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探源

日本的侵華思想理論在具體的存在形態上並不完全相同：既有轉變成公開的國家侵略政策的部分，也有包容於政治家、學者、思想家、理論家、文學藝術家及其他社會權威人物的言論作品中流傳於世的，還有散布在國民教育、戰爭動員、道德評判、社會規範之中的，也還有潛藏在廣闊民間人士的野史絮語中的，更有廣泛地滲透於國民的心理意識、風俗習慣里的成分，十分複雜。

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發展與日本近現代歷史的延伸是一致的。明治時代是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也是一個對外侵略擴張思想勃發的時期。後來的昭和時代則完全進入了實施這些思想理論的行動期。昭和後期及至於今的平成時代，依然以多種多樣的形態、形式，在不同的範圍內和層面上，流散著侵華思想理論遺迹。

一、概述

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存在是客觀的，特別是在日本向軍事帝國主義轉變的過程中及其之後的歷史階段里。但是，對於這麼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並非人人皆知，人人都承認。在日本，更多的是否認和歪曲、篡改；在我國，則更多是無知和冷漠、淡忘。這大概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日雙方都沒有做深入的研究、整理工作，沒有真正弄清楚這一問題的歷史發展線索和具體情態，因無知而盲目。二是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產生與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是與具體的侵略活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以至於人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激烈的、顯性的戰爭對抗和較量上，而忽視了其內部蘊含的更加深邃的思想層面內容。

（一）日本侵華期間確有一整套侵略思想和理論

日本的侵華思想理論在具體的存在形態上並不完全相同：既有轉變成公開的國家侵略政策的部分，也有包容於政治家、學者、思想家、理論家、文學藝術家及其他社會權威人物的言論作品中流傳於世的，還有散布在國民教育、戰爭動員、道德評判、社會規範之中的，也還有潛藏在廣闊民間人士的野史絮語中的，更有廣泛地滲透於國民的心理意識、風俗習慣里的成分，十分複雜。因此，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存在既有顯性的，又有隱性的，既有零亂的，又有系統的，是一個隱晦與露骨相間、直接與間接共沉的複合歷史現象。

在表現形式上更是複雜多樣。有「神國」思想、「八紘（紘，發音hong，陽平。本意是指古代帽子上的帶子，用來把帽子系在頭上，由頷下向上繫於笄，垂餘者為纓。後來引申為寬大的意思。另外，它還有綱，即提網的總繩的意思，並進一步引申為網。現在也有使用「維繫」的含義。「八紘一宇」類似中國秦始皇「并吞八荒之心，囊括四海之意」。）一宇」觀念、民族優越論、國家主義以至軍國主義，有法西斯主義，有反對儒學以求重生的「脫亞入歐」思想，有主宰亞洲、瓜分世界的「大東亞共榮圈」戰略等等，面目各異，變化多端。具體而言，對日本的侵略擴張活動曾經產生過較大影響的侵華思想理論有：幕末的「宇內混同說」、「大東合邦論」，明治時代的大陸政策、「東亞協同體論」，甲午戰爭時期的「保全中國論」，九一八前後的「東亞聯盟論」、亞細亞主義，七七事變時的「懲罰中國論」，還有1945年戰敗後的「驅逐白人，解放亞洲論」、「日本自衛論」等等，很多很細，而且相互之間具有明顯的歷史聯繫。比如補償論，最先由倒幕派人士吉田松陰（吉田松陰（1830～1859），日本江戶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長州藩（今山口縣）人。他有鮮明的「尊王攘夷」反封建主張，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又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1859年被處死。著有《講孟余話》、《幽囚錄》、《留魂錄》等。）提出：「日本今宜急修武備……割取朝鮮、滿洲，并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朝鮮滿洲之地。」（［日］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8年版，第7～8頁。）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期，一種非常典型、露骨的侵華思想更加活躍。以福澤諭吉為首的一批學者面對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欺凌倍感焦急，又苦於國力微弱不能給予有效的抵抗，遂為日本籌划了一條嶄新的「救國之路」——「同西洋人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處分中國」，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共同欺負中國，把被西方白人奪走的國家權益由此「補償」過來。因此，「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下同）乃文明與野蠻之戰爭」，對台灣要「消滅所有抵抗者，沒收其土地歸政府所有」，直至「把台灣變成無人島」。甲午中日戰爭其實就正是日本在這種理念的指導和支撐下發動的。體現在日本的對外政策上，「到了19世紀80年代，日本外交變得越發具有攻擊性，開始了欲將朝鮮置於自己影響之下的先期準備：介入朝鮮的國內政治，頻繁地進行軍事挑釁。而日本的對手則是自視為朝鮮宗主國的中國（清朝）。日中之間圍繞著朝鮮問題的對立成為1894～1895年日清戰爭的導火索。」（大野健一：《從江戶到平成——解密日本經濟發展之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在存續時間及作用方式上也有一定的區別。有的侵略思想理論是權宜性的、為解決某一具體問題而生的對策性的東西，而有些是具有長遠指導意義和戰略性的。比如大陸政策就是典型的具有持久指導作用的侵華思想理論，從明治維新一直延續到昭和時代，成為激勵日本對中國、朝鮮進行侵略擴張的最深厚思想淵源。迄今為止，日本的社會心靈深處是否還有這種情緒，恐怕依然難以輕言妄斷。而且，有些思想交匯在侵略中國東北上，有些聚集在侵略中國華北上，有些思想最終匯聚起來成為全面侵略中國的理論武器和精神指導。也有可能某種侵略行動是某一方面侵略思想的實踐，而另一種侵略舉措是多種侵略理念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豐臣秀吉、林之平、並河天民、本多利明、內田良平（內田良平（1874～1937），號硬石，日本福岡縣人。東洋語學校畢業。1894年為支援朝鮮東學黨，參加右翼組織天佑俠。1897年經宮崎滔天介紹認識孫中山先生，其後曾協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01年倡導以日本為盟主的大亞細亞主義與天皇主義，組織黑龍會。後來成為日本右翼組織領袖人物。）、內藤湖南（內藤湖南（1866～1934），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等，日本秋田縣（現為鹿角市）人，歷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對中國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中國歷史分期法等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主要著作有《滿洲寫真帖》《清朝衰亡論》等。）、佐藤信淵、吉田松陰、橋本佐內、明治天皇、福澤諭吉、樽井藤吉、曾根俊虎、副島種臣、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德富蘇峰、大正天皇、橘朴、北一輝、大川周明、昭和天皇、藤澤、石原莞爾、石原廣一郎、東條英機、田中正明、石原慎太郎等。他們之中既有官僚、政治家，也有文人知識分子，還有軍閥、財閥等，來源很廣，覆蓋面也很寬，幾乎涉及了日本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

（二）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

日本侵華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6世紀末的豐臣秀吉侵朝征明戰爭。豐臣秀吉曾狂妄地勾畫未來日本的政治版圖，由日本天皇居北京而統治整個中國。為此，他先後於1592年和1597年兩次出征朝鮮，結果都失敗了。但是，他的侵略中國、征服大陸的思想卻留下了很大的遺毒。

到了德川幕府時代，這種雄飛大陸、外擴膨脹的思想更普遍地影響著一般民眾，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出現了並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橋本佐內等更加野心勃勃的侵華思想家，他們不僅首次提出了「大日本帝國」的概念和模式，具體籌划了它的藍圖，還提出了中國是日本潛在的假想敵國思想。明治初期開國元老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井上馨（井上馨（1836～1915），藩士家庭出身，日本幕末以及明治時代的活躍人物，主張尊王攘夷。少年時與伊藤博文友好，並於1863年結伴留學英國。先後出任大隈重信內閣外務大臣、農商務大臣、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的內務大臣。有《世外井公傳》等行世。）等或是他們的門生，或深受其影響，全面地繼承了他們的衣缽，進一步提出了以侵略、并吞中國為核心的經營大陸的思想，即所謂「大陸政策」。

大陸政策即「明治遺策」：「為了征服中國，我們必先征服滿蒙；為了征服世界，我們必先征服中國。」（龔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主義侵華文件選輯》，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94頁。）這是日本明治天皇更明確地把朝鮮和中國作為其對外擴張第一目標的思想總結，也是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集大成。

