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流評論

時間怪獸怎麼破：春節與中國傳統時間觀

文丨李靜 北京大學

一年將盡，所謂「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凄愴」，時間焦慮似乎是人類永恆的困擾。伊甸園之後，死亡不再是秘密，所有人都在時間之流中成為被動的弱者，都在它面前顫抖。

為了應對「時間先於上帝存在」的挑釁，奧古斯丁真是蠻拼的。可奧氏的上帝果真能敵過斯威夫特筆下的「時間怪獸」么？它「永遠吃，吃不膩，把一切毀棄，永遠不會酒足飯飽，直到最後把世界吃掉」。人的存在在時間之域中展開，然而你真的了解時間么？

《懺悔錄》中有句實話：「時間是什麼？沒人問我，我很清楚；一旦問起，我便茫然。」不懂也沒關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年關終究是要來的。時間無影無蹤，人類對之做出的把握集中體現在曆法或時間制度的確立之上。

魯迅先生在《過年》一文中寫道：「只有這僅存殘喘的『廢歷』或『古歷』還是自家的東西，更加可愛了。那就格外的慶賀——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話，輕輕了事的。」慶賀「廢歷」和「古歷」（文中指「過年」）緣何牽扯出「封建余意」呢？

原來，在以舊曆為「封建」，以公曆為「文明」的進化論邏輯下，民國元年（1912年）曾廢除春節，以泰西公曆為國曆。12月31日為除夕，1月1日為新年正日，1月15日為元宵節，直接將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嫁接於西曆之上。

國民黨統治時期利用暴力手段強制廢除春節，推行公曆。

改歷遭到民眾的激烈抵制，1934年國民政府停止廢除陰曆，對民間習俗不加干涉，魯迅先生「格外的慶賀」就是在這一年寫下的。

早在三百多年前，「康熙曆獄」就展露出西洋曆法與中國本土曆法之間的對抗關係的端倪。兩種時間制度蘊藏著不同的自然觀念、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人與時間的關係也迥然有異。

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實行雙軌制的時間體系，即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並與現代世界體系接軌，實行公曆制，同時也保留傳統的農曆。陽曆一月一日為元旦，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的制度正式確立下來。

春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對於現代人，何時過春節卻需要被提醒。

春節背後的時間制度與現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時間關係甚微。木心曾浪漫地寫道：「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對前現代時光的懷舊式想像很多，曾聽說有人將農耕社會的二十四節氣當作最小資的節日來過，消費名字中的「美」和「文藝」。

這套「老農識天」的知識系統不靠順口溜是根本背不牢的。枚乘說：「野人無曆日，鳥鳴知四時」，這麼看我們現代人反倒是野人了。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不管顧公有無誇張，有一個結論是肯定的：現代人終究失落了人與自然的奧秘以及人面對自然時產生的那份崇高感。

歷史上有三大曆法系統，分別是陽曆、陰曆和陰陽合曆。其一，陽曆以太陽的周年視運動及物候變化為基礎。

從古埃及曆法經由儒略曆脫胎而來的格里高里歷正是如今通行的國際公曆；其二，陰曆基於月相的周期變化，不重視物候變化；其三，陰陽合曆的代表是中國的農曆，兼顧太陽和太陰（月亮）的周期運動，上文提到的二十四節氣就是其中的陽曆成分，反映物候變化。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的發明，是農耕社會的時間系統，與祭祀、節日密切相關。「年，谷熟也」（《說文解字》），「歲」本為上古的砍削工具，進而用工具的名字來指代殺牲的動作，是上古豐收祭祀的慶祝活動。

古代「歲」和「年」不同：歲指節氣運動一周，基於太陽的視運動；年以月亮的圓缺為基礎，是陰曆意義上的一次循環運動。陰陽合曆把月份和節氣、年和歲協調起來，將人文意蘊與自然條件結合在一起，不可謂不高明。

傳統中國的時間體系是通過人對自然地理環境的體驗而形成的，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人順應自然的意志，並借著對自然的體悟，服務自己的生活。

古代中國的時日、年歲都帶有自身的意義體系，最典型的是干支紀年法。十天干象徵著的生命發生、展開和死亡的過程，十二地支則對應的是十二個月的物候變化。干支循環背後是循環的歲歲榮枯。

《詩經·七月》是時間制度與人事活動協調的典型代表。《七月》寫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歌生動地描繪出周代社會一年一度的年終燕飲。

春節在一歲將盡之際，是時間之流的一個段落標記。春節從農閑的臘月開始，臘日是祭祀百神的節日，孔子的學生子貢描述說「一國之人皆若狂」（《禮記·雜記下》），紀念豐收的「嘉年華」。

漢代以來，豐收之慶逐漸轉向改歲之喜。整個臘月民間歲末儺儀非常熱鬧，用以集體辟邪。此外，民眾還要進行掃除屋塵、照虛耗、沐浴理髮以及準備年節器具等活動，此謂「忙年」。

