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制度2000年沉澱的精華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06-02

中國傳統制度2000年沉澱的精華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第一篇：領導人的價值所在
領導人、管理人員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中說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這番話點出了做領導人、管理人員的核心價值。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窺一斑可以知全豹」。真正的管理，最講究的就是「見微知著、防微杜漸、洞察姦邪、消除混亂」。是超前的預見、超前的管理，而不是去當救火隊、甚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被混亂所控制。
如果領導層不具備這種敏銳的洞察力、不善於預見問題、提前預防和解決問題，那就做不好領導，公司的治理必然混亂。在整個公司的價值鏈上，領導人產生不了應有的價值，就阻礙了公司的運轉。
很多公司治理的現狀是——很多問題已經大量出現、非常明顯、非常普遍，在公司內部已經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卻長期得不到治理。公司存在的問題太多，到底應該怎麼治理也不清楚。領導層不能提前預見並防範混亂，忙於當救火隊，普遍安於現狀，對大量出現、明顯、普遍的問題心安理得。員工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一切損失都由老闆買單。一切矛盾，都在比較高的行業利潤率的掩蓋下，沒有爆發，一旦行業形勢緊張，就會面臨重新洗牌的嚴峻考驗。
隨波逐流的人永遠是大多數，憂國憂民的人本來就很少。如果不在老闆身邊、人微言輕，敢於冒險提意見的人就一定很少；敢提意見又能提出解決方案的人更少；提出的方案能衝破中高層的重重阻力、被老闆看到並重視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象鄭觀應那樣，寫出振聾發聵的《盛世危言》，可能還會被人說成是「不了解情況、理想化、不可取」。即使被老闆下令執行，執行中不被歪曲篡改、最後不是不了了之的，更是鳳毛麟角。
第二篇：商鞅「徙木立信」樹「法治」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朝的開創者秦始皇，依靠秦國賞罰嚴明的「法治」，完成了秦國六代國王夢想的、消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
秦國的成功，追本溯源，首先要歸功於秦始皇的六世祖先秦孝公。
秦孝公一生中有一次最重要的決策，就是他任用了一位職業經理人——衛國（今河南北部）人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改革秦國原已因循守舊、積重難返的「法治」。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是一個粗放型管理的、貴族大臣任意橫行、而國王的政令卻不暢通、賞罰不明、百姓對政府根本不信任的國家。這隻須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來——
商鞅剛剛上任後，請求用國王的名義發布一個公告——「誰能把北城門口的這根百十斤重的木頭，扛到南城門口，就賞五十兩金子」。結果，百姓看到以後，都不相信他們的國王說的話真管用。你看，在重賞之下，這件很簡單的小事，好多天都竟然沒有人願意去干。
最後，終於有一個百姓不信邪，把那根木頭扛過去了，商鞅當場兌現獎勵，秦國百姓才相信國王的話管用了。
商鞅就是用這個土得不能再土的辦法，樹立了推行「法治」的信譽。這就是被歷史上稱為「商鞅徙木立信」的事件。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變成了一個規範型管理的、甚至是精細化管理的、國王權威如日中天、政府賞罰嚴明、信譽卓著、百姓踴躍效忠國家的、國富民強的國家，為秦國的富國強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變法的核心管理機制是什麼？
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是「以功績論英雄」的賞罰嚴明的「法治」，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建立有效的「績效考核機制」，這是商鞅推行「法治」改革的中心。
商鞅以此為基礎重新建立了政府的信譽，逐步完善了秦國的各項管理制度，從根本上扭轉了本來已經積重難返的世道人心。
「管理以人為本」。這既是對現代企業績效管理作用的認識，也是對商鞅變法的核心機制的概括。
因此說，「法治」是公司治理的基礎，是必要條件。同時，「法治」又以管理人心為根本，最終體現在人上。

第三篇：運籌帷幄靠「人治」
今天，我們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觀察秦國成功的原因，就會發現：
秦始皇的成功，除了秦孝公以外，他的五世祖先秦惠文王、和三世祖先秦昭王的作用最為突出。
如果說秦孝公的歷史使命，在於任用商鞅變法，為秦國建立了嚴明的「法治」。那麼秦惠文王、秦昭王的歷史使命，就是「任用了卓越的職業經理人、制定並執行了正確的發展戰略。」
秦惠文王任用了職業經理人、鬼谷子先生的高徒、魏國（今河南中部）人張儀為相，實行了「七國連橫」戰略，瓦解了六國聯盟、使韓國和魏國投降、沉重打擊了鄰近的強敵楚國。
秦昭王任用了職業經理人、在秦國一位官員家裡做門客的魏國人范雎（jǖ）為相，實行「遠交近攻」戰略，並最終在「長平之戰」中徹底擊敗了另一個強敵趙國。從此，秦國統一天下已經沒有懸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張儀、范雎這兩位職業經理人，是在商鞅為秦國建立的良好「法治」平台基礎上，發揮了自身傑出的戰略策劃才能，指揮秦國取得了外交和軍事的一系列勝利。
選賢任能、制定並執行發展戰略，這都是屬於「人治」的範疇。「戰略」是靠「人」的智能、洞察力、鬥爭藝術制定出來的、沒有任何法律或者制度能夠規定。識人的能力，尤其是識別高層的、「空降」的、來自底層的職業經理人的評估，幾乎完全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敏銳的判斷力。
「人治」很重要，然而識人、用人卻最難。

齊桓公靠著管仲（管子）當相國，取得了「九合諸侯、一框天下」的、東周列國的霸主地位。以管仲那樣具有非凡、傑出才能的人，如果不是靠著善於識人並且胸懷寬廣的鮑叔牙的舉薦，也只能做一個普通幕僚，齊桓公也不會重用他的。
管仲第一次面見齊桓公的時候，齊桓公問他：「我有很多毛病啊，我好遊玩打獵、又好女色，我想改還是改不了啊。都說玩物喪志，我知道這樣當不好國君，你說我該怎麼辦？」管仲回答說：「這些事並不影響當好一位國君，影響當好國君的是四件事——