明治時代體現日本侵華意圖的思想理論還有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其基本主張是強調日本面對世界列強，應該與朝鮮「合邦」，並與中國「合縱」，定國名為「大東」，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從而振興東亞。另外，還有福澤諭吉非常隱蔽的、間接的侵略觀：「脫亞入歐」理論。

大正時代和昭和前期，日本的侵華思想理論走向實際的侵略活動，變成了侵略戰爭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指導。身處侵華第一線的軍人理論家石原莞爾精心編製了「東亞聯盟論」，主張以日本為首腦，建立日、韓、滿、華聯合體，共謀「大日本帝國」。20世紀30年代，以藤澤、北一輝、大川周明為首的一批「革命家」又創造了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提出：由日本為保持血統和種族的純潔去統治世界，是大和民族最崇高的任務，為此而開展的戰鬥、廝殺是「聖戰」；「沒有日本的指導，印度和中國的六億兄弟將無以自立」，日本必須以解放東方諸民族為己任，日本的獨立是「中國及其他黃種人獨立自強之保護者、指導者，是亞細亞之盟主。」（［日］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轉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後，近衛文麿、東條英機、鈴木貞一、田尻愛義（田尻愛義，侵華戰爭期間曾任日本外務省調查部長、香港總領事和駐偽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公使。著有《田尻愛羲回想錄》。）、石原廣一郎（石原廣一郎，日本石原產業社社長。遠東國際法庭對其審判時的主要指揮罪名是掠奪淪陷區資源、強迫和殺害朝鮮勞工。）等又及時構建了「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為自己日益張狂的侵略行徑輸入意識形態，把侵略並佔領中國釋為日本國家戰略和民族理想的正義之舉，給日本民眾輸血打氣，給日本民族定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年裡，他們組織人力編寫了大量的著文，單是刊有「大東亞」的書籍就有約兩千種，論文約五千篇，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國策研究會的《大東亞共榮圈政治經濟體制論》《文化體制論》《技術體制論》，野村合名會社的《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設想》，田尻愛義的《大東亞新秩序建設之原理——道義及法的基本理念之研究》，共存社的《大東亞共榮圈》等，大肆進行思想理論製造和思想宣傳。他們確信「在可以預見的、世界將被劃分為東亞、蘇聯、歐洲和美洲四大勢力範圍的戰後新形勢下，以東亞領導者自任的皇國」日本的生存圈是「以日、滿、華為主體，包括現在委任日本統治的原德國所屬諸島、法屬印度支那及法屬太平洋島嶼、泰國、英屬馬來、英屬婆羅洲、荷屬東印度、緬甸以及印度等地區」。（［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1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5頁。）

1945年日本戰敗，歷史進入昭和時代的後期。這時候，日本一些人並沒有徹底摒棄戰爭觀念和侵略意念，而是變換了手法來繼續製造、宣傳侵華反華思想。並且，這一現象使日本戰後政治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右傾色彩——否認侵略，拒不認罪，製造一波又一波的教科書事件，否認南京大屠殺，國家領導人公然參拜供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等。田中正明、石原慎太郎等極右知識分子，還有在日本國內具有重大影響的日本「歷史委員會」以及其他人物、組織團體不斷拋出所謂的那場戰爭是「驅逐白種人，解放亞洲黃種人的正義之戰」；在生存意義上，是日本民族「自我生存、自我保護」的必然舉措等言論。集中體現這一思想的巨著是20世紀末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1993年8月23日成立，是在日本自民黨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遺屬議員協議會、大家一起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基礎上產生的。直接原因是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當選首相後答記者問時稱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自民黨的上述三個組織認為細川的話是錯誤的，並專門成立該會以迫使細川承認所說的錯誤。宗旨是要「確立以公正的史實為基礎的日本人本身的歷史觀」，為此，開展了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活動。其委員長是前防衛廳長官、眾議員山中貞則，事務局長是板垣正（被處決的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總顧問是日本遺族會的會長橋本龍太郎，顧問中包括櫻內義雄、藤尾正行、奧野誠亮等。該會把日本右翼學者的講演辭彙編成書，取名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於1995年8月10日出版發行，成為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戰爭的總攻擊。）「嘔心瀝血」編撰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主要反動觀點是：一、大東亞戰爭是解放戰爭、自衛戰爭。二、侵華戰爭是維護正當權益。三、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四、慰安婦不是強征，是公娼。五、東京審判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復仇儀式。六、日本與德國不能相提並論，德國所犯的是違反人道的納粹罪行，而日本所犯的是戰爭罪，戰勝國也會犯這樣的罪行。七、日本沒有違反國際法，按照國際法的解釋，戰爭就是紳士之間的決鬥。戰爭期間或戰後的一切國際法都是針對日本的。八、反省、謝罪是思想犯罪。）一書。

作為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發展可以說經歷了這麼一條道路：起始於幕末的對外擴張，形成於甲午戰爭以來的侵華活動，成熟於1931年以後的大規模入侵。每一次新的侵略高峰的出現都是某一種思想理論散布、張揚的結果，而每一次侵略行動必然反過來又刺激、孕育了新的侵略思想理論的產生和成型。

（三）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是日本侵華活動和歷史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如果從豐臣秀吉時代算起，已有400多年的時間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九一八入侵東北、一·二八進攻上海，一直到七七事變後的全面侵華，一次比一次惡劣，一次比一次瘋狂，逐步彰顯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日本民族的擴張意識。

日本侵華的任何一次舉動都不是貿然的，都有充分的準備，在策略、時機、手段等方面處心積慮，蓄謀良久。一系列的侵略活動彼此之間還存在著緊密的聯繫，是逐步升級、層層推進的，為總的侵華戰略目標服務的。對於中國人而言，日本侵略者的每次進攻無不帶來野蠻、殘忍的浩劫，無論是戰爭的親歷者還是後知者，莫不刻骨銘心，悲痛難抑。但是，受害的中國人很少認識到，更不可能親自看到隱藏在這些侵略活動背後的深層侵略理念和思想精髓，或者在痛苦的煎熬中淡忘了去探究其侵略根源和思想動機（周作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日本的「亡我之心」有了較多的認識，他是較早對日本侵佔中國的野性有所警惕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在《排日平議》一文中，他寫道：「中國智識階級應該竭力養成國民對於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產階級、軍人、實業家、政治家、新聞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國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說，都是帝國主義者，以侵略中國為職志的；我們不必一定怎麼去難為他，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中國的敵人，我們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隨時設法破壞他們的工作。」在《排日》一文中，他又說：「『日本是中國的仇敵』，請大家要記住這句話……我確信日本是中華民國生存的一個大威嚇大敵人，所以我們為要保存中國起見不得不儘力排日，是的，應當排日在排一切帝國主義之先。」但是，像這種認識和分析也僅僅是極個別的個體覺悟而已。況且，由於周作人後來在日本侵華期間的表現，使得人們並不樂意接受這種分析。事實上，周作人早年留學日本，對於日本的文化與生活有著一種特殊的喜愛，尤其是對日本文學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譯有大量日本文學名著。20世紀初，日本加快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周作人成為當時中國較早認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識分子之一，從開始的專註於純日本文學研究，轉向對日本國民性的探討和深思，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萬世一系的神國觀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國家神道等也作了較為深刻的檢視和剖析，並在此基礎上，對於中日關係的現狀和前景提出了種種假設和建設性意見。然而，周作人並沒有在日本研究方面留下什麼專著，也沒有成系統的理論，關於日本的觀點更多的是散布在他的各種文章中，其中並不乏一些真知灼見。2005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專門編輯出版了一部《周作人論日本》。）。這也無可厚非，一是因為日本的侵華思想理論有一定的隱蔽性、欺騙性，二是善良的中國人難以想像得到日本還有這麼一整套精心策劃、不停編製的侵華思想理論。其實，不管是作為處事行動的一般邏輯，還是從國家決策的立場上看，任何一個重大行動都應該有其相應的動機、初衷，有目標、措施等基本問題的深遠思索和成熟考慮，更應當有相應的思想理論作指導。

