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化——孔孟儒學的致命傷

06-02

泛道德化——孔孟儒學的致命傷

　　哲學（包括宗教）是智慧之學，智慧是人們觀察事物、處理問題的一種能力，它原本就無處不在，蘊含於人類豐富的實踐活動中。哲學家、思想家們將這種人生智慧抽取出來，進行專門研究，使之升華、結晶，成為促進人類健康發展、提高人類素質的「高級營養品」。所以，哲學家、思想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提供人生的理想，並指出達成理想的方法。

　　奠定儒學思想基礎的中國偉大哲學家孔子、孟子生活於紛爭動蕩的春秋戰國年代，其時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針對此現狀，孔子提出一套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這種講究「愛人」，強調「忠恕」的「仁學」，無疑具有「人本主義」的色彩，因而具有其進步與人道的一面。孔子之孫子思的學生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矣」等帶有最早「民主性」萌芽的思想，這在當時的時代的確難能可貴。然而如何達成「仁」？我以為孔孟開出的濟世「藥方」，既達成理想的方法是蒼白無力的，如同沈略兄所指出，儒家有其嚴重的理論（而非時代）局限。孔孟之儒倡導的達成「仁」的途徑，無非「內聖外王」，「克己復禮」。內聖——強調個人自省，完善人格，即儒家之「修身」，以接近「聖人」的境界；外王，以「王道」治理國家，協調社會。而這兩個方面，孔子又通通強調只要人人「克己復禮」就能達成——這未免過於天真！我以為孔孟儒學在關照政治等一系列社會生活領域時，存在一種「泛道德化」的傾向，而這恰恰成為「孔孟儒學的致命傷」。

　　那麼，何謂「泛道德化」？

　　所謂「泛道德化」，是將道德意識無限擴張，以至越位侵犯到文化、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如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去做它們的主人，而強迫其他領域的本性，降於次要從屬的地位，最終將其他各種文化表現，統統變為服務於道德和表達道德的工具。

　　我們曾經歷過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大多數30歲以上的國人，都對那個時代至今心有餘悸，在那樣一個時代，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文化領域的種種諸方面，均淪為政治的奴僕，「教育要為『工農兵』服務」——實際上是為意識形態、為政治服務；文學藝術要為「階級鬥爭」服務，成了圖解政策，圖解「階級鬥爭」的工具，結果除了幾齣「樣板戲」，尚有什麼文學藝術可言？連「歷史」的重新評價，也變成為了圖解政策，圖解「上意」，可隨意篡改扭曲；道德淪喪，人倫盡失，父子相互「鬥爭」，夫妻無情「揭發」；國民經濟也幾達崩潰的邊緣——這是「泛政治化」，即政治無限越位擴張的惡劣後果。

　　那麼，道德的無限越位呢？

　　六月兄指出，孔孟「以政治理想為最高境界」，孔孟「外王」的政治理想，含有重視民生疾苦、民本主義的思想，如：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這些無疑是有價值的，但因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構建於「人性善」基礎之上的「王道」、「德治」，他們以理想化的、近乎虛構的先賢聖王堯、舜、周文、周武為藍本，以「內聖」為實現「外王」的基本步驟，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只要人人「克己復禮」，發揚「惻隱之心」，「推恩以保四海」，「王道」政治就可以實現，這未免給人以「政治神話」的感覺。

　　何謂「政治神話」？茲舉例說明：共產主義好不好？——「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發展，當然好！然而可能嗎？至少我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這一天了。社會主義好不好？「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試圖以「計劃經濟」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克服資本主義「由於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造成的生產的盲目性從而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弊端，在「共產主義」美好藍圖尚未有充分條件可以實現之際，聽上去似乎是個相對合理的社會，然而「計劃」是人制訂的，如何保證制訂計劃的人不出錯？我們五十餘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效果如何？前蘇聯東歐、如今的北朝鮮的「社會主義實踐」效果又如何？

　　理想美則美矣，奈現實醜陋何。

　　孔孟相信「人性本善」，且經過後天教化可以更加向「善」，他們周遊列國，到處宣講他們的政治理想，其百折不回的精神固然可嘉，遺憾的是沒有一個統治者接受、實行他們的學說，蓋因首先象傳說中堯、舜、文、武那樣的「聖王」現實中實在罕見，而人性也不可能是天生的純善，後天的教化也有相當的局限性。與孟子同時代的公都子就曾當著孟子之面列舉下列事實：「告子曰：性無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這些說法就是較為實際的。其實孟子自己也承認「人之所以異與禽獸者幾希」，他大罵那些見死不救的統治者，說他們與持刀殺人者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關係。如此一來，孔孟政治理想的藍圖美則美矣，然其完全建立在個人人格完善、建立在「德治」基礎之上的政治理想，又有多少實現的可能？一種理論一旦沒有實現的可能，其對現實的指導作用便大打折扣。

