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

金雁：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

兩種改革模式：維特與斯托雷平

1861年改革以後，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俄國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出現了「反改革時期」，此後沙皇在維護傳統體制和追趕西方模式的取向中來回搖擺。二十世紀初，農村公社與市場機制的矛盾、君主專制與憲政訴求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俄國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

當時俄國先後的兩任總理大臣——維特與斯托雷平是上個世紀之交的兩大改革家，他們曾主政俄國二十餘年，對推進俄國的現代化進程各有建樹，因此成為蘇聯解體後「改革史研究熱」中被談論得最多的改革明星。但是他們在儘可能維護上層既得利益而又跟上歷史變革潮流的一致下，對俄國的發展路徑有不同的認識。荷蘭血統的自由派貴族維特（1849—1915）主張政治改革先行而經濟改革需謹慎，他從1903年開始修改農民立法，1904年起著手俄國憲政改革問題。他力主沙皇與自由派結成聯盟，促使俄國從專制君主制向立憲君主制過渡。他認為只有在憲政即代議制改革相配套的情況下方能進行經濟改革。斯托雷平（1862—1911）則主張推遲憲政進程，先用警察方式以鐵腕解決農村公社阻礙市場經濟的問題，在保證沙皇體制、保證權貴利益、保證穩定的情況下搞經濟改革。他的典型語言是「哪裡富足了，哪裡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憲政這類西方自由主義的玩意不適應俄國，代議制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搞改革很難與那些七嘴八舌的杜馬議員合作（用今天的時髦語言來說，就是「交易成本」太高），為此他提出了一個著名公式：「先穩定，後改革！」[1].

1905年俄國爆發了革命。革命的導火索是和平請願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關於這一天由於軍警開槍射擊，打死和踐踏傷亡的人數說法不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有一千多人被槍殺，兩千多人受傷，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孫成木、劉祖熙教授主編《俄國通史簡編》中說「死傷四千六百多人」[2]，1997年俄羅斯出版的《二十世紀俄國通史》中更正說，在這次事件中「死亡九十六人，受傷二百三十三人」[3].該事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影響，使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以前俄國是傳統的皇權主義國家，沙皇一直扮演著慈父的形象，他向來以強調「抑強扶弱」、「富人與窮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稱。「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們對沙皇的幻想，為了調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參議員希德洛夫斯基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要求工人選出代表協助工作，調查委員會主席是立憲民主黨人律師諾薩爾·赫魯斯塔廖夫，他提出用「蘇維埃」這個古老辭彙來命名這種具有協商機制的調查委員會，這就是「蘇維埃」作為現代政治辭彙的由來。「蘇維埃（совет）」一詞是一個古俄語，來自於村社議事會的協商傳統，意即「以公眾的民主決策」為首選。於是在這位自由主義律師的倡議下社會上出現了第一批群眾自發選舉產生的「蘇維埃」[4].後來在1905年革命中這種民選協商機構卻在「左」派激進力量的主導下變成了暴力對抗和奪權機構，最終遭到鎮壓。在1905年這場風波中，「蘇維埃」存活了五十天。

1905年革命中，當時還在任的總理大臣維特要求群眾運動克制、冷靜，在法律的程序下運行，只要給他時間，他一定會儘力而為，對民眾和沙皇都有一個交代。但在沙皇與保守派權貴的壓力下他能做出的讓步是有限的。而當時反對派在「大好形勢」下也不願克制。議會中的立憲民主黨人雖然呼籲非暴力，但拒絕與激進群眾運動保持距離，實際上是希望藉助激進派的暴力威脅壓當局讓步。而街頭的反對派更激進，時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說：「我們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會同沙皇進行可恥又可憐的交易，維特的憲法是虛偽的，我們二十四小時就能喚起整個俄國，讓一把大火燒遍全俄羅斯吧。這樣一把全國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5]，並且號召民眾展開從停止納稅、從銀行提款（1905年全國的提款額達八千五百萬金盧布[6]）、工廠罷工直到武裝起義的各種反抗。這樣使俄國的變革錯過了一個上下互動的良好時機。 由於1905年8月日俄戰爭失敗後，維特一邊忙於日俄和約在國外奔走，一邊應付國內的革命運動，與反對派談判妥協失敗，引起沙皇不滿，當局中強硬的保守派乘機得勢，維特被保守派官僚認為太「左」、太軟於1906年被迫辭職。強硬保守派戈列梅金、經濟改革派斯托雷平相繼接任主政。沙皇下決心鎮壓1905年革命，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設立的「戰地法庭」共判決死刑五千起，實際執行三千五百起[7].

