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瞿秋白的《多餘的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槍決於福建長汀。刑前成詩一首：

　　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山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 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萬緣空

　　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讞，乃獄中言誌耳。秋白絕筆。

　　革命需要烈士表現其神聖性，先烈們留下無數遺書，已經公開的大多是抒忠誠、呼口號，從容赴死，慷慨成仁，隻有瞿秋白在臨死前留下了一篇有懺悔錄性質的《多餘的話》，言近旨遠，歸趣難求，而其徹底的坦誠，直令其同誌懷疑他是革命的叛徒。

　　《多餘的話》的部分內容於1935年8、9月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首先發表；1937年《逸經》半月刊第25、26期全文刊載；1991年人民出版社以「附錄」的形式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編者交代：「《多餘的話》至今未見到作者手稿。從文章的內容、所述事實和文風看，是瞿秋白所寫；但其中是否有被國民黨當局篡改之處，仍難斷定，故作為『附錄』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參考。」這是49年後最權威的版本，它與《俄鄉紀程》、《赤都心史》等均為瞿秋白的自傳。

　　1、俄文

　　1916年底，瞿秋白決計走出已經破滅的家庭，離開常州另尋出路。先是到武昌，然後到北京，最初想進北京大學研究中國文學，但交不起學費；去考普通文官，又名落孫山，隻好於1917年9月「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瞿秋白，1991：695）當時他沒有意識到，這將決定他終生的命運。

　　假如他沒有離開常州；假如他安心在武昌的外語學校學英文；假如他進了北大或考上文官，也就沒有他後來的一切。偶然的選擇決定了他終生的被選擇：

　　因為他懂俄文，所以有機會去了俄國。1920年8月，北京《晨報》請他做派往莫斯科記者，由此開始了他身體上和思想上的俄鄉之旅。

　　因為他在俄國，所以有機會參加共產黨。1921年春，其同鄉、同學張太雷赴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共產國際培養中國革命幹部的學校──引按）開辦中國班的時候（1921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瞿秋白，1991：697）1922年底，陳獨秀赴俄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擔任他的翻譯，受到陳的賞識，隨之回國。次年6月，在黨的「三大」上，被陳提拔為中央委員；

　　因為他有過在俄國的政治經曆，所以1927年斯大林決定由他來代替陳獨秀，充當他在中國的代理人。

　　偶然性在人生中的作用，因人而異。瞿之所以一再說自己成為中共領袖是「曆史的誤會」，首先就在於他的命運是由懂俄文這一偶然因素引領的。惟其偶然，所以被動；惟其被動，所以勉強。「正因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一個脆弱的二元人物」。

　　2、無路可走

　　偶然因素之所以能決定瞿秋白的一生，原因之一，是他無路可走。瞿秋白生於江南「衣租食稅」的紳士之家，世代讀書做官。但傳統政治/文化秩序解體之後，讀書晉仕之路已失而新生之路不明。「現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剝削方法換了，不做野蠻的強盜（督軍），就得做文明的猾賊（洋行的買辦）；士的階級已非『官吏』所能消納，迫而走入雇傭勞動者隊裏。」（瞿秋白，1985：210）然而，多數紳士不能完成這一轉換，昔日「治人之君子」固然不能放下輕高的姿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也無法從事體力勞動。瞿的父親就是這種人的代表：生性善良，懦弱無能終至一生潦倒，全家隻能日漸窮困、靠借債和典當來勉強糊口了。貧賤交加之中，瞿的母親吞火柴頭自殺。

　　家庭悲劇所啟示的，第一是人情涼薄和禮教的虛偽。經濟上的破產使得曾經籠罩著溫情的家族製度破產：「好的呢，人人過一種枯寂無生意的生活。壞的呢，人人──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經濟利益的衝突，家庭維係──夫妻情愛關係──的不牢固，都麵麵相覷戴著孔教的假麵具，背地裏嫉恨詛咒毒害，無所不至。」（瞿秋白，1985：14─15）因為父親的無能，瞿家在大家族內部常受欺負，甚至被逼搬家。瞿母死後，親友們無人弔唁。革命者的無情是因為他們沒有或很少體驗到人間真情，革命的世界觀反映了也強化了革命由以產生的現實情境。

　　第二是否定了傳統紳士那種重體麵、尊性靈的價值觀，形成了一切從實際經濟狀況出發的「世間的唯物主義」。傳統紳士階層憑依知識而獲得身份和生活資源，為全社會生產價值係統與文化符號。由於他們遠離世俗物質生產，並且其社會使命也需要他們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無論他們的個性氣質、生活世界還是他們的知識產品、生命追求都有一定超越物質計較甚至是反功利的特點。但清末民初，他們所賴以生存並實現自我價值的製度係統和意識形態都趨於瓦解，從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都要重新設計。在常州府中學階段，瞿曾一度迷戀名士化的生活，喜歡與幾個朋友在清風朗月下以性靈相尚，討論經籍，寫詩填詞，想像一種唯心的避世之夢，但母親的自殺提醒他名士生活是要有條件的。曾經有過錢而現在又沒有錢的人，最容易感受錢的重要，自然也最容易接受經驗唯物主義。

　　人間的涼薄滋生著怨恨與敵意，「飯碗問題」的難以解決客觀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啟蒙。所以在瞿走向政治生涯的諸多「偶然」中，實有他自幼經曆的痛苦經驗做基礎。蘇俄革命理論、中國的革命實踐，之所以獲得大批知識分子的同情和擁護，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社會太多像瞿這樣無路可走的文人和勞工。他們即使明白暴力行徑可能給社會造成破壞，也別無選擇，革命之於他們，也是社會秩序和價值係統崩潰後，尋求個人出路的一種途徑。

