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肯 | 土敘邊境難民探訪記

和我們一起：想像下一個五百年

轉載請註明：經略

土敘邊境難民探訪記

文/楊肯

尼濟普（Nizip），土耳其與敘利亞邊境土方的一個小鎮，距離已被內戰徹底摧毀的敘利亞西北部的全國第二大城市阿勒頗，只有100多公里。

尼濟普街景

如今，這個不起眼的小鎮上大約10萬常住人口中，有4萬左右是敘利亞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敘利亞內戰爆發後，特別是2015年戰事不斷升級以來，不得不跨過兩國邊境在此暫居的，18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佔到了這4萬人的一半。

今年2月4日，中國的農曆大年初七，筆者與一位同伴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程，經由伊斯坦布爾轉機，抵達土耳其東南部的加濟安泰普省。

我們此行的最終目的地，就是尼濟普。

「難民」還是「客人」

眾所周知，敘利亞內戰曠日持久，土耳其方面也介入了衝突，兩國邊境地區瀰漫著緊張氣氛。我們身為北京大學在校學生——筆者來自法學院，同伴滿園來自阿拉伯語系——並不僅僅為了滿足年輕人的冒險精神貿然前往，而的確是有「公務」在身。

我們都是一個2016年年末正式啟動，名叫「共同未來」的項目的成員。這是中國國內首個致力於改善敘利亞難民，尤其是因戰火流落至該國周邊各處的難民兒童境況的民間團體，它最初的成立，主要得益於法律界部分友人的慷慨捐助。

志願者一行人和難民朋友在土敘混居的邊境小鎮合影。中間楊肯，右四滿園。攝影：難民尤瑟夫。

項目成立之初，首要任務是派人前往一線實地調研，搜集必要的一手材料，以利於後續的教育及物資援助等正式行動，並為長期援助做好鋪墊。筆者在北大法學院攻讀國際公法專業，一直關注敘利亞內戰及其難民問題，課餘又愛好攝影，熟諳阿拉伯語、土耳其語的滿園同學則能確保在當地的溝通交流，於是我們兩人便受命組成了這支「先遣隊」。

據了解，近年來流亡海外的敘利亞難民總數高達600萬，因地緣相鄰，土耳其國內局勢又相對穩定，選擇越境赴土臨時安身者約有300萬，而生活在尼濟普小鎮的約4萬名敘利亞人，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因土耳其政府加入《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聯合國1951年通過）時有所保留，即僅為逃離歐洲的人口提供庇護，據此，近年來大批入境的敘利亞人並不屬於土耳其法律上承認的「難民」。在土耳其官方政策中，這些敘利亞人被視作 「客人」 ，只能享有「臨時保護」。

自2015年起，隨著圍繞阿勒頗（內戰爆發前它的常住人口約190萬，比敘首都大馬士革還多）的軍事衝突日趨激烈，更多居住在本國北部的敘利亞人不得不越境來到土耳其尋找新生活，也正是在此期間，流亡海外的敘利亞人從400萬左右激增至600萬。這一撥較晚進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一般不會入住集中管理的難民營，而是直接在普通社區之中生活。類似的流亡家庭，佔到了在土敘利亞人口的90%。

為了幫助這些不算「難民」的難民融入當地的生活，原本從事環保工作的土耳其非政府組織YUVA（土耳其語「家園」的意思），於2015年啟動了專門的難民援助項目，並在尼濟普建立了兩個社區中心，分別提供技能培訓與社工服務。中心的現場經理霍普金斯女士來自美國，在土耳其生活了28年，她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們這兩個初來乍到的中國學生志願者，並為我們的調研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無奈的「野蠻生長」

2月4日當天，我們就趕到了尼濟普，稍作安頓，很快投入了工作。通過最初幾天的近距離觀察，並在滿園同學出色的翻譯幫助下，筆者了解到，來到尼濟普尋找新生活的敘利亞人，各自境況不盡相同。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初期便進入土耳其的敘利亞人，一部分已在異國他鄉紮下根基，有了穩定的謀生職業，或經營某些產業，可以享受當地的公共資源，如年輕人有機會入讀大學等。而那些在敘利亞國內時自身條件本來就比較有限的人，可能還沒跨過「語言關」，因為不懂土耳其語而在生活上處處受阻。

儘管多數土耳其人對被迫背井離鄉的敘利亞人的遭遇抱有同情，但針對敘利亞人的歧視，特別是兩國年輕人之間發生的欺凌事件，卻難以避免。

越境進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面對的最大困擾，還是經濟上的拮据。如今土耳其國內失業率高達13%，找工作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件易事。

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敘利亞人，由於逃難途中遺失了文憑，進入土耳其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為了養家糊口，唯有從體力活兒做起，或是打黑工，只能拿到遠低於土耳其法定最低工資（每月1300里拉，約合2500元人民幣）的薪水。刨去日益上漲的住房開支，每個家庭留下的可支配收入便所剩無幾。一位曾經在阿勒頗大學教授阿拉伯語的女老師回憶道，他們夫妻兩人在土長期找不到工作，阿勒頗局勢尚未完全惡化之前，除了被迫變賣首飾，她還不得不偶爾與丈夫一起冒險潛回敘利亞，到阿勒頗的銀行取出校方依舊定期劃入賬戶的工資，帶回土耳其用以維持生活。