因此，在長時間的侵華過程中，日本的侵華行動體現、落實了侵華思想理論；反過來，實際的侵華行動又激發、孕育出新的侵略思想理論，使思想理論不斷得到修正、補充，趨於系統化、精緻化，更好地為侵略現實服務。

（四）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從宏觀上看，日本侵華思想理論的產生是多種社會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還在於：它是西方殖民擴張理論在東方的張揚和運用，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滲透和拓展，是日本島國根性（如好戰）、文化傳統（如「神國」觀念、民族優越論）使然，是思想理論創造者個人的文化積蘊和生活背景的產物（對此，請參閱魯思·本尼迪可特的《菊與刀》、埃德溫·賴肖爾的《日本人》、戴季陶的《日本論》等經典作品。他們從不同角度對日本民族性格、文化傳統、環境因素等眾多方面進行了卓有價值的考證和分析。）。對此，後文在結合具體歷史人物作針對性考察時，會有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

（五）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依然潛伏暗藏著多種多樣的侵華思想理論

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責任並未得到徹底的清算，無論是在物質形態上，在國家關係、民族潛在意識上，還是在思想意識和精神領域裡。因此，目前在日本國內仍然有各種情態的侵華思想理論不時地沉渣泛起，有的時候甚至還會甚囂塵上，影響極其惡劣。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是淺薄而孤傲地為過去的侵華戰爭歌功頌德，為那些戰爭狂人塗脂抹粉，搞歷史「翻案」動作；另一方面是煞費苦心地為過去的侵華戰爭進行辯解、辯護，尋找或製造論證戰爭合理性的根據，以此化解或淡化本應承擔的道義責任和歷史義務。例如，前述《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談到「大東亞戰爭的起因」時說日本為什麼要吞併朝鮮：「一是為了東方的穩定和東方和平；二是為了日本的安全，即自衛。」二戰甲級戰犯重光葵（重光葵（1887～1957），出生於日本大分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一個極端反華的戰爭狂熱分子，軍國主義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執行者。日本侵華期間，曾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和駐華公使、外務大臣、偽滿洲國副總理，後任駐蘇、駐英大使等職。1932年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時被炸去一條腿。1945年日本戰敗，與梅津美治郎一起簽署日本投降書。後來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領七年有期徒刑。1950年假釋，任改進黨總裁，後又三度出任外務大臣，著有《外交回憶錄》等。）在戰後寫了一部回憶錄——《昭和的動亂》，談到日本為什麼要侵略中國：「當時，日本人對國家與民族的未來顯得非常敏感。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當然耕地狹小，其他礦物資源也不足。甲午戰爭時期有三千萬人口，其後三十年增加一倍達六千萬，每年增加一百萬。如何養育這樣眾多的人口，是可以動搖日本國策根基的大問題。在不可能進行海外移民的情況下，日本積極開發朝鮮和台灣，更以在滿洲的經濟活動來不斷解決這個問題。」1998年8月18日日本的《朝日新聞》刊登了一篇作者為關田寅的文章，其中寫到：「回溯往事，從歷史角度考察，我認為這並不是日本單方面進行侵略的問題。以曾經統治過七大海的英國為代表，美國、法國、荷蘭等歐美諸國都曾經侵略世界各地，肆意地進行掠奪、虐殺、破壞。雖然在公理上不能把勝利的一方等同於正義的一方，但通行的理論卻是——無論做何壞事總是強者勝……這次大戰細想起來，難道英美不也應當承擔應有的責任嗎？」與此類似，不少日本人竟然把侵略行為說成一種簡單的利益衝突，進而為日本侵略的野蠻行徑尋找借口。1994年10月20日，一個名叫奧宮正武的人寫了一本書名曰《太平洋戰爭的五個失策》，書中寫道：「太平洋戰爭是我國當前的國家發展與周圍國家之間的利害衝突引起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樣看來，發動戰爭的責任問題，雖有大小之差，但是交戰雙方都應該承擔的。」這種辯解其實是狡辯、詭辯，委實令人咋舌。

二、豐臣秀吉的最初試探

「日本人對外發展的風氣，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存在了。」而且，所有這些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記載」。（［日］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原書房1977年版，第7頁。）中世紀安土桃山時代的權臣豐臣秀吉是日本具體營造侵略、征服中國構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從此計起，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江戶幕府時期封建主義的思想框架里，出現了豐臣秀吉向中國擴張的舉動與並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飛」思想、佐藤信淵等人的「宇內混同」思想；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逐步醞釀、形成了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系列侵華思想，並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

豐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時代擴張意識發展最高峰的代表人物，集日本封建統治者擴張侵略思想、行動之大成。1590年，他在給琉球國王的信中說：「抑本朝六十餘州之中，撫兆民，施慈惠，而不遺尺過地，悉歸掌握也。雖然與異域不講交，則為遺憾。祗今得貴國遺之奇物，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素願也。」（［日］大久保利謙：《由史料看日本的進程·近世篇》，吉川弘文館1955年版，第56～59頁。）極盡威逼利誘之事。1593年，豐臣秀吉向高山國（指今天的菲律賓。）西班牙長官發出降書：「夫日輪所照臨，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蟲，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伐之。生長萬物著日也，枯竭萬物亦日也。」（［日］宗幸一：《東亞共榮圈史》，光書房1941年版，第359頁。）威加之心，躍然紙上。

對於近鄰的中國，豐臣秀吉的征服、吞併慾望更為濃重。早在1583年的時候，他就表達了這種勃勃野心：「……鯀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國，後之唐謂亦同此意。），蓋非吾所欲，天所授也。」（［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國思想之檢證》，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1585年9月3日，在致書家臣一柳末安時，豐臣秀吉說：「余之被任命為日本關白，除統治日本外，同時其統治大權也及於唐國。」1586年，他再一次表露了「當我統治日本成功之後，我就把日本交給弟弟秀長，自己則專心一意去征服朝鮮和中國」的意願。1587年5月，在征討九州的行軍途中，豐臣秀吉還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1590年，在接見朝鮮通信使黃允吉時，豐臣秀吉又明確地表示了這種一廂情願，並命朝鮮於其發動戰爭時作嚮導。他在致朝鮮國王復書中寫道：「……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改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貴國先驅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1591年，豐臣秀吉寫信給印度總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日］大久保利謙：《由史料看日本的進程·近世篇》，吉川弘文館1955年版，第56～59頁。）虛妄之心，驕狂之志，裸裸再現。

1592年5月18日，豐臣秀吉帶兵侵略朝鮮，在順利北進的途中，給他的繼承人關白秀次《二十五條覺書》，得意忘形地具體描述了他征服中國的夙願。（1）宜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車幸唐都，呈獻都城（指當時中國的都城北京。）附近十四國（州）與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2）大唐國之關白，授於秀次，並與（大明）都城附近之百餘國（州），日本之關白則由大和中納言（羽柴秀保）、備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擇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親王（後陽成天皇之子）或八條宮智仁親王（後陽成天皇之弟）繼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寧波府，佔領天竺。（［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國思想之檢證》，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頁。）四百多年後的今天，豐臣秀吉的這種狂大妄想仍讓人膽戰心驚。他曾先後兩次遠征朝鮮，都以失敗結束，美夢終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陸和征服中國的思想，現實地肇始了日本對大陸的夢想。

1603年，江戶幕府締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七年後，他的政治顧問羅山在起草致中國皇帝的信中說：日本「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這種「德化宇內」意識同樣表達了一種躁狂的政治心態。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國的思想再次活躍起來，出現了以並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為代表的「海外雄飛論」和以佐藤信淵、橋本佐內等為代表的「宇內混同說」。

並河天民（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獻《開疆錄》稱：「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了大大日本國也。」（［日］本庄榮治郎：《日本經濟思想史研究》，有斐閣1960年版，第34頁。）這是日本「大日本帝國」思考和行動樣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在詳述日本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地圖後說：「……熟慮之下，後世唐山（中國）、韃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這是以中國為日本潛在敵國而予防備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與林子平同時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國文明，鼓吹大日本國主義，痛罵儒者為頑迷古陋。他在《經世秘策》一書中提出：「大日本國號應移地至……滿洲、山丹、唐太（庫頁島）……琉球……並應遷都至堪察加，建設一大北方海洋王國。」（［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1》，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頁。）