　　《俄鄉紀程》是瞿的心路曆程。正像「緒言」一開始就說的：「我有生以來，沒見一點半點陽光，──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陽光是什麼樣的東西，──我在這樣的地方，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這時，俄國傳來了一線微微細細的光明：「『紅』的色彩，好不使人煩惱！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總有些生意。並且黑暗久了，驟然遇見光明，難免不眼花繚亂，自然隻能先看見紅色。」俄國革命給無可選擇中國知識分子啟示了一種出路，空無所有的中國心靈隻有把希望寄托在破壞一切的革命上，由此噴湧的激情自然無所顧忌，所向披靡。

　　作為另一個例子，楊得誌上將少年時出家尋找生路，臨行前他父親對他說：「這世界我看透了，出了力也掙不到錢。」（楊得誌，1984：12）也許，拚死革命倒可以打下一片江山。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3、「誤會」

　　「曆史的誤會」之形成，不僅是因為瞿秋白懂俄文。紳士、文人雖害怕血腥、懶於行動，對幹淨社會、理想未來的嚮往卻更為熱切，雖然留俄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並無係統研究，但「我對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結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麵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覺得很有趣。（瞿秋白，1991：704─705）

　　共產大同的理想並非馬克思主義所獨有，古今種種烏托邦設計甚至更為細致。以一個敏感而脆弱的沒落士紳子弟，瞿很容易就接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終結理想，但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為通向此一理想境界的唯一道路，這卻與溫和軟弱的紳士格格不入的入。隻是靠著辯證法的論說力，瞿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間雖有勉強，但就最終接受了這一理論本身而言，卻沒有什麼「曆史的誤會」。

　　但對「曆史的誤會」，瞿也不是臨死前才自覺的。1924年上海大學期間，他有一部留聲機，喜歡小調唱詞和京劇名角的唱片，有時還到新世界聽小黑姑娘的京韻大鼓和其他人的說唱。（羊牧之，1980）他興致勃勃地教王劍虹、丁玲學唱崑曲《牡丹亭》，教她們按節吹蕭，教她們繡花：他把花鳥畫在綢布或棉布上，題上詩詞，再由她們動手繡；還鼓勵丁玲和他的妻子王劍虹從事文學而不要去搞政治。丁玲後來分析：「這是他自己嚮往的而又不容易實現的。他是自始至終都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一個文學家，他的氣質，他的愛好都是文學的。他說他自己是一種曆史的誤會。」（丁玲，1984）同時期在給王劍虹的信中，也有「我又何嚐是人呢？」「我苦得很」，「我們正像在黑夜的人」；「我那一點虛名累死我了，累的我精神疲乏極了，我隻想『靜悄悄的』做一個普通人」之類的話。（夢花，1996：128—130）

　　以文學家而政治家，當然是誤會，但興趣與職業的矛盾從來就有；也不能說文人從政就一定是悲劇，許多堅毅的革命者是由紳士、文人蛻變而來的。毛澤東也是個文人，1951年俞平伯《紅樓夢辨》出版後，「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找來，後來便把俞平伯補為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時候，文人毛澤東幫助了政治家毛澤東的統戰政策。三年後，政治家毛澤東一點也沒有猶豫地以俞平伯為突破口，以批判胡適、改造知識分子。這個時候，文人毛澤東給政治家毛澤東提供了便利。正如林默涵解釋的：「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都是很有意義的。……如果不找一個具體的對象，隻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鬥爭就可展開了。」（陳徒手，2000：1—2）文人可以從政，文學也可以是政治。關鍵是從政的是什麼樣的文人，像瞿這樣的文人就不行。

　　為什麼不行？進一步的追問是：文人從的是什麼的政？

　　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共產革命的具體實踐中，階級鬥爭首先被理解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對此，瞿沒有疑義，實際上他在這方麵並不手軟。但他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沒有交代，階級鬥爭也落實為內部爭鬥，其頻繁和酷虐，非堅毅冷血者不能忍受。革命政治有一套完整的義理係統和組織體製來宰製、威懾、馴化各式各樣的人物，任你是綠林好漢、販夫走卒，還是浪漫文人、世家子弟，最終都必然是順昌逆亡，成為馴服工具。從江西蘇區的肅反對「文革」，革命以生命開路，以鮮血鋪路。「不怕國民黨進攻，就怕共產黨整風」，幾乎是革命者的共識，連威風凜凜的賀龍元帥都說：「我在戰場上，在敵人麵前，曆來是勇敢的，對敵鬥爭是堅決的；可是在革命隊伍裏，對自己人，我幾乎是軟弱的。」（師哲，2001：199）

　　中國革命主要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僅僅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還不足理解中國革命；革命政治不是議會政治、而首先是一個武裝集團的奪權鬥爭——「喚起工農千百萬，斧頭鐮刀打江山」。瞿的個性缺乏參與此一鬥爭的資質和機能。因此當共產國際、李立三、王明等對他無情打擊時，與「上麵」的特殊關係、近乎愚昧的信仰、受虐般的頑強、出眾的機智等等可以使人奪命而出的條件和手段瞿都不具有，他隻能舉手繳械，夢斷申江，命斷汀州。《多餘的話》中一再悲歎的「曆史的誤會」的真義，是誤把作為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作為暴力行為的實際鬥爭等同起來。

　　4、「戲子」

　　瞿秋白的自我認同是紳士和文人。紳士要盡可能保持體麵：「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上一個仆婦（積欠了他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來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瞿秋白，1991：701）文人的特徵則是脫離實際：「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瞿秋白，1991：713）「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瞿秋白，1991：716）

