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李力 曾強

2010年05月12日 中國期刊網 點擊：次 .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21世紀以來，在國家和國際安全局勢中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交替上升，其中由民族、宗教、領土等問題引發的紛爭和衝突呈上升趨勢，宗教因素已成為21世紀影響國家和世界安全的一個不容迴避的變數。美國「全球接觸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Engagement）正、副所長羅伯特·A·塞佩爾（曾任美國務院首任國際宗教自由事務巡迴大使）和丹尼斯·R·胡佛主編的論文集《宗教與安全》匯聚了各方專家的觀點。

首先，該書指出宗教已成為影響國家及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21世紀將是一個宗教暴力和戰爭頻發的時代。當前，各種宗教狂熱分子以及機會主義者正試圖利用宗教意識形態所蘊涵的巨大能量提升暴力的程度和範圍，這有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空前的破壞。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宗教與安全以及宗教與戰爭的關係問題就成為美國學界議論的熱門話題，這種關聯性在90年代中期美國國內有關「文明衝突」的爭論中得到進一步展現。但遺憾的是，由於美國決策者對這個問題重視不足，才出現了「9·11」這樣的重大安全事故。多年來，美國不願正視宗教與國家安全的關係問題，主要是因為：美國曆來在法律和文化上強調政教分離；美國人習慣用傳統的強權政治思維方式分析國際事務；美國民眾對宗教議題十分敏感。然而，美國人現在已認識到美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已發生質變，儘管美國擁有超強的軍事實力，但也只能達到有限的安全防衛目的。從戰爭角度看，「敵人」的性質已發生變化，因此未來戰爭將不再是常規意義上的兩軍對壘，更多的是低烈度衝突和非對稱戰爭或城市戰。

該書贊成英國哲學家洛克「理想者勝過利益者百倍」的說法，認為宗教信仰一旦與利益相結合，它所產生的力量將是致命的。在非洲、亞洲、中東以及美洲，宗教信仰與利益群體的結合正形成一股日益強大的力量，宗教因素在各種衝突中的作用已變得十分顯著。以下一些佐證或許有助於人們對問題嚴重性的理解：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緊張關係；伊拉克國內穆斯林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仇結；烏干達的「聖靈軍」挑撥一派基督徒打壓另一派基督徒；日本奧姆真理教徒在東京地鐵施放化學毒氣；表現為阿以衝突的穆斯林與猶太教徒的夙仇；東歐基督教各派別——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間前所未有的敵意與仇視。

宗教之所以成為21世紀衝突和戰爭的一個重要誘發因素，主要是因為：其他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機制似乎已經失敗；宗教能夠為社會正義提供意識形態依據；宗教能夠為內部包容和團結提供基礎；宗教出現了「民主化」趨勢。

其次，該書分析了宗教因素作用上升的社會根源。人類社會在20世紀所面臨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複雜，而各種意識形態理論並未給人類帶來希望或快速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宗教便作為一種「缺席的意識形態」登場亮相，填補真空。既然人類智慧不足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人們便去尋求超自然力量，為自己提供暫時的精神安全。宗教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作為一支新的充滿活力的強大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

與此同時，政教分離的概念開始受到質疑，國家核心論以及國家控制一切權力的傳統政權思想正在經受重大挑戰。人權組織和環保組織等非政府組織在對國家發起政治挑戰；私人軍事集團和國際恐怖組織在挑戰國家對軍事力量的壟斷。人們日漸意識到，國家在概念和實際運作上都已經破碎和失敗，因為它不能與時俱進。這一切導致了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等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發生重大變化。

宗教因素作用提升還得益於其明顯的「非機構化」趨勢。個體信徒和小團體傾向於「民主」宗教，倡導獨立思考，主張以個體信仰形式取代集體信仰形式，且不再附屬於傳統的宗教權威機構（清真寺、寺廟和教堂）。這種現象在非洲、美洲、歐洲、南亞和中東地區十分普遍。在這一背景下催生的宗教極端分子認為，現在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現象是對神的冒犯，服從上帝（或真主）的人應當以神的名義行動起來。傳統戰爭規則以及國家和世界安全正越來越多地受到這些自稱為對上帝（或真主）負責的個體信徒（宗教極端分子和宗教恐怖分子）的挑戰。此外，由於宗教因素與種族（民族或部族）、語言、地域、政治和經濟等諸社會要素之間存在著密切互動，因此宗教所引發的衝突或戰爭其廣度更大、強度更高、更為慘烈，且持續時間也更長。