1、不知賢——不知誰是賢人、誰是奸佞小人；
2、知賢而不用——知道賢人卻不用人家，知道奸佞小人卻離不開；
3、用而不任——用了賢人但是不重用、不讓人家真正管事；
4、任而復以小人蔘之——重用賢人以後，又聽小人的讒言毀掉人家。」
如果不會用人，即使有食客三千，如果象齊宣王那樣天天讓他們集體吹竽、大合唱，還美其名曰：「沒有完美的個人，只有完美的團隊」。不但濫竽充數的人無法被淘汰，有能人、有責任心的人也無法脫穎而出。
因此說，「人治」的核心是「用人」。「戰略」是制勝的根源，「用人」是戰略的源頭。
第四篇諸葛亮談「法治」與「人治」的關係

三國時期的一代名相諸葛亮，在七擒孟獲、平定南中、穩定蜀漢政權的後方以後，曾經準備出師北上、九伐中原、復興大漢王朝。
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之際，雄才大略而又赤膽忠心的諸葛亮，用飽經滄桑的筆觸、披肝瀝膽的語言、滿懷憂國憂民的情懷，給蜀漢王朝第二代皇帝、幼主劉禪上奏了一篇表章，希望皇帝陛下勵精圖治、君臣協力，再造乾坤。這就是被千古傳誦、永垂萬世的《前出師表》。
諸葛亮《出師表》感人至深，讀來催人淚下，被稱為「鞠躬盡瘁的典範」、「位極人臣的楷模」。宋代詩人陸遊在《書憤》詩中贊之為：「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唐代詩人杜甫在《蜀相》詩中感嘆說：「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一千八百年以來，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是，諸葛亮的《前出師表》，還隱約點出了人治與法治的辨證關係。
《出師表》先講法治——「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出師表》後講人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出師表》先講法治，後講人治。原因就是：沒有法治的人治是不完善的；同時，沒有好的人治，法治也會淪為小人為所欲為的工具。
人們不能忘記，秦始皇的成功，首先要歸功於他的六世祖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因此，「法治」的來源還是「人治」。
同樣是秦國的這套法治，秦始皇可以用來統一天下，而秦始皇的兒子秦二世卻在短短几年內就亡國了。這不是秦國的法治不行了，而是秦二世沒有駕御這套法治的能力，被奸臣趙高篡了權。趙高用「指鹿為馬」的欺上瞞下手段，把忠臣良將、甚至把太子都殺掉了，所以秦朝就不可避免滅亡的命運。
因此說，「法治」只是「人治」的工具和延伸，「法治」不能脫離「人治」。「人治」甚至比「法治」更重要。關鍵是讓賢人來推行法治，還是讓小人來推行法治。

第五篇：「白道」與「黑道」的鬥爭
從單純的企業管理理論上講，公司治理本身，公司治理者只關注了「白道」層面的東西——那些正面的東西、明面上的規章制度、能擺在檯面上的東西、那些建設性的力量。沒有關注「黑道」層面的東西——那些反面的東西、那些上不了檯面的、隱藏在暗處的、伺機破壞性的力量。
「白道」與「黑道」爭奪統治權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在政治上是如此，企業里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如此，現代也是如此。
無論是政治，還是公司治理，都是這麼一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天上」的較量。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處在「白道」上的皇帝/企業主/忠臣，都是宵衣旰食、努力工作、盡忠盡責、剷除姦邪、開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處在「黑道」上的權臣/奸臣，卻是通過擅行威福、結黨營私、毀壞忠良、蒙蔽皇帝/老闆、然後象鑽進神像裡面的老鼠，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損公肥私。
最高領導人英明、處理得好了，「白道」勢力昌盛，「黑道」雖然存在、但是如過街老鼠、成不了氣候，這就是一個太平盛世。
最高領導人糊塗，處理不好，「白道「勢力形同傀儡、形不成氣候，而「黑道」勢力卻異常猖獗、那裡的老鼠連貓都敢欺負，那麼，這就是一個末法亂世。
不管多麼成功，多麼風光的企業，其實內部都是暗潮洶湧、危機四伏。

「白道」往往是「法治」的。而「黑道」卻往往是沒有任何法治的絕對「人治」。法治全在明處，但是黑道在暗處、它更有效率、更有保密性，法治往往被內部的奸臣劫持和利用。
法治在實施懲罰時講究「證據」，而黑道化的勢力（包括腐敗）卻可以用「指鹿為馬」的方式打擊異己。
例如：黑道的人把一隻鹿說成「是一隻馬」時，哪個不識相的敢說「明明是一隻鹿」，黑道最多表面上承認「哎呀，我看錯了」。而不久之後，那個說「是一隻鹿」的人，就被他們加以其它罪名、或者乾脆暗殺清除掉。這樣，黑道悄悄完成了肅清異己的陰謀、鞏固了自己的非法統治，卻沒有人能夠拿到直接的證據。
2200年前的秦國奸臣、太監頭子——趙高，就是用「指鹿為馬」這種黑道方式欺上瞞下、剪除異己，實現自己一手遮天的陰謀，把忠臣良將、甚至把太子都殺掉了。
雖然趙高是「指鹿為馬」這種的黑道手段的名義上的專利權人，然而，趙高既不是第一個用這種手段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在古代，中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並沒有活到趙高專權那一天，《韓非子》中沒有「指鹿為馬」的故事，但是有類似的論述。
《韓非子?孤憤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奸臣可以羅織罪名誣陷忠於國君的人，用國家的法令誅殺他們；不能強加罪名的，就派刺客追殺他們……而與奸臣狼狽為奸、結成黨羽蒙蔽君主、損公肥私的人，會受到奸臣信任，這些人若有小小的功勞，就作為借口迅速提拔，若沒有什麼功勞，就借同黨的頌揚作為借口抬高他的身價、加以提拔」。
在現代，政治制度是如此——西方成功的民主法治，雖然號稱便於制衡，而到了由中國人（包括港澳台地區）操作，就會變成黑道化的勢力（包括腐敗）實際統治，至少是分庭抗禮。不過有時黑道與白道互相合作、暫時誰也不吃掉誰而已。有時黑道老大轉為白道老大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經濟制度也是如此——股市的制度在西方運行存在幾百年，紐約的華爾街兩百年都沒有崩潰。可是這套經濟制度照搬到中國來，證券業到中國十幾年就被搞砸了，獲利的是一幫黑道化的勢力（包括腐敗），廣大股民都被坑了。
在企業裡面更是如此——

當權者也是處處結黨營私、卻打擊忠於老闆的人——對於犯了法的私黨處處保護，結成死黨，當權者一手遮天、變成土皇帝，而把真正的老闆架空。老闆的指示經過他們操作，總是落不到實處；而奸臣的意圖，總是得到聖旨一樣地執行。