　　紳士和文人都是中古的殘餘和遺產，這一性格有其出生和發育的土壤，即使在紛紜擾攘的現代，「霧裏看花」式的欣賞也是可供知識分子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但在強力獨斷的鐵血革命中，紳士和文人是沒有存在的空間的：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麵」，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瞿秋白，1991：715）

　　如果不想以失敗收場，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改造自己脫胎換骨；二是以演戲的方式保持雙重人格。瞿是會演戲的：

　　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覺（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瞿秋白，1991：715─716）

　　確實不差。瞿的貢獻不隻是在理論宣傳方麵，也在革命行動上做過許多大事。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都是在他主持中央期間舉行的。1927年，他親自擔任兩湖秋收暴動的總指揮，提出「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的口號，製造紅色恐怖。除王明時期和「文革」期間，黨史對瞿的評價總體說是比較高的。進而，瞿也有相當的政治能力，不是聽人隨意擺布的軟體動物。張國燾說過他的政治作風：「瞿雖然佩服陳獨秀的經驗和學識，但指責其政治領導，不夠潑辣：既不能獨行其是，堅持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又不願遷就鮑羅廷的作法，表現得猶豫不定和軟弱無力。」（張國燾，2004上：448）張還回憶，陳獨秀曾經說過：「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就不信能容許瞿秋白這種張牙舞爪的作風。」（張國燾，2004上：449）鄭超麟則記得他的政治手腕。在中央討論北伐的會議上，陳獨秀與張國燾爭吵起來，「瞿秋白的態度是明確的，他讚成北伐，但他不像張國燾那樣直接同陳獨秀正麵衝突，他調解於二人之間。」（鄭超麟，2004下：17）1927年，張國燾準備把湖北省委書記的職務交給羅章龍，但「秋白要將這個重要的位置給他的好朋友張太雷。為此問題，這兩個人之間起了爭執，結果國燾讓步。」鄭超麟因此判斷，張國燾的手腕還不如瞿秋白。」（鄭超麟，2004上：356）「秋白精通俄文，接觸俄國同誌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國人要改變對中國的路線，要撤換陳獨秀，於是配合這個意圖而進行活動。」「1927年前後，我最不滿意於瞿秋白折，是我首次發現共產黨內也有人搞陰謀詭計，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鄭超麟，2004下：22—23）如果上述諸事屬實，則瞿並非毫無政治策略，隻要得到國際的支持，他是可以在政治鬥爭中得勝的。

　　瞿秋白的最大問題，除共產國際的拋棄外，最主要的是他能演戲卻反感演戲：「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麵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地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瞿秋白，1991：715）何以至此，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有演戲之能卻深感演戲之難且怕演戲，說明這出戲太難演了，勝任它的不是優秀演員，而是特型演員。所以一旦熟悉劇情，瞿就感到難以在舞台上立足。「對於政治，從1927年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 ── 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瞿秋白，1991：699）從1927到1934，正是瞿捲入黨內鬥爭的核心，其政治主張被斯大林否決，政治地位先被李立三、繼為王明等取代，最終「在政治上死滅」的時期。瞿遭遇的是鬥爭失敗者的普遍命運，如果不是「被拉出隊伍」、如果沒有無情的政治文化，瞿即使不再充任領袖，也會有一個正常的革命生涯。所以他的悲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紳士或文人與政治家的矛盾（曾經有過不少傑出的紳士政治家），而是不具極端性格與手段的常規政治家與以極端為特徵革命實踐之間的矛盾。佩服其政治手腕的鄭超麟也強調他「性格根本是軟弱的」。

　　第二，說到最後，瞿還不是一個好演員，演員之為演員在其能以二元人格、雙重生活的形態存在。事實證明，在黨內，會演戲的紳士和文人是可以成為成功的革命者、政治家的。比如同樣出身於士紳之家、同樣喜歡崑曲的康生，就不存在瞿秋白的困惑。他確實沒有隱蔽自己的愛好。1956年俞平伯等人發起成立崑曲研習社，「康生常來看我們的演出，說：『你們的戲可真不錯，為什麼不公演？』誰的笛子吹錯了，他都聽得出來，很內行。有一次我們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說話。」他顯然不欣賞當時流行的現代戲。1964年，毛澤東發出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崑曲社停止活動，「散夥那天，康生原定要來，臨時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來，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崑曲既然不行，結束就結束吧。』說得很婉轉、傷感。」（陳徒手，2000：9—10）1961年康生在紫光閣會議上要戲劇家寫帝王將相曆史劇，點名要劇院為會議演出未經加工改造的《花田借》、《馬寡婦開店》等壞戲，公開反對京劇界探索現代戲，聲稱「誰讓馬連良演現代戲，我開除他的黨籍。」（潘荻：1998）康生與劇作家孟超是親戚（他的姑母是孟超之嫂），他十分支持孟超改編《李慧娘》，1960年初排後，他多次觀看並提出修改建議。1961年夏，此戲公演，康生稱之為「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戲」，孟超「這回做了一件好事」；「北昆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什麼現代戲。」10月14日，康生宴請孟超及主演，連聲稱讚。1962年秋，風向轉變，康生對孟超女兒說：「告訴你爸爸，另光寫《李彗娘》，還得寫另的東西。」1962年十中全會開幕前夕，康生寫條子給孟超：「孟超同誌，請轉告劇協同誌，今後不要再演鬼戲了。」還在一次會上說：「周揚同誌告訴我，孟超寫了檢討，其實不一定要寫檢討。」對孟超這些保護行為，不隻是出於親情，也說明他沒有完全不顧自己的審美偏好。然而，當江青1963年組織批判《李慧娘》後，康生的態度也隨之變化。1964年夏，他把《李慧娘》當作壞戲的典型，是「用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北京劇協「15年來沒有寫出一個好劇本，相反倒有《李慧娘》、《謝瑤環》這樣的壞劇本。「文革」開始後，康生把孟超打成叛徒，致使孟超抑鬱顧疾，1976年慘遭死。（穆欣，1994：198—203）既能欣賞傳統崑曲又參與江青的「京劇革命」，既為曲社的散夥傷感又鼓噪毀滅一切文化的「大革命」。這樣的事，要放在瞿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康生似乎並不困難，他圓融無礙地把對金石書畫的高水平鑒賞與陰謀政治的角逐統一起來。這固然說明他當時得到毛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麵也不能不說他比瞿能善於處理好個人愛好與政治需要的關係。