第三，該書指出國家對宗教採取強制性措施可能產生安全危害。人類有著與生俱來的宗教意識，這是一種自發的精神追求。從這一點看，宗教具有社會穩定劑作用，因為它為人類實現自我完善提供了機會。因此，如果國家強制推行無神論、某種宗教或是世俗主義，其安全和穩定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威脅。

宗教信仰一旦受到壓制或迫害，其信徒必將採取各種形式與國家抗爭。例如：（1）開展地下活動。秘密結社是受迫害宗教團體普遍採取的一種行動方式。儘管這些秘密活動並非都是反叛的或激進的，但從長遠看這些組織和團體都是影響社會安定的潛在因素，而且很可能被國家的敵人所利用。（2）聖戰與武裝反叛。最終能夠存活下來的受迫害宗教團體大多培養了積極有效的軍事傳統且極富戰鬥力，他們在捍衛宗教信仰過程中磨練成頑強的聖戰鬥士。錫克教徒、德魯茲派穆斯林等就是典型代表。（3）殉教。受迫害的宗教團體很容易接受末世論和殉教思想，有些受迫害的宗教團體甚至把國家視為惡魔的化身，認為自身遭受苦難是神的旨意，要追隨神、獻身於神，即使是採取暴力反叛行動也在所不辭。（4）與鄰國或國際友好勢力相勾聯。絕大多數宗教都是跨國界的，有些散布在某個大陸上，有些則覆蓋全世界。在某一國受到迫害的宗教或宗教派別，在鄰國或許佔據著統治地位，或者至少擁有更多權力或受到更多尊重。這種情況產生了明顯的政治和外交後果。受迫害的宗教團體可能成為理想的「第五縱隊」，時機成熟時就會發動起義，接應鄰國敵對力量的入侵。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遜尼派政權的這種恐懼就達到了頂點。另一方面，流亡海外的受迫害宗教團體的政治活動也可能危及母國安全，他們甚至會被所在國的政府及情報部門利用或操縱。

第四，該書提出了建立宗教與國家安全和諧關係的構想。作者指出，在探討宗教自由與國家安全概念時，必須把「有約束的自由」看作是社會政治生活中一個必要前提。以美國為例，宗教自由的內涵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承認個體決定自己與上帝關係的基本權利，二是限制國家和政府干預這種關係的權力。從國家安全形度看，國家雖無權干涉個體與上帝交流（或不交流）的權利，卻有許可權制宗教行為，尤其是有權確保個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時不會危害到他人的自由權利。

因此，要想建立健康、和諧、穩定的公民社會，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值得認真思考。（1）提倡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國家可以通過推行宗教自由政策爭取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忠誠，人們很難背叛一個把民眾利益時刻牢記於心的政府。從這一點講，宗教自由政策可以增強國家安全。（2）建立共同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應建立在司法公正、普遍的價值觀和自然法則基礎上。政府在行使管理權時應遵循這種共同的價值觀，用統一標準對待自己的人民，對待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更應如此。（3）建立互信和樹立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理念。國家尤其是國家安全各部門在開展工作時要注意方式方法，而宗教信仰者在傳播超自然價值觀時也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精神需要與現實政治必須實現鏈接，互信和共同負責的理念不能僅停留在「陳詞濫調」層面，應該成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的日常實用語言。（4）建立負責任政府。政府應嚴格貫徹「有約束的自由」政策，不能訴諸武斷和偏執的手段。只要不採取打壓措施，宗教信仰者的破壞性「反彈」潛力就會被消除。列寧的首任宗教部長曾說過，「宗教就像一根釘子，被打得越重，鑽得就越深」。（5）承認並尊重人類社會的多樣性現實。充滿紛爭的世界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自己身上有明顯不同於他人之處，如宗教和種族。以犧牲一部分人利益為代價去優待另一部分人，其後果必然是造成社會不穩定。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必須要採取尊重和寬容態度，理解自己的信仰並尊重他人的信仰是對國家安全的最大貢獻。在一個尊多樣性為美德的社會裡，宗教自由與國家安全會得到極大促進。因此，尊重社會多樣性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口號上，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攸關國家安全的嚴肅問題。

總之，《宗教與安全》一書從安全、外交、衝突解決、人權、神學和歷史等不同角度深入透視了宗教因素與國家安全的內在聯繫，並就構築可持續的內部安全環境問題提出了頗具參考價值的見解，值得關注和研究此方面問題的人士一讀。

作者：李力 曾強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