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恆俊︱中西醫之爭：成為病人的知識分子如何選擇

06-02

《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

文︱李恆俊

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在南京成立。「國醫」即「中醫」。作為1929年「廢止中醫案」抗爭的成果，國醫館的出現看似風光，但借用李零的說法，事實上反映了近代中國醫學「國將不國」的境況。自十九世紀中葉中西海禁重開以後，西洋醫學攜解剖學、微生物病原論兩大利器，以及其後不容置疑的「科學性」進入中國，來勢洶洶，攻城略地。中西醫論爭興起，其間中醫界雖有抗拒和匯通的努力，但卻總是左右支絀、疲於應付，陣地步步喪失。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中西強弱對比下，醫學還被捲入國族和身體的論述中，與民族主義、國民身體和現代價值觀扯上關係，成為國家建構的一部分，折射出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變遷。

關於這段近代中西醫論戰和匯通的經過，以及民初中醫在面對中西藥物、疾病定義和民族國家時觀念的轉變，在1980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討論。但遺憾的是，對中西兩種醫學文化和民族國家夾縫中的個人，他們的患病經歷，以及他們在中西醫論爭及近代國民性討論中的態度和聲音，目前我們還知之甚少。「人的消失」似乎是本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常見現象，但個人的日常生活、疾病經驗，以及在中西醫抉擇中的思想和心態，卻是構成近代中國歷史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台灣學者皮國立的新著《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從病人的角度出發，將小我的、私領域歷史放置於近代民族國家和中西醫論爭的大背景下，對這段歷史進行了重新梳理，試圖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全書除緒論和總結論外，共六章，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其中第三章獨立成篇，對二十世紀「國醫」的建構和近代中國醫學的轉型與再造進行反思；其餘幾章則從胡適、魯迅、孫中山、梁啟超、蔣介石等人的疾病和日常醫療入手，探討他們對中西醫和民族國家關係的看法分歧，以及實際醫療實踐中所反映出的中西醫困境。

近代西方醫學進入中國後，早期的中醫界尚有「中西醫匯通」的思想，但1920年代以後，講「匯通」者已然不多，醫學界中以「廢止中醫」、「中醫科學化」、「保存中醫」的言論最為盛行。這一時期也是中醫發展最為關鍵的階段。在西醫乃至整個國家衛生行政體系的壓力下，此時的中醫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學術定位和框架，「國醫」這一概念的出現亦在此時。

然而，「國醫」的建構在學理和現實層面都並非易事。一方面，它要突顯「國」，亦即中醫的獨特性，與西醫的差別。1920年代中後期，可以看到，早先中西醫兼容並包的概念被逐漸放棄，中醫與中國民族、身體、思想、文化系統的關聯逐漸緊密。另一方面，要成為「國醫」，中醫也必須展現它對「國」的擇醫。雷祥麟曾經指出，傳統中醫之所以在近代飽受詬病，在於它不能參與進國家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之中，而皮國立則進一步指出，「不科學」是中醫為西醫所質疑的致命傷。因此，要展現中醫對國家的意義，「科學化」是中醫最後的保命符。

1931年國醫館成立後，「中醫科學化」的說法普及於國內，成為時髦名詞，中醫界也以此作為再造國醫形象的關鍵。但到底哪些是國醫可以採用的「科學」，「科學」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既保留中醫的特色，又能擺脫中醫原有的落後印象，這些卻又是令中醫界頭疼的事情。

1930年代中醫科學化進程中，最終「國醫」採取了兩分的做法，他們接納了西方醫學的器具、解剖及生理形質，但在觸及中醫基礎理論和經典理論，如傷寒、六氣時，國醫卻堅持不讓步。這樣「非驢非馬」的兩難困境，形塑了現代科學中醫的複雜面貌。1936年中醫也得以進入國家衛生行政體系之中。但在國家權力庇護下，國醫中的「國」也與原先的「國粹」漸行漸遠，成為「國家」醫學的一部分。中醫最終被置於國家的管控之下。（第三章）

近代中西醫之爭並非單純的醫學問題，也是個人日常生活和生命經驗的組成部分。在本書多篇個案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近代以來，接受西方教育，以天下為己任的新式知識分子常常展現他們對現代衛生、健康和強國的關懷和期許，但當他們兼具病人身份，病情的威脅實際存在時，他們如何在「醫人」與「醫國」、中醫和西醫之間做出選擇；在民族國家論述的籠罩之下，小我的私人病痛和醫學觀念又將如何自處？

在五四知識分子中，胡適和魯迅經常會被放在一起討論。他們對待中西醫的態度，也是很有趣的對比。

胡適較為溫和，他相信西醫，但也不排斥中醫，他也曾因腳腫、腎病和痔瘡多次看過中醫，效果似乎也比西醫好。但在公開的表態中，他時刻注意維護西醫的權威，而不提自己看中醫的事。因為對他來說，「醫國」比「醫人」重要。疾病是「我們種弱的最大原因」，是中華民族的「五鬼」之一，要振衰起敝，中醫早已被證明無效，只能依靠西醫，因此西醫的科學性需要被維護。即使是中醫中藥的科學化，也不能交給中醫，而必須由科學家來做。（第一章）