　　把革命者說成是演員，前提就是這個革命者還保留著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就與革命天然對立。事實上，除了像康生這樣極少數的人外，更需要的是價值虛無者，可以無我地把一切置放在權力的祭壇上。所以政治家可以是演員，真正的革命者卻不能是演員。

5、「叛徒」

　　瞿自願以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黨的叛徒的身份告別人世：「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瞿秋白，1991：719）

　　在三個意義上，瞿秋白自承是革命的叛徒：

　　第一，理論上不徹底。瞿的政治興趣本不濃厚。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終結理想後，他就放下政治理論而專心研究俄文去了，後來東方大學要他當翻譯，他才又打起精神看馬克思主義的書。「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係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瞿秋白，1991：705）

　　其實，這是一種相當嚴格的自我批評。早期的革命者基本上沒有對馬克思主義「係統地研究過」，也沒有幾個人讀過《資本論》，以至於毛澤東直到70年代還一再抱怨黨內真懂馬列的人不多。瞿是「文人」，且在蘇聯呆過，相對於其他以「山大王」開始的革命者來說，他有資本、也有作品表明他是中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此隻要提出一點，在他短暫的文學生涯的幾篇論文中，已經提出了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觀點：反映現實、為政治服務、充當階級鬥爭的工具、深入生活、工農兵方向等。革命其實不需要什麼「係統的研究」。如果說以「菜刀」和「梭標」起事的現代革命不同於曆史上任何一次農民起義在於它有一個「主義」武裝著的話，那麼這個「主義」也不是《資本論》提供的。「一聲炮響」送來的列寧主義（「黨」理論）和斯大林主義（權威體製）已為中國革命提供了足夠的理論和實踐的框架。考察毛澤東的言行，他不但沒有「係統地研究過」對馬克思主義，而且在確立其思想權威的40年代還強調：「我常覺得，馬克思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楊奎鬆，2001：43）所以除了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外，舉世無雙的中國共產革命，並沒有培養出具有世界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第二，思想改造未完成。在提著腦袋幹革命的鬥爭中，瞿一直沒有完全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和作風。他總是擺脫不了「弱者的道德」：「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瞿秋白，1991：714）鄭超麟回憶，他第一次見到瞿時，瞿剛從上海大學上課回來，「呢帽，西裝，革履」，讓鄭大吃一驚：他從未見過穿著如此整齊的黨內同誌。（鄭超麟，1989：83）俞平伯也有類似的感覺：「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議一塊去黃龍洞見胡適，俞先生認為瞿是共產黨人、無產者，不會坐轎子，而自己走不動那麼長的路，需要坐轎子，便說分頭去。等俞先生下了轎子回頭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轎子來。」（陳徒手，2000：7）當時是他學生的丁玲到描寫他住室：「一張寬大的彈簧床，三架裝滿精裝的外文書籍的書櫥，中間夾雜得幾摞線裝書，大的寫字台上放著幾本書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寶，一盞籠著紛紅色紗罩的台燈，把這些零碎的小玩藝兒加一層溫柔的微光。」（丁玲，1984）更重要的是他「文人積習未除」，崇尚「弱者道德」，脆弱、不自信、不敢鬥爭、不著實際。鄭超麟記得李維漢曾對他說：「我們天天喊無產階級化，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無產階級化』呢？」（鄭超麟，2004下：77）也許，瞿秋白「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組織上入了黨的瞿沒有在組織上叛變黨，而既然他在思想上沒有入黨，那也就不存在叛徒問題。

　　第三，政治上的消極：

　　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瞿秋白，1991：707）

　　理論上講，一個合格的黨員應當主動積極地參與黨的理論政策，但實際上，黨在這一時期的理論、政策都是由莫斯科發出的，不但是普通黨員，即使是中共領袖人物也隻有聽吩附的份。模範黨員的現實含義就是不加思考、不加懷疑，與上級保持一致，「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因而，瞿在政治、思想上的消極並不就是叛徒。

　　瞿對黨內鬥爭的具體實踐感到恐怖，但對黨和革命的原則卻視為神聖，內心的焦灼至為創痛，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要求黨把自己清洗出去，自己也「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這種自我戕害，既維護了共產主義理想的純潔性、革命事業的嚴肅性，也使自己可以迴避殘酷的內部鬥爭。由此來判定瞿，他不是叛徒，而是黨和革命原則上的堅定捍衛者；他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而是半革命者。隻是說他是「叛徒」也不是毫無理由：一個革命者不無條件地讚揚革命和黨，卻如此真摯坦誠地把自己的革命生涯說成是「曆史的誤會」，不是叛徒又是什麼？革命需要的不是理論上的徹底、人格的純潔，而是組織上的一致、行動上的服從。這使黨可以集中千百萬人的力量和意誌戰勝敵人，也使黨成為一個整體融貫的集體，沒有黨內民主和合法的個人權利。《俄鄉紀程》的疑慮得到了證實：「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隻是紅光已經暈眩了他的眼睛和心靈，即使覺察了「究竟」又能怎麼樣？