對於忠於老闆的人，能給你羅織罪名的就用公司制度除掉你。不能用公司制度趕走你的，就利用一切機會處處給你穿小鞋，讓你不舒服、逼你自動離開公司。對於那些無法趕走的老闆的皇親國戚、或者那些暫時無法被趕走的對立面，就採取孤立政策，結果沒有人敢答理他們、敢和他們走得近。否則，你還沒有得到「白道」的支持，「黑道」就下手了，你的屁股就炸了，奸臣就已經羅織好罪名、找機會除掉你了。
形成這種「逆向淘汰」怪圈以後，正直、有道德操守的好人很快被清除掉、大多數人就會見風使舵、隨風倒向黑道、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黑道更加氣焰囂張，殘存的好人惶惶不可終日。
《韓非子》講「和氏之璧」的故事，說明——對君主有利的，未必對權臣有利，可能相反。所以，推行法治的人雖然符合君主的利益，卻與當權者是勢不兩立的仇敵。
君主讓推行法治的人，去和那些權臣商量改革，這就象是「與虎謀皮」，讓獵人與老虎商量要它的虎皮，註定是要失敗的。
《韓非子?孤憤篇》對這種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推行法制的「法治者」，處於五種不可能取勝的形勢下：
1、推行法治的人與君主的關係疏遠，而權臣被君主信任、寵愛；
2、推行法治的人是新來者的身份，而權臣是君主的老相識；
3、推行法治的人可能要矯正君主的錯誤，而權臣卻專門琢磨投合君主的好惡；

4、推行法治的人地位低賤，而權臣地位尊貴、位高權重；
5、推行法治的人憑自己一張嘴，而權臣卻有眾人眾口一辭地稱譽。
再加上法治者一年半載都見不到君主；當權者卻能從早到晚在君主前說長道短。這樣，法治者什麼時候能被重用？君主什麼時候才能醒悟？法治者哪能不危險？
「法治」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黑道在和白道的鬥爭中佔據天然的優勢。在「白道」與「黑道」的鬥爭中，如果最高領導人不具備政治鬥爭的敏感性，往往還會重複以上註定要失敗的過程。這是因為，中國人太聰明了，單純的「白道」在中國根本行不通。
中國的歷代統治者都是在「白道」統治裡面吸收了「黑道」統治的精華——既有嚴格的「法治」，又有靈活而敏銳的「人治」。這正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指導思想。
關於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制度設計中的精華，在接下來的部分再深入探討。
第六篇：中國房地產產業變革的前兆
整個中國房地產開發業，對這個行業的產業鏈的理解，絕大多數還停留在工業界早期的階段，這比工業界對其產業鏈的管理，落後了整整一個時代。
中國只有萬科一家房地產開發企業，已經在幾年以前，主動向工業學習產業鏈管理，有意識地把工業界已經非常成熟的經驗，移植到房地產開發業中來。
幾年以前，萬科提出「地產工業化」的概念，模仿工業界的產業鏈管理，以供應鏈管理「工業化」為中心，梳理了各階段的控制要素和業務流程，建立了類似於工業廠商的精細化管理模式。萬科設計和材料的標準化，實現了產品的標準化、供應商的相對固定化（類似於工業的ODM供應商模式），進而實現了異地開發的規模化效益，設計、材料、建築都實現了成本最低、質量最可靠、周期最短。不消說供應鏈的相對穩定，萬科甚至連裝修樣板房的「工法」都已確定，依照工業工藝規程進行控制。最近幾天，萬科在深圳梅山苑建立的「住宅工業化」示範基地，已經憑藉「建築節能化」的成果，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性推廣。
醫藥行業被政府強制「招標」以後，結果是演變成內外串通暗箱操作、聯合抬價、公開走走過場，結果百姓的醫藥費打著滾往上番！工廠的供應鏈管理已經發展到ODM、OEM的合作方式。地產商年年都在開發、相當於工廠每天都在生產產品，卻沒有形成固定而可靠的合作方。??
若說地產開發的管理比工業界落後，絕大多數地產商會不服氣。多年來，房地產企業工作都是以拿地、營銷為中心，一路高歌猛進，市場上持續多年的「好日子」，掩蓋了地產企業自身管理的落後。儘管多數地產開發商「強化管理」的調子很高，潛意識裡總是把管理工作視為錦上添花的陪襯。只要有錢賺，管理中暴露的問題，總認為不是大問題。很多開發商都不設專職企業管理部門，對管理人員的重視可能還不如普通工程師。
地產業最終會象工業企業一樣，利潤率趨向社會平均水平。當地產開發企業不得不放慢速度、審視現狀、思考未來的時候，就會發現，自身的管理竟然非常薄弱。粗放的管理產生的驚人暗耗，將會吞噬掉已經變得微薄的利潤。於是，大規模的行業洗牌將會上演，只有少量實現了精細化管理的企業，才能得到正常的利潤、生存下來、發展下去。
第七篇：西方的制度管不住中國人
現今，中國管理領域的指導思想極為混亂。管理學界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把照抄來的西方管理學的皮毛奉若神明，不研究其來源和適用模型，一味地以洋為鏡、生搬硬套。企業里也推波助瀾、盲從西方管理理論，致使此種情況越演越烈。
其實，無數事實證明，在西方成功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國人。任何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不了幾年、幾十年，中國人就可以把它敗壞掉。
西方國家用君主立憲或者民主共和制度，在西方也是成功的。可是為什麼到了由中國人操作，就變了味，就亂了套？會變成黑道化的勢力（包括腐敗）實際統治？
西方經濟制度在西方運行了幾百年，紐約的華爾街股市兩百年都沒有崩潰。為什麼這套經濟制度照搬到中國來，證券業到中國十幾年就被搞砸了？
西方許多私營企業用這套公司治理結構也成功了。為什麼中國的老闆用這套辦法，老是走不出「一放權就亂，一抓權就死」的怪圈？
這是為什麼？
對中國式管理有著極為獨到研究的管理大師曾仕強，曾經一語道破了天機——「中國人實在是太聰明了。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到中國來，就一定會被篡改、執行得面目全非。」
西方現代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取消君權，要「民主」不要「君主」。然而，民主法制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雖然號稱便於制衡，但它很容易被內部的黑道化的勢力（包括腐敗）所利用。天生「太聰明」的中國人，很快就會發現、並利用這些體制性的漏洞。於是，在中國的政府部門、在社會上、在企業裡面，一些沒有道德的人，紛紛組成黑道化勢力竊取權力、攫取利益。他們得到機會以後，一定是去結黨營私、陷害忠良、蒙蔽領袖、劫持民眾。這些人象白蟻一樣，肆無忌憚地糟蹋國家、領袖、民眾的利益。最終演變成架空甚至取消皇帝/老闆，掌權的高官/高層真做主的局面。這就是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經被《韓非子?五蠹篇》中明確斷言的「國之蠹蟲」。今天，這些蛀蟲更加猖獗、更加厲害。
為什麼在西方這種情況不是很嚴重？
以美國為例，美國從200多年前建國開始，人人都有持有武器的權利，也有言論自由。所以，在美國誰敢欺人太甚？（這個話不正確，美國白人在二戰前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屠殺私刑，太多了，那又是為什麼呢？）當今中國百姓沒有武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在言論威脅到官僚的時候，官僚就會用自己壟斷的武器、撲滅自己不喜歡（哪怕最高領導喜歡）的言論。