《10月17日宣言》啟動的憲政改革

1905年革命雖然失敗，但是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樣，鎮壓了戊戌變法，卻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者。沙皇於1905年8月6日頒布了由內務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國家杜馬憲章》、《國家杜馬選舉法》，10月17日正式頒布開始憲政進程的《宣言》。這標誌著沙皇首肯了自由主義力主的憲政改革的部分內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表示要進一步發展普選法原則，召開國家杜馬，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8].沙皇政權具備了立憲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視為俄國政治現代化與國家法制化的標誌，俄羅斯終於在專制制度上打開了缺口。

可以說沙俄在經過搖擺、遲疑、時斷時續的十九世紀修修補補小打小鬧以後，終於在1905年革命之後開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雖說晚了幾十年，但是在政治體制上改進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俄國開始了司法獨立和多黨制的發展進程。從1906至1917年俄國一共歷經四屆杜馬，第一、二屆杜馬分別只存活了七十二天和一百零三天，是自由主義主導、「左」派力量不斷上升的杜馬，因此被列寧稱為「世界上最革命的議會」[9].《10月17日宣言》以後俄國出現了一百多個政黨，各種類型的派別都浮出水面公開活動，從1905至1917這十二年是革命黨最好的演練時期，雖然在此過程中沙皇政府打壓革命政黨的力度一直都沒有放鬆，期間第一流的革命家都流亡海外，但是畢竟立憲的沙皇不同於專制的沙皇，甚至可以說是沙皇提供的杜馬講壇鍛煉了反對派的組織能力和宣傳能力，沙皇的杜馬成為革命的母體和掩護所。當時一位俄國的評論家說：「一個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時候就是它開始自我修正的時候。」

沙皇把政治權利釋放出一部分，杜馬開始在俄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1906年11月杜馬拒絕接受斯托雷平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並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斯托雷平以杜馬內社會民主黨團圖謀「推翻國家」的罪名，要求杜馬剝奪五十五個社會民主黨人代表資格。當時主導杜馬的立憲民主黨（以知識界為主體的自由民主派政黨）拒絕接受。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便強行解散了第二屆杜馬。以立憲民主黨人為主的一批反對派議員發表《維堡宣言》號召反抗，結果遭到鎮壓。許多人被剝奪當選資格，許多人流亡海外。這就是史稱的斯托雷平「六·三政變」。

「六·三政變」對議會反對派的打擊、「戰地法庭」對社會上反對派的鎮壓（當時的絞索被立憲民主黨人斥為「斯托雷平領帶」），加上這一時期反自由主義的極右翼保皇派群眾組織俄羅斯人民同盟（其暴力團體叫「黑色百人團」，我國過去譯為「黑幫」）對反對派採取的恐怖行動，使俄國出現了鐵腕政治下的「安定」，憲政民主進程停滯並出現倒退，史稱「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六·三政變」後杜馬仍然存在，但當局修改選舉法剝奪了大部分反對派人士的候選資格，使「立憲民主黨人杜馬」變成了「保皇派杜馬」，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的影響大為削弱，杜馬本身的制衡作用也大大下降。

