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法律具有尊嚴才能化解社會矛盾(南方都市報 2010-5-22)

    知道分子 之景凱旋專欄

    針對近期多起校園兇殺案，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指出：「除了採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的調解作用。」就這些殘害兒童的事件看，其特點的確不同於一般刑事案件，作案者似乎都是不可理喻，遠遠超出常人想像，具有相當的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因此，立足於社會層面以防微杜漸，方為治本良策。

    校園兇殺引起人們對社會問題的廣泛思考，北大張頤武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說，任何一個社會階段都會有一些反社會心理的極端分子，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社會不公平問題，社會問題不能成為極端分子的開脫理由。張教授在這裡發表了一番完全正確卻又毫無意義的見解，就像是在聲言長江是流入東海的。誰也不否認，那些罪犯將暴力運用於無辜兒童身上，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其行為都屬喪心病狂，無可開脫，必須堅決繩之以法。但作為執政者，則必須通過這些並非孤立的頻發事件，看到更深層次的原因。

    顯然，對於這些滅絕人性的亡命之徒，嚴懲未必能起到威懾作用，對潛在罪犯的排查防範更是難以操作，弄得不好就會加深對整個弱勢群體的歧視，因而需要有新的思維，正如執法部門發言人近日所說，中國正處於社會轉軌變型期，整個社會發展迅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管理的創新不僅必然，而且非常迫切」。發言人甚至坦承現在的狀態「往往是一些矛盾沒有及時化解，導致矛盾激化，由民事糾紛轉到刑事案件，由一般的刑事案件又轉到惡性案件，用暴力極端手段來報復社會」。

    每個社會都會始終存在矛盾，但社會對此必須有化解之道。對於矛盾不能及時化解的原因，可能會人言言殊。我贊同茅於軾先生的看法，現在社會戾氣太重，主要還不是由於貧富懸殊和貪污腐敗，而是由於社會正義的缺失，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講道理，只講武力。幾樁殘害兒童的行為也表明，此類犯罪目的既不是為了圖利以擺脫貧困，更不是為了替天行道當反腐英雄，而是社會上下面對各種問題，越來越蠻不講理的一種極端反映。

    已故作家王小波說過這樣的話，知識分子最怕生活在不講理的年代。實際上，任何無權無勢的人都怕遇上一個不講理的社會，因為本身不具權力，除了「理」，他們沒有別的可以依仗，倒是手握權力的人更容易不講理，不講法律。因為跟百姓說理終不如動用武力更方便更有效率，更能顯示權力的快感。如在房地產開發中，拆遷戶、被征地農民往往會依據現行法律來抗爭，而某些地方官員卻根本不予理睬，他們動用武力強制違規拆遷或征地，甚至造成血案頻發，僅僅是為了賣地生財，無本生利。最近河北萬全縣數千畝農田被當地政府強制低價徵用，然後又高價出售給開發商建豪宅區，便是政府憑藉強權與民爭利之一例。

    在這個意義上，當下許多矛盾難以化解，往往不是由於不同民眾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是由於權利與權力的利益衝突，由於權力者常常可以不受法律約束，一味依靠強力所致。如果說每個人的權利乃是源於不證自明的自然法，或者如古人所說，天聽自我民聽，老百姓就是天，那麼現狀則是法比天大，權比法大。法律在今天我們社會的地位，其實是很低的，缺乏令人敬畏的神聖性來源。許多官員迷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對法律從來都是採取實用主義態度，惟視其對己有利還是無利，正如一個網民所言：你跟他講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講政治。結果在許多官員那裡，便成了權比天大，直至無法無天。

    在這種情況下，無權無勢的民眾還能相信什麼？如果權力者不想守法，權利自然是鬥不過權力。面對官民利益衝突，法院不管或處理不公，上訪又會被當成精神病抓起來。社會矛盾苦無化解的正常渠道，久而久之，民眾也不會再相信法律，轉而相信弱肉強食才是硬道理，個別人則會鋌而走險，採取同歸於盡的極端方式，甚至對更弱的群體施加暴力。

    如何才能使社會免於暴力橫行，權力者其唯三思乎？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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