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為「劉澤華學派」贊一個|儒家網

劉澤華先生及其著作

去年李振宏教授介紹和評述「王權主義學派」的文章[1] 在學界影響很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該學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它將引起人們更加廣泛的關注，不管是贊成還是不贊成這種旗幟鮮明的觀點，在客觀上都將有力地推動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

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劉澤華學派」的說法，記得這個概念並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沿用了陳明和《原道》派在辯論中對對方的稱呼。我只是根據自己的了解，做了這樣一個論斷：「劉澤華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在認同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強調思想與社會的互動。這場爭論可以說是唯物史觀與文化史觀之爭。」[2] 關於陳明和《原道》的文化史觀，我在1995年一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有所說明，可參見拙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第530—531頁[3] 。

上個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南開大學哲學系工作過21年，與劉澤華教授是老朋友。我們合作寫過文章，在工作上也互相支持。哲學系申請中國哲學博士點的時候，加上溫公頤老前輩也不夠三個教授，還是請劉澤華教授加盟才拿到了這個博士點。我們分別在兩個系帶的研究生也互相選聽課程。

劉澤華教授是國內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在這個學科領域辛勤耕耘了半個多世紀，學識淵博，思想深刻，著述豐富。他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家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敢於實事求是，決不曲學阿世。在這部九卷本通史之前，他的學術團隊還出版過一部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4] ，早已是該學科最有影響的大家之一。按照現在的學科建制，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在上個世紀60年代劉澤華開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整個政治學學科都被取消了，他是在歷史系，而且以後一直在歷史系。他治學的特點是主要運用歷史的方法，以大量可靠的歷史資料為依據，從古人的論述中歸納出當時人的政治思想，並且善於將其上升到政治理論、政治哲學和政治文化的高度，而不是用現代政治學的觀念和方法，來駕馭、分析和建構古人的政治思想。這兩種不同的研究進路，寫出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面貌是不一樣的，對此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劉澤華說他的研究進路和有關著述可能叫人覺得比較「土氣」[5] ，但是它也更加接近歷史真實，更加「樸實」和更富於原創性，所謂「土氣」也就是更「接地氣」。帶著「土氣」的著作是不是一定比現代性的、「洋氣」的著作水平差呢？並不見得。

我粗略地翻閱了一下這部通史的第一卷《綜論卷》，感到相當震憾。多卷本通史著作過去也看到過一些，一般都是在第一卷《先秦卷》的前面，有一篇全書「緒論」或「導論」，闡明本書的研究對象、範圍、發展階段、學科特點和研究方法，短的一兩萬字，長的四五萬字。我沒有想到劉澤華主編的這部通史的《綜論卷》竟長達80萬字，除了闡明研究對象和方法外，還把作者對該學科基本內容的理解與把握，比如各個時代普遍性的一些政治觀念和問題，作了系統的梳理和提綱挈領的交待。這部著作吸取和借鑒了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和思想史等不同學科的眼界、方法、問題意識和研究進路，並不局限於對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演進歷程作史的梳理，而且還特別重視思想與社會互動的整體研究，強調社會形態的「三分法」和歷史階段論，以及「階級—共同體綜合分析」方法，注重對觀念制度化和制度觀念化、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研究，注重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問題的研究，注重對統治思想與民間社會意識互動的研究，在注重對精英和經典文本的政治思想研究之同時，也注意探討社會普遍的政治意識和社會思潮、社會運動，另外還注意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對政治信仰和政治宗教的研究，等等。總之，從《綜論卷》可以看到這項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不比一般同類著作差，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部九卷本通史代表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目前所達到的最高學術水平。

劉澤華主編的這部九卷本通史，不僅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而且以其獨具特色的、旗幟鮮明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引起學界和世人的注意，這也是人們稱其為「王權主義學派」的主要原因或者說根本原因。劉澤華在長期教學、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幹，政治權力支配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是等級的人，中國古典人文主義必然導向君主專制主義即王權主義，中國傳統政治思維具有以「陰陽組合結構」來支持君權的絕對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賢、變革等理論來對君權作限制、調節、緩衝、緣飾的特點，這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和研究結論，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解釋體系，也可以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和思想史觀。其中特別是發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思維中的「陰陽組合結構」，或者說剛柔、君臣、主輔結構，對於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以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既突出了王權主義這個核心和主題，又不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全盤否定，而是肯定其中有合理的思想內容，有民主性的精華，不過不能脫離開其整體結構來抽象議論，抽象繼承，而是要把這些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從王權主義的束縛中解構出來，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樣才能做到像習近平講的「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或者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我所用」。九卷本通史就是認真貫徹了這種精神，堅持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科學分析態度，所以把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帽子扣在「王權主義學派」頭上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在迎接這部大著出版的時候，大家心裡都明白，這項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以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本質的研究成果，與時下「復興儒學」、「回歸道統」聲浪甚高的文化氛圍是不太協調的。十年前劉澤華學派與大陸新儒家就有過一場論戰，「王權主義學派」今天如此高調出場，拿出了這樣規模的大部頭，很可能又會遭到尊孔崇儒、「復古更化」派的批評，甚至面臨著一場新的論戰。我想這個學術群體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通史最後兩卷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題就是要走出王權主義，走出中世紀，而現在有些人就是要回歸「天王合一」、「聖王合一」的王權主義，回歸儒學作為「王官學」的時代，回到中世紀，所以思想分歧和爭論是難以避免的。出版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表明我們勇於承擔這一份社會責任和學術責任。