「六·三政變」並未使俄國回復原狀。當時沙皇也知道改革已是大勢所趨，只知道搞鐵腕的保守派戈列梅金很快也被撤換。繼任的斯托雷平在經濟上是個堅定的改革派，在政治上雖然強硬，也還保留了一些1905年憲政進程的遺產。根據新選舉法產生的第三屆杜馬，是惟一一屆任滿法定五年任期的杜馬（1912年11月第四屆杜馬的政治構成基本延續了第三屆杜馬，但它又是被解散的）。蘇聯時期對這屆杜馬是負面的評價，它被認為是沙皇的四屆杜馬中最右的「反動的黑幫杜馬」。劇變以後由於新的俄羅斯國家杜馬把它作為主要的參考系和傳統延續，又開始大肆讚揚肯定這屆杜馬，它被譽為是「俄國走向法制化的標誌」。平心而論，這屆杜馬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五年時間一共審議了二千四百三十二個法案，有二千一百九十七項被沙皇批准成為法律，教育撥款該屆內翻了一番，農業達到前所未有的輝煌。[10]以至於身為革命黨領袖的列寧認為「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了[11].

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在斯托雷平時代的停滯也是事實。即便對於所謂「保皇派杜馬」，沙皇還是很不放心，總認為天下的亂子都是這些人吵吵嚷嚷弄出來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拿杜馬開刀。1917年2月首都剛出現自發性街頭事件，以後無論左、右派的史學家都公認該事件與杜馬毫無關係，但當時沙皇第一個反應就是解散杜馬。然而即便斯托雷平再世，歷史也已不能重演。沙皇的蠻幹很快導致天下大亂，幾天後一個大帝國便土崩瓦解了。

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後果

斯托雷平認為，在市場經濟下必須改革沙皇制度在農村的社會基礎，以便在農村形成一個強大的富農階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俄國出現了被稱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經濟改革。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著村社和民眾的「保護人」的角色，當時的國策宣布：「村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村社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它是凝結俄國人民生活的水泥。」亞歷山大二世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口號，「俄國的一切不是為了強者，而是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當局認為，專制政權「惟一可以依靠的是農民，農民是國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後，沙皇丟掉「抑強扶弱」的口號，放下了為「民」做主的旗幟，改而實行「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的改革，以明顯反道德的「原始積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國的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專制主義的反動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1907—1914年）」，農業生產的繁榮成為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的經濟發展以1913年成為一個制高點，在農業方面以至於到整個斯大林時代都未能超過。1913年俄國生產的小麥佔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一萬一千萬噸∶二千七百萬噸），黑麥產量的二分之一（五千萬噸∶二千五百萬噸），大麥的三分之一（三千五百萬噸∶一千三百萬噸），斯托雷平創下的這一農業記錄保持了半個世紀之久，當時俄羅斯的糧食產量超過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國的總和。斯托雷平的發展方向是符合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發展方向的，列寧評價說：「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無情地摧毀了舊制度」，他的改革「貫穿著純粹資產階級精神」，「用暴力摧毀陳腐不堪的中世紀土地佔有形式」，「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無疑是進步的」[12].

但是這場以權貴利益為出發點的改革方式是極不公平的，正如維特所抨擊的，這場改革「注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實際上成為有權勢的私有者對「無權的或半無權的私有者——農民」進行的掠奪，維特預言，這樣的搞法「將可能招致嚴重的革命動亂」[13].維特於1915年去世，此後不到兩年他的預言便成為現實。斯托雷平在嘗到經濟起飛的甜頭的同時也為自己種下了苦果，一戰前俄國的「黃金時代」無人能夠否認，但它是以社會的緊張加劇作為代價的。經濟相對繁榮了，但社會不公正感卻日益突出，斯托雷平改革中的「扶強抑弱」政策導致農村中「反改革」的平均主義情緒強烈起來。農村的反對浪潮直接是沖著斯托雷平改革而來的，斯托雷平不公正的改革激起的群眾「今不如昔」心理與集體行為，使得1905年擺脫「中世紀束縛」的鬥爭轉變成為一場站在「向後看」角度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村社復興運動」。

