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幅唐寅的同名山水畫

    萬君超

    傳世的唐寅偽作和存疑之作幾遍天下。在鑒定其畫作真偽時,相對於其印章而言,款署和書法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雖然「偽好物」並非完全毫無價值,但偽作上的題跋文字則絕不可當作真史料運用,否則就是誤人誤己、以訛傳訛的偽研究。所以,對凡是有重大爭議的古書畫作品,應該寧嚴勿寬,寧緊勿松。唯有如此,中國書畫史研究的基礎才有可能夯實,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上海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院分別藏有兩幅唐寅《虛閣晚涼圖》軸(以下簡稱上博本與川博本),兩畫雖然同名,但所畫的內容、材質、尺寸等均不相同,僅是題畫七絕詩相同而已。兩畫均非常出名,且屢經出版和展覽。鑒定界和學界大多認為,上博本是其晚年之作,川博本是其中年之作。

    上博本《虛閣晚涼圖》,紙本淡設色,縱59.3厘米,橫31.6厘米。圖繪山麓臨水之處,叢樹掩映中兩間茅屋,一人安坐,一童子端茶。屋外有一木板小橋,樹後山峰用淡墨畫出輪廓,峰巔濃墨苔點。整個畫面用粗筆法,有逸筆草草之感。左上行書題云:「虛閣臨溪足晚涼,檻前千斛藕花香。蔗漿滿貯金甌冷,復有新蒸薄荷霜。唐寅畫。」鈐「唐伯虎」朱文印。圖上有七方鑒藏印: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太倉陸潤之印、丹徒陳長吉字石逸印、逸廬、徐邦達珍賞印等。

    詩堂左側大字題:「明唐子畏虛閣晚涼圖真跡。吳湖帆題。」下鈐:吳湖帆、梅景書屋。右側陳定山小字題:「唐子畏紙本傳世絕尠,近獨見此又為極晚筆。子畏設色多雅澹,此獨渾厚,蓋三絕也。定山。」下鈐朱文印:定山。詩堂右下角有徐邦達早年齋號印:心遠草堂。詩堂用紙似為古籍的內頁(反面)。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東方出版社中心2011年版)第三冊中上博本《虛閣晚涼圖》:「真跡、精。吳湖帆題詩塘『虛閣晚涼圖』,又題『薄荷霜』。陸時化著錄。」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冊中的上博本《虛閣晚涼圖》:「OO。作者自題七絕一首(粗筆草草)。朱之赤物,狄平子物,徐邦達舊藏。《吳越所見書畫錄》、《中國名畫集》著錄。時間較晚,畫法不一般。」「OO」代表是真跡和佳作。

    唐寅七絕題畫詩,在明萬曆刻本《唐伯虎先生集》、清嘉慶刻本《六如居士全集》等書中均未見。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中此題畫詩編入《輯補卷第四》中,依據的是上博本。勞、楊二書中,均註明上博本曾經清人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著錄,此書卷三中是《唐六如草閣晚涼圖立軸》:「紙本,濃設色。高一尺六寸,闊九寸一分。」但題畫詩第一句為「草閣臨溪足晚涼」,圖上非常清晰是「虛閣臨溪足晚涼」。不知是陸氏筆誤,還是手民之誤。古書畫著錄文字,不可有一字之誤,否則有可能被懷疑是兩件不同的作品,或是偽贗者故意留下的「暗門活口」。

    上博本《虛閣晚涼圖》自明末起遞藏大致如下:朱之赤→程氏(圖上有一印不辨)→陸時化(潤之)→陳長吉(逸庵)→狄學耕、狄平子→徐邦達→不詳→上海博物館,可謂流傳有序。中國書畫非常講究是否流傳清晰,是否曾經著錄,雖然流傳有序和曾經著錄並不能證明就是百分百的真跡,但它至少可以證明一件藏品的「身世清白」。而一件「橫空出世」的書畫「名跡」,往往會引起人們的疑心或警覺。另外,上博本《虛閣晚涼圖》又有吳湖帆、陳定山、徐邦達三位鑒藏大家的「保駕護航」,所以是唐寅少有爭議的真跡。我一直對傳世唐寅畫作中的那些精細繁縟、設色濃麗的作品深感存疑,而對某些所謂的「一稿多本」之作尤甚。我比較認同吳湖帆在《吳氏書畫記》中所言:「六如居士賦性放逸,所作書畫都揮灑立就,與文衡山處處經營不同。且其生性喜畫素絹,故紙本者十不得一;而紙本畫往往荒率隨筆,刻意者又絕不見也。」

    川博本《虛閣晚涼圖》,絹本設色,縱171厘米,橫138厘米。圖繪臨水高樹之下草閣一間,草屋一間,草閣中有兩人對坐清談納涼,草屋門口一童子手端茶盤正走向草閣。遠處一板橋上有高士和童子二人正在前來會友。遠峰山巒如畫,山麓群樹鬱鬱蔥蔥,溪流潺潺流向近岸。整個畫面筆墨和設色均異常精湛,功力極深。此圖近處岸石,遠處峰巒均以石綠設色,濃淡雅潔,四株樹葉均用細筆描繪,一絲不亂。但畫面上已有幾處殘損痕迹。

