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廳長紅啦！寒門奮鬥招口水無數，人民欠他一個副省長?

在《人民的名義》中，祁同偉是僅有的幾個屬於毫無背景的農家子弟出身的人物之一。

出身卑微，成功考上漢東大學，當上學生會主席（小說中其實沒有），結果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一個偏僻農村的司法所，而同學陳海、侯亮平則進了省檢察院，後者後來還去了北京。對比之下，祁同偉的遭遇確實讓人同情。

儘管當上緝毒英雄，祁同偉卻升遷無望，他於是向曾被自己拒絕、大他十歲的老師梁璐求婚，因為梁父是省領導。就此，祁同偉藉助婚姻成功升遷，進入省檢察院，後官至公安廳長。電視劇中，梁璐直言自己之所以答應祁同偉的求婚，是因為報復。而祁同偉下跪求婚，則是出於上位的需要，兩人的婚姻在一開始就是「各懷心事」，毫無愛情可言。

電視劇里隱約透露，祁同偉當初之所以被分配到農村又久難升遷，應與梁父的刻意壓制有關。若真是如此，祁同偉的這一遭遇倒是應該被同情。

或許，就像網友所言：

@駱jina：先是被個瘋女人追了三年，拒絕三年，畢業了被整得分到窮山溝，那時候祁也還沒絕望，想著只要自己夠努力夠拼就可以靠自己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可是他拼了命，做了緝毒英雄，還是被人打壓利用。寒門子弟想出頭就得付出十倍千倍的努力，可能最後還敵不過權貴輕飄飄的一句話。

@傑西qzuser75576：就是喜歡祁同偉，想擁抱一下他，太心疼了！真正的壞人是那種莫名其妙欺負人傷害人的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譬如趙瑞龍！但祁同偉不是，他傷害的是擋他路的利益的人！

@鑒婊君：如果梁璐不整他，他憑藉自己的能力也能走很遠，也許做不到省廳廳長，但至少他會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吧，陳陽就挺好。

不用說，祁同偉前半生的經歷，在當今機關事業單位中高層幹部中頗有代表性。他們出身貧寒家庭，受惠於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通過高考走出了農村；中年之後，他們中的很多人，又因機遇垂青，在事業上有了一方天地。不過他們奮鬥過程不易，此間難與外人道的種種艱辛，足以刻骨銘心。他們對祁同偉的同情，或多或少，有物傷其類的成分。

而更多普通人對這種同情的附和，則反映著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階層焦慮——人們期待社會有更強的流動性，給更多人足夠的上升空間。這些情感，都會讓人們面對祁同偉們時，有著遠比痛恨更複雜的情感。

祁同偉把自己違法亂紀的原因，歸結於自己父輩的貧困，這種自辯之詞，是沒有是非之心的無恥；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自己父輩所代表階層的羞辱。我們不否認成長經歷對人的影響，但是，早年的貧窮決不可能成為身居高位之後貪贓枉法的理由。

而反過來看，像《人民的名義》劇中的趙瑞龍，父親是副國級高幹，成長於鐘鳴鼎食之家，不一樣無惡不作？類似的，還有劇中人物省油氣集團老總劉新建，按眼下說法，也是「根紅苗正」的官二代，不也一樣貪得無厭？

可同情其被權力傷害，並不意味著就必須理解他的「政治婚姻」。

婚姻上的動機不純，尚可說是個人自由，而成功上位後的站隊、阿諛逢迎、大搞官場潛規則謀求繼續升遷的做派，就令人難說「同情」了。此時，背靠省委常委岳父的祁同偉，已不再是往日那個被傷害的貧寒子弟，而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況且，人民並不欠出身貧寒的祁同偉一個副省長的職位，再說，權力的慾望是無限的，做上副省長，是不是又要繼續謀求正部級？就這點而言，所謂的同情實在是難以自圓其說。