劉澤華教授的貢獻，是不僅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系統的王權主義理論，而且通過他的教學實踐活動，為中國學術界培育了一個「王權主義學派」，也就是人們通常講的「南開學派」或「劉澤華學派」。這個學派的大本營無疑是在南開。劉澤華教授作為開宗立派的代表人物，30多年來，培養了數量相當可觀的一批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他們畢業後有的留在南開，大多數分布到全國各地，天津、北京、上海、山東、遼寧、河北、陝西等地都有，他們又培養了一批劉門再傳弟子。所以這個學派不但是後繼有人，而且隊伍還在不斷發展壯大中。

關於這個學派的定位，葛荃教授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學術流派主要歸納為三大派：新學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和現代政治學學派，他是將以劉澤華為代表的南開學派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的新發展」[6] 。這個「新發展」包括了對50年代以來教條主義思潮及其危害的深刻反思，真正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同時以開放的眼光注意吸收現代政治學的觀念和方法，但是又不喪失中國學術文化的主體性。我以為這個定位是準確的，勇於打破教條主義設置的種種思想禁區，其實就是更好地堅持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又注意到思想與社會互動的唯物史觀。

在中國歷史上，儒、墨、道、法、名、陰陽、兵、農等學派峰起，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活躍局面。《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中寫了那麼多「學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個以案主為中心的大小學派，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交融和交鋒，促進了當時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五四」以來中國出現了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馬克思主義派「三分」的思想格局，實際上就是現代中國的三大學派。馬克思主義派中也有思想傾向不同或學科領域不同的各種學派，比如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廬學派。我記得劉澤華在為《中國儒學發展史》一書寫的「序」中，曾經講到他與侯派黃宣民的友誼。黃宣民一方面把他的研究成果歸之於「侯外廬學派」，同時又期待「劉澤華學派」有新的更具個性特徵的發展[7] 。這說明兩個學派在學術上既有親緣關係，又有所不同，比如在研究對象和範圍上就不完全相同

在古今歷史上，學派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不過在社會轉折時期，思想管制相對寬鬆的時期，學派生長和發展的土壤可能更適宜一些。另外在學者和學術共同體方面，也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條件。形成學派首先要有「學」，就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思想，它還不是一般性的創新思想，而是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的學術思想，能夠形成系統的學理和學說，對那個時代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因此，一個學派開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就非常重要，在一定意義上說，他的學識與人格，對於這個學派的氣象和規模、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有了「學」，還要形成「派」，就是你的創新思想和理論要能說服人，得到一些人的認同，成為志同道合者，形成有大體相同的學術宗旨，在學理、學說、學風上基本一致的學術共同體，並且具有學術傳承的特點，能夠一代、兩代、三代地傳下去。這個學術共同體要有不斷創新的學術成果面世，積极參与公共學術論域的討論，展現出自己的學術個性和思想鋒芒。後來者不斷有所創新和發展，這個學派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說實話，在當今中國學術界，真正具備上述條件，能夠稱得上是「學派」的情況並不多。我認為「劉澤華學派」就是少數完全具備這些條件的學術共同體之一。劉澤華為這個學派確立了基本的理論方向和學理基礎，後繼者與合作者也大都能沿著這個方向繼續開拓前進和深入挖掘。比如張分田教授在70多萬字的《民本思想與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一書中，用豐富的思想史料，說明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它以「君為民主—民為國本」為基本結構，是一種對絕對王權的政治調節理論，是為補充、規範、論證君本思想服務的。他對民本與君本關係的分析，運用的正是「陰陽組合結構」的方法。記得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西安，劉門弟子陳學凱送給我一本他的著作《正統論與革命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調節機制》。這本書也是運用「陰陽組合結構」方法，對「正統」與「革命」這一對帶有全局性的政治文化範疇，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分析，二者看似對立，但所維護的都是王權主義體系。劉門弟子中我最熟悉的是林存光，他主要在政治哲學方面發展，治學踏實勤奮，不到知命之年，已經出版了十多部個人專著和他主編的著作。他在堅持劉澤華學派的基本理論立場和學術宗旨之同時，對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做了更多積極正面的論述。劉門弟子各有專攻，各有自己的學術風格，但是都認同王權主義學派的基本理論立場，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和學術取向，互相支持，相依互補，以導師劉澤華教授為中心，形成為當今中國學術界實力相當雄厚的一個學術群體，而且隊伍和影響都在不斷擴大。在我看來，這就是典型的學派現象。

