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啟蒙

06-02

新民：未完成的啟蒙

2014-02-25 16:41:03

今年是梁啟超的《新民說》發表110周年。當然，這部著作是作者在1902－1904年間陸續寫成發表的，而1903年這個時間點不能說毫無意義。無論如何，這是一部值得紀念的作品。說得誇張一點，中國人能有今天，首先要拜其所賜。清末輸入新思想、新學說，最有功者，首推梁啟超。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國風報》中，以平易暢達，條理明晰的文章，灌輸各種新學說、新思想，尤具特別的魔力，影響了一代人。胡適就曾以讚賞的口吻講到梁啟超的文章帶給他的感受，他說：「他在這十幾篇文字（指《新民說》）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百餘年後我們讀他的文章，又何嘗沒有同感呢？他在當時就有膽量說出中國人不如西方人的話，很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如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精神、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的能力、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精神、政治能力諸多方面，都是作為現代中國人所應該具備的。我們不得不說，在近代中國，梁啟超第一個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現代人格的設想，並努力實踐之。他對國民性的認識和批判，恰恰是以新民為出發點的，也就是說，他的破壞，立足於建設，不僅破舊，更要立新。

忽然想到梁啟超與他的《新民說》，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剛剛讀了徐賁的兩本書：《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和《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引起許多聯想和感慨。兩本書中所收，都是徐賁近年來議論公共文化事件或現象，進而關於公共社會事件和現象的時評。以前讀徐賁的書，知道他是研究西方文化批評理論的，他的《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我讀過不知多少遍，是我了解文化批評理論的入門書之一。現在，他從文本走向生活，從虛擬走向真實，對發生在自己或別人生活中的事情，發表感想，同時，希望自己的議論也能在社會上引起別人的有感而發，從而能在人與人之間通過言論的交流形成一個由想法和議論交織而成的話語共同體。顯然，這裡所謂「有感而發的『感』，不僅僅是情緒的感觸，而且是智性的感悟、價值的感知、意義的感想，也就是思考和思想」。它帶給讀者的也就不僅僅是一種看法，還有支持看法的學理，儘管這種學理往往隱含在作者的社會問題意識和批評意向之中。它的作用就在於使社會公眾意識回歸常識和理性，使之成為一種以優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為目的的啟蒙。

所以我們看他關注問題的方式，事無大小，都放在公民政治的框架之內來討論，其出發點和所期許的，無非是要啟發讀者對於公民身份的自覺，造成一種人人參與公眾事務的社會風尚，並從中學會以理性、自由、公開的方式討論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過，這只是公民的形式身份，一個人只有當他擁有並能自由行使憲法所賦予他的全部權利時，才算具有公民性。這是一個公民的法權身份。這也就意味著，公民不是被任命、被賜予的，而是努力做出來的。沒有參與便沒有公民，也就是說，公民身份需要通過參與公眾生活體現出來。公共空間的存在，尤其是公共討論空間的存在，可以為公民身份的確立提供一定的保證。作者在寫作中始終貫徹了這樣一種態度，即對待社會公眾事件，往往是從公共生活、公共倫理的角度發表意見，嚴格區分公共行為和私人行為，公共倫理和私人倫理。比如腐敗問題，他認為，只有從公共倫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批評，才能避免消極的反腐敗，而變為積極地提倡社會正義。在這裡，社會正義固然與道德有關，但所涉及的絕非個人道德，甚至不是集體道德，而是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和政府組織的正當性，也就是社會秩序。進而言之，只有在體制和制度缺乏正義性，或不具有正當性時，腐敗才有可能滋生。

說起來，作者的寫作和讀者的閱讀已經構成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公眾，二者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公眾空間，以分享對於某些問題的看法。他相信，這種讀寫相長是可以促進公民的自我成長和自我優化的。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優化和成長不是一個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而是政治上的成熟和自覺，其中包括能力、知識和智慧。很多人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殊不知這是以美國公民在民主政治上足夠的精明強幹為前提的，托克維爾就曾感嘆普通美國公民的民主知識和實踐能力比歐洲的政治家們還要強。當然，他們的精明是在公民社會的自治實踐中磨鍊出來的，是長期自我教育的結果。托克維爾在美國所看到的，後來同樣也被梁啟超訪美所看到，他驚嘆於美國人自治能力之強，認為是美國民主共和之基礎，因此希望中國的立憲，也能從新民，即從造就新的國民或公民開始。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他還說：「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見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梁啟超畢生致力於新民，但在中國，新民又何其難哉。他曾在《新民議》中謹慎地表示：「余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難固然很難，但梁啟超並未輕言放棄，他辦報，寫文章，清廷宣布籌備立憲後，他又鼓勵國民積極對國事發表意見，參與立憲進程，他把各省諮議局的成立以及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和干預，都視為國民的政治實踐而加以鼓吹，他還希望國民能儘快覺悟到自身所擁有的權利，運用所掌握的政治、法律、財政的常識，從而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利。立憲派三次請願期間，他寫了大量的時事評論，對運動加以指導，對民眾加以支持和鼓勵。有目共睹的是，清末國民政治能力的提高與權利意識的強化，與梁啟超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胡適才說：「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並在他去世時寫下輓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

當年，梁啟超對於「新民」有過一種想像，他的藍本就是所謂盎格魯撒克遜人，即英美人。他認為，他們的獨立自助之風最盛，守紀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常識尤其是判斷力最富，權利之思想最強，而且最堅忍，不尚虛榮，重視實業，這些都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應該「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所以他力主國人如果新其自身，一定要在公德上下功夫。而他所謂公德，即「人人相善其群者」，其中包括國家思想、進取冒險精神、權利意識、自由平等理念、自我管理能力等能使人「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也可以將其概括為社會國家倫理，或公共倫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即通過自我教育，獲得有關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識，擺脫政治愚昧，而變得善於運動自己的頭腦，參與公共事務，要求知情權，沒有知情權，也就沒有政治自由意義上的公民。

這其實是梁啟超未盡的理想，儘管百餘年來，國民的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並沒有獲得制度性的保證，而公民社會的成長，公共空間的建立，也仍然有待於人們的努力。我讀徐賁這兩本書，就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新民百餘年，仍然「效不見覩」，仍然要問「何也」，可見新民之難，啟蒙之難，立憲之難。這裡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國民自身的原因，因為任何制度，都是以國民為基礎的，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制度，此言絕非虛妄。而徐賁所作工作，顯然正是延續了梁啟超那一代人所開啟的啟矇事業，而他們這一點學者，自有許多超過前輩的地方，社會的進步，歷史的發展，也給了人們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的更多可能性，公民社會、公民倫理也將更加深入人心，這是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