　　6、「一生沒有什麼朋友」

　　《多餘的話》沒有一句批評主義和組織，但其強烈的「自我譴責」卻渲染出內部鬥爭失敗者的悲沉意緒。他沒有一句否定革命和鬥爭，但堅決不作烈士狀，對自己是否為叛徒不無猶豫的語氣，確實暗示了對鬥爭哲學的深刻厭倦。

　　隻「一生沒有什麼朋友」一句就涼透紙背了。

　　1928年7月的「六大」上，瞿受李立三批判；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瞿受王明等人批判；參與左翼文學運動時，瞿受周揚等人排擠；1933年到江西時，中央不許楊之華與他同行；長征時，正患肺病的瞿被遺棄在江西。

　　隻是李立三等人特別壞嗎？所有這些整過瞿的人，後來都受到更嚴厲的整肅。這些中,至少李立三是正派的。所以問題不在於有誰故意和瞿過不去，而是集權體製和革命機器使然。即使瞿本人，不也是1927年11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處分過譚平山、張國燾、毛澤東等人，不也是以「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燒殺政策」指揮全黨嗎？內部鬥爭自有邏輯，政治人物的言行由不得他自己做主。1927年，瞿奉國際指示批判並取代了一手提拔他的陳獨秀，「六大」上還提議開除陳的黨籍。但這不是出自瞿的本意，「其實，我雖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瞿秋白，1991：698）但瞿隻是政治棋盤上的一個棋子：「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

　　隻有瞿秋白沒有朋友嗎?長期在政治生活中呼風喚雨的康生其實也沒有朋友。1930年1月，當李立三嚴厲批評嚴重違紀的王明時，時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康生也立即表態：「這種貪生怕死的人，應該給以嚴厲的處分。平時那麼狂妄，在敵人麵前，骨頭又那麼軟。」（李思慎、劉之昆，2004：225）但一年後王明掌權，康生又經常高呼：「王明同誌萬歲！」並幫助王明迫害李立三。1938年下半年後，隨著王明政治行情跌落，康生又迅速與之拉開距離。像康生這樣翻雲覆雨的人，會有朋友嗎？

　　權力格局製約著個人品格，政治家應當有這樣的品性，即把自己品性完全納入到政治邏輯中去。凡是不具有這樣品性的，就不能成為政治家，瞿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不是「自己的生活」：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汙、卑鄙……以至一切的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罷！（瞿秋白，1991：715）

　　除「躲避」外，這些「弱者的道德」其實都是文明人類合作共事的必要條件，都是值得追求的道德境界。80年代李維漢評論說，五代黨的第一把手（陳、瞿、李、王、毛）中，隻有瞿一個執行了民主集中製。（溫濟澤，1999：422—423）但從「鬥爭哲學」的觀點來看，它們都是非無產階級的，都是必須拋棄的。瞿既不敢堅持這些，又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戰士以展開無情的路線鬥爭，那就隻能沉默。平時「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隻露一點口風。」（瞿秋白，1991：721）對自己親愛的人也不說明道盡，盡管楊之華也是黨員。這不僅因為「我始終戴著假麵具」，而是黨內「形格勢禁」。

　　我近年來重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者「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瞿秋白，1991：717）

　　但革命的首要問題卻是分「好人」和「壞人」，中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壞人」不必說是堅決鬥爭的對象，政治上的「好人」，如當時黨的領導人王明不也是狠整瞿秋白嗎？曆史學家黎樹指出：「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階級鬥爭不是你死我活的，而以所謂路線鬥爭為名的黨內鬥爭，卻往往可置對手於死地。」（黎樹，1998：413—414）當事人之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受到牽連。1972年，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錯誤」，為周服務的張樹迎、高振普等人發現：「會場外其他等候首長的衛士、醫生，原本與張樹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氣，這時彷彿都不認識，『惟恐躲避之不及』」。（周秉德：2000：332）有過機關工作體驗的人都會發現，一旦領導對某人不信任，此人就不會得到同事的友善。更重要的是，革命是非常之事，原則上每個人都可能受到懷疑。經過「文革」的李一氓發現：「一些經過長征，有40多年黨齡的幹部，黨聽信半句謠言，就把他當成『反革命』抓起來，而且在事情已經弄清楚以後，還一直關在那裏不理，黨對於黨自己這樣的成員都沒有底了。」（李一氓，2001：277）在這種氣氛中，「朋友」雲雲不是太天真了嗎？

7、形左實右

　　瞿秋白在曆史上以「盲動主義」著名。這是他的對手們給他封的，瞿本人也慨然承受。他還由自我檢討入手，進而認為李立三的左傾路線也是他的盲動主義的邏輯發展：

　　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麵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麵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的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覺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拚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瞿秋白，1991：710─711）

　　49年以後毛澤東長期喜愛「左」的理論與實踐，上下風行，「左」得可怕，但毛還是覺得不夠，他因此發明了一個詞，叫「形左實右」，用以指稱劉少奇搞的「四清」和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套。但如果像「四清」和「文革」那樣的激進、極端都還是「形左實右」，那麼誰、怎樣才能不「右」？

　　但「形左實右」這一概念是有意義的，這就是瞿對李立三的分析。「左」實在是源自「右」，在心理上就是擔心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總想再進一步。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滿現狀，而是對現有的局麵沒有信心，沒有把握。比如毛澤東，明明全國已經解放，江山已經一統，但他卻提醒人們，奪取全國政權隻是萬裏長徵才走完了第一步，還要大搞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複辟；60年代他在黨內早已是一言九鼎，一句頂一萬句，但他總是過分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擔心「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還要不斷運動，不斷整肅。仔細品味他的理論和實踐，不難發現在他極度自信的背後，總是有著相當程度的不踏實，似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前功盡棄，所以要「孤注一擲地拚命」，以「文革」來杜絕身後的反複。

