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2）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以日本首先佔領的「滿洲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確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東北才十幾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適應了大陸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與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後，許多日僑寧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願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都說明這一點。
歷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化」。中國文化的優劣與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與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寧說是一種巨大的包容力。這種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種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種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屬於哪一種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景仰，幾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強姦、搶掠，干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護。電影《霸王別姬》里，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懷疑這個角色的真實性(據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谷川)。日本佔領軍尊重梅蘭芳、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願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優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參加抗日游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黨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顯然「開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紅燈記》里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並不專門研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與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徵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的那麼多國共兩黨的領袖與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准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鉅，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根本。明治維新以後，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但加固皇權，群士號召「尊王攘夷」、「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童看的。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像「抵制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五十九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嘆。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麼什麼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一聽起來，這倒是像「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辭彙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藉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辭彙)。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一九二四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髮式都被迫改制，那裡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麼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麼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里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麼「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裡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從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一九○六年就有大約八千六百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九五六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十六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對於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詘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麼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彙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一二九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慾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游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併中國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一月一一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佔領後，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於是進行建設性開發，尤其是它控制較穩、將其當「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裡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滿洲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種「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游擊隊活動頻繁，反倒處於「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係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廠設施。共產黨接手以後，海南島廢省，幾十年無甚建設，只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開發。好像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趕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後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後一堂課，因為從明天開始，佔領者當局不許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日本佔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面，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離開日佔區去國民政府控制的大後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幾所著名大學的設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一九三六年，中國高等學校是一百○八所；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一百四十一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七千五百六十人增至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學生從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增至八萬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第四○四期)許多新大學建於淪陷區，如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音樂院等六所光復以後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於中國的復興。張春橋的「寧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銷，也不能抹殺。即使它乾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麼像什麼。學中國就盡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裡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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