從臘月二十三祭灶的「小年」到正月十五元宵佳節，過年才算結束。

如今年輕人的假期有限，恐怕只能過一個簡易版的春節。

那些遙遠的紙上民俗還能存留多少？我們讚譽家中長輩是「生活家」的時候會有不滿足么？面對模糊的文化傳統我們還會時時覺察出自己的有限性么？

曆法和民俗將人的群體活動組織起來，借著特定的「時機」實現人類的目的，表達人類的期許，人與自然是和諧融通的關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傳·文言》），天人合一的觀念似乎有原始宗教的味道，然而從時令祭祀轉向節日祭祀，從禁忌轉向節慶，人的理性也越來越強。

17世紀以來的科學革命藉助「觀察」建立對世界的認知，主觀因素被放逐，科學宣稱自己堅固、樂觀、理性，放之四海而皆準。孔德們的「觀察法」徹底切斷了現代人和傳統社會的聯繫。

樂觀的科學主義沒有看到，將自然徹底對象化的同時，觀察者自身也可能成為客體，難逃被宰治的命運。我們不禁要問，從傳統習俗到科學理性是一種線性進步的關係么？如果前者是迷信和宗教，那麼後者作為普世的科學更為優越么？

稚子小童喜歡過年，圖的是新年的熱鬧。只有真正擁有對時間的意識，「過年」才會讓人倍感壓力，似乎每一秒鐘都是年華老去的嫌疑犯。

我的時間啟蒙源於小學的一堂數學課，老師讓我們什麼都不做，用心體會一分鐘的長度。那可真是令人尷尬的一分鐘，小孩子無聊到抓耳撓腮。但也是令人興奮的一分鐘，原來一分鐘這麼漫長，我們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它。時間意識源於對時間長度的感知，在現代學校教育中，這種時間長度天然地被鐘錶命名。

莎翁在《約翰王》中說道：「時間老頭啊，你這鐘表匠，你這禿頂的掘墓人，你真能隨心所欲地擺弄一切嗎？」時間等於鐘錶時間，這是很現代的時間觀。

農民不需要鐘錶，田野生活中的體驗時間是循環式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人事與天象、物候緊密結合在一起，時間安排相對自由。近代史上的公元紀年、孔子紀年和黃帝紀年、民國紀年都是線性進化時間，是客觀化的時間度量體系，脫離了個人的生命體驗。

公元紀年（公曆）沖淡了傳統人事活動的節氣，為日曆時間和鐘錶時間開闢了道路。公曆雖然不是外在時間，卻為工業社會的時間奠定了基礎。現代的鐘錶時間組織人們的生活，保證人和機器的生產效率，一般勞動時間甚至奠定了商品交換的基礎。

總之，時間與人構成了普遍的緊張關係，時間作為異己的力量規劃著人類生活。

只有在這樣的參照之下，春節背後的傳統時間制度的意義才凸顯出來。敬祖追遠的精神以及家庭倫理的實踐，是向傳統、歷史以及共同體致敬。

隨著年齡的增長，春節歸家的時間就愈加寶貴和特別，它意味著重新回到一整套意義系統之中，回到豐滿的回憶之中，回到具體的血緣共同體和地緣共同體之中。

內在時間不僅體現在個人的生命體驗中，也體現在宏大歷史的展開過程中。胡風在1949年寫下《時間開始了》，這裡的「時間」不僅是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意義上的時間，也是一代人的心理體驗，時間「奔騰在肅穆的呼吸裡面」，時間開啟了新生之門。

近年來活躍的毛誕節，構成了尼采意義上的雙重歷史：其一是紀念的歷史，體現了對榜樣人物的懷念；其二是後毛時代批判的歷史，時間不只是工具，它本身成為敞開歷史和理解歷史的契機。

或言之，時間本身就是歷史。歷史哲學而不是歷史的流水賬成為真正屬於人的東西。照此邏輯，歷史感的喪失與時間的抽象化密切相關，文明的每一次盛放都被取消了質的規定性，人萎縮成只能活在此刻的動物。

日常生活的鐘錶時間大幅度擠壓內在時間，鐘錶時間組織生活已成定局。那麼，人與時間的主要矛盾便是人怎樣合理規劃自己的鐘錶時間，爭取在「工作—娛樂」的二元時間格局中謀求更多的休憩。

久而久之，春節不過就是較長的休息日，紛繁的「節日」消費成為工作之外必要的消遣和娛樂，這是日常生活的「維他命」。

錢穆在《中國文化二十講》中寫道：「中國社會上之新年節日漸廢，生活乾枯，耶誕節日代之而興。中國社會並非一耶教文化，中國文化亦非一耶教文化，而中國人則追步西方，來過耶誕節日。這裡面自不免夾雜著許多無情無理之盲目效顰」。

我並非錢穆先生一樣強調中華文化之正統，也不否認耶誕節自身的宗教文化根基。然而，耶誕節在中國受到年輕人的如此追捧，似與消費主義脫不了干係。資本和商品的線性增殖及其運動使得「文化」不過是其營銷工具，世界主義在此獲得了真正的現實性。

「文化」內涵的剝落，普遍同質的空洞時間共同服務於資本的擴張。現代管理學的關鍵就在於抽象化、數字化和符號化，這與人的原子化是同步進行的。個人必須去除一切具體的社會聯繫，服從於抽象時間的管理，走進資本主義鑄造的「時間規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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