「寂滅為樂」以作鼓勵;懇辭花及輓聯,唯念「南無阿彌陀佛」,同結蓮邦凈緣。

  二、身後若有信施供養現金及在國內外的版稅收入,贈與財團法人法鼓山佛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我生前無任何私產,一切財物,涓滴來自十方布施,故悉歸屬道場,依佛制及本人經法院公證之遺囑。

  三、凡由我創立及負責之道場,均隸屬法鼓山的法脈,除了經濟獨立運作,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唯在國外的分支道場,當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期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的生根推廣。

  四、法鼓山總本山方丈一職,不論是由內部推舉,或從體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擔任,接位之時亦接法統,承繼並延續法鼓山的禪宗法脈,亦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為永式。佛說:「我不領眾,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團精神中心,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凈。

  五、我的著作,除了已經出版刊行發表者,可收入全集之外,凡未經我覆閱的文稿,為免蕪濫,不再藉手後人整理成書。

  六、在我身後,請林其賢教授夫婦,將我的「年譜」,補至我舍壽為止,用供作為史料,並助後賢進德參考。故請勿再編印紀念集之類的出版物了。

  七、我的遺言囑託,請由僧團執行。我的身後事,不可辦成喪事,乃是一場莊嚴的佛事。

  八、僧俗四眾弟子之間,沒有產業、財務及權力、名位之意見可爭,但有悲智、和敬及四種環保的教育功能可期。諸賢各自珍惜,我們有這番同學菩薩道的善根福德因緣,我們曾在無量諸佛座下同結善緣,並將仍在無量諸佛會中同修無上菩提,同在正法門中互為眷屬。

  九、在這之前本人所立遺言,可佐參考,但以此份為準。  藕益大師        

  藕益大師(1599-1655),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諱智旭,號西有,別號八不道人。(自傳中云: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故名之。)俗姓鍾,名際明、又名聲,字振之。先祖人,後遷居江蘇吳縣木瀆鎮。母親金氏,父親岐仲公,持誦十年的白依大士大悲神咒,夢見觀音菩薩送子而生藕益大師。時維明朝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五月三日。

  大師七歲茹素,十二歲讀儒書,以傳千古聖學為己任,尊崇儒教而誓滅釋老,之後開葷酒,作闢佛論著數十篇。十七歲時,偶然翻閱蓮池大師的《自知錄序》與《竹窗隨筆》,覺得義理深刻,進而讀之才發現自己以前的錯誤知見,於是將以前所著的批判佛教的著述集而焚之,以表懺悔之意。

  公元1618年,藕益大師在注釋儒家經典《論語》時,至「天下歸仁」一句,困惑其意,經三晝夜苦心思索,乃於孔顏心法深有領悟。是年冬,家父亡故,聽聞《地藏菩薩本願經》,從而萌發出世心。二十二歲時,專志念佛,自覺世法之不究竟,遂將所著文稿二千餘篇付之一炬。之後更是勤於修學佛理。二十三歲時,有大法師宣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師於座中聽到「世界在空,空生大覺」時,心中頓生疑情,自問:「因何空能生此大覺,世界與虛空又從何而生?」內心鬱悶,竟無法修學。因而,決意發心出家修行,以體究人生及宇宙之大事。

  師二十四歲時,夢中數次朝禮德清大師,是時德清大師居於曹溪,路途遠阻不能前往,便從德清大師的門人雪嶺法師剃度,賜法名為:智旭,字:藕益。當年的夏秋二季往雲棲寺聽講《成唯識論》,聞此中性相二宗不可會通,表示疑惑。因而往徑山坐禪參究其理。至第二年夏天,方覺對性相二宗的義理參透明白。是歲臘月八日在蓮池大師塔前發心受持四分戒。二十六歲,進而受菩薩戒。