由於斯托雷平政治上專制主義的反動和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結合在一起，而政治上反專制的革命卻成了經濟上前近代宗法因素的復歸，斯托雷平式的站在權貴的立場上的改革，使革命運動帶有維護封建因素的特徵，從而使俄國以否定資本主義、回到現代化以前的方向完成了革命；僅就農民運動本身來說，既不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列寧原來設想拿到政權以後走上「美國式的道路」，便會自然解決否定之否定的「隔代相似」問題，然而1917年革命戲劇性的結果卻是，俄國並未走上「美國式的道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又回到了傳統村社之中，就這一點而言，革命等於開了斯托雷平改革與經濟現代化的倒車，這裡面既有理論上的局限，又有現實鬥爭中民粹主義化的影響。

由於兩次改革中的「割地」，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十分強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貴族自己不住在鄉下，而是由管家經營）。農民要求恢復公社對「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立農村公社。這種戰鬥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平等意識決定的，當時所展開的「自發奪地鬥爭」並沒有革命政黨的組織，所有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的」[14].一戰後期農民在村社的組織下不經官方許可自己行使革命權力，百分之八十六點六的鄉農民執行委員會自行分配土地，百分之三點六置身於階級鬥爭之外，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基層機構聽命於政府，1917年夏天確立的農民機構是由貧民和中農組成，他們完成了總數為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八起革命行動中的一萬零二百一十起[15].農民從「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客觀上加強了左翼激進主義陣營的力量。所謂的「十月革命分給農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十月革命前農民以傳統村社為組織基本上完成了「自發奪地」的過程[16]，十月奪權當天蘇維埃二大上通過的「土地法令」是借用的民粹派後繼組織社會革命黨的，與其說布爾什維克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如說他們對農民已經完成的土地均分不持異議，而臨時政府雖然也同意農民的主張，只是認為應該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後，由國家行政部門有秩序的解決土地問題。這就是「反對骯髒的進步」和「乾淨的反動」的1917年革命的農村背景。

「反改革的革命」之醞釀

用《俄國共產主義宣言》的起草者和俄國第一份馬克思主義報紙《火星報》的創立者[17]之一、而後來變成俄國最大自由主義理論家的司徒盧威的話說，斯托雷平改革導致了反對派運動的民粹主義化，表面上看起來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民粹主義，實際上是「戰無不勝、所向披靡的民粹主義改造並同化了馬克思主義」，後來「它以革命社會主義的形式，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18].別爾嘉耶夫也認為，俄國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實際上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下，堅持著民粹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經過民粹主義的改造」，使得「社會主義的結局能夠得以早於西方實現」[19].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採取的另外一個措施也給革命埋下伏筆——移民政策。由於瓦解村社的獨立農莊以及現代化農場的建立，失地農民增多，斯托雷平便從中部地區向西伯利亞組織大量移民。從經濟上講，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區過剩的人口，又可以發展西伯利亞等地的經濟。但是瓦解村社遭到農民反對，農民已經習慣用村社的「平均」來抵償自己的貧困，而官方組織的移民又遭到了當地的抵制，由於專制官僚化的移民組織不好又出現了「迴流」移民，一貧如洗和極度不滿的農民回到原地已無立足之地，又轉而湧入城市，這些人成為1917年革命中的中堅力量。