因此，西方的權力層如同狼群裡面的狼，它如果敢咬別的狼，任何一隻狼都敢咬它，它是不得不「文明」一些的。而中國的權力層，卻是羊群裡面的狼，而且這些羊被狼命令不準叫，所以，狼是可以無法無天的。
西方企業里人人都可以表達意見，溝通渠道千條萬條、暢通無阻，人人都可以發現問題，無形中人人都是監督者，所以，西方企業好管理。中國很多企業里，一些人竊取了權力，第一個就是要搞一言堂，肅清異己、搞得人人噤若寒蟬，專門的監督機構也一樣的被腐蝕成擺設，奸臣胡作非為而無人敢說、無人敢頂、員工被任意操縱、老闆被蒙蔽。
所以，能管住西方人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國人。（以上這段分析比較重要，由此可見人民群眾的四大自由，公有制條件下，不被操縱的毫無限制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多麼重要！同時還要注意到的是，大民主只適用於工人農民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對剝削階級是不給他們大民主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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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什麼樣的制度才能管住中國人？
究竟什麼制度才能管住中國人？
極為聰明的中國人，卻長達幾千年都篡改不了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以確保家族傳承為中心、進行精巧的權力分工、信息處理、監督制衡，是一套異常精密、異常穩定可靠的、異常有效率的制度。最適合私營企業設計治理結構借鑒。
兩千年來，王朝政治制度統治著整個中國和周邊的藩屬國，絕大多數王朝總能統治幾百年之久。即使改朝換代，新朝也只承認前朝是「人治」的失敗，仍然沿用這一套制度，只在必要時做一些並不傷筋動骨的改變。由此看來，中國傳統制度，真是一套當之無愧的、世界上最穩定的「超穩定治理結構」。
中國傳統制度實際上集成了民主的制衡、以及黑道化統治的效率兩種優點，兼有黑白兩道統治藝術的精華。特別是明清兩朝的制度，達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顛峰，可以說是已經登峰造極、臻於極致。
西方的政治制度，實際上類似中國早期不成熟的王朝政治制度。中國王朝制度早期，確切地說是在明朝以前，皇帝依靠宰相治理國家，有時宰相權力一大，皇帝就被架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與中國封建早期（明朝以前）的制度如出一轍——君主立憲制相當於皇帝被宰相（首相）架空；民主共和制相當於真皇帝沒有了，由宰相輪流做「假皇帝」（總統/主席）。
明朝以前的王朝制度是不完善的，有很大的隱患。這就是權臣容易篡權、結黨營私、架空皇帝，最後可能沒有皇帝。而到了封建統治的成熟時期明清兩朝，早已從消除了早期制度的不完善。所以，在明清500年間，即使發生奸臣亂政，也無一例外，全部是違背這套「法治」亂授權、造成一些人職務上兼并多項本來分開的權力造成的。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在議事規則、權力分工、監督制衡、信息溝通、賞罰升降任免、倫理文化等機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監督，設計得非常精密、科學、和完善。除了皇帝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專權，有效防止了權臣亂政。經過兩千多年血與火的洗禮，歷代聖賢的完善修改，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凝結了中華民族5000年管理智慧的精華，是世界管理藝術的顛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塵莫及的。
那麼，為什麼西方不成熟的制度打敗了中國成熟的制度？
問題還是出在「人治」上。例如：野蠻民族蒙古，曾經靠軍事上的優勢，打敗了高度文明的大宋王朝，建立了元朝。野蠻民族滿族，也曾經靠明朝軍事上的失誤，打敗了高度文明的大明王朝，建立了清朝。這都不是他們的制度先進，他們的制度實際上是遠遠落後的奴隸制。他們取得勝利以後，都沿用了「失敗者」封建王朝的統治制度，不得不承認這套制度的先進性。
近代所謂西方制度優越，僅僅是「一美遮百丑」。近100年里中國對科技不重視，西方人憑藉科技進步，打敗了早已暮年衰落的清王朝，使人們誤以為西方制度優越，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西方什麼都是先進的。其實，如果不是光緒皇帝，而是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面臨清末的格局，他一定會領導帝國操練洋槍隊，最終打敗洋人，繼續稱霸亞洲，甚至有可能稱霸全球。
在引進西方制度之前，中國傳統的制度，也曾孕育了規模龐大、歷時百年以上的家族企業。中國當時的家族企業規模已經遠遠領先於世界，遠比當時的美國摩根、洛克菲勒等財團實力雄厚。例如：清朝的一家——山西的「喬家大院」的喬家，他們在200多年前的康熙年間開創的商業帝國，延續了150餘年。喬家「復盛公」商號帶動了整個包頭城的興起；他們建立的「大德通」、「大德恆」兩家票號，是世界商業銀行的先驅。1876年左宗棠帶兵去新疆平叛時軍餉就是從山西喬家借的錢，1900年慈禧從北京往西安逃難也從喬家借錢。但是，由於國家政治的腐敗、官僚資本（現代俗稱「官倒」）的傾軋，喬家的商業帝國終於被毀掉了，取代他們的是官僚資本家——民國時期的「四大家族」。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到1945年之前，實行的是皇帝掌實權的君主立憲制，這和中國的封建王朝實際上沒什麼兩樣，只是換了個標籤。一樣的富國強兵、稱雄世界。後來，日本戰敗，美國強制把日本改成皇帝被架空的「首相負責制」。而後來的中國人則是把老祖宗的統治藝術的精華徹底拋棄。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現在似乎被破壞了。但是用不了幾代人，早晚又有復興的趨勢。黑道化勢力在獲得足夠的實力和機緣以後，就會竊取政權，轉變成名正言順的政府；就象曹操從丞相篡位後曹丕就廢除丞相、趙匡胤從武將篡位後宋朝就極力防範武將一樣，新的統治者會廢除這種容易被黑道化勢力利用的制度。以上是單純從制度上分析，其實其他分析渠道的結果也大致相同——中國的預言書：1500年前唐朝國師袁天罡、李淳風的《推背圖》、和600年前明朝國師劉伯溫的《燒餅歌》，也早就預言了這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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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傳統制度設計的演變