幕末出羽人士佐藤信淵（1769～1850年）繼領前人之思，做《經濟要略》《宇內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論》《防海餘論》等多種書籍。在《宇內混同秘策》一書里，他制定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計劃：「皇國日本之開闢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併中國……故此書先詳述略取中國之方略。中國既入日本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離鴃舌，衣冠詭異之徒，漸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日］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45》，岩波書店1980年版.第426頁。）具體策略是先取滿洲，再進一步征服全中國。他認為「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之世界萬國中，皇國易取易攻之土地，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故征服滿洲……不僅在取得滿洲……而在圖謀朝鮮及中國」。（［日］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45》，岩波書店1980年版.第426頁。）這種首先攻取中國滿洲，然後挺進大陸的策略，自明治維新後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全面侵華戰爭，次遞得以實施。為了切實達到侵佔中國的目的，佐藤信淵還主張日本天皇親征，「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明定『產靈法教』（即神道）……為除人民疾苦，處處營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1825年，與佐藤同時代的水戶藩士藤田幽谷（1774～1826）也提出了「宇內至尊天日嗣，須令萬國仰皇朝」的遠大企圖。（［日］井野邊茂雄：《幕末史研究》，雄山閣1972年版，第500頁。）這些言論構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原型」。

幕府藩士謀臣立志侵略中國而致強大日本，另一類人物——「尊王攘夷」的倒幕派同樣有濃厚的日本「神國」觀念和由此而來的擴張主義理念。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陰為倒幕而身陷囹圄，在獄中苦著《幽囚錄》時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備……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攻之勢」。（［日］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8年版，第7～8頁。）另一倒幕志士橋本左內（1834～1859年）則堅信「如不兼并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日］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傳》（上），原書房1977年版，第9頁。）具有相同侵華思想的倒幕派人物還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國臣（1828～1864）等。

幕府藩士謀臣和倒幕運動者不管直接動機如何，在謀劃日本未來的時候，無一例外都主張侵略中國。「大日本帝國」的概念和模式源於之，以中國為日本潛在的假象敵國觀念亦源於之。明治開國元老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井上馨等都深受其影響，有人還是他們的門生。在全面繼承其衣缽的基礎上，這些明治功臣又進一步提出了以侵吞中國為核心的經營大陸的思想，即後來越來越政治化的「大陸政策」。

以「海外雄飛論」和「宇內混同說」為代表的幕府時代的侵華思想，帶有濃厚的中世紀封建地主領土擴張意識，是軍事封建主義的遺存。首先，它表達了在國家內部封建領土被分割完畢後，一部分新生力量對土地的渴望。「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割，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頁。）作為各地大名藩國的謀士家臣兼學者，林子平等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是為領主擴張土地，鞏固、擴大自己主子的勢力範圍。但是，苦於島內現有土地已經瓜分完畢的現狀，要想單獨打破各地封建勢力的相對均衡與彼此之間的事實尊重又異常艱難，於是，便把擴張的觸角伸向了更加廣大的外部世界，而距離最近的莫過於朝鮮、中國。而且，這種情形的發展還跟日本土地所有權向富商豪農的移動集中和武士階層的不斷強大有直接的關係。（［日］野呂榮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三聯書店1855年版，第29頁。）其次，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和局促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加之幕府統治下長時期的國家大一統，儘管實行著「鎖國」政策，仍使日本人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到與中國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廣闊的外部世界。當這些知識分子宏觀地了解了日本的國土、政治、經濟、文化等諸種狀況和特點，並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周圍國家的廣袤闊大進行對比時，悲哀、怨嘆自己國土狹小的失落感和惶恐感便油然而生，一種不滿現狀、改變現狀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爭取更大的空間，沒有，就去搶奪。這樣的觀念對國民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於認識了外國的存在，特別是視為敵人的外國的存在，便從潛伏的反封建意識裡面，喚起了明確的民族自覺心」。（［日］野呂榮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三聯書店1855年版，第41頁。）他們在艱難的對西方國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間的有限性對於抵禦西方列強進攻時的無所轉寰與缺乏腹地依託。吉田松陰的侵華思想事實上就來自於他對內外形勢的對比和構建日本未來時的擔憂。當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處還有更多的想要藉助領土擴張來衝擊日本社會階級階層的現狀、改革日本現實政治體制的意識。

另外，教育作為社會活動的重要內容，也是締造、傳播思想學說，形成一定的價值觀念和追求從而影響社會的重要途徑和平台。在幕府時期，日本社會逐漸生髮出來的對外部世界尤其是亞洲大陸的嚮往和覬覦，學校教育是一種重要的來源和聚散地、揮發地。僅以民間學塾的發展為例，他們在培養具有海外意識和擴展理念的社會力量方面的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日］大野健一：《從江戶到平成——解密日本經濟發展之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關於日本民間私塾中的代表人物，不僅是這些教育機構的作品，也是在幕府、明治時代醞釀、散播對外擴張思想的重要代表。

三、「千歲丸」號上海之行的另類啟示

19世紀後半葉日本漸改傳統的對華政策，從一種狀態走向另一種極端，這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漸次加深的過程；也不是無端的、隨意的，有一個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激發、誘導的歷史背景。其中，越來越明朗、系統、堅定化的離華、反華、侵華思想是極其重要的精神性因素。相應地，對中國的覬覦和慾望也現實地促成了多種情態的侵華思想理論。

（一）19世紀後半葉日本對華政策的漸變

19世紀後半葉時值日本江戶幕府末期和明治天皇政府的確立、鼎盛時期。

眾所周知，19世紀上半葉之前的中國一直處於東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引導著整個東方世界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方向，成為該地區公認的權威和頂禮膜拜的對象。地理上孤懸海外、獨處一隅、疏離於中國中心邊緣的日本源於文化的後起和荒陋，對繁盛的中國恭誠遙望、崇尚有加，主動交通，從中國吸取了大量的文化涵養。因此，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東亞政治格局裡，中國始終處於上勢主導地位，日本處於下勢依附地位；而且，在中國的傳統國際視野里，日本的地位和影響是極其微弱的，甚至比朝鮮、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其他亞洲國家都要遜色得多。但是，自從發生國家交往以來，中日兩國基本能夠和平相處、友好交往，一直保持著友善鄰國的雙邊形象，形成了友好敦睦的歷史傳統（除卻13世紀忽必烈東伐和前述16世紀豐臣秀吉私慾膨脹至極而致短暫的脫軌之外）。總的來看，日本是在充滿對中國的敬畏和尊奉的心理定勢下，謙恭地走過了19世紀之前這麼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的對華溝通的。

世無恆勢，國家交往更常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擴張深入到東亞地區，野蠻而洪大的資本潮流衝擊著亞洲，也逐漸打破了東亞地區的常態。尤其是自1840年開始以鴉片戰爭為裂口和突入點的中西方大抗衡、大廝殺，老態龍鐘的中國未能擊潰越洋而來船堅炮利的西方白人，持久的權威被欺凌，天朝上國的尊嚴被撕裂，堅固的宗藩體制搖搖欲墜，東亞地區地動山搖。此時，海中的日本也未能倖免於西方的蹂躪，繼中國之後也成為資本擴張的又一個犧牲品。但是，就是在這個民不安、國自危的歷史轉折時期，相似的命運沒有勾起日本與中國患難與共的深度默契和一致對外的堅定信念，相反，日本對中國的敬重態度反而開始發生細微的變化。這種變化隨著中西拼殺力度和深度的增加而發展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急速，從疏遠、孤立中國走向輕視、蔑視中國，到19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日本對中國已經徹底從友好的鄰國、敦睦的邦交走向了對立。