　　瞿不期然地提示了毛的心理：形左實右。盡管「立三路線」確實過高地估計了革命形勢，但也並非完全無視現實，不但斯大林有此指示，而且革命形勢確實一度甚好。1930年3月至11月，蔣、馮、閻中原大戰，黨迅速建立了中央區、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十五個根據地；紅軍擴大到13個軍約十萬人，頒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等十餘省。彭德懷確曾率部攻下長沙。毛與立三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具體戰略上，而不是對整個革命形勢估計。毛在1930年也認為革命高潮將屆，不但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作了熱情洋溢氣勢雄壯的描繪：「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而且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攻打長沙等城市，征程中還有幾首充滿必勝豪情的華章，如「紅旗躍過汀江，直上龍岩上杭」、「山上山下，風展紅旗如畫」、「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等等。甚至在瞿秋白、周恩來在1930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上奉共產國際之命糾正了「立三路線」，李立三本人已於10月14日動身赴莫斯科檢討時，毛在給中央的信中還讚揚立三路線；10月17日，毛主持江西省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也仍然堅持立三綱領的基本原則；10月19日，毛又寫信給湘東特委提出打南昌、九江的要求。（李思慎，1999）學者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一貫反左的毛澤東何以會長期實行極左路線？細按曆史就知道，這是一個假問題。即使在「王明路線」時期，除了直接與權力相關的問題及軍事戰略方針外，在黨內肅反、土地政策等問題上，毛從來就隻左不右，他後來把王明路線的大將張聞天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是偶然的。

　　當然，毛與李立三還是有差別的。如果說李在1930年是瞿意義上的形左實右，那麼49年後毛的左還有一個特別要素，這就是他擔心的不隻是生前，而是在身後：這一套天怨人怒的極端行徑會不會招致「鞭屍」？愈到臨終，這種擔心愈益嚴重。比如，1974年，「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其真實意圖，既不在批判已經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著眼於解決對待『文革』的態度問題，即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麵的教育』，進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義』。」「1975年評《水滸》的視角轉向於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後將會出現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主義』或『投降主義』先下手打一次預防針。」（汪樹白，2000）1976年的運動幹脆就命名為「反擊右傾翻案妖風」。

　　6、改造世界觀

　　「一匹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再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瞿秋白，1991：700）革命的曆史把一個文人推上革命首領的崗位，如果不是瞿出於對曆史的負責而留下《多餘的話》，後人哪裏會想到黨的領袖居然會是這樣的疲憊沉重而又「心中空無所有」？《多餘的話》肯定是革命進行曲的不和諧音。但消極的自責包含著積極的主張：軟弱的紳士和脫離實際的文人要參加政治鬥爭，非得來一番脫胎換骨不可，「軟心腸」的人是從事不了血流如水、積屍為山的革命鬥爭的。斯大林有言：「共產黨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這可以說革命者的最好定義。所謂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鐵的鬥爭意誌、堅忍的極端手段、虛無主義的人生觀、詭譎無常的伎倆和冷血仇恨的心理等等。瞿所具有的，恰恰與之相反惟其如此，他才獲得了對自己的真切體認：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細微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瞿秋白，1991：721）

　　瞿以一生的代價昭示了改造世界觀的問題。革命首先是革命者意識的革命，要把自己換成另一個人，否則就要被絞肉機絞碎。這不是思想動員而是生存智慧。革命之門應上書但丁的一句話：「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顯然不是每個革命者都成了「特殊材料」（所以要不斷地在戰鬥中成長），但瞿有著紳士的「體麵」，既然不能根本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那就老老實實地承認是革命的「叛徒」。在表裏一致的意義上，他這個紳士與理想的革命者倒是一致的；在堅決地否定自我的意義上，他又是一個革命者。

　　理論上的自我否定是一回事，真正做到這一點卻是困難的。紳士、文人的最大毛病在於要麵子、擺架子，但革命第一條就是要撕破麵子、打掉架子。一些領導人喜歡罵人，這不隻是由於他缺少紳士式的修養，也是一種統治術，即打斷你的脊樑和自尊，徹底降服於他。比如，「出身於長沙第一師範的毛澤東有著極其強烈的自尊心，對所謂『大知識分子』一直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從來就懷疑黨內那批理論家在內心深處並不承認自己，毛也猜度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定中共黨內有『教條主義』一說，他們完全能以中共絕大多數黨員沒有讀過馬列著作為由，拒絕接受『教條主義危害論』。毛澤東知道，對付這群『紅色教授』，僅僅用說理辯論那一套糾纏不清的『文明的方式』顯然是不夠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他們臭罵一通，使他們在劈頭蓋臉的責罵聲中，斯文掃地，無地自容。」（高華，2000：315）瞿既然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觀改造到這種境界，就不可能在黨內立足。

　　成熟的革命者首先要經得內部鬥爭的考驗，經得起各種各樣的批評。包括毛澤東在內，除了第一把手，哪一個領導人沒有受過無休無止的批判？周恩來在接受批評方麵最有經驗，因此能長期屹立不倒。林彪事件後，他說：毛主席對斯諾的談話林彪最反感了，他這個人一輩子不能批評，一批就消極。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敗是必然性。」毛澤東這樣評論江青：「她這個人隻能批評別人，很兇，別人不能批評她。」（金衝及，1998：2004、2134）林、江都是毛澤東時代受批評較少的人，因此也就受不了批評，從而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9、俄鄉無涯