斯托雷平改革導致了俄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盛行於知識分子中的那種激進傾向明顯退潮。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成為秩序派，一部分人回歸傳統，走向了「尋神派」[20]的象牙塔，還有部分人堅持舊有的理念，但卻喪失了對現實的敏感性，成為「書齋里的革命家」。而在他們不那麼敏感的社會深處，卻在積累著不滿情緒，一個明顯的指標就是俄國司法部門統計的政治罪的職業分布中知識分子的比例日益縮小，而工農比例迅速上升，從1905年到十月革命前知識分子和工農「反國家罪」的數量恰好來了個顛倒：從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變成大部分是工農。這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便逐漸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變成了與「老爺」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急劇下降，控制力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衰退，以至於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革命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強烈反差，「亂世心態」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髮泄的心理土壤。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導的「大改革」得罪了幾方面的勢力，維護公社的守舊貴族對他銜恨不已，傳統的公社精神與教會集體主義精神被執政者放棄，導致特權進入市場，國家機器嚴重腐敗，日益處於渙散狀態，沙俄末期出現的近乎鬧劇式的拉斯普京事件[21]，說明了統治集團內部的荒唐與離心傾向，它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都大大削弱，很多人都對局勢憂心忡忡；自由派貴族又不原諒斯托雷平破壞了憲政，視他為「踐踏法制的元兇」；知識分子在市場化中的邊緣化反而促使了「草根激進主義」的膨脹；可以說各派人士都有人想暗殺斯托雷平，在幾次未遂的行動之後，1911年斯托雷平終於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殺，死於非命。斯托雷平改革戰略的「加速經濟發展」本身並沒有錯，經濟發展導致所有人相對受益原本是可以抵消掉「革命因素」的，但是由於這個「製造資本主義沙皇的統治基礎」的轉彎使原來過於緊繃的制度不但沒有鬆弛，反而更加脆弱，已經經不得任何壓力了，這時的世界大戰徹底把它推向了革命的前沿。

蘇聯劇變以後，俄羅斯對斯托雷平的評價與蘇聯時期相比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不僅被塑造為傑出的政治和國務活動家，而且被稱為是「個體農民的保護人」[22].很多人認為，如果歷史能夠提供足夠的時間，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夠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戰把一切都淹沒在血泊之中，從本質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23]，「如果沒有一戰，就不會有二月革命，也不會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學家都同意是曠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無法忍受的重負導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24].

「用戰爭來驅散革命的毒氣」

為了填補放棄「俄羅斯傳統公社精神」出現的意識形態空白，斯托雷平的外交政策是以強化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來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他指出：「你們（反對黨）需要大動亂，我們需要大俄羅斯」，還提出「用戰爭來驅散俄國革命的毒氣」的著名口號，並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黨」。眾所周知，俄國所有的戰爭都與國內的緊張局勢有關，而戰爭的勝利與否又直接關係到國內政治力量較量的對比。1812年戰爭勝利，沙俄坐上神聖同盟的第一把交椅，1856年克里木戰爭的失敗導致農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成為第一次俄國革命的起因，1917年俄國革命也是得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沙俄之所以參加與發動這場現在看來幾乎自殺性的戰爭，的確與斯托雷平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亢奮有關，這是1917年革命的另一線索。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幾乎百分之二十的青壯男人都在軍隊里，1917年俄國總人口是一億五千三百六十萬，在海陸軍中服役的一千一百萬，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二，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六是農民，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是無產者，百分之三點五至百分之六是工廠工人，1915至1916年俄國有六百多家工廠因徵兵上前線而停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是城市市民。軍人在國家的地位由於戰爭而凸現出來。到1917年初俄國約有六百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受傷、致殘以及被俘，在1917年2月至10月這段時間又增加了一百萬，到1917年原來作為職業軍人的軍官精英階層已大批陣亡。但是沙皇以及後來的臨時政府不肯締結和約，停戰成為首要問題。戰爭及其後勤供應所造成的疲憊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為爆發社會革命提供了土壤。

早在戰爭打響時，內務大臣杜爾諾沃就向尼古拉二世上了一道摺子，裡面提到：不要捲入同德國的戰爭，「如果能在戰爭中取勝，一切都會好轉」，「民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奉是無意識的，普通民眾不會去尋找政治權力，農民希望獲得土地，工人希望得到工廠主的所有資本和利潤，他們的渴望不過如此。但是在失敗的情況下，社會革命在我們這裡以十分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則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失敗將歸咎於政府，其後果是在俄國開始出現革命的直接宣傳演說，在這些演說中提出能夠動員和團結各階層的社會主義口號，先是土地平分，接下來是所有財產和財富的共同平分，吃了敗仗的軍隊多半被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所控制，再加上戰爭中又喪失了更可靠的軍官階層，士氣低落、軍紀渙散，難以成為維護法律和秩序的支柱。於是，俄國將陷入極其嚴重的無政府狀態，其後果難以預料」[25].事後證明一切正如杜爾諾沃所料，是戰爭的失敗直接導致了沙皇的垮台，克倫斯基下台也是同樣的原因。

