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台灣的反思

—— 書評庄雅仲《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

張鐵志

（台灣民主紀念館）

過去二十五年台灣民主代表的意義到底何在？

這是庄雅仲教授在新書《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的核心關懷，也是華人社會許多關懷民主的人的共同問題。

在台灣外面的人，看著台灣政治不斷上演黑色荒謬劇，不禁質疑台灣民主的意義；在台灣裡面的人，也未必清楚這個巨大歷史轉型的真正成就與限制──看看最近在成大「南榕廣場」引起的爭議。

民主化的確可能比威權時期暴露出更多社會矛盾：因為一切都被公開，都可以進入政治場域辯論、鬥爭。

在台灣亦是如此。在經歷「分期付款式」的漫長民主過程後，許多長期被壓抑或者新產生的困頓與黑暗也一一浮現。

一、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後，台灣看似建立起了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但這不是民主的終點──民主還有賴公民在不同公共層次的政治參與，從小區到社會領域以及政治領域。幾乎是與台灣的民主轉型同步，小區運動也從八零年代末，試圖改造地方小區的政治實踐，打造小區公共意識。

二、台灣的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雖然被解放，但仍有許多局限。如社運團體在資源和經費上十分困窘，且在政黨輪替後，部分社運團體的能量被民進黨政府吸納，讓政治與社運關係重新經歷一段摸索期，直到這幾年才見社運風雲再起。

又如公民社會中很重要的媒體，在威權崩解之後，卻沒有能成為真正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價值與政策辯論、思想與重要信息的場域，反而迅速地黨派化、八卦化、瑣碎化，讓消費主義邏輯取代了公共言說的邏輯。

三、原本人們期待民主化會帶來更多社會平等，因為民主會壯大(empower)中下層階級，讓他們可以組織起來，或者透過選票以制定更公平的財經與稅制政策。但在台灣的現實是，民主化也讓資本家更有力量，更能影響立法和行政機構；且當作為中介的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政治獻金規範）更有利於資本家時，民主化後的社會不平等也因而更為嚴重。

四、本土化和民主化本來可以互為進步動力。尤其在台灣的歷史環境下，一個移入政權不僅在政治文化資源上有嚴重的省籍不平等，在國家體制上也缺乏本土正當性（如萬年國會）。在九零年代之前，這些本土化訴求，無論是強調族群平等，或是住民自決，都具有相當進步性，而非排他性的族群主義。

但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掌權者一方面可能以族群認同來進行容易的政治動員，另方面則可能以認同政治來壓制民主，以團結或「人民」之名打壓異議。 最嚴重的魔鬼時刻在2006年——陳水扁第二任期，因為要化解貪腐危機，所以強烈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打壓黨內異議，以致於有一批學者發表「七一五宣言」，強調「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要求陳水扁下台。

以上這些台灣民主時代所面臨的各種議題：本土、族群、社會運動、社會福利、小區、媒體，幾乎都在庄雅仲這本書被討論到。尤其雅仲不像政治社會學者關注的是宏觀的結構和制度，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他是採取他所謂的「民主人類學」，探討民眾生活和社會關係，並從「民主化作為個人或群體的長期的智識探索與行動實踐」進入更大的民主過程，以探射出新的洞見與理論反思。

民主從來就是一個不會停止的計劃，是一個不斷抗爭，不斷前進的過程。希望這本書帶給台灣與島嶼之外的讀者，對台灣民主有更細膩的認識與反思，以讓我們繼續努力朝向彼岸的民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