日本逐步改變對華態度和政策的過程是明晰的。從主體的角度看，它是從一部分了解中國的武士、知識分子開始，逐步影響到越來越寬泛的精英階層的；從空間區域的角度看，它是從一些面對中國的大名、領主藩地逐步擴展到越來越多的地方執政範圍里的；從轉變的強度上看，它是從個體的、散亂的思想認識慢慢匯聚、上升為群體的、多層次的對華理念，最後演變成國家的對華政治決策和邦交理論的。

首先，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真相，令日本看到了中國的另一面。並無任何明顯徵兆的鴉片戰爭的突然爆發給日本的民間武士、知識分子和地方執政者以至幕府以很大的震動，甚至是相當大的打擊，而中國的最終敗績更讓他們如感晴天霹靂。日本社會的精英們急切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其中的原委。大批介紹鴉片戰爭的書籍被引入，日本的知識分子自己也開始著書立說，各抒己見。當然此時的這些活動主要還是出於對中國的關切。畢竟長久以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一直是一個極其強盛和輝煌的國度，只是由於後來江戶幕府頒布了「鎖國令」，在200年左右的時間裡日本對中國的接觸和了解越來越少，且多是間接的，主要藉助於固有的文化典籍和朝鮮半島中介，總好像是隔著一層面紗。

1862年，幕府派商船「千歲丸」（「千歲丸」號於1855年由英國製造，256噸（一說358噸），長20間（1間=6尺），寬4間4尺，深2間5尺。1862年4月，幕府以洋銀34000兩購得。首航中國時費時八天，船長為英國人，乘客除包括船長夫人在內的15名英國人、1名以貨主為名雇來的荷蘭人外，其餘是由51位日本人組成的幕府遣清使節團。）號前往上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參閱［日］橫山宏章的《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長崎派遣船「千歲丸」隨員們的中國觀》（《檔案與史學》2004年第6期）等。）。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嘗試與中國展開貿易，二是對中國進行實地考察。隨船前去的人員有兩類——幕府官員和各地派遣的武士，著名的有高杉晉作、中牟田倉之助、名倉予何人等。他們在上海共計逗留了59天，貿易活動進展不大，但對中國社會的考察卻取得了巨大成果。回國之後，他們撰寫發表了大量的報告、日記、隨筆、遊記等考察作品，如《游清五錄》《長崎到唐國上海航海日記》《清國上海見聞錄》《支那見聞錄》《上海雜記》《船中日錄》《唐國渡海日記》等。

考察團對太平天國的事情尤為關注，到處打聽太平軍的淵源和領導人的情況。語言不通，他們就在紙上寫漢字與市民筆談。高杉晉作日記中多次記下了與清人筆談之事，被訪問者有儒生、兵衙、米店老闆、書店老闆等。同時，知識饑渴的日本人還在上海大量地搜購中國地理、地方志、漢譯洋書等，包括《聯邦志略》《數學啟蒙》《代數學》等。高杉晉作的日記中幾乎每日都離不了書，或者尋訪書坊，或者在寓所里向書商報書目。在上海期間，高杉晉作不僅兩次從荷蘭商館、英國商館、美國人商店購入短槍，還前往參觀英國蒸汽船、英國阿姆斯特朗炮，並與美國人談大阪開港之事。閑暇里，他還特意尋訪了關帝廟、孔聖廟，足跡幾乎是無處不在。

上海之行的中國印象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他們不僅看到了殖民地貿易的發展給中國沿海租界地區帶來的空前而畸形的繁榮，還看到了鴉片的泛濫、官場的腐敗以及殖民者的傲慢無禮與清政府官員的奴顏面目，而上海的市政混亂、人心惶惶和麇集的難民，更讓他們感受到了中國的病態。「清國當今，豈止心腹之病，病像已露於面容，顯於四體，一指一膚，無有不痛之處。以上海一地而推查十八行省，大概可知矣。」（［日］峰源藏：《航海日錄》，轉引自劉天純等著《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嗟乎，殷鑒不遠，就在以一帶水之外，可不令人危懼也！」（［日］日比野掬治：《文久二年上海日記》，節自日比野丈夫編《文久二年上海日記》，全國書房昭和21年刊。）——中國已不是一般日本人心目中想像的「天朝上邦」、聖人君子國了，而是蘊藏著大量嚴重社會問題並且面臨著淪為殖民地命運的衰落中的國家。

其次，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引發了日本觀察中國、把握中國、交通中國的心理偏移，進而產生了對華交往的新思維。由於是在彼此隔絕很長時間後的第一次直接接觸，因此，此次「千歲丸」號成員們關於中國社會的觀察體驗以及其他有關書面、口頭的信息交流和傳播，在日本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應，使得幕末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在較短的時間裡就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化，儘管其所見所聞未必就是全面的。一些政治目光敏銳的人甚至對在列強面前步步退讓的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感到了失望，進而表現出對中國的不尊以至鄙視，尤其是對中國政治腐敗與軍事衰弱的直接體驗，刺激其中的一些人產生了中國不堪一擊、必要時可以犧牲之的慾望和念頭——「按兵之要在精而不在眾。然而今之清人，徒以其兵多將廣為傲，卻不知其已露微弱之恥也。今次我等到上海其兵營中所觀，士兵皆敝衣、垢面、跣足、光頭、無刀，人人如乞丐般頹然，無一人而見有英武之氣。如斯之士兵，則我國之一人，可抵其五人也。若率一萬騎之士兵征討彼等，直可縱橫全清國矣！」 （［日］峰源藏：《清國上海見聞錄》。轉引自劉天純等著《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千歲丸」號的中國之行只不過是一次集中的認識中國的行動，進而成為其後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引信和焦點罷了，其實，早在此前就已經有一些日本人在旁觀側思中國的遭遇了。如1852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咸豐皇帝熱河「蒙塵」的消息傳到日本後，當時的強藩之一薩摩藩主島津齋彬就對群臣說：「萬沒想到，清國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國也……恐早已病入膏肓，無可救治也。」（［日］稻頁岩吉：《支那近世史講話》，第260頁。）「想支那之將來，勢必安於孤立退嬰之舊習，其前途令人不勝寒心。」（［日］黑龍會：《西南記傳》上卷之一，第31頁。）

總的看來，發生在「千歲丸」號中國行前後幕末日本對華認識的變化，基本上還僅限於日本社會一部分階層的一部分人中，並未在全社會廣泛傳播，也未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它業已為日本新世界秩序觀的提出和新對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礎。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個變化起始於對中國腐敗衰朽的哀嘆和對中國軍力的蔑視，延伸至外交政策的批判，進一步發展到在文化上對中國的輕侮，關於是繼續「鎖國」還是「開國」，是「提攜亞洲」還是「征服亞洲」，是視中國為外交夥伴還是競爭敵手的大討論，就是這種轉變軌跡的真實寫照。等到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文明開化日深，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引進日本，這種爭論和變化就有了鮮明的結論和基本的取向，向中國文化一邊倒的傳統終於轉變成了向歐美一邊倒的新風潮。明治前期設計出清晰的大陸政策，特別是1894年悍然挑戰中國，發動甲午戰爭，標誌著日本的離華、反華、仇華態度和政策完全確立了。

（二）19世紀後半葉日本改變傳統對華政策之思想淵源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共同欺侮中國，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憑藉其緊鄰中國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優勢，在後來的歷次侵略中國的行動中獲利最豐，成為中國人民最為窮凶極惡的敵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從19世紀中期開始，以甲午戰爭為界線，日本逐步轉變對華態度和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西方勢力的強力滲入打破了幕府的鎖國政策，形成了日本國家發展和民族生存的巨大壓力；幕府的倒台與明治政權的建立集中實現了社會變革的價值；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宗藩體制的漸次解體則為日本的變革與崛起提供了雙重動力——中華民族的全面危機激起了日本發憤圖強的意志和決心，清王朝的腐朽墮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後塵、走對外擴張之路的野心和行為。在所有這些內外因素之中，有一種潛在的精神性因素髮展得越來越鮮明，越來越真切——向中國擴張、侵略中國的思想。可以說，侵略中國的思想主張不僅引導、支撐了19世紀後半葉及其以後日本對華的新態度、新政策，而且長期指導、落實了日本的這種態度和政策。