　　缺少實際工作之能力和勇猛精進之意誌的瞿秋白具有較為豐富的內心世界，他不是官迷，沒有成為純粹的政治動物，但在汀州的獄中，他卻湧動起冰徹透骨的虛無感：「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這不是一般的虛無主義，而是某種固守的價值被否定之後的虛無感。與此詞意境相通的潘漢年的40年代寫於新四軍淮南根據地《雨夜有感兩絕》：「蕭蕭夜雨又黃昏，獨坐塞齋伴孤燈。冉冉清愁成綺夢，醒來猶是客中身。」「歲月蹉跎萬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窮。辛酸世味應嚐遍，榮辱何妨一笑中。」（尹騏，1996：244）革命文學並非隻是金戈鐵馬、悲歌慷慨，也有低迥婉轉、悱惻淒愴的悲情。

　　既然政治生涯「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那為什麼不去找回「自己的生活」呢？對於那些徹底的政治人物來說，政治上的「一事空」才是人生的「萬事空」，但瞿本不是徹頭徹尾的政治人物，他之感到除了政治就別無出路，感到如此的幻滅，隻能說明馬克思主義已強有力地改造了他軟弱的紳士意識，他不可能不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政治人物憎惡波譎雲詭的權謀政治和無情無義的黨派鬥爭，後來都轉而在文化學術上大放異彩，比瞿稍長一些的章太炎、熊十力都是著例。不過那是在國民革命時期，文人們可以不革命；而革命者是不允許不革命的，特別是像瞿這樣的人物，「既然走上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因為還在瞿選擇馬克思主義之前，生之艱難和困境就已把他天性中對自然和藝術的賞愛剔除殆盡了：

　　我幼時雖有慈母的扶育憐愛；雖有江南風物，清山秀水，鬆江的鱸魚，西鄉的菘菜，為我營養；雖有豆棚瓜架草蟲的天籟，曉風殘月詩人的新意，怡悅我的性情；雖亦有耳鬢廝磨噥噥情話，亦即亦離的戀愛，安慰我的心靈；良朋密友，有情意的親戚，溫情厚意的撫恤，──現在都成一夢了。（瞿秋白，1985：15）

　　參加革命的動因就是不再相信任何價值和理念，像藝文欣賞、自然感懷、口腹之慾、男歡女愛之類，都是革命政治需要清除的資產階級生活情調。除了黨宣傳的馬克思主義和組織要求，革命者不能再與這些東西有情感上的牽連，瞿本人不就一再宣傳文藝是「政治的留聲機」嗎？除了上了癮似的在「曆史的誤會」中繼續誤會下去，瞿已不能重新做回一個紳士或文人：「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瞿秋白，1991：707）「戲」沒演好，自我已失，這好象是莫大的諷刺。但瞿並不感到意外，還在1920年12月，《俄鄉紀程》的題詩中就說：「知否？知否？倒懸待解，/自解解人也；/徹悟，徹悟，餓鄉去也，餓鄉將無涯。」

　　俄鄉無涯！

　　但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瞿又不能沿著俄鄉之路走下去。瞿的痛苦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知」與「行」的矛盾：在種種「形格勢禁」之中，他既不可能由知而行，做行動上的革命者；也無法因不能「行」而放棄「知」，重做紳士。無法理清的種種矛盾呈現在意識中就是虛無，從而活著不如死去，「我隻要休息」：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的是一個軀殼。（瞿秋白，1991：721—722）

　　選擇了（哪怕是被動的）革命的人不可能再有別的選擇（除非真的當叛徒）。隻有肉體的死亡能結束這一場滑稽戲。瞿不可惜不再是革命者，因為自己確實跟不上了；他也不後悔自己曾經是革命者，因為理論上他還是信仰的。「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與「過去」一道過去的是他的「自我」和角色，所以雖然他心理上早已退出了革命先鋒的隊伍，但他不可能返回「自我」或重演一個角色，他隻能作為革命者而死去，隻能「以叛徒而冒充烈士」：死固不得其所，卻死有其理。瞿對自己的結局應當是早有預料的，所以能從容就義。

　　但瞿沒有必要為自己「以叛徒而冒烈士」而慚愧。後來的領導人毛澤東就洞察到其「烈士」外表下「叛徒」的本質，並要死去的瞿為現實政治服務：「1963年，戚本禹發表批評李秀成自述文章，史學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報刊不得轉載戚文，並組織文章予以駁斥。戚本禹聞訊後惶恐不安，準備寫檢查時，江青召見戚轉達毛澤東意見。說是戚文寫得好，黨內的叛徒問題，多年以來沒有解決，戚文提出了這個問題的，為黨立了一功。江青還說，文章應當寫下去，可找康生請教。在康生指導下寫出來的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氣勢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懷，兼及赫魯曉夫，藉以影射黨內『叛徒』和『修正主義』。在這之前，即『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已下令審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開始策劃排除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層的反對派。……毛澤東不顧公安部從1954─1964年10年間對上集秋白被害案的審查結論，一反他過去對瞿秋白的高度評價，把瞿秋白說成是『叛徒』，自然也是要為解決黨內『叛徒』問題的現實鬥爭服務。」（黎樹，1998：413）

　　10、豆腐

　　幻滅於政治的瞿秋白，對自然風物和普通人的生活仍充滿敏感和摯愛，「這個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親愛的楊之華、欣欣向榮的兒童、花朵和月亮、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的作品，都是瞿留戀的，還有：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1991：723）