布爾什維克也看到對政局起決定作用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就是被戰爭弄得人心渙散的士兵，在「誰控制了士兵誰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國家越危機對革命越有利」、「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策略指導下，策反軍隊停戰回鄉參加平分土地是瓦解軍心的最有力的殺手鐧，布爾什維克發出的口號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26]這一招果真十分奏效，從1917年夏天開始，士兵都成為最堅決的革命分子，他們的最實際的考慮就是趕快締結和約回家分配土地。士兵的情緒促使軍隊向左轉，具體表現在士兵委員會的選舉中，選上的人都是贊成停戰簽約複員回家的人。反戰的士兵開始自稱為「布爾什維克」，軍官的報告也把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等同起來，認為國家的「武裝力量革命化」了。

在這種惡性循環下前線的全面戰敗，使俄國軍隊丟棄了戰場跑回國內，軍隊的崩潰使軍紀約束形同虛設，軍事法庭法不責眾，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來，戰敗和無序使流氓心理擴大，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數百萬士兵、水兵、逃兵和從德軍佔領區逃出來的難民。在這樣一個深厚的社會土壤上，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武裝的農民自發地湧進地主莊園，在分掉土地以後燒毀莊園同時對地主實行懲罰。整個俄國的社會規範在瓦解，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無政府主義宣傳動搖了政權的權威，使人民大眾變得冷酷無情，他們習慣殺人不受懲罰，暴力法則取代了法律的威力。所有這一切為實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與交戰國的士兵舉行聯歡」、「使本國政府儘快垮台」這一今天在任何國家看來都是「散布無政府主義混亂狀態」[27]的荒唐口號創造了條件。無序化加劇了社會的狂熱機制，大家都把紀律、秩序、保守、溫和、法律、遵守規則當作嬉笑怒罵的對象，這些名詞都成了罵人的話，人人都在高呼一個口號：「劫不義之財！」在二月革命後的幾個月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政黨」這些字眼十分流行，立憲民主黨在他們的報紙《言語報》上說俄國一夜之間人人都成了「社會主義者」。當然普通人對社會主義流派和各政黨之間的差別不甚了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也知之甚少，但他們知道敢於公開「犯上作亂」者就是「社會主義」所想要的。

二月革命：流水席式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

1917年初，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的羅曼諾夫王朝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由於「斯托雷平反動」斷送了俄國在1905至1907年間曾經一度大有希望的、通過君主立憲建立議會民主的機會，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動的市場經濟發展又掏空了傳統皇權主義的基礎，並因對傳統農村公社實行掠奪性的「專制私有化」而積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當對外戰爭冒險的失利觸發了社會危機後，全俄便急劇地捲入革命漩渦。1917年2月貌似強大的沙皇政權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潰。從天而降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發的。正如當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所說，「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這一天所發生的運動似乎與前幾個月的運動沒有區別，這種騷動在人們面前已經出現過幾十次了」[28].布爾什維克所有的一線人物都不在首都，他們全是在得知沙皇倒台以後匆忙回國的，列寧4月17日從瑞士回到俄國，托洛茨基5月17日從美國趕回國內，斯大林3月25日從西伯利亞歸來，二月革命爆發時他們都不在場。

