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軍力孱弱的另類重要原因：缺少戰馬的供應

    

    

    宋朝是一個缺馬的王朝，由於北方邊境戰事不斷，宋朝軍隊對戰馬的需求量很大，於是，如何保障軍馬供應成為令宋朝政府十分頭痛的問題。再加之，與宋朝軍隊在北方邊境交戰的對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他們的兵強馬壯，尤其善於馬上作戰，常常奔襲於千里之外，消匿於倏忽之間。這使得以城市駐防為主的宋朝職業兵無所適從，等他們從各地調集兵馬而來時，敵人早就隱匿得無影無蹤了，所以戰馬在宋與北方游牧民族交戰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反觀漢武帝擊匈奴成功，就是因為大量的畜養戰馬，保證了軍隊的機動、作戰需要）。

    

    在宋以前的幾個封建王朝，比如漢、唐等，都擁有對北方草場的控制權，因此，軍馬供應來源不成問題。而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處於並存格局，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這些北方游牧民族又往往控制著大量的優質牧場，他們逐水草而居，四處遷徙，趕著數以萬計的馬群。宋朝與北方並立政權之間戰爭時多，和平時少，在北方雖有一些零星草場，但不適宜牧養大量的馬匹，而且很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宋朝南方各路又不適宜牧馬，當時就有所論及，《宋史》卷198兵志載：「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所以宋朝為了滿足軍隊對戰馬的需求，不得不以高價從北方游牧民族那兒大量收購，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和党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在與宋關係緊張時是禁止馬匹輸入宋地的。北宋與北方游牧民族政權遼、西夏的關係十分微妙，不光宋與遼、西夏之間時戰時和，遼與西夏之間也是如此，概括起來就是，北宋、遼、西夏三個並立的民族政權之間都處在戰和交錯的關係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這種微妙的戰時關係成了保障北宋軍馬供應的重要因素。這種特殊的關係大致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在與遼交戰時，北宋政府就主要從西夏購馬來對付遼國。二、當與西夏交戰時，就大量購買遼國馬匹來對付西夏。三、當與遼、西夏同時處於緊張關係時，北路軍馬供應來源完全斷絕，就只好從西南各蕃購買西南馬。這種軍馬供應的辦法，為保障北宋軍隊中軍馬持續穩定的供應，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利用民族關係制衡因素來保障軍馬供應是北宋政府在當時客觀環境中的一種創新。下面就從這種制衡關係來細緻的探討其在保障北宋軍馬供應中所發揮的作用。

    

    北宋時期中國分裂為好幾個並立的民族政權，在中原有北宋、遼、西夏，在邊區有大理、吐蕃、西州回鶻、黃頭回紇以及于闐、黑汗等。北宋疆域基本上沿襲了五代十國後期的範圍，只有自唐以來據有陝北河套的党項族時叛時降，宋朝始終未能統治這一地區和北方幽雲十六州一直被遼所控制。宋神宗時代（1068－1085）曾銳意開疆拓土，但收效甚微。陝西方面對西夏僅收復了綏州和銀州的一部分（今綏德、米脂一帶），又取唐代為吐蕃、西羌所據的今甘肅隴西地，置熙河、蘭等州。至哲宗元符時（1098－1100）才進一步開拓到湟水流域。西南方面則將今湘西、川南一些諸蠻羈縻州收入版圖，建為州縣。遼朝南以雁門關、大茂山和白溝河下游（今白溝鎮、霸縣、信安鎮一線）與北宋分界。北以西北路招討司、烏谷敵烈統軍司統轄漠北諸部族，北界在今蒙古國和俄羅斯邊界之北，東循外興安嶺至海，東南面據有渤海國故地，南面跨過鴨綠江、圖門江的今朝鮮東北部。黑龍江下游的室韋諸部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諸部，均為其羈縻地區。西境轄有阿爾泰山地區的粘八葛部。西夏初據有夏州，其疆域盛時西至古玉門關，北至今額濟納旗和河套地區，南至祁連山，東有河套至陝北的橫山。

    

    北宋時期北方各政權以游牧、漁獵生活為主，北宋統轄的區域由於一直受漢族農耕文化的影響，幾乎見不到游牧文化的影子，當時北部農牧界限大致劃分如下：

    

    契丹由於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佔有中國北方後，在漢唐以來傳統的塞外地區開始發展粗放農業。從十世紀開始，契丹就將戰爭俘虜掠來的漢族人和滅渤海國強迫遷來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倫海和老哈河進行農耕，使這塊草原地帶初次有了農耕，以後又向北推進到克魯倫河和呼倫貝爾草原，形成了傳統農耕區外的半農半牧區。大興安嶺則成為蒙古高原和松遼平原之間天然的農牧分界線。而遼國整個農耕區的範圍還不到游牧區的14，遼國當時還是以游牧為主，蒙古高原的優質草場應該是遼國最主要的牧場，在牧場上放養著大量的蒙古馬。這種馬主要產於蒙古高原，分布於東北等地。蒙古馬體質粗糙結實，體格中等，身軀粗壯，抗寒，持久力和適應力強，可供乘、挽、馱等多種用途，一般體高140厘米左右。蒙古馬當時是遼與北宋及西夏交戰的主要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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