　　我認為孔子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的許多教育思想，學習方法，倒是值得稱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教無類」「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以及強調學生是主體、尊重學生個性的「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循循善誘」等，至今仍有價值。但個人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失敗的，兩千年之前已不可行，兩千年之後，就更加難以適應與兩千年前迥然不同的現實了。

　　在孔子的心目中，「仁」「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號召人們「克己復禮」，剋制自己的慾望，以合於周禮。但他的「安貧樂道」，尚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惟求「道」，孔子主張「先義後利」，「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而在「義」與「利」的問題上，孟子則走得更極端，幾乎是將「義」與「利」完全對立起來，《孟子》開篇《梁惠王上》開門見山即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公孫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釁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本壇網友路西南德君已指出：照孟子此言，豈不是「為國家圖富強，為人民謀福利，為抵抗侵略捐軀戰場、折衝國際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賊，要被剷除」？網友沈略也曾置疑：「俄羅斯（一度）有那麼大的疆域豈不是沙俄當年大講仁義的結果？……當年威天下的蒙古（成吉思汗）豈非是得道的大慈善家？」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今中外之有國者，未見有以兵之強為患也。而如孟子等儒者只單純強調「仁義治國」，「修文德以懷遠人」，若照此實行，恐誤國非淺！宋室便是一味強調「修文德」不重武備，而遭至「靖康之難」的。南宋朱熹云：「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途尚壅，佞幸之勞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聖王所以強大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南宋國破家亡，惟余半壁江山偏安一隅，欲報國讎家恨，收拾舊山河，自當樹立威強，鞏固國防，而朱熹喋喋不休於「聖王德業」、「格物致知」，究竟有多少實際效用？

　　儒家以「理」排斥「欲」，以「義」排斥「利」，不重物慾的滿足，忽視人民現實生活的改善。孟子雖也承認一般百姓「無恆產則無恆心」，所以主張明君要「制民之產」，但卻反對言「利」，反對「求富」，「闢土地，充府庫」，看不起齊桓、晉文的霸業，照孟子之言，上下皆不言「利」，「有仁義而已矣」，豈不是要人民只能維持「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之類不飢不寒最低的生活標準？這種「重義輕利」的傳統影響極為深遠，至宋明理學，更發展為影響極其惡劣的「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清代學者戴東原猛烈抨擊宋儒，直指他們「以理殺人」，「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如是也。」梁漱溟先生也曾指出：「試翻看全部《論語》，全部《孟子》，（貶斥慾望）處處表現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證不勝其引證。其後『理』『欲』之爭，『義』『利』之辨，延二千年未已，為中國思想史所特有，無非反覆辨析其間之問題，而堅持其態度。語其影響，則中國社會經濟在二千餘年停滯不進者，未始不在此。」儒家極少考慮到人對於「慾望」及「利益」的追求，猶如水流，堵塞及放縱都有可能造成災害，惟有疏導和善加利用，方能達成水利。我們今日推行市場經濟，就是要獲取最大的物質利益，改善人民現實的生活。

　　儒家「泛道德化」在中國文學領域的表現，則是強調「文以載道」，這雖是隋唐「古文運動」中韓愈所倡導，然溯其源者，始作佣者當是孔子。

　　《詩經》本是西周至春秋時一部民歌選集，其中充滿著人類自然的情愛和活潑的生命，是中國文學靈感的源泉之一，然而這部純文學的詩集，一旦落入儒家之手，立刻就染上了道德價值的色彩，一變而為「教化」的工具，「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孔子眼裡，變成了歌頌文王「后妃之德」，孟子也一口咬定《詩經》是歌詠「王道」之作，其實，這根本是孔孟想當然耳！詩歌本身的真義全被糟蹋了！至唐代韓愈發起「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雖則對反抗六朝浮華淫巧文風有正面作用，然過於強調「文以載道」，使「泛道德」的洪流淹沒文學故有的田園，文學變為道德的奴婢，字裡行間，充滿著道德的陰影，使文學在文化中失去了本性和獨立的領域。實際上，文學關注的是永恆的人性，反映的是作家種種人生體驗，而道德是要告訴人們「應當如何」，過分強調文為「載道」之器，只會貽害文學。幸好中國還有道、釋，有魏晉風骨，否則中國也許不會留下如許豐富優美的文學遺產。

　　兩千年儒家文化一味強調「道德」、「德治」，對現代中國的負面影響，還有中國老百姓至今盼望的仍是「明主」、「清官」、「青天大老爺」，而不是自身參政議政的權利；他們反對的只是官倒、特權、「無德」的貪官污吏，而極少想到，我們怎樣去建立一套符合現代憲政思想、行之有效的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因為源於西方的現代政治中「分權」「制衡」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惡」基礎之上的，與「道德至上」的儒家傳統背道而馳。清宮片《雍正》、《康熙》等等泛濫成災，大獲轟動，即是國人普遍心態之一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