日本侵華思想發源於日本社會的不同層面和領域，首先對明治時代的對華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直到昭和時代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並最終毀敗於自釁，甚至還繼續暗藏潛伏於直至今天的日本社會裡。在近代日本不斷擴大對外侵略的過程中，以佔領中國、主宰東亞以至霸佔亞洲、分割世界為目的的侵華思想理論花樣繁多、形態各異，成為對外侵略戰爭的戰略指導和精神支柱；既是號召民眾、發動戰爭的旗幟、動力，又是擴大侵略的借口和根據；不僅驅使了本國民眾奔赴戰場，甚至讓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國人也為之蒙蔽，成了近現代中國備受日本侵害的最深厚、最隱蔽的歷史根源。

四、明治時代的社會思潮

1868年，日本開始了通向資本主義的明治維新。在經過大約30年的奮鬥之後，終於完成自己的現代化，隨之開始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顯然，遠東當時是國際競爭和爭奪地盤的地區。講究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確結論：每一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頁。此類觀點還見於［美］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3》，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整個明治時代（1868～1912）日本侵華思想發展的總體態勢是：形成了以民族優越論為實質、以大陸政策為主線、同時飄浮著「大東合邦」「脫亞入歐」「大日本主義」等思想觀念的格局。

大陸政策源於1868年明治天皇繼位時發布的「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御筆信》，是以侵略朝鮮為端始的。此間，明治重臣山縣有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早在1874年日軍侵略台灣時，任陸軍大輔的山縣有朋就「奏請率三萬之兵，先蹂躪江蘇，乘機攻擊天津，向中國要求城下之盟」。（［日］德富蘇峰：《公爵山縣有朋傳》中卷，第259～359頁。）1880年，山縣有朋把所著的《鄰邦兵備略》呈進給明治天皇，在對中國作了詳細了解分析的基礎上，確定了日本侵華行動方針的基本依據。1890年3月，時任首相的山縣有朋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全面提出「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的侵略理論，把所謂的「守衛主權線」和「保衛利益線」作為日本「國家獨立自衛」的基本方針，十分明確地把中國列入日本的利益線之內，從而使大陸政策具體化、公開化。甲午戰爭之後，山縣有朋奏獻《陸軍兵制改革案議》，進一步闡述了所謂的兩權線思想，提出了「成為東洋之盟主」「開闢利益線、稱霸於東洋」的目標。（［日］大山梓：《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72年版，第196頁。）

侵華的思想活動緊接著就轉化成為現實的國家政治運作。1878年，日本設立了直屬天皇、意在向中國開戰的最高軍令機關「參謀本部」。1880年，編輯出版彙集中國各種情報的六冊《臨邦兵備略》，著力鼓吹為打敗清國而擴軍備戰。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擬定《征討清國策》，計劃攻佔中國北京和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吞併從遼東半島到台灣的沿海地區和島嶼以及長江下游兩岸地帶，肢解其餘中國國土，使之成為日本的屬國；或者直接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大日本」。（天津編譯中心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人物》，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頁。）當思想準備到位後，日本在1894年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這是其實際運作大陸夢想的一次大規模嘗試；1904年在對俄戰爭中的勝利使日本進一步擴大了在中國和朝鮮的勢力，推進大陸、侵略中國的胃口隨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國防方針》，正式提出對外擴張攻勢戰略，強調日本的發展命運有賴於中國大陸，把中國作為侵略掠奪的主要對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內閣通過了《對外政策方針決議》，對華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國在該國的勢力，以便當該國發生不測事變時，能夠確保我國的優勢地位；同時必須採取措施，使滿洲的現狀永遠持續下去。」（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72年版，第306頁。）該決定的中心內容不僅要維護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所獲得的種種特殊權益，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以後的問題，只是如何選擇時機和將計劃步驟付諸實施了。20世紀前半期日本侵華的一個又一個高潮，就是這一政策的延續實施。

大陸政策思想給日本朝野以巨大影響，尤其是知識分子。作家二葉亭四迷（二葉亭四迷（1864～1909），日本東京人，著名小說家、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名字在古日語中的隱喻為：生不如死。選擇這樣的筆名，也體現了作家本人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鄙夷。他啟蒙於漢學，深諳儒家思想。不僅到過俄羅斯，當過日本陸軍大學教師，還做過中國清朝北京警務學堂的官員。）就是其中之一。他為了探索所謂的對俄戰略主動來到中國，1902年10月，他在北京遇到了川島浪速（川島浪速（1865～1949），日本信州人，臭名昭著的大間諜、大陰謀家。早年受「興亞會」影響，選定中國為安身立命之地。1886年潛入中國上海刺探情報。甲午戰爭中充任翻譯，隨日軍入侵過山東、台灣等地。1900年隨日軍開赴天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出面勸降，迫使清政府棄守北京，因此功被任命為故宮監督。此後，出任日軍佔領區軍政事務長官。1901年4月有，出任日本在北京辦的北京警務學堂總監。1906年，與清王朝肅親王善耆結拜為義兄義弟，積極策劃分分裂中國的「滿蒙獨立運動」。辛亥革命時，陰謀建立「北清帝國」，以對抗革命軍。以後又策動「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均告失敗。1918年前後，在大連開展經營活動。1943年回國，1949年病死於東京。），向其表達了自己的心跡，被川島引為同志，並抒己見道：「對俄和對支，看似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歸根到底，我們的理想對象是整個亞洲。」（［日］川島浪速：《悼亡友二葉亭四迷君》，《中央公論》1936年12月號。）1889年，日本「政治小說」《浮城物語》作者、時任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矢野文雄（185l～1931），日本豐後佐伯人，慶應義塾畢業。1876年入郵便報知新聞社，任副主筆。1878年由福譯諭吉推薦，於大隈重信屬下任大藏省少書記官。1882年參與組織立憲改進黨，任領袖，同時任郵便報知新聞社社長。1897年被大隈重信任命為駐華特命全權公使。針對1898年2月英國強迫清政府與之簽訂《揚子江沿岸不割讓條約》，主張應迫使清政府與日本簽訂有關不割讓浙江、福建兩省條約，以保證日本在台灣的權益，並向日本政府請示，得到批准後遂與清政府進行交涉，於同年4月簽訂《福建不割讓條約》。任駐華公使期間，曾迫使清政府按期交付甲午戰爭賠款。有《時事意見書》、《新社會》等出版。）還借文學形式坦露了日本國家所追求的戰略目標：「我等生在這個地球上，也就應有橫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為生於日本，便只能活動於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於地球，就應以地球為舞台，成就稀世大業……西洋人種以地球作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國作為功名之地，豈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將蹂躪整個地球，席捲無人之地，為日本開拓數十倍之大版圖，以獻於（天皇）陛下……」（［日］矢野文雄：《浮城物語》，岩波文庫，第32～33頁。）這一年的3月，他就向政府提出把中國福建省劃為日本勢力範圍的主張。

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係」。他一直把日本和中國比喻成希臘和波斯，根據這兩個國家的歷史，認為它們分別代表了「自由與壓制，希望與回顧，進取與退守，歐洲主義與亞細亞主義等正反面」（［日］內村鑑三：《徵諸世界歷史論日、支關係》，1895年版。轉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並且二者之間不可能保持和平共存，日本與中國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如是日本敗北，則個人之發展將受防阻，自治制度將歸廢滅，美術將失，文雲將頹，亞細亞固有之舊態將使東方五億生靈沉迷於夢中」。因此，這一戰就是代表東方新文明的日本——自由、希望、進取、歐洲主義——「使支那覺醒，使其知吾之天職」（［日］內村鑑三：《日清戰爭之意義》，1895年版。轉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也就是說，已經率先覺醒了的日本向亞洲傳播新的文明，這是其天職，而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就是消除傳播文明的障礙和阻力，向東方更廣大的世界傳播新世文明。