第九篇：傳統制度設計的演變
要想切中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設計的核心要害，就不能不研究中國傳統制度設計，研究幾千年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較量與演變。
中國是有5000年以上歷史的文明古國，從秦朝以來的2200來，中國200年以上的長命王朝有7個，有規模的政權約有30個。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演變出中國管理制度的精華，留下了豐富的管理經驗。
中國傳統制度以「確保家族傳承」為中心、建立了精巧的權力分工、信息處理、監督制衡機制。經過歷代聖賢的完善修改，凝結了中華民族管理智慧的精華，是世界管理藝術的顛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塵莫及的。
中國傳統制度是一套異常精密、異常穩定可靠的、異常有效率的制度，是一套當之無愧的、世界上最穩定的「超穩定治理結構」。特別是明清兩朝的制度，達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顛峰，可以說是已經登峰造極、臻於極致。
下面簡要說一下中國傳統制度設計的演變：
1、先秦時期——「三公九卿制」
從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時期、以及夏商周三代，一直到距今2200年前秦統一中國，這3000年里中國實行的是「分封制」。分封到各地的諸侯國眾多，號稱有「萬邦」。當時對諸侯國的管理接近於放任自流的鬆散聯盟形式。
從西周開始，中央機構實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最尊顯的三個官職：司馬、司徒、司空。「九卿」是三公下面的九個中央機構：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
東周時期，諸侯國互相兼并，形成戰國七雄，各諸侯國基本沿用西周的官制。後來，由秦國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大統一。
2、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丞相」和「三公」的拉鋸戰
從距今2200年前的秦朝，一直到距今1500年前的南北朝結束，這700年里，中國處於封建制的早期探索階段。「分封制」逐漸廢除，「郡縣制」確立。中央政府圍繞「丞相」和「三公」的權力進行拉鋸戰，逐步從「三公九卿」制過渡到「三省六部制」的雛形。
秦朝統一後，廢除諸侯「分封制」，實行中央直轄的「郡縣制」。秦朝開始設置丞相，廢除了三公，保留九卿。丞相權力很大。秦始皇一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趙高勾結，假傳聖旨殺死大將蒙恬和公子扶蘇，秦朝很快就滅亡了。
從漢代開始的相權不斷下降。漢朝重新實行「分封制」，分封皇族諸子為各地諸侯王，與中央直轄的「郡縣制」並行。西漢初中央機構基本沿用秦朝的設置。漢武帝時，感到丞相的權力太大，就削弱丞相的權力，改為以太尉（大司馬）為首，太尉和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光武帝將「三公」變成虛職，東漢時實權漸歸內廷少府設置的「尚書台」。
三國時，曹操罷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任丞相，把少府下的尚書各部曹改為歸丞相管，還設立專門處理機密文書的「秘書省」。曹丕篡漢建魏以後，削弱丞相和尚書各部的權力，在「秘書省」基礎上設「中書省」，掌管機要，起草和發布詔令。同時恢復「三公」虛職。
晉代，正式有「門下省」的建制，「尚書省」成為中央執政機構，下分為各曹（部門）。南北朝時，權力進一步向尚書機構轉移。北朝的「門下」成為中央政治機構的重心。
3、唐宋元時期——「三省」和「一省」的反覆演變
從1500年前的隋唐時期，到600年前元朝結束，這900年里，中國處於封建制的過渡期，研究出一套相對成熟的「三省六部制」管理制度。但是執行過程中，經常出現從「三省」到「一省」的反覆演變。
隋朝時，「三公」完全變成虛銜，而丞相的權力則一分為三（產生三個「宰相」），「三省六部制」逐漸成型。
唐朝正式設立「三省六部」為中央機構。「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尚書省下的各曹漸漸演化為「六部」。另設「御史台」管監察。「三省」沿用到明朝朱元璋廢除中書省丞相，沿用了1000年，「六部」和「御史台」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結束，沿用了1500年。
唐代初期，尚書省是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後來為了制衡尚書省的權力，又建立了中書省（相當於中央書記處）、門下省（相當於人大），互相牽制，總為「三省」。
中書省與門下省合稱為「北省」或「內朝」，直接為皇帝服務。尚書省稱為「南省」或「外朝」，起到執行皇帝命令、反饋治理狀況的呈上啟下作用。
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起草政令，交門下省審議後上奏皇帝批准，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中央各部、寺、監及地方呈上的奏章，交尚書省，需要請旨定奪的，轉交門下省審議後，送中書省草擬批答，再由門下省審議後呈請皇帝批閱。
中書省——相當於企業里的董事長辦公室/秘書處。負責與皇帝討論法案的起草，草擬和頒發皇帝的詔令。
門下省——相當於企業里的董事會。（御史台相當於企業的監事會。）負責事項的審議、勸諫。
尚書省——相當於企業里的總經理與公司各部。最高行政機構，負責執行國家的重要政令。尚書省下設有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刑部。尚書省左右丞相分管六部。六部下有二十四司。
「三省」的尚書，理論上相當於三個互相制衡的「宰相」，但實際操作上做不到有效制衡，往往皇帝寵信哪個「省」的宰相，他就實際上兼有「二省」、甚至「三省」的權力。於是，唐代「三省」制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轉變（也就是三個「宰相」最終還是變成一個「丞相」，倒退回去了）。為了便於控制，皇帝使用一些資歷較輕的官員實際行使宰相的權力。漸漸的，宰相（三省的長官）已經變成了虛銜，而真正行使「宰相」權力的卻是一些臨時性的職務。於是，三省之中，「尚書令」（相當於企業里的總經理）名義上位極人臣而無實權。實際行使相權的是「中書」、「門下」兩省的權臣。唐玄宗時先後寵信奸相李林甫、楊國忠，造成「三省」實際上變成由一個「中書省」或者「門下省」宰相控制，變成「一省」。這些奸相沒有深謀遠慮，最終在軍事上失控，釀成「安史之亂」。