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劉澤華學派存在並且展現出其學術實力的最好見證。這部著作的最大貢獻是以「權力支配社會」理論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以王權主義理論和「陰陽組合結構」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本質，以及形成了觀念體系、作為意識形態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本質，儒家、法家思想都不例外。這樣就抓住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和主題、主旨、主線。在這種認識框架下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不是簡單地到裡面去找好東西，而是需要更加細緻深入的具體分析，區分精華和糟粕，把精華部分從整體結構中「解構」出來，經過批判地清理和創造性的轉化，以適應古為今用的需要。包括那些為了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鞏固封建王朝統治而行之有效的治國理政方法，比如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道任人為先、治國先治吏、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事實上今天的執政黨都在批判地借鑒和吸取，以形成不同於西方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說，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本質把握，並不等於對它的全盤否定。

我拿到這部大著只有十多天，還來不及認真拜讀，著重翻閱了一下《綜論卷》，獲益良多，十分感佩。我贊成劉澤華學派的基本觀點，但是有些看法也不完全一致，這個可以在下面交流討論。我覺得這個課題研究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還有發展空間，特別是在理論闡釋方面。初步想到三點：

一是把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題歸結為王權主義，應該說這種看法是有充分歷史事實根據的，它有沒有充足的學理根據呢？這就需要用唯物史觀深刻說明這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及其產生的必然性，具體分析與產生它的土壤（社會存在）的必然聯繫；需要從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辯證關係，與思想觀念形態的反映和被反映關係，來說明為什麼政治權力能夠支配整個中國傳統社會。我們知道，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物質的力量，至少軟實力是有硬實力作為支撐的。在傳統社會，政治權力的獲得往往是武力爭奪的結果，「馬上得天下」是要付出血的代價的，所以掌權者決不肯輕易放棄，而是要用足用夠這個權力。再比如，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總是用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來掩蓋、模糊其意識形態的階級性，掩蓋它所追求的特殊利益，我們也可以用這種觀點來說明王權主義與補充、調節它的各種傳統政治思想、理論之間的關係。

二是在王權主義理論架構中，如何鑒取傳統政治智慧服務當今的問題。習近平同志2011年9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有一大段講要學習和借鑒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又強調，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劉澤華學派講「陰陽組合結構」，就是指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內容是豐富多樣的，是包含著內在矛盾的，我們要善於區分精華與糟粕，揚精棄糟，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張岱年先生講到過中國傳統文化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繫，也講到過其可分離性問題，他的「綜合創新」論就是建立在文化系統的可解析性與可重構性，文化要素之間的可離性與可相容性這兩個理論前提之上，其研究思路可供我們借鑒。

三是王權主義批判理論有何重要的現實意義？鄧小平在「文革」後強調要批判封建主義，指出「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8] 。權力迷信、權力崇拜和權力濫用都是我們今天所要堅決反對的。新一屆黨中央重拳反腐，已經揭露出來的貪腐現象，大都與「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有關。封建王權主義與資產階級拜金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有可能喪送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途的，這一點大家看得越來越清楚。還有，面對當今中國思想界的那些鼓吹「復古更化」、「儒士共同體專政」、「王道合法性」的理論，批判封建王權主義也決不是多此一舉，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走出王權主義與回歸王權主義已直接成為今天學術思想論爭的焦點之一。

王權主義理論的真理性,主要在於它符合歷史實際。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這個課題的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將會越來越彰顯出來。

（2014年10月17日）

[1] 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2] 方克立：《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頁注①。

[3] 該文指出：「《原道》第一輯刊有一篇題為《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太平軍與文化傳統》的文章，其基本觀點是：曾國藩指揮的湘軍認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國文化傳統，所以能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它將這場戰爭提升為『保衛文化認同感之戰』，這一提升，就使湘軍立於不敗之地。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用西方基督教來動員群眾，背離了中國文化傳統，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結果必然失敗。這篇文章立足於儒家正統觀念，把曾國藩所說的『無本者竭，有本者昌』說成是『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並以此去剪裁和歪曲歷史。無獨有偶，該刊同期還有一篇題為《政治與經濟：以文化為旗幟——台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述評》的文章，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期，背離了儒家的仁政、王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因此必然失敗。『只是一敗再敗，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效法先王力行仁政』，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得道者昌，逆道者亡』，這就是『台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這篇文章的立論很明確：『以文化價值作為政治運作的軸心』。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命題。」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頁。

[4]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後記，第562頁。

[6]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綜論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頁。

[7] 參見黃宣民、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劉澤華序，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8]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