2006年由中國黨建研究會、中國社科院「蘇共興衰與蘇聯興亡」課題組編寫的《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八集教學參考片解說詞中說，是「擁有二十萬黨員」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29]，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1917年受布爾什維克影響最大的階層不是農民，甚至也不是工人，而是極度厭戰、因而贊成極端反戰宣傳的士兵。但這也是10月前的事。在1917年2月以前，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個人數不多的「政治僑民」黨，1917年2月走出地下狀態時僅有二萬四千人，集中在一百五十個組織和小組裡，多數成員包括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和黨的領導機構都在國外。那時國內反對派的主力是在農民中宣傳農村公社很有影響、在城市中因搞刺殺活動也受到注意的老牌革命民粹派——社會革命黨，1917年後成立的「政治流放與苦役者協會」成員大多是他們，而搞工會很有成就的孟什維克也比布爾什維克更有影響。布爾什維克當時在城市人數就不多，在農村只有四個支部，四百九十四名黨員[30].只是在從二月到十月的這個過程中它才發展到二十萬人，但社會革命黨當時已有百萬之眾。

當然，即便社會革命黨等更有影響的反對派也並非二月革命的發動者。俄羅斯國內外史學界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爭議地承認「二月革命是自發的」[31].二月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兵源缺乏而把麵包師徵發入伍，導致首都麵包脫銷，出現主婦們搶購而突然發生的事件，接著不滿的市民湧上街頭，同樣心懷不滿的士兵拒絕向民眾開槍，部分士兵轉入抗議者行列，衝進監獄釋放了政治犯。沙皇一籌莫展，卻因杜馬此前不斷警告他社會不滿而惱羞成怒，莫明其妙地下令解散杜馬，結果更導致對抗升級，部分議員抗命組成杜馬臨時委員會宣布接管政權。結果就在短短几天內，政權便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轉到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手中。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說：「在俄羅斯整個世紀都在準備革命，直接的革命卻沒有準備好，君主專制制度與其說是被推翻的，不如說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潰的，與其說布爾什維克準備了革命，不如說他們利用了革命的轉變。」[32]二月時惟一直接參与其事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施略普尼科夫後來因為說二月革命是「自發」的而被整肅，但就連後來直接領導十月武裝奪權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也曾指出：二月時「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少數派」[33]，一直到1917年9月份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仍在蘇維埃中佔優勢[34].

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實際上都是變動不定的「流水席」。「臨時政府」並不是一屆，而是包括六屆政府，在「政治雪崩」中它的政治面貌改變很大，在八個月內五易其主，一屆比一屆「左」，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命民粹派，而且在十月「冬宮之夜」前夕已經在預備議會上通過不信任案，剩下的幾個自由派退出，準備再次更換成「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了，但是這些人無論是左是右，共同的特點是「無所作為」。

後人說這些臨時政府都患有「權力恐懼症」。用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的話說：「先前的大多數革命都是激烈的爭權奪利的競技場，而我們俄國革命有時卻退化為爭取放棄權力、爭取將權力推到別人肩上的鬥爭。」[35]確切地說，他們都曾反對沙皇專制，此時也不願「以暴易暴」，而且在清算斯托雷平改革的問題上早已形成共識。但他們都自我定位為全民民主選舉產生立憲會議之前的「臨時」管家，而且也承認蘇維埃與自己分享這種「臨時的」權力。當時在德國人已經深入國境的情況下他們想「保衛祖國」，不願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無條件放棄作戰，但面對前線的無政府狀態，他們又不能祭出鐵腕去鎮壓「士兵民主」、恢復軍事紀律，結果只能繼續打敗仗。而前線失利又進一步加劇不滿，加劇後方的政治危機。臨時政府的君子們遇到社會不信任就下台，讓位給更加激進的人。

