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儒學：漢武帝的工具

漢武帝即位之後，之所以會發展到漢王朝最強盛的時代，是因為他成就了中國歷史上許多的「第一」。其中，最為有代表性的，當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深入研究會發現，漢武帝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學術思想上的領導者。這主要表現在他將儒學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讓儒家思想主宰政治、經濟和社 會。在這種情況下，漢帝國的政治越來越強盛，經濟越來越活躍，社會越來越穩定。但這些只是漢武帝施展政治才能，運用思想意識的具體表現，而他這樣做的動 機，更值得我們深思。

　　早在漢景帝初年，朝廷就發生過一場關於劉氏江山合法性的爭辯。一派以儒家門生轅固為代表，一派是黃老學說的弟 子。黃老學說的弟子堅持認為，商湯、周武得到天下的手段不正當、不光彩，並非天子所歸，而屬篡逆。轅固則非常謹慎地認為，夏桀與商紂荒淫無道，天下人心都 歸商湯、周武，商湯、周武憑天下人心歸順而戰勝了夏桀、商紂，這不是天命所歸又是什麼？但生老學說代表步步緊逼，站出來反駁：帽子再破，也應該戴在頭上； 鞋子再新，也應該穿在腳上。這就是所謂的上下之分。夏桀、商紂雖然是無道昏君，但卻是君上；商湯、周武再怎麼賢明，也只是臣下；天子有過錯，臣下應當去力 諫匡正，豈可將其推翻殺害？

　　雙方這樣辯論下去，讓漢景帝的神經提得緊緊的。依據當時的情況，大漢王朝正處於竇太后一手遮天的時代，屬 黃老思想佔據上風。但看到黃老思想不為大漢朝辯護時，漢景帝心中已很不滿意，但大環境如此，漢景帝自己也愛莫能助。當儒家與黃老思想辯駁到僵持階段時，漢 景帝心中再次產生了動搖。其主要出發點是：如果黃老思想能勝利，那他就會繼續堅持大漢王朝開國以來的一切政治主張，繼續取悅竇太后；如果儒家思想能勝利， 那朝廷無疑會爆發一次政治地震，並深深影響國家和民間的一切行為。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勝利了，那漢景帝將承擔改變政局和治國理念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其壓力是 無法想像的。

　　因此，漢景帝內心處於極度的矛盾狀態。就當時來說，儒家思想是先進的，漢景帝認為符合漢朝的建國思想，但黃老學說根深蒂 固，而且有竇太后全力支持。因此，改變以為著犧牲，意味著被皇族抵制，意味著為權臣彈劾。但儒家思想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不喜權威。跟黃老思想比起 來，儒家思想顯得平庸，不能成為帝王將相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背景。所謂的「中庸之道」，就是藐視一切權威和極端的思想。它能給民間代來極大的好處，同時， 也會為朝廷貴族帶來很多消極的影響。

　　儒生們看到黃老弟子終日在皇權的庇蔭下生活，地位崇高，風光無限，心中很是嫉恨。因此，儒生不得 不尋找突破口，將自身的治國思想與當時聯繫，並上升到王權法律地位的高度，竭力為漢帝國辯護。但由於黃老思想在漢王朝根深蒂固，儒生一時無法撼動它。漢景 帝看到這一點，心中越來越不穩定，最終得不出結論。他站在綺蘭殿上，仰望天空，不禁一聲長嘆，然後摸了摸額頭，心聲自語道：「好了，我不想想了，讓我的皇 子皇孫來處理它吧！」

　　漢景帝似乎看到了他的兒子劉徹是位有作為的君王，隨意處處教育他，希望他能將劉氏江山發揚光大。漢景帝自己認 為，劉徹不但身材魁梧，而且聰慧過人，屬文武全才，能力一流，一定能成為一個萬民擁戴的好皇帝。很小時，漢武帝就接觸朝政。熏陶之下，他漸漸有了天子風 范。漢景帝將他未完成的政治課題交給了劉徹。而劉徹的確未讓漢景帝失望。登基之後，他便對國家思想進行了調整。之後，從國家合法性入手，漢武帝確定了儒學 的地位。這並不是漢武帝的政治理想，而是漢武帝的政治統治方式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將漢朝的糜爛的生活風氣整頓過來，並將官場清理乾淨，讓自己有更大的 作為，實現劉氏江山的遠大抱負。

　　漢朝發展到漢武帝時，官場已顯示得非常腐敗。很多官員都是憑藉人情關係走上去，根本不需要自身努力。 社會上往往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家族在官場上有一位出人頭地的官員，那他所有的親人都能收穫政治前途，根本不需要什麼努力，而且家族之間存在明顯的傾斗， 社會關係異常發雜，而且無法正常運轉。

　　為了改變漢王朝的官員仕途發展方式，並轉換到正常的、良性的運轉軌道上來，漢武帝亟需儒家政治 以及治民思想來統治整個漢朝。發展到漢武帝時代，已經歷五代帝王，其時出現了眾多「官二代」、「官三代」。他們整天遊手好閒，不問世事，卻生活得比任何人 都好。而那些寒窗苦讀，終日勞頓的人，卻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正是看到這一點，漢武帝才結合自身利益，將儒學尊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一部分人，那就是有 必然成才能力的平民知識分子，他們渴望獲得政治成就，但由於國家沒有合理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使得這些知識分子無法實現正規的政治生涯，終日遊走在王公 貴族的門廷之下，懷才不遇，但卻裹足不前，很難為社會代來巨大貢獻。由於缺乏體制上的穩定性，新人才往往思想放任，對朝廷缺乏忠誠度，對百姓持鄙視態度。 因此，他們成才之後不但不為國家做貢獻，反而成為破壞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害蟲。

　　為了實現政治上的穩定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漢武帝沒有 理由不接受儒學思想的影響力。早前，漢武帝就答應儒生，在長安城內修建明堂。明堂為周天子當年接見諸侯之地。很明顯，這是為了順應自高祖皇帝以來諸侯地位 不斷上升而做出的有效措施。但它卻是儒生提出的，因此漢朝廷不得不接受儒生地位的上升和影響。明堂施展的禮數為周禮，而黃老弟子施展的是道家殷禮。明堂的 建立，讓儒家有機會在政治和社會兩方面影響國家，殷禮漸漸感到壓力。在此情況之下，道家殷禮面前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儒學思想背後是無形漢武帝精神的支 持，而道家黃老思想則是以有形的國母和國舅等人支持。

　　在竇太后及其家族面前，漢武帝顯得力不從心。為了能獲得皇權的權威，漢武帝亟需 一種全新的政治思想來施展自己的抱負。自小，漢武帝就接觸儒學，得出眾多心得。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漸漸醞生出需要儒學思想為基礎的治國理念。他一直認 為，大漢江山要有所作為，就必須讓皇帝的權威樹立起來，然後才能將國家的地位提升到新層次。無論怎麼樣，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多意識形態的社會，但真正成為 主流，並被漢武帝承認的，只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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