  大師二十八歲那年,慈母過世,盡孝子禮畢,誓斷世緣而往松陵掩關苦修,不料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行,求生西方凈土。閉關三年出來後,本想朝終南山,因道友雪航願傳律學故停留龍居講述了《毗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談》。三十一歲,隨無異禪師往金陵(今江蘇南京)參學,數月之間盡諳禪門流弊通病,是以彌堅弘律之決心。三十二歲後又專註於研學天台教理。第二年秋天前往浙江孝豐縣的靈峰山,三十五歲領眾修造西湖寺,此後近二十年間,大師遊歷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各地,主要從事閱藏、講述經教、著作及弘傳凈土學說等事。直至晚年仍然不倦於業。清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疾。遺命身體荼毗後,屑骨和粉,分施禽類與水族,以結往生西方之緣。趺坐念佛,向西舉手而寂,時年五十七歲。弟子等奉師入龕,三年後,如法火化啟龕時見大師趺坐巍然,髮長覆耳,面貌如生。火化後,牙齒不壞,實為不可思議。門人不忍遵從遺囑,而奉師靈骨,建塔於靈峰之大殿右。

  藕益大師的佛學思想是多面性的,豐富無比。包羅了禪學、天台教理、律宗教法但又歸綜於凈土,同時又融合了一些儒家的學說。他的禪學是由聽講《楞嚴經》和《成唯識論》後而起。修禪學主要是為了參究佛學教理。大師對天台教理也有深入研究,且綽有成績。但他甚為不滿天台宗的門戶之爭,而聲明自家:「究心台部不肯為台家子孫」。同時,大師痛心宗門之沒落,決意弘律以救時弊。曾三次遍閱律藏,致力於對律部的注釋和講解。並身體力行注重實踐。然而響應者稀,人師對此甚為傷心。

  藕益大師的思想許多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自言:「身為釋子,喜研孔顏心法示人」。但他並非將釋儒合一而談,只是在弘宣教法當中善巧方便利用而巳。大師的禪、教、律學,最終都指歸凈土,從這些方面看來,大體上是繼承了蓮池大師的凈土思想。而大師自身凈土思想體系的形成,是經歷了二十二歲喪父時,聞《地藏經》發心持名念佛以報父恩,此時為單純持名念佛。而後二十八歲母亡時,閉關修行以禪趨凈,認為「禪者欲生西萬,不必改為念佛。但具信願,參禪即凈土行」。此時卻又側重於理持。其後生涯弘宗演教,廣釋經論,但以「生弘律范,死歸安養」為人生目標。而其凈土思想的成熟是在他寫作《彌陀要解》時期。

  在凈土宗的所有經典中,藕益大師所推崇的是《佛說阿彌陀經》,他用了很大功夫去注釋,成書名為《彌陀要解》。該書以天台五重玄義分解經義:解說此經以能說所說之人為名,大乘實相為體,信願持名為宗,往生凈土得不退轉為力用,大乘菩薩藏無問自說為教相。以凈土念佛法門是總持一切佛注的妙法,而以《佛說阿彌陀經》為凈土經教之重心。因為書中是以信願行三者總攝一經之宗趣,所以大師特別注重與提倡此凈土三資糧。結合天台教觀的理論,融會禪宗思想一同歸於凈土教理,大力弘傳凈土宗,使得蓮風大振,凈宗重興。

  藕益大師的思想在理論上是融會性相,在修行實踐中是和合禪、凈與律學,主張三者統一。在《靈峰宗論》第二之三中他說道:「禪者佛心,教者佛語,律者佛行...,不於心外別覓禪教律,又豈於禪教律外別覓自心,如此則終日參禪、看教、學律,皆與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應於一念間」。將三者歸於一念,而以念佛之法總攝佛陀一代時教,可以說是藕益大師佛學思想的總體大觀。自大師後,諸多天台大家於講教時,大多依照他的注釋,也就逐步形成了綜合教觀與律學而歸於凈土的「靈峰派」,直至今日影響不減。