五代制度與唐無異，連年戰亂，「三省」形同虛設，宰相併不掌權，政事多由皇帝特派「差遣官」（類似後來的「欽差」）辦理。
北宋神宗在1082年進行「元豐改制」，廢除龐雜的「差遣官」制度，從形式上恢復了「三省制」和宰相，但同時設立樞密院掌軍權、三司掌財權，「三省」制度名存實亡。
元代以中書省總領百官，「三省」已經基本被廢除成為「一省」。與樞密院、御史台分掌政、軍、監察三權。
4、明清兩朝——封建制度的成熟期
從距今600年前明朝到100年前的清朝，這500年里，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成熟期。突出表現是廢除了「三省」和「宰相」，代之以內閣、軍機、御使台等幾套班子輔佐皇帝，與「六部」分權制衡的管理制度。
明清兩朝在政治制度上的組織形式和工作程序，規定得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為周密。
明太祖朱元璋在統一全國之後，多次反覆修改制度。從周朝、漢朝初期的「王國分封制」，到唐朝的宰相輔政的「三省六部制」、到自己廢除丞相、創立的制度，等於是把3000年來的制度，在自己執政的30多年裡，整個又濃縮演化了一遍，並升華提高。自從明初朱元璋毅然撤銷中書省，廢除丞相制度開始，明清兩朝500年里根本就不設宰相，三省六部制的「三省」被徹底廢止，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
清朝從康熙、雍正開始建立了南書房或軍機處，專門處理機要奏章，加強了與內閣、各部、御史台等的分工制衡，輔政機關實行內閣與軍機處雙軌制。一起作為中央機構，輔助皇帝統治。
明清兩朝的制度，真正做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在議事規則、權力分工、監督制衡、信息溝通、賞罰升降任免等機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監督。除了皇帝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專權，有效防止了權臣亂政。
前面已經指出，西方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以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和各部為框架，還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模型上。與明清兩代的制度設計相比，可以說落後了500年。
第十篇：傳統制度2000年來沉澱的精華
傳統制度2000多年沉澱的精華，盡體現在明清兩代的制度設計中。明清兩代的制度設計中，信息溝通和處理渠道、權力分工機制、監督制衡機制等、設計得非常精密、科學、和完善，達到了制度設計的顛峰。
明清兩代的中央輔政機關是圍繞著加強君主專制，加強中央朝廷對全國的控制和指揮而演變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近2000年來不斷壓抑相權、提高君權，不斷防範和限制權臣的治國秘訣——即在體制上極力做到中央權重、地方權輕；君主集權、臣僚分權；君主掌握一切重大決策、親自駕馭國家機器運轉，而各機關部門的職權則必須做到互相制約和監督。
明初的中書省（相當於企業里的總經理班子）組織龐大，設左右丞相，職權很重。當時中書省「總理機務」，六部（相當於企業里的各職能部門）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的領導是丞相的下屬。各級人員給皇帝上奏也要先經過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也要經中書省下達。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據歷史記載，胡惟庸任丞相時，「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擅行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給皇帝的奏摺他先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有對自己不利的信息都壓住不往上報）。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於是那些趨炎附勢的人都爭著投靠了他）」。
對於中書省對皇權造成威脅，明太祖朱元璋早就高度不滿和戒備，曾幾度要削減中書省的權力。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下旨命令官員的奏摺不用通過中書省。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促使了矛盾激化。朱元璋就決定由皇權完全兼并相權、帥權，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皇權與相權、帥權的矛盾。洪武十二年（1380年）朱元璋斷然以「謀反」罪殺胡惟庸，並對中央機構作了大的改變：
1.撤銷中書省，宣布永遠廢除丞相。2.提高六部的官職，直接由皇帝領導指揮。3.將統領軍權的大都督府分為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但是，這樣一來，皇帝就要以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來駕馭一個龐大的帝國，是極難做到的。例如：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之間，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門的奏件就有1660份，反映的事件共3391件。皇帝要親自裁決如此多的事件，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朱元璋在廢除丞相後，苦思到底怎樣設置中央輔政機構，才能既幫助自己辦事，又不會使自己大權旁落？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仿照周制，設置「四輔官」制度（相當於企業里的董事長秘書處）。為了不會威脅皇帝，「四輔官」由在全國挑選沒有官僚背景老朽儒生擔任，到中央協助皇帝做具體工作。但是他們沒有政治經驗、不能有效地輔政，兩年後這套辦法被廢除。
朱元璋又創造了用「內閣」以作為皇帝的輔政部門。「內閣」使用翰林學土，協助皇帝閱看各機關送來的奏章，根據皇帝的意圖草擬處理意見等等。不得干預各機關的事務，各機關奏事也不許通過內閣。朱元璋時期的內閣實際上相當於皇帝的「文秘」班子，而不是機要班子。
到明成祖朱棣時期，「內閣」的演變成皇帝的「秘書班子」兼「機要班子」。朱棣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七位年輕有才能的「大學士」進入內閣，並對他們放手重用。有關重大軍國政務上都徵求他們的意見，在御前進行高層次的審議，讓他們參與論議國家的核心機密。在這種體制下，皇帝必須具有高度的權威、能力並勤於政事，才能有效地直接指揮「內閣」和「六部」。