與「大東合邦論」「脫亞入歐論」前後，日本侵華思想還有以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為代表的所謂「興亞會」，以白井新太郎、副島種臣為首的「東邦協會」等亞細亞主義組織的所謂「興亞論」。只不過「興亞論」主張實現日本強權之道在於保存中國，「脫亞論」則認為是在脫離中國，二者的最根本點都在於謀求建立一個成為亞洲盟主的強大的日本帝國，立足點都是為了日本的利益。另外，還有以吉田松陰和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補償論」（日本應「割取朝鮮、滿洲，并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朝鮮、滿洲之地。」——［日］吉田松陰：《幽囚錄》。節自［日］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和「大日本主義」。（代表人物是高山樗牛、木村鷹太郎。木村有段話十分露骨：「放棄侵略主義則必至放棄其國家」，「大張侵略擴張之國策者，其國必強」；「國權之擴大既為吾人所最重，則軍備之擴大自是頭等大事。帝國主義乎，帝國主義乎，吾人正熱切希望我日本國家與國民以帝國主義為大目標而奮進也。」——木村鷹太郎：《日本主義國教論》。節自［日］井上清、渡部徹合著《大正時期的急進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年版，第9頁。）

受大陸政策思想的影響，明治時代日本的對外經營表現出強烈的「伸國權」色彩，無論是大臣貴胄，抑或是政客浪人，從「脫亞論」到「興亞論」幾乎都是同一觀念體系，雖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尋求日本的強大與欲「并吞」中國、朝鮮的要求輟合在一起的本質方面，卻是一致的。其中，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以國家主義為核心，從「宇內混同」方策翻版而製造出的20世紀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圖的雛形。

「大東合邦論」是樽井藤吉（樽井藤吉（1850～1922），日本奈良縣人，早年參加「玄洋社」等右翼團體。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來華，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動，並策劃在上海成立「東亞學館」。1893年出版《大東合邦論》，全部以日本式的、不無生硬的漢語文言寫成，樽井自稱是為了使「朝鮮人、支那人皆讀之」，聲稱即使「大東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補學理者矣」。關於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思想，可以參閱［日］伊原澤周：《甲午戰爭與大亞細亞主義的關係》、藏雲祜：《甲午戰爭與近代日本的亞太政策》、郭富純：《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與甲午、甲辰戰爭》等作品，均集於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在1891年5～11月份通過《自由平等經論》雜誌刊登《未定稿》而發出的。其基本主張是面對世界列強，日本應該與朝鮮「合邦」，與中國「合縱」，定國名為「大東」，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從而振興東亞。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華思想國家主義思潮從觀念向實體化方向推進的重要步驟，是幕末以來所謂「宇內混同」方策與「西進南下」方策以「振亞」「興亞」等作為旗幟而更加具體化的表現。所謂與中國「合縱」，樽井藤吉認為，面臨著被西洋列強分割的危險，「日本對於清國的開明，承擔著指導性的作用」，清朝政府應該與日本聯合以抵禦西洋。因為日本現有的國力還難以與中國完全地「合併」，所以應該先期實行「合縱」。「大東合邦之事，與清國有益無害矣。」樽井藤吉對中國創導「合縱」，目的是把中國變成日本皇統的一部分。為掩人耳目、混淆視聽，樽井藤吉又辯陳這與歐洲的殖民地方式並不相同。他認為歐洲社會是「異種族混合的」，其文明進步靠「競爭」取得，而東亞社會則是「一種族繁殖的社會」，應用「親和」創造同種相和，造成一大勢力，以與歐洲相對抗。樽井藤吉的所謂「親和」概念，日後便被衍化成「共榮」的戰略思想，成為「大東亞共榮圈」觀念的最基本核心理論成分。正因為如此，他的以「東亞親和」面貌現世的「大東合邦論」，舉起了「興亞論」的旗幟，在日本獲得了廣泛的接受層面。

就連一向以平民評論家著稱，甚至被譽為「國民之聲」的德富蘇峰（1863～1957）也接受並培養起了濃厚的擴張意識，所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流露出來的。甲午戰爭之後，當聽到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時，德富蘇峰憤慨無限，欲哭無淚，「不屑於在已經返還他國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鐘」，立即找船回國，但在上船之前，特地從旅順口海灘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帶回了日本。後來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他說這在他的思想歷程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原來堅信的「正義」「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轟毀，「歸根到底，必須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麼正義公道都不值半文。」（［日］桶谷秀昭：《二葉亭四迷與明治日本》，小澤書店1997年版，第192頁。）於是，他便毅然放棄平民主義立場，轉而積極謀求與政府的合作，參與到對外擴張的行動當中來。德富蘇峰的「轉向」在日本明治後期思想史上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蘇峰的「轉向」又是極富諷刺意味的，因為他是建立在「一個強盜的贓物被另幾個強盜協力搶去，而這一強盜倍感身單力薄而痛苦萬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較量，並再行盜竊」的邏輯上的。

並非雨滴三兩聲，甚為喧囂的日本對華新思維，眾多的知識分子都參與進來了，並且，彼此之間互為推動，相與為進。在甲午戰爭期間，內村監三大肆鼓吹這次日中之戰是一場「義戰」，用「義戰」來向世界表明「日、支兩國之關係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係」。他一直把日本和中國比喻成希臘和波斯，根據這兩個國家的歷史，認為它們分別代表了「自由與壓制，希望與回顧，進取與退守，歐洲主義與亞細亞主義等正反面」（［日］內村監三：《徵諸世界歷史論日、支關係》，1895年版。轉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並且二者之間不可能保持和平共存，日本與中國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如是日本敗北，則個人之發展將受防阻，自治制度將歸廢滅，美術將失，文化將頹，亞細亞固有之舊態將使東方五億生靈沉迷於夢中」。因此，這一戰就是代表東方新文明的日本——自由、希望、進取、歐洲主義——「使支那覺醒，使其知吾之天職」（［日］內村監三：《日清戰爭之意義》，1895年版。轉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也就是說，已經率先覺醒了的日本向亞洲傳播新的文明，這是其天職，而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就是消除傳播文明的障礙和阻力，向東方更廣大的世界傳播新世文明。

與「大東合邦論」「脫亞入歐論」前後，日本侵華思想還有以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為代表的所謂「興亞會」，以白井新太郎、副島種臣為首的「東邦協會」等亞細亞主義組織的所謂「興亞論」。只不過「興亞論」主張實現日本強權之道在於保存中國，「脫亞論」則認為是在脫離中國，二者的最根本點都在於謀求建立一個成為亞洲盟主的強大的日本帝國，立足點都是為了日本的利益。另外，還有以吉田松陰和高山樗牛為代表的「補償論」和「大日本主義」。（代表人物是高山樗牛、木村鷹太郎。木村有段話十分露骨：「放棄侵略主義則必至放棄其國家」，「大張侵略擴張之國策者，其國必強」；「國權之擴大既為吾人所最重，則軍備之擴大自是頭等大事。帝國主義乎，帝國主義乎，吾人正熱切希望我日本國家與國民以帝國主義為大目標而奮進也。」——木村鷹太郎：《日本主義國教論》。節自［日］井上清、渡部徹合著《大正時期的急進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年版，第9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構建、營造過程中，福澤諭吉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從思想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他不僅相繼創建了所謂的「東洋政略論」「脫亞入歐論」和「補償論」等侵略思想，雖然面目不同，但是無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場強調對中國進行擴張、侵略的，而且，他還從國民教育的立場出發，立足啟發國民精神，培養國民近代國家觀念和進取意識，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論宣傳、教化工作。因此，福澤諭吉對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偉大作用，跟他對近代日本侵華思想與行動的發展、蔓延的巨大影響，是同樣不容否認的。

「為建立今日大計，吾人決不猶豫等待鄰國開明後一起振興亞洲，相反，吾人應該離脫此一隊伍，與西洋國家共進退。吾人雖與中國、朝鮮為鄰國，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別精心關照，應同西洋人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處分中國。因為與惡友相親者則不免共負惡名。吾人應從內心謝絕此一東方之惡友」。（［日］依田喜家：《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1868～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這就是福澤諭吉的所謂「脫亞入歐論」，它大大加速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步伐。當甲午戰爭真切地爆發時，福澤諭吉立即在《時事新報》上連續發表社論，鼓舞人心，引導輿論，讚美日本的軍事行動。對於台灣的反割讓、反統治，他則主張「消滅所有抵抗者，沒收其土地屬政府所有」，並堅決主張「把台灣變成無人島」，消滅全島的台灣居民，或驅逐全台灣住民，使之成為日本人的移住地。福澤諭吉的「脫亞」思想其實是一種「奪亞」思想，它既是日本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的思想武器，又是通過擴大侵略戰爭並取得勝利後的思想總結和目標再定位。