可供對比的是，同樣作為農民子弟的李達康，則完全走的是另一條鳳凰男的逆襲之路。既專註於GDP，也能夠在前任領導公子的項目面前守住底線，雖說也因此晚一些晉陞為省委常委，但就官員的職業境界來說，李達康和祁同偉比起來，高下立判。

或許不能否認，無論是祁同偉的「政治婚姻」，還是李達康對GDP的痴情，都不乏受到其出身的影響。但李達康如履薄冰，把底線之上的規則用到極致；祁同偉則四面逢迎，把潛規則用到了極致。在違規和突破底線上，祁同偉已然走得更遠。

有網友是這樣說的：

@大頭丁lei：王大路替達康頂罪，下海經商成為富翁。有能力者在哪都是有能力 但是祁同偉卻偏激了。

@AlwanysDevil：那種自怨自艾，抱怨著整個世界都不公平的人，怎麼樣都不會感到舒服的，為什麼祁同偉在覺得受到天大的委屈的時候，沒有想過換另一條路去走呢？因為他骨子裡還是充滿了對權利的渴望和追逐。

@禺山人：那麼說祈同偉的墮落是有理的嗎？落泊之後就要為出人頭地而干陰謀詭計之事？就要干千夫所指之事？就要干腐敗之事？就要干殺人越貨之事？就要干對抗組織對抗人民之事？

@音維寂寂：三觀有問題吧，什麼經歷都不是你腐敗殺人的借口！猴子雖然驕傲自負，橫衝直撞，但是非分明，法與情分得很清楚，他有什麼問題？

@紅娃子的小窩：官二代就一定無能嗎，有背景就一定是害人精嗎？不一定吧！我覺得候亮平不討厭啊！祈同偉的苦出生不能成為他侵害別人的理由啊！

@好彩啊好彩：請不要拿出生農民，家境貧窮，苦讀書，想出人頭地，來做為你違法亂紀的理由。

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也經常出現「出身貧寒」、「農民的兒子」等自我定位，甚至過去還引發了出身貧寒的官員是不是更易腐敗等話題。類似的官員心理和由此引發的公共話題可以理解，因為在一個急速轉型，又面臨階層流動性障礙的社會，像祁同偉這樣的鳳凰男形象，很容易讓人產生代入感。但將官員出身與其行為相聯繫，從人性角度似乎無錯，卻迴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出身差別對人性之惡的不同誘發，本可以也應該由制度的規制來降到最低。所以，在對權力尚缺乏根本約束的社會，所謂官員腐敗的「出身論」，要麼是身份社會的某種遺留，要麼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偽問題——正是因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權力，才讓人性惡的一面被放縱。

可以同情祁同偉的出身，也可以同情其在婚前被權力玩弄於鼓掌之中，但對於其後來不擇手段的官場軌跡，一句同情顯然過於奢侈和輕佻。按照這一邏輯，那些現實中聲稱自己「窮怕了」的貪腐官員，是不是也應該被同情？那些迫於貧窮而犯罪的底層者呢？出身卑微的人不是不該有階層躍升的衝動，但一個能讓階層合理流動的社會，最終還是要通過制度的整體進步來實現「逆襲」，靠泛濫的同情，不僅無濟於事，反倒會遮蔽真正的問題。

當然，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中，祁同偉身上的鳳凰男痕迹都被刻畫得淋漓盡致，而相對來說，像侯亮平夫婦這樣的「上層」背景則要弱化得多。這種表現差異，也未嘗不是現實世界的一則真實寓言：上層的一切似乎總來得理所當然，而底層的不堪和人性之惡卻總要被赤裸呈現和圍觀。

對於祁同偉的悲劇，有人是這麼解釋的：

一個人會被出身影響，但一個人不會只被出身影響。其實，更多與祁同偉具有同樣成長經歷的人，早年的艱辛讓他們養成了儉樸的美德——即使經商成功，卻對物質享受並不沉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潔身自好。

王裴楠，張力友  素材來源：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版（朱昌俊）、新京報（王天定）、重慶外傳、新浪網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