但是，明朝後來的皇帝做不到勤政，日常國務依靠「內閣」去辦，六部就要聽「內閣」的，內閣就會演變成從前的「中書省」，實際上還是「中書省統率六部」。例如：洪熙、宣德以後皇帝年幼，正統以後的皇帝懶惰或寵信宦官，日常國務只能推給內閣。這樣，相繼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這樣的沒有「丞相」名義的「權相」。正統以後的皇帝寵信宦官，甚至將「批紅」大權也交給宦官頭子代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大宦官，得勢時都壓抑和控制著內閣。所以，實際上存在著「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面。
清代輔政機關實行「內閣」與「軍機處」雙軌制。清朝的內閣只辦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工作量也很大），但不掌管重大的機密重務。機要事務由皇帝直轄的機要部門（最初是南書房、後來是軍機處）處理。
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立翰林院、恢復「內閣」。內閣負責組織文書運轉、票擬及保管檔案等工作，而不許「潛操威福」（相當於企業里的董事長秘書處、行政部）。
清初的機要事件都由議政王大臣議奏（相當於企業里副總以上的聯席會議）。康熙時抽調一些翰林到皇宮裡南書房辦事，「南書房」實際上成為皇帝個人的「機要秘書處」。（注意，康熙大帝時，這些去南書房掌管機要的翰林，可是不兼任其他部門官員的。這樣就避免了權臣兼并權力的危險。）
從康熙開始，推行了一種「密奏」制度。密奏與一般的奏摺不同，一般奏摺由內閣、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徑遞送上來，但密奏要求直接報給皇帝。康熙諭令全國的重要大臣，如領侍衛大臣、內閣大學士、尚書、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統、總兵、總督、巡撫等人，要求他們把職務內外所知所聞，凡有關政治和社會經濟、民間輿論、官員動態等等都寫成密件報來，不可令人知道。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宮門遞進，也可以送到南書房，有時也由南書房將批件發回。南書房人員當然也有責任上密奏。康熙通過南書房的工作不但直接下達旨意，而且能夠廣泛地了解到全國各方面各級官吏的情況。
「軍機處」是雍正皇帝在南書房的基礎上擴大形成的。雍正十年以後，「軍機處」便成為輔佐皇帝工作的主要辦事部門，一直存在到清末改設內閣總理大臣時止，共存在了約180年。
軍機處由皇帝直接指揮，人員精幹，工作高度機密而又高效。軍機處大多是從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挑選那些得到皇帝信任而又熟悉政務的人來擔任。設「首席軍機大臣」、「軍機大臣」、「軍機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等。此外，又考試錄取一些中書、郎中等官到軍機處擔任「軍機章京」、協助軍機大臣處理工作。清朝規定，軍機處一律不許使用書吏（文員）辦事，以防止泄密。（注意，雍正四年設立最初的軍機處時，其人員完全是秘密的、專職的。從雍正十年後，這些軍機大臣有些是兼任其他部門官員的。就是說，後來雍正帝改了康熙大帝「南書房」制度的精華。這樣雖然暫時提高了效率，卻帶來了條塊分割的「山頭主義」的危險。因為，軍機大臣兼任其他部門的官員，就會製造出新的權臣，這些人各自把持自己的勢力範圍，搞派系鬥爭。這一點，在乾隆帝以後，逐漸表現得非常明顯。）
雍正皇帝進一步擴大密奏的範圍，充分發揮密奏及親筆批示的作用。允許上密奏的大臣擴大到各省主要官員，甚至特許一些道、府、縣甚至更低的一些中下級官吏給他上奏摺。規定，在通過內閣上報的報告中不便反映的情況，在秘密奏摺中報告。同一部門和同一省的官員，不許互相告知上奏及批示的內容，所得皇帝親筆批示必須及時繳回。這實際上就是通過密奏廣泛收集情報，並驅使官吏們互相防範和戒備，可以收到制衡的作用。皇帝收閱密奏並作批示後即交軍機處錄副保存，有時也命軍機大臣參與研究處理，它比南書房的工作範圍更為廣泛，工作量更為繁重，地位更為重要。
一般例行公事，正式奏章還是由內閣上報下達的。正因為有內閣來處理極其大量的公開性的政務，才能保證軍機處不陷於一般公務中。有些軍機大臣由內閣大學士兼充，有些問題要知會內閣然後施行，兩者之間有配合。
軍機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朝見皇帝，報告和請示工作，諸如呈交遵照皇帝意圖起草的各種「上諭」草稿和轉達皇帝指示的「廷案」草稿、提出人事任免名單以及回答皇帝詢問的各種問題等等。這是當時清朝中央最重要的領導工作方式之一。但軍機處從來沒有過獨立執政的大權，一切都必須經過皇帝批准。
明朝廢中書省，提高六部的地位，六部尚書（部長）成為法定的九卿中的成員，直接受皇帝領導，不聽命於丞相。六部分別管理國政，六部下有二十四司，部的首長稱尚書，副首長稱侍郎。吏部負責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員。戶部負責財政、國庫。禮部負責科舉、禮儀、教育。兵部負責軍事。工部負責工程。刑部負責司法、審計事務（大理寺負責司法解釋和最高審判）。
清朝對六部的控制比明朝更嚴密。明朝中後期個別部尚書是內閣大學士，清朝的六部尚書全是內閣大學士。
六部（相當於企業里的各職能部門）由皇帝直接指揮，尚書（部長）大都由大學士兼任，六部一切決議必須請示皇帝批准。
內閣、軍機處都無權向六部發布指示，如有所見，只能奏請皇帝同意，以皇帝名義，用諭旨的形式發布。
部的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也沒有向各省、地方發布指示之權，也必須奏請皇帝，以皇帝諭旨的形式發布。
一部之內，清朝允許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各有單獨的上奏的權利，尚書與侍郎意見不一致時，除了兩方各自奏請皇帝裁決之外，別無他法。
而且，尚書和侍郎各有糾奏對方不守法、不稱職的責任，如對方有不守法不稱職行為而不及時上奏彈劾，應負連帶責任。
清朝在六部不設總負責人，而以滿漢2位尚書，2位侍郎，4個人均列為「堂官」，均可參加領導而又不能單獨決定任何重要政務，正是在這方面的巧妙運用。
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制度（類似企業里的各地的項目公司）
在省一級的管理，有幾次較大的變動。朝廷既要緊密控制各省的權力，將財權、軍權、司法權儘可能集中於中央，但又深感地區分散遼闊，不給予地方一定的權力，很難充分履行統治職能。
明朝在省一級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別掌管行政、監察司法、軍事行政，稱「三司」，將一省的地方軍政權力一分為三。一省之內並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或官員可以單獨決定大事。「三司」之間雖有分工，但加強了相互監督制衡。遇有重大問題，要由「三司」領導共同議定出來一致意見以後，上奏皇帝，聽候聖旨批辦。「三司」如果達不成共識，只能各自單獨上奏皇帝請示。