相較於胡適，魯迅的對待中醫的態度要嚴苛的多，這可能跟他父親早年的病及他在日本所受的醫學相關。但更重要的，他對中醫的批判與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一脈相承。在他看來，中醫是中國文化最固陋的一環，要改造國民性，必須把中醫連根拔除。民國時期中醫界提出的所有「調和」和「科學化」的主張，在魯迅看來，都是騙人的鬼話。中國人一定要做科學和西方醫學的忠實信徒，中西醫之間不存在任何的「兩歧性」和中間地帶。胡適和魯迅對中西醫態度的差別，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個人身體與國家身體衝突之間的艱難選擇。（第四章）

胡適、魯迅

與知識分子相比，主要政治人物的醫療經驗和衛生觀念更為重要，它不僅關乎自身健康，同時對於國家衛生行政的走向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全書的最後一章，皮國立用很長的篇幅梳理了1937年以前蔣介石的患病經歷和他的醫療衛生觀。蔣早年留學日本，受軍隊管理的影響，比較能接受西方和日本的現代衛生觀念，對於他的統治之下，民眾的衛生、身體和道德狀況也有很高的要求。在近代中國危機日深的境況下，公共衛生還是國家和民族自救自強的基礎。

不過，蔣雖然有向西方看齊的決心，但弔詭的是，他的醫療衛生觀卻是一種西方「衛生現代性」的斷裂。在推行公共衛生時，蔣並未過多地訴諸衛生設施的硬體建設，而是反推到個人行為的正當性中，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倡導以儒家的道德和修身觀念來教育人民，以國家的力量去塑造個人的公德觀念，養成個人的身體衛生習慣。他相信這樣一種個人意志和身體軍事化的訓練，最終能夠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和國家落後的狀態。1930年代，蔣在全國大力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個人醫療衛生觀念和經驗的體現。（第六章）

中西醫論爭在現實的醫療過程中表現得更為激烈，它不再只是思想層面的分歧，更是個人和社會現實的反映。書中有兩章，分別以孫中山和梁啟超為例，探討在現實的醫療中，個人和社會對中西醫的選擇，以及其間中西醫學所面臨的困境。

1925年初，孫中山被檢查發現肝癌末期，入北平的協和醫院接受治療。協和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產物，也是當時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現代西醫試圖造就「負責任的醫生」和「有信仰的病人」。因此，入院之初，孫中山即感受到現代醫療體系的規制，協和對整個醫療過程具有絕對的控制權，不允許病人請中醫、服中藥，即使是他這樣的名人也不能例外。對此，西醫學校畢業的孫自然沒有異議。

然而，隨著孫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國民黨黨內和社會中出現了大量質疑西醫的聲音，認為西醫的獨斷排外斷絕了其他可能的治病救人的機會。在協和治療無效後，孫搬出醫院，回到自己的寓所休養，中醫得以正式介入治療。不同於西醫的絕望，當時的中醫多表現出樂觀的態度，有與西醫一較高下的姿態，當然最後也是束手無措。一向信奉西醫的孫中山，在生命的盡頭同意下屬的安排接受中醫治療，對他來說也許是種無奈。但對中醫而言，也很難算是幸事。近代以來，隨著西醫地位不斷鞏固，很多人在求助西醫未果後選擇中醫，進一步將中醫邊緣化，成了中醫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第二章）

此後不久，梁啟超的「醫療疏失」給了社會和中醫界更多質疑和批評西醫的機會。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經醫生診斷後進行手術治療，但手術後病情依然未能得到好轉，後來還衍生出割錯腎的傳聞，最終於1929年初撒手人寰。梁啟超本人對這起「醫療事故」並無任何怨言，反倒站在維護西醫的立場上為協和說了話，但該事件在社會中卻引發了廣泛的爭論。

爭論的焦點，一是對西醫醫療體制進入中國初期粗糙和不盡理想之處的批評；二是對西醫科學精神和實際效果的懷疑。西醫院要求病人對醫生和西醫療法抱持絕對服從，但醫院草創階段，許多醫療行為並不合理；醫院過於西化，等級森嚴，有錢有權者可以享受高規格對待，平民則望而生畏。西醫多過於自負，墨守西醫教科書的成規，用治療西方人的方法來醫治中國人，忽視中國傳統習慣。這些在時人看來，都是值得詬病的地方。

即便當時西醫所宣揚的科學精神，也有很大漏洞。西醫講科學，但科學也有局限，再加上一些醫生不負責任，日常醫療中查驗的疏忽、診斷的錯誤、手術的馬虎也比比皆是。最要命的是，現代西方的實驗醫學中，人消失了，醫生看不到病人，滿眼所見只有病症，這讓醫院成了冷酷無情的實驗室，病人也成了試驗品。這些批評雖然有些偏激，但它的確點出了近代西醫初入中國社會時的困境。（第五章）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所屬中華醫學基金會開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

《國族、國醫與病人》一書由皮國立近年來的多篇相關論文構成，雖然撰寫時間不一，討論主旨有所差異，但它們共同關切於個人在社會中的遭遇，以及他們的病痛和生命經驗，在人文社會科學中重新發現「人」。同時，在近代廣泛的「國族」、國民性和國民身體的討論之中，引入了「國醫」這一新的維度，也拓寬了現有醫療史研究的視界，呈現出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複雜面向。即使對於普通讀者而言，這樣一本行文流暢、歷史細節豐富，同時又饒有趣味的書，也足以滿足他們對近代中國疾病、醫療史的期待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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