難民家裡用塑料取暖

寄居尼濟普的敘利亞流亡家庭經濟上的困境，直接影響到了家中兒童的基本生活與教育狀況。許多孩子索性走上街頭，靠撿垃圾、販售小商品，或打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來補貼家用。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在街頭討生活，意味著這些孩子們被迫在完全陌生的社會環境里「野蠻生長」，變得過於早熟。用「家園」中心一位社工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早已丟失了童年，僅僅是背負著「年幼的皮囊」罷了。更令人難過的是，一些年幼的敘利亞女孩迫於貧困，不得不由家長作主出嫁成為「新娘」，在夫家擔當起操持家務的角色——在此之前，敘利亞國內的童婚現象其實十分罕見。

生活在尼濟普的敘利亞「小難民」，真正有機會入讀當地學校，接受較為完整正規教育的，大約只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五分之二。他們通常必須等到每天下午3點土耳其學生下課空出教室之後，才能開始上課。而且，根據土耳其政府的最新政策，針對這些敘利亞兒童的基礎教育，應當統一採用土耳其語而非他們的母語阿拉伯語。此類「融合」政策令不少敘利亞父母擔憂，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敘利亞阿拉伯文化，會在自己的孩子這一代身上逐漸流失。敘利亞家庭一向重視教育，孩子「上學難」，同樣是父母們心頭一大痛處。

「他/她」有一個夢想

早在2015年下半年，筆者所在的北京大學國際法促進中心已完成了主題為 「歐洲難民危機」 的初步調研。

正如前面已提及的，我們發現國內外媒體上經常大幅報道的湧入歐洲避難的敘利亞人，僅僅是全部逃難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因內戰而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接近1100萬，幾乎相當於敘利亞全國人口的一半，除大約100萬人得以進入歐洲外，有超過600萬人分別流散到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敘利亞周邊國家尋求庇護。因為遠離國際媒體聚焦的熱點，這部分更龐大的群體，往往為外界包括中國國內的新聞媒體和民間輿論所忽視。

由於回家的希望依舊渺茫，滯留在尼濟普的敘利亞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盡量過好當下的日子。「家園」中心的大多數僱員與志願者，本身就是敘利亞難民，他們不少受過較好的教育，性格開朗，與土耳其同事一起，努力幫助自己的同胞在新環境里安頓下來。

就我們所見，中心裡的敘籍僱員以及經常參加中心活動的敘利亞人，大都衣著乾淨得體，尤其是小夥子們，頭髮打點得紋絲不亂。若不是相處幾天之後，注意到他們總是翻來覆去地換穿僅有的兩三套衣服，我們很難將「難民」這個稱呼，與眼前這些逆境中竭力保持自尊的人們划上等號。

從我們「外人」的眼光看來，每天在中心裡來來去去的敘利亞成年人，固然是為了消磨無聊的日常時光，但也希望每天從這裡帶一點「盼頭」回家裡。

「家園」中心裡設有各種課程，有教師負責講授土耳其語、英語，也有攝影、縫紉和烹飪等實用技能培訓。孩子們可以在那兒玩遊戲、繪畫、學做各種手工藝品，甚至表演話劇。不過，在一次泥塑課上，有個孩子捏出了一架惟妙惟肖的「戰鬥機」，這讓中心裡的大人們感到不安。槍炮與戰火，似乎已是這些孩子們世界中的常態。

一位阿拉伯藝術家因為家鄉霍姆斯省（位於敘利亞中部，那兒的敘空軍基地日前剛剛遭到美軍報復性打擊）的學校被戰火摧毀殆盡，為了家裡四個孩子能夠繼續安穩讀書，舉家遷到尼濟普。如今，他每天都會在中心裡教授繪畫和阿拉伯書法。

他還跟我們一起「創作」：在我們寫好的中文毛筆大字「福」的下面，他用敘利亞的蘆桿筆寫上了相同意思的阿拉伯語。

他的學生多數是孩子，也有一些敘利亞青年會專程過來練習書法，希望在異鄉繼續把這一古老的阿拉伯藝術傳遞下去。

筆者曾把手頭那台備用的單反相機借給中心裡幾位熱衷於拍照，又苦於沒有器材可用的大男孩。等我取回相機時，發現存儲卡里多了不少他們相互拍攝的肖像，照片里那一張張熟悉的臉，似乎比平時又多了幾分自信與明朗。

其中一位只有十六歲的男孩告訴我們，他在敘利亞時，曾一度被極端組織分子囚禁，僥倖逃脫後，與倖存的母親和妹妹輾轉來到尼濟普。他說，他拿起相機是因為這樣一種信念——假若自己憑藉努力，有朝一日可以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一定要用影像來向世界還原一個真實的敘利亞，證明那裡的人們大都友好善良，絕不是某些人想像中的，個個都是恐怖分子。