遇有軍務緊急、及大規模地修建工程或發生重大騷亂等情況下，「三司」分治就暴露出指揮不靈。明成祖開始，以監察官或臨時軍事首長的身份臨時派遣特派員（類似於「欽差大臣」），到各地統一指揮「三司」完成特定任務，逐漸形成總督、巡撫、經略等職位。清朝省一級的地方行政沿用明朝由總督、巡撫統領省政的做法，並規定為正式制度。
清代在省一級確定了以總督、巡撫為軍政首長，但中央對督撫們的工作控制極嚴。一切較為重大的政務，必須按照事情的性質，通過六部或內閣，機密的通過軍機處奏報皇帝，等候皇帝批示（內閣或軍機處協助）。清代的皇帝通過批示，對各省地方政務，能夠做到具體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撫們有越軌行為和不服從命令之處，立予法辦。故清代督撫們雖被授予一省甚至兩三省的軍權，但並沒有能力和機會對抗朝廷。因此清代曾有過約200年的相對穩定。
（註：可見，清朝對於地方，從組織機構上就是二元制領導，而且再加上中央機構的領導、監察機構的監察、同事之間互相密奏的監督，控制得非常完善。）
明清兩代的監察機構（相當於企業里的監事會）
明代將御史台改為都察院，專門負責維持朝廷利益及綱紀，「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負責對全國的監察工作。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員是都御史、按地區劃分13道御史。
御史是言官，是最直接維護朝廷利益的人物，他們的職級不一定高，但權力很大，所監察的範圍也較為廣泛。御史們凡認為各級官僚有姦邪亂政、結黨營私、作威作福、貪冒壞紀、甚至學術不正的，每個御史都有單獨上奏彈劾之權，可以公開當面劾舉，也可以秘密上奏，其副本可以不送交都察院。都察院還會同吏部考察官員是否賢能，提出意見。都察院與刑部、大理寺並稱「三法司」，共同會審重大案件。重大的案件，要「三法司議奏」，就是說要三個機關共同議定，上奏皇帝請旨定奪。
除了都察院系統的各種御史外，在六部之中又設六科「給事中」，對六部的業務進行對口監察。「給事中」的職名表示他們仍然是直接為皇帝服務的，即「給事」於宮中。要求「給事中」在工作中便發現並糾正可能的危害，消滅可能造成的損失；御史則比較側重於對所謂觸犯綱常禮教、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的彈劾。給事中也同樣可以像御史一樣對各級機關和官吏進行彈劾，疏議論朝政得失。
朝廷對監察人員要求更嚴厲，規定：凡御史犯罪，罪加三等處罰，有贓私的從重處理。
清朝的監察制度大體上沿襲明代，但將御史、給事中統歸都察院領導。但各省總督、巡撫，兼「右（副）都御史」職務，從名義上也歸督察院。
明代還設有龐大的宦官機關，但後來皇帝害怕大臣和自己爭權，依靠身邊的宦官，造成明代的宦官勢力膨脹。逐漸地，司禮監的秉筆太監竟然擁有對內閣所擬諭旨的最後判定權，事實上變成皇帝的代表、內閣的領導。明代最重要的特種監察部門是錦衣衛和東廠，合稱廠衛。錦衣衛是皇帝的親衛軍，又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有權偵察一切官民，不經過法定手續逮捕和審問。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廠，東廠由最親信的宦官（一般是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主持，直接受皇帝指揮。東廠除有權偵察一切官民以外，還可以偵察錦衣衛。明憲宗曾設立過西廠，但存在時間較短。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1514年），劉瑾曾設立過內行廠，來偵察東廠、錦衣衛，使廠衛之間互相勾結配合但又互相鉗制。
第十一篇：現代私營企業治理結構的弊端
前面已經比較分析，西方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以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和各部為框架，還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政治結構模型上。
而「三省六部制」與明清兩代的制度設計相比，可以說落後了500年，甚至是1000年。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比起中國傳統制度設計的精華，落後了至少500年。
這種治理結構弊端也很明顯——在國家裡，「三省」最終混同成「一省」，不是皇帝被權臣架空成為衣帽架，就是宰相被架空成為衣帽架，最後皇帝也忙得象沒頭蒼蠅。總之高層內部總有人心有不甘，結果也是最終沒有人真正能管好，亂作一團。這種局面在歷史上已經反覆出現過。
在企業里，不是董事長被總經理/其他高層架空，就是總經理等高層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最後董事長也忙得象沒頭蒼蠅。總之高層內部總有人心有不甘，結果最終沒有人真正能管好，亂作一團。
今人不察，反認為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先進」制度。人類社會這種幾百年、上千年的輪迴怪圈，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是一種「老鼠克大象」規律。
法家思想家韓非子，他生活的時代，離真正出現「三省六部制」還有七八百年，但是《韓非子?亡征篇》里，卻對最終這種「三省變一省」的、權臣專權的混亂局面的描述，卻是如同穿越千年時空親眼所見、洞若觀火，還是古今治亂興衰原本是一理？
私營企業本質上是一個商業帝國。私營企業是老闆自己的企業，股權是老闆自己的，是要傳之於子孫後代的。哪能讓別人把自己架空？哪能讓公眾做老闆、讓人把自己的股權瓜分？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質上都是對君主個人權力的顛覆，從結構上，又是中國淘汰了1000多年以前的政治結構模型。中國的私營企業卻糊裡糊塗地跟在西方公司制的後面，照搬照套上了西方的政治原型，從形式上盲從公司法的框架，又不進行實質性改造，就像「戴著枷鎖跳舞」，非常彆扭。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文化本身就不同，中國的老闆用這套公司治理結構，老是走不出「一放權就亂，一抓權就死」的怪圈。
對於一個成長期的私營企業來講，當務之急也許不是制度，而是發展。就象那些正在打天下的王朝一樣，重要的是軍事鬥爭，而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
但是，當一個企業達到一定的規模，開始著眼於長遠的發展，著眼於長期穩定發展，著眼於子孫後代對企業的有效傳承、掌控的時候，公司的治理結構，以及在它基礎上的制度建設，就成為生死存亡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