  藕益大師著述之豐碩,在諸凈土宗師中無人能及。經其門人成時法師編次,分為兩類,一為宗論:即《靈峰宗論》共十卷;二為釋論:含有釋經論與宗經論及其它註疏論著等六十多種一百六十四卷。其中主要有《彌陀要解》、《唯識心要》、《毗記事義集要》、《閱藏知津》。《法海觀瀾》、《梵網合注》、《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文句》、《相宗八要直解》、《四書藕益解》以及《圓覺經疏》、《維摩經疏》、《大乘起信論疏》等等。此外藕益大師還甄選了一些凈宗名家與學者的著作合成《凈土十要》一書,為後世凈業學者必讀之經典佳作。而後人於大師著作集中有關論述凈土的論著而成《藕益大師凈土集》,有心探研大師凈土思想者可從中窺其全貌。

  藕益大師的一生學修並重,博學多才,融通諸宗,可謂是學有成且修有得。而其後來專志力弘凈土法門,則更顯示他對整體佛教的博通。他在「自像贊」中如是表述道:「不參禪,不學教,彌陀一句真心要;不談玄,不說妙,數珠一串真風調;由他譏,由他笑,念不沉兮亦不掉。晝夜稱名誓弗忘,專待慈尊光里召。懸知蓮萼己標名,請君同上慈悲舟告」。由此可見,藕益大師晚年是杜絕外緣,全心全意地專修專弘凈土念佛法門,以求「死歸安養」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大師的佛學理論與修行本跡確實可為凈土行者的典範。他的言行身教在凈宗史冊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其功績將永遠為凈宗學人乃至佛教他宗行者所緬懷。

  印光大師贊曰:

  宗乘教義兩融通,所悟與佛無異同。

  惑業未斷猶坯器,經雨則化棄前功。

  由此力修念佛行,決欲現生出樊籠。

  苦口切勸學道者,生西方可繼大雄。

昌臻法師        

  昌臻法師(1917-2009),四川樂至縣報國寺前住持,成都市人,俗姓張,號妙首。出生於佛教家庭、醫學世家。大學畢業,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優異成績考上民國文官,1946-1949年任四川省西充縣縣長,1950年後任四川林學院教師。早年追隨聖欽老和尚參禪,後皈依普欽上師學密。讀《印光大師文鈔》,自覺契機,遂專修凈土。八十年代,參加編修《四川省佛教志》,任教於文殊院空林佛學院,撰寫佛學論文,致力弘法。1992年依離欲上人剃度出家,任樂至報國寺住持,兼四川省佛學院教務長、四川尼眾佛學院教師,昌臻老法師於12月26日早8點舍報圓寂。

  昌臻法師,以持戒修行、弘法利生為宗旨,專修專弘凈土宗,主辦凈宗弘法人員培訓班,培養凈宗弘法人才。定期舉辦念佛七,主編刊物《蜀中凈土》,常應邀赴各地弘法。

法照大師        

  法照大師(公元767年一821年)唐代高僧,凈宗四祖,五會念佛的創始人,人稱「五會法師」。

  唐大曆二年,師住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世人尊崇。一日於僧堂用齋,在粥缽中看到五彩祥雲,雲中現出高山和寺院,在寺院的東北有一座山,山下有澗,在澗的北面有石門,門內有一寺院,名曰「大聖竹林寺」。後來,大師在用餐時再次在缽中看見五色祥雲,雲中現出眾多的寺院,池台樓閣,妙好莊嚴,這是文殊菩薩和萬眾菩薩的道場。齋飯用完,上述景象才消失。大師以兩次所見詢問善知識,有一到過五台山的僧人說:「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勢面,乃五台山也。」於是大師打算朝拜五台山。

  唐大曆四年,大師在衡州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五會念佛者,第一會平聲緩念,第二會上聲緩念,第三會非急非緩,第四會漸急念,第五會急念。系依《無量壽經》之文「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而創。感得祥雲彌覆,雲中出現許多樓閣,阿彌陀佛及二大菩薩,身滿虛空。衡州全城的老百姓,都焚香瞻禮,歡喜踴躍。上述景象一直持續了四個小時。