    左上方題云:「虛閣臨溪□晚涼,檻前千斛藕花香。蔗漿滿貯金甌冷,更有新蒸薄荷霜。吳門唐寅。」引首鈐「夢墨亭」,款下鈐「唐伯虎」「南京解元」二印。圖上無鑒藏印。題詩首句中有一字已殘不辨,此字或是「足」字。張大千《大風堂書畫錄》著錄。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捌冊中按語云:「真跡、精。此為大青綠,甚精,是唐寅從早年向中年轉變時的風格。」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第柒冊:「OO。大軸,絹,重彩。自題七絕。大千物。殘破,脫色。」勞、楊兩書均認為是真跡。川博本的筆墨確實比上博本筆墨工細精湛,但以我的拙眼來看,此圖有較明顯的周臣、仇英畫風和設色風格,尤其是石綠設色、群樹、草閣草屋等均極為神似。另外,唐寅題字書法稍顯纖弱,不似一筆寫成,疑似臨寫而成。而上博本中的書法遠較之自然流暢,一氣呵成。我個人認為:此畫是佳作,但是否是唐寅真跡,頗為存疑。

    另還有一種可能,唐寅此畫是題他人之作而為應酬之物。晚明鑒藏家張丑《清河書畫舫》皺字型大小第十二《唐寅》中有云:「評定書畫,今人多以款識為據,不知魏晉字跡,唐宋畫本,有款者十無一二。間有出後人蛇足者,在慧眼自不難辨。有如近年啟南(即沈周)、子畏(即唐寅)二公,往往手題他人畫筆為應酬之具,倘非刻意玩索,徒知款識,雅士亦為其所眩矣。」所以,退一步而言,如果川博本《虛閣晚涼圖》上的唐寅題跋確是真跡,此圖或是「題他人畫筆為應酬之具」。

    傳世的唐寅書畫真偽鑒定極難,在明代書畫家中唐寅偽贗和託名之作,數量不少於文徵明、董其昌兩家,而且有些偽贗之作比真跡還要「好」,肉眼幾乎無法辨別真偽,故一般的藏家都不敢輕易去碰。鑒定唐寅畫作,當先看畫上的書法優劣和真偽,而不可先看畫,否則十之八九誤鑒走眼。所以一定要非常熟悉唐寅各個時期的書風和特點,但最大難度就在於某些「窮款」或僅鈐有印章之作。唐寅的印章對鑒定其作品真偽幾乎起不到輔助作用,他的一枚印章往往有多枚復刻,而且少有公認的「標準件」,故真偽難辨。

    唐寅一生書法明顯受歐陽詢、李邕、顏真卿、米芾、趙孟頫、文徵明諸家及懷仁《集王聖教序》等的影響,轉益多師,其早、中、晚書風也不盡相同。今人大都熟悉他的中年時期的作品,筆筆交代清晰,各字間既獨立又有互動,圓勁散逸。蘇州博物館藏《行書七律詩》軸(首句「龍頭獨對五千文」)應是其中年左右的「標準件」。晚年書風更趨精熟,結字又趨方而偏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七律二十一首》卷(嘉靖二年),可能是其絕筆之作,也是晚年代表作之一,雖看似不經意的隨手之作,實有傳世之響。如果要研究和熟悉唐寅的書法,最理想的途徑就是臨寫他各個時期的「標準件」和代表作,此或許是事半功倍之舉。明代學者王廷相嘗云:「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一切學問、藝事皆當如是。

    應該將唐寅早、中、晚各個時期的款署進行一次編年梳理。但唐寅的書畫中以無署年者居多,這或許是難度之所在。對唐寅的款署或書法研究,在鑒定其繪畫作品的真偽時究竟起到多大的參考價值?歷來頗有爭議。江兆申在《關於唐寅的研究》(台北故宮博物院1977年版)一書中曾說過:「今天的鑒古家中,有不少人認為畫上的款字無關緊要,對畫的真偽,應當直接從畫上去求。也有不少人重視款字的參考價值,但往往將畫家的款字,看成銀行印鑒上的簽名,要求其完全一致。因此像唐寅這種隨時在變動的字體,遭遇銀行退票的機會自然也很多了。」但根據書法和款署可鑒,重慶三峽博物館所藏唐寅款《仿韓熙載夜宴圖》卷,當是後人託名之作。它的上限最多也就到晚明時期。

    傳世的唐寅偽作和存疑之作幾遍天下。在鑒定其畫作真偽時,相對於其印章而言,款署和書法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雖然「偽好物」並非完全毫無價值,但偽作上的題跋文字則絕不可當作真史料運用,否則就是誤人誤己、以訛傳訛的偽研究。所以,對凡是有重大爭議的古書畫作品,應該寧嚴勿寬,寧緊勿松。唯有如此,中國書畫史研究的基礎才有可能夯實,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作者為書畫鑒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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