年輕的「家園」社工H（為尊重受訪者隱私，此處略去其真實姓名）也向我們講述了他的經歷。敘利亞內戰爆發時，他只有19歲，仍在大學念書。2016年初，他不得不中斷學業，因為照當時的緊張形勢，如果再不走，恐怕會被政府軍強征入伍，送上前線。之後整整一年，他和三十多個家庭一起住在大馬士革一個由學校改建成的避難所。他當了社工，幫忙照顧那裡人們的生活，負責組織各類公共活動。也就在那個時候起，頭一次整天跟孩子們打起了交道。

已有4年志願者經歷的H

來到土耳其後，幫助流落異鄉的兒童依舊是H工作的重點。每周五他會回到「家園」中心，為尼濟普街頭上謀生的兒童安排一些活動，比如組織課程來幫助孩子們學習如何得體地與他人交流，並了解基本的社會規則和紀律。作為讓他們「不工作」的交換，「家園」中心會為這些孩子提供些許的物質補助。

「己所能及，當盡作為」

在尼濟普這個東亞面孔極為罕見的小鎮上，我們兩個中國年輕人的到來本身，也引起了敘利亞人不小的興趣。

我們盡自己所能，做了幾道中國菜請他們嘗嘗鮮，試著教他們用毛筆寫下自己的「中文名字」。我們發現，儘管顛沛流離，卻未完全消磨掉他們身為阿拉伯人的好客天性。除了設法照顧好我們這兩位「客人」的起居飲食外，他們也會主動配合調研和訪談，努力回憶起自己那並不遙遠的家鄉以及和平年代的生活。我們常常能覺察到，他們聊起故土時心中的五味雜陳。返回家鄉的那一天遙遙無期，可是從他們的言語中，感覺不到太多的抱怨和恨意。

紙上是每個人的名字。攝影：艾哈邁德

每次訪談結束，他們也會抓緊機會問問中國的情況，一個經常提及的話題，便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對於每家每戶都有兩至三個孩子的敘利亞人而言，他們十分不解的是，在一個人數較少的中國家庭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里，人生的美滿到底是如何實現的呢？一位剛剛有了第二個孩子的年輕母親，邀請我們去她家做客時，還抱著自己才半歲大的小寶寶反覆向我們解釋，新生命為他們帶來的深遠生活意義，實在不可估量。

此時，筆者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雖然我們來自地理上相隔遙遠的兩個國度，彼此的認識和了解也不多，但我們分享著一個共同的世界和共同的未來。那些每天為生存和安居而掙扎的敘利亞民眾，也是跟我們一樣有著喜怒哀樂的凡人；那些與我們同齡的敘利亞年輕人，很多並未因遭遇磨難而自甘沉淪，變成「垮掉的一代」；那些在戰火動蕩中一天天長大的無辜孩童們，仍然是明天的希望。這也是我們輾轉數千里，來到一個完全陌生而且苦難觸目皆是的異國邊陲小鎮，投身「共同未來」項目的意義所在吧。

說起來，這個項目從最初設想到啟動此次實地調研，前後經歷了一年半的策劃與籌備。筆者的師兄、北大國際法促進中心執行主任劉毅強，已利用2016年春節假期之機，先行前往希臘、土耳其兩國考察。而當我們結束尼濟普之行回國不久，一家在當地聯繫過的援助中心，寄來了那兒的敘利亞孩子們繪畫課上完成的作品。今年6月20日，即聯合國「世界難民日」當天，這些孩子們表現自己生活和夢想的畫作，將在北京大學展出。

孩子們的畫

20世紀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先鋒、美國最高法院首位黑人法官瑟古德·馬歇爾，在總結其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時，曾說過一句名言：「己所能及，當盡作為」（「He did what he can with what he had.」）。筆者在這次為期兩周的緊張忙碌的實地調研過程中，也常常用這句話來自我激勵。

終於是要說再見的時候了。幾位新結識的敘利亞朋友趁著周末，驅車往東六七十公里，專程帶我們去看離尼濟普小鎮不遠的幼發拉底河。站在這條早在中學歷史課上就聽說過的赫赫有名的古河跟前，面對清澈與寬廣的河面，筆者才曉得，那些敘利亞朋友也跟我們中國人一樣，有著一種發源於各自數千年悠久文化深處的「大河情結」。

我們輕輕捧起清澈的河水，一飲而盡。阿拉伯人有句古諺，「飲下尼羅河河水之人，終究也將回到這裡」。我們想，這大概也適用於同樣源遠流長的幼發拉底河吧。我們由衷地希望，能夠再次回到這兒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即將赴哈佛大學法學院留學。滿園、伍灝殷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北大法學院章永樂副教授的支持。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轉載自《中國經營網》，感謝授權！

編輯：馬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