  當天晚上,大師遇到一位老人。那位老人對大師說:你曾發願朝拜五台山,禮覲大聖,為什麼遲遲不去呀?說完忽然不見。大師遂於大曆四年八月十三日,偕同道數人上路,朝拜五台。翌年四月六日,來到五台縣佛光寺。其夕四更,逢見異光照身。大師詢問該寺常住僧人:這是什麼徵兆?答曰:這是大聖文殊菩薩的不思議光,經常攝受有緣眾生。大師聽後,異常歡喜,即尋光而行。走了五十里,見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門前有兩個童子,二童子見到法照大師,便問訊頂禮,在前面帶路,把大師引到一寺院前,大師抬頭觀看,匾額曰「大聖竹林寺」,同缽中所見完全一樣。進入寺內,來到講堂,看見文殊菩薩在西邊,普賢菩薩在東邊,端坐在獅子寶座上,有無數菩薩聖眾圍繞,正在講經說法。

  大師來到二大菩薩座前恭敬頂禮,問道:「末代凡夫,去聖時遠,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文殊菩薩開示:「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撣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師又問:「應當如何念佛?」文殊菩薩答:「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完,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同舒金臂,摩師頭頂,為其授記曰:「你因念佛的緣故,能很快證得無上菩提。世間善男子、善女人,若欲快速成就佛道,應當修持念佛法門。」大師聽後法喜充滿,作禮而退。

  二童子送出寺門,抬頭之間,寺院忽然消失。大師便在原處立了一塊巨石,以資紀念。

  大師雖然多次見到瑞象,卻沒有告訴任何人。是年臘月初,師在華嚴寺,入念佛道場,回憶朝拜五台時,文殊、普賢摩頂授記的情景,決心絕食,剋期取證,發誓往生西方凈土。到七日初夜大師正念佛時,見一梵僧進入道場對他說:「你在五台山所見到的境界,為什麼不傳示世人?」言畢不見。第二天,昨日的梵僧又出現了,仍問昨日的話。大師告曰:「實在不是我故意隱瞞,主要是擔心說出來後,世人不信,反招疑惑誹謗。」梵僧說:「大聖文殊菩薩現住五台山,尚且招人誹謗,何況你呢!你只要把你所見到的境界,如實普告眾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為拔除三毒的因緣罷了。」大師隨即將當時所見到的境界回憶記錄下來,名曰《大聖竹林記》,流佈於世。

  第二年,法照大師又帶著江東沙門慧從和華嚴寺的僧人三十餘人再次來到五台山立石標記處朝拜,瞻仰舊跡,頂禮再三,大眾悲喜未已,忽然聽到悠雅的鐘聲,節奏分明,眾人更覺驚異不己,知道大師所見所記不虛。於是將事情的經過寫於牆壁上,願見聞者,共發殊勝道心,往生凈土。

  後來,大師又在立石處,仿建一寺,仍然叫「竹林寺」。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大師與弟子八人在東台看見四道白光,爾後,奇異雲彩遮天蔽日,濃雲散開,看見五色通身光,光中有紅色圓光,眾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文殊菩薩乘青毛獅子。當時,天飄雪花,文殊菩薩的五色圓光,遍照山野河川。

  大師於是更加精進念佛,日夜相繼,無有懈怠。一生有諸多殊勝感應,不勝備述。後來預知時至,一日謂眾曰:「吾行矣。」端坐而逝。

  大師嘗於并州五會念佛,感得唐代宗在宮中聽到念佛之聲,遣使追尋,乃見大師勸化之盛,遂召入京,封為國師,教宮人五會念佛,人稱「五會法師」。日僧圓仁曾將此五會念佛之法帶回國去,流傳日本各地。

  大師曾撰有《凈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三卷,《凈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一卷及《大聖竹林寺記》一卷流佈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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