　　在政治鬥爭、牢獄死亡的非常語境中，突然出現了軟嫩潔白、平凡家常的豆腐，說明瞿秋白臨死前又回到了他曾經所是的自我。

　　與好吃辣椒的毛相比，愛吃豆腐的瞿完全是另一種心性人格。豆腐可以是紳士、文人的符號，瞿在無意識中以豆腐來象徵自我，豆腐的純淨值得讚美，豆腐的軟弱不妨礙它是世界第一。從而具有紳士品格的人雖不是政治材料，卻也應當有自己的價值，即將告別人世的瞿似乎從豆腐中獲得了一種自我肯定。《多餘的話》全篇充滿自我貶抑、自我否定，其實，假如瞿真的以為自己的生命毫無價值，他就不需要說這些多餘的話：一個敢於如此自我暴露的人，一定有某種別的自信。也許可以說，全文最後一句對豆腐的最高讚美，正是提醒讀者要把《多餘的話》由懺悔錄讀成申辯書。

　　豆腐不但好吃，而且還很家常。經曆了「廿載浮華」的瞿想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妻子、文學、豆腐，妻子是他最愛的人，文學是他最適合的工作，豆腐是他最愛吃的食品。一場「曆史的誤會」並未使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人間普通的東西還給他以溫暖，在政治生涯「萬緣俱寂」之後，日常人生卻似乎「萬緣俱生」。他溫暖地回憶起曾和郭沫若兩人一夜喝了三瓶白蘭地的豪興，（夢花，1996：201）甚至還有「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的達觀。失敗的政治生涯是虛無的，普通文人卻擁有生生不已的生活情趣。瞿是在經潮汕往上海時在福建被捕的，如果幸而逃脫，他有可能在上海和楊之華一起過魯迅式的作家生活。所以盡管瞿不怕死，而且以死為「永遠的休息」而坦然受之，但能吃豆腐的生活還是吸引著他。

　　但豆腐在此時出現畢竟太突兀了。政治生涯不是可以過盡的雲煙，而是一種滅絕性的鋼鐵機器：內部鬥爭死了他的心，外部的子彈死了他的身。以革命的棄兒而為政府的俘虜，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地「逍遙」，連那一縷依稀彷彿的「綺思」也不能縈繞：「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枉然了。」但瞿不是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他仍然留戀：「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上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生死關頭重靈輕肉原不奇怪，但瞿的「靈魂」恐怕就隻是這一縷「留戀」吧？

　　這就是20世紀意識形態革命的特徵：它索取了超額的成本，也把參與者變成不是獲取權力就是必然死亡的鬥爭動物。在這裡，人性與生命就像豆腐一樣隨時會被攪成一團碎渣。革命者的勇氣基於此，瞿的悲劇也基於此。

　　但豆腐與鋼鐵的關係並非簡單對立。在紅四方麵軍，多數領導人都具有鋼鐵般的性格。據《李先念傳》介紹，32師師長周維炯「兇悍無比」；後為軍長的孫玉清「脾氣火暴」；30軍軍長的餘天雲「作風霸道，動輒罵人，甚至動手動槍。」如此等等。不過他們的脾氣隻有在下屬麵前才特別火暴。11師師長倪誌亮好打罵和訓斥幹部，手下33團的團長程世友因怕他而想離開11師。但倪誌亮也有軟的時候。有一次，「總政委陳昌浩給他打電話，他沒有聽清楚是誰，張口就罵。陳昌浩一聽就火了，扔下電話，騎馬跑來，見了倪誌亮，二話沒說，就用馬鞭子抽他。他……隻得乖乖地立正，挨馬鞭子抽。」（朱玉，1999：103）陳昌浩的才幹和脾氣都是四方麵軍將士們信服的，因為他是四方麵軍的最高領導人。一、四主麵軍會合後不久，「張聞天寫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的文章，內容是闡明行動方針的，說北上是正確路線，南下川康沒有出路。文章還沒有念完，陳昌浩就拍桌子大罵，話說得非常粗魯，還說你要是敢發表這篇文章，我就發動四方麵軍的幹部和戰士來鬥你。聞天同誌雖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但為了避免衝突，還是把文章抽了出來。」（楊尚昆，2001：143）但1936年西路軍失敗後，鋼鐵般的陳昌浩立馬就成了「豆腐」。1962年，他正在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任上，有半年離職療養的機會，很想卻不敢回到離別35年的故鄉。處境相同的張聞天知道後有些不解：「你這幾年怎麼把脾氣都改了，真想不到。」他隻好自我解嘲地回答：「人總是可以改造的嘛！我這也正在改造。」當年連黨的「總負責」都照罵不誤的陳昌浩居然是在「書生」（張聞天此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的鼓勵下才敢回老家，而且回到湖北後，陳除了一再檢討自己外，就是一再表示「對不起毛主席」。（範青，1993：309—310）「文革」中陳昌浩被迫自殺，罪狀之一即是此次回鄉之行。

　　豆腐與鋼鐵的相互轉化在瞿秋白身上並不明顯，但他也有過意氣風發的日子：「萬郊怒綠鬥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當經曆了蘇俄洗禮和中國實踐的瞿秋白在遠離江南的汀江之?低吟：「山城細雨乍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緣俱寂後，偏留綺思繞雲山」時，中國革命正呼嘯向前，把越來越多的多餘人、同路人徹底拋下。

　　瞿秋白簡曆

　　1899年生於江蘇常州。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年10月赴蘇；1922年入黨，次年在「三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任《新青年》主編；1925年在「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擔任中央代理總書記；1928年7月，在「六大」上被撤銷代理總書記的職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1930年9月，主持糾正立三路線的六屆三中全會，會後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撤銷其政治局委員職務，此後在上海從事文藝工作。

　　1933年底赴江西蘇區，次年1月任蘇維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員。

　　1935年2月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長汀就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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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尚昆：2001 《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範 青：1993 《陳昌浩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李思慎、劉之昆 2004 《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夢 花編：1986 《瞿秋白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朱 玉主編：1999 《李先念傳 1909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金衝及主編：1998 《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發於2005年12月10日22：19分 於圖說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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