在甲午戰爭中，福澤諭吉自始至終都是最強硬的主戰論者，還發起了軍費籌集運動，戰爭結束後，他自然又成為「勝利的最大歡喜者和滿足者」。對此，日本學者丸山真男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面對現實國際政治，他（指福澤諭吉——引者注）的思考本措置於如何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東洋共同防衛上，可福澤對於被儒教主義浸入骨髓的朝鮮和清國現狀的焦躁和絕望，又反射性地強化和確證了他的信念，即作為東洋近代化之推動力的日本的使命感。從這一點出發，他的對外主張便在現實上與日本帝國的大陸進出衝動導致了步調一致的後果。」（［日］丸山真男：《福澤諭吉》，節自《丸山真男集》（第五），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332頁。）

通觀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發生、發展，誠如日本軍國主義政論家德富蘇峰所言：「日本近代帝國主義的急先鋒雖然是豐臣秀吉，但『至為遺憾』的是，日本國民的帝國主義『雄心』暫時地受到了壓抑。不久，到了18世紀90年代，其『復興的第一聲』從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語》中有關入侵堪察加、庫頁島、滿洲的論調上迸發了出來。而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淵那裡，『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隻有在皇室中心主義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諸實踐的真理』得到了闡明。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一書中宣稱：『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姜長斌：《明治維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傳承》，《學習時報》2005年5月第284期。）——這令我們不得不對此充滿自信的精神梳理看做是侵華思想的自我暴露。

為什麼明治時代的日本「一直以極大熱情對待抓大陸問題」，竭力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發言，或採取行動，雖然引起了國內糾紛及混亂，但是其勢力終於發展為推動現代日本的動力」。（［日］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頁。）這裡有三個思想淵源：傳統的封建擴張意識、極端民族主義的擴張意識和近代殖民主義的擴張思想。

第一，「苦於土地狹窄、物質貧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亞洲大陸保持緊密的聯繫，這是它為謀求生存絕對必要的」。（［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1》，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3頁。）民族性內在的向外發展慾望使日本企圖向海外、特別是向亞洲大陸尋求民族發展的出路，首當其衝的就是朝鮮半島；待朝鮮經營穩定後，下面的獵物就是緊連朝鮮半島的中國東北即所謂的滿洲，佔據滿洲，大陸之夢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堅持認為「滿洲在地理、歷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這就很難把它看做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1》，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頁。）「從滿洲本身的地理歷史和民族情況來看，存在著脫離中國本土而獨立的條件」。（［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1》，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頁。）這種解釋明顯是對西方近代殖民擴張主義「理論」的移植。

第二，對中國的蔑視。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朝野非常鮮明地把甲午戰爭看做是先進文明對落後文明的「義戰」，這是當時的主流。「日、支兩國之關係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係。」對清一戰，目的正是「在使支那驚醒」。（［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事實上，甲午戰爭開始時，日本是以國運相賭的，沒想到「老大的帝國」清王朝不堪一擊。日本大喜過望，自此以後「向蔑視中國的方向大幅度傾斜」，（［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思想史整理的嘗試》，節自胡令遠、徐靜波主編《近代以來中日文化關係的回顧與展望》，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認定中國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都一無是處，並表現出毫無顧忌的侵略態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對支問題》一文中所言）。（［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思想史整理的嘗試》，節自胡令遠、徐靜波主編《近代以來中日文化關係的回顧與展望》，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頁。）

第三，對西方侵略的「回應」與「反擊」。日本在西方列強的東亞侵略擴張中也深受其害，卻同樣無力直接向歐美各國反擊。因而，它從遠距離防禦和國家自保的立場出發，把視線轉向海外，並把富國強兵當做國策，力圖建成一個能與列強為伍的國家，同時還「企圖通過大力壓制弱小鄰國來找回受歐美壓迫的損失」。（［日］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頁。）1904年的日俄戰爭「對於日本為向亞洲大陸擴張勢力而急於擠入帝國主義列強行列的動向，是一個劃時代階段」。（［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現代史》第2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頁。）戰爭的勝利及與英、法、美、俄等國一系列協定的簽訂，為日本帝國主義向亞洲大陸擴張大開方便之門。在思想領域，明治維新的啟蒙大家福澤諭吉不僅及時地提出了「等待時機不如創造時機」的戰爭觀，而且極力主張「脫亞入歐」，「加入吞食別國者之列，與文明國一起尋求食物……即加入帝國主義國家成為侵略者」。（［日］福澤諭吉：《外交論》（1863年），節自蘇智良：《慰安婦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頁。）就像自由民權運動者杉田定一所說的，對於中國等東方諸國，與其「盡葬於白色人種之腹，莫如我也進而取之」。（［日］《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8》，築摩書房1961年版，第26頁。）因此，日本對大陸的覬覦和擴張滲透，包括甲午戰爭，就當時的東亞局勢看還有與國際列強爭奪的一環，只不過是建立在對別國的傷害和蹂躪之上而已。

第四，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的擴大化和國際化。明治維新使日本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內部的原始積累通過新生產方式的擴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條件則要通過侵略戰爭來實現。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是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日本資本主義進行經濟擴張的手段。1894年日本進攻中國不但真實地「向受驚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歷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頁。），還現實地把日本追求經濟利益的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伸入到中國來。這一實際舉動和客觀結果與當時福澤諭吉儘快進行資本輸出和實業擴張的思想是互為表裡的因果關係。

五、昭和時代的全面行動

昭和時代是日本堅持幕末、明治時代形成的明確侵華路線，實施大規模侵華活動的歷史階段。儘管由於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聯合戰線的共同戰鬥，使得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歐洲的德、意法西斯最終葬身於正義和公理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昭和時代橫跨戰爭前後兩個時期——一個是窮凶極惡野蠻侵華時期，具體實施著各種各樣的侵華思想；另一個是戰敗之後的數十年間，日本依然沒有徹底放棄對侵略戰爭的美化，依然在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延續著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形成的侵華思想和離華、反華、仇華政策，具體表現為在戰後竭力為侵華戰爭辯解，歌頌戰爭，美化戰犯。

（一）逐步展開對中國的全面侵略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步伐。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爆發，終於把蓄謀已久、處心積慮的全面侵華戰爭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一直到1945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共同打擊下徹底戰敗為止。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在中國大地上肆意橫行了將近15年。它把一個美麗的國家和一個善良的民族欺侮得難以自持。用素描的方式把這個野蠻的過程勾勒出來，大致是這樣的，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侵略思想理論層層遞進、步步深入的印跡。

1928年5月3日，日軍製造濟南慘案。6月4日，在皇姑屯炸死東北王張作霖。

1931年9月18日，日軍製造了對西方侵略的「回應」事變，即我們常說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3月1日，日軍把持下的「滿洲國」成立。5月5日，日本強迫中國政府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33年5月31日，日本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塘沽協定》。

1934年3月，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改為帝國，溥儀為傀儡皇帝。

1935年6月，日本脅迫中國簽訂《何梅協定》。9月，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擊宛平城，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全面戰爭開始。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發動淞滬會戰。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屠殺中國軍民30多萬人。

1938年10月21日、25日，侵華日軍先後攻陷廣州、武漢。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1942年5月1日，日偽軍對冀中根據地進行「大掃蕩」。

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打通大陸交通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布「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長達近15年的侵華戰爭期間，日本給中國造成了空前的災難，不僅造成3500萬中國軍民的無辜傷亡，還給中國造成了高達6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最終把中國發展的水平向後拉了差不多25年。

（二）戰後史觀的右傾化

（具體情況請參見本書「日本侵華思想理論與中日關係」之「戰後日本政治不斷右傾化惡化了中日關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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