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娶妻論」真的只是笑話嗎？

文／陳傑人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達到117.7，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會出現大約3000萬光棍。針對這一嚴峻的男多女少問題，浙江財經大學謝作詩教授公開提議，可以在未來實行「多個男子共娶一名妻子」的制度，他說：

「收入高的男人，會優先找到女人，因為他們出得起高價；收入低的男人怎麼辦呢？一種辦法是幾個人合起來找一個老婆。這並不是我的異想天開，在那些偏遠的窮地方，就有兄弟幾個合娶一個老婆的，而且他們還過得其樂融融。」

「傑人觀察」注意到，對謝教授這種破天荒的觀點，主流輿論在驚愕之餘給予了激烈批判和無情嘲諷，《新京報》今天的評論，更是上綱上線地駁斥說，這種論調是「把人當貨物，要求把人、尤其是稀缺的女人，徹底商品化，交由市場配置。所謂的經濟學思路解決光棍危機，是假設人沒有感情，只有工具理性而已。」

我理解輿論對謝作詩教授的反對心理，畢竟，討論人口和婚姻問題可不是「作詩」，也不是簡單的理論數學思維，而是要從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哲學和經濟學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量，才可能得出較為理性的結論。

謝作詩教授這個「共同娶妻論」之所以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主要源於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較為穩定的「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讓大家覺得謝教授的提議純屬異想天開；二是中國人骨子裡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思想，讓大家沒法接受多男共事一女的制度；三是現有法律制度對任何試圖改變「一夫一妻制」的設想從道德和法律兩個維度保持了強烈的排斥機制。

顯然，如果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變故，就算謝教授的提議不遭揶揄，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共同娶妻論」是不可能得以實現的，甚至註定淪為笑談。不過，如果拋開情緒化的和根深蒂固文化的影響，轉而以一種務實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那麼，「共同娶妻論」就不能只被當成一種笑話看。

首先要肯定的是，諸如「共同娶妻論」等石破天驚的提議，能夠在今天公開發表，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可以設想，倘若放在「文革」時期甚至在過去封建社會，這種提議不僅不可能別公開發表，甚至有這種私下的議論都可能給論者帶來深重災難。因此必須看到，這種看似荒謬的論調能夠出台，不僅表明當今社會在非政治領域的價值多元化和言論自由化還是有了進步，同時，學者敢於突破桎梏提出異想天開的提議，這也是學術思維多元化的表徵。

其次，如果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視閾來看，「共同娶妻論」並非真正的笑話，而是有著淵源和考慮的必要性。歷史上，母系社會的多男事一妻，就曾是長期的社會家庭形態，而在現當代，全球範圍內還有印度東北部、斯里蘭卡、非洲以及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內，依然保留著這種制度。其實，不管是一夫一妻制，還是一夫多妻制，抑或是一妻多夫制，都是人類在面對特定問題時漸漸選擇成型的一種維持生存和生產的人際模式，這實際上和感情無關。

再次，從法律上看，一夫一妻制是通過立法機構強制干預的結果。尤其是在中國，過去從意識形態方面將傳統的一夫多妻制斥為「封建糟粕」，所以必須以政治正確的名義廢止它並強制推行一夫一妻制。但必須承認的是，在古代，乃至當今世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並沒有引發感情危機，它同樣是一種穩定的婚姻家庭制度。

第四，婚姻家庭是人類實現自身再生產和維持繁衍生息的重要單元，過去的一夫一妻制，其實也帶有生物學上的必然性，即男女比例總體持平。但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看到，當一國之內存在數千萬的冗餘男子時，那一定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從宏觀理論上說，只要存在男多女少的現象，那部分多出的男子就必然娶不到妻子。如此多的光棍充斥於社會，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威脅嗎？從這個角度看，謝作詩教授的共同娶妻論，還是體現了一定的社會責任感。

在當代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客觀上已經陷入了多元化的態勢，在大部分家庭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同時，也確實有少數人在過著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生活，而我國法律規定的重婚罪，也成了選擇性執法的一個重災區。與其這樣，還不如首先實現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行為的「去罪化」，讓行為人自己去選擇和決定。

畢竟，我們要承認，婚姻家庭制度的成型，本來就是人類長期磨合和適應的結果。對於婚姻制度的變遷，我們就且看且等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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