而比政府更左的蘇維埃原來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主導，自我定位為民主大選前「臨時政府」的監督者和下層利益的代言人，並沒有想去奪權。但是由於自由派在遭抗議後下台，導致權力真空，本來並不想執政的蘇維埃頭頭為避免無政府狀態惡化又不能不去填補政府空缺。結果原先的蘇維埃領袖（包括克倫斯基等）變成後幾屆臨時政府中堅，而他們騰出的位置被主張暴力的布爾什維克填補。這時前線不斷的失敗已使軍心瓦解，加上這時後方農村已經開始自發地清算斯托雷平改革，以傳統農村公社的方式分配「份地」，那時的慣例是不到場者沒有份。俄國士兵絕大多數是「穿軍裝的農民」，前線令人絕望，後方分地時他們又不在場，怎不令他們歸心似箭？於是布爾什維克的極端反戰大受士兵歡迎。親布爾什維克的士兵湧進首都，人數已比原來的城市工人多得多，蘇維埃也在沒有任期制的流水席式的不斷改選中變得工人代表越來越少，士兵（實際上是潰兵）代表越來越多。所謂「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只有八百個工人代表，卻有兩千多名士兵代表。從二月以後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就只聽從蘇維埃的調遣，發展到十月布爾什維克又控制了蘇維埃。同時在混亂中首都與地方上的行政聯繫中斷，一大批省份都變成了獨立存在的自治轄區，臨時政府更加無能為力。最後列寧就依靠這些反戰士兵發動奪權，搶在「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出現前衝進冬宮，幾乎未遇反抗就推翻了本來已準備交班的、大多數成員已是社會主義者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

從憲政到「專政」：一月事變與內戰爆發

這時布爾什維克仍然表示他們的奪權只是臨時的，是因為臨時政府遲遲未能舉行全民選舉。他們宣稱俄國前途仍然取決於全民選舉的立憲會議，並且為控制立憲會議選舉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俄國人民能以多數選票來認可他們奪權的既成事實。儘管很少人贊成「冬宮之夜」布爾什維克的做法，但是期待立憲會議的俄國人也因此大體平靜地接受了他們的安排。

然而到年底，布爾什維克在他們自己主持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卻遭到慘敗，他們只得到四分之一的選票，而社會革命黨獲得了絕對多數。列寧立即翻臉，在1918年1月派兵驅散了立憲會議並槍殺抗議的工人群眾（當時布黨說有二十一人被打死，而反對派則提出了各種大得多的死亡數字）。1917年2月開始的「革命憲政」就此終結，正如高爾基所說：布爾什維克的「來複槍打碎了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的夢想！」

至此俄國各地的不滿終於爆發。不僅各種民主反對派起來抗爭，舊俄右翼勢力原來在二月革命後在全俄期盼憲政民主的趨勢下一直蟄伏，到了這時在人們的憲政民主前景破滅後也乘機四起，有槍便是草頭王，加入了搶奪帝國遺產的遊戲。波瀾不驚的「十月革命」就這樣在三個月後隨著立憲會議的被驅散而變成了一場空前血腥的內戰。列寧審時度勢，預見到未來德國的戰敗，不惜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屈辱地割讓半壁江山，穩住德國後騰出手來，鎮壓國內各種反對勢力。他依靠托洛茨基重建軍隊，廢除「士兵民主」，實行「沙皇軍隊的紀律」，並各個擊破，逐一粉碎了從極左到極右、從帝俄「愛國者」到反俄民族分離勢力的各支反對力量。在此過程中於1918年鎮壓了首都各大工會抗議驅散立憲會議的示威，1920年剿滅了反抗餘糧收集制的農民武裝，最後在1921年又平定了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幾年前「攻打冬宮」主要就是靠他們）的造反。歷史上新的「專政」終於確立了。

今天回顧歷史，令人感慨萬千。雖然歷史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的說法各有道理，但人們不禁還是會問：

如果1905年的憲政運動中維特政府與反對派的談判能夠達成妥協，俄國會有「斯托雷平反動」嗎？俄國能否走上一條憲政條件下的發展之路呢？

如果斯托雷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不是因「警察式私有化」和專制腐敗、社會不公而積累民怨，會引起那麼強大的、反感市場經濟的清算情緒嗎？假如不是如此，即便「斯托雷平領帶」會把憲政推遲若干時期，一旦它重新啟動（比方說，在1913年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如果發起政治改革），會不會仍然有成功的可能？

儘管有強烈的上述情緒，如果斯托雷平們不是為轉移社會不滿、填補專制的精神支柱而強化民族沙文主義，以至對外冒險，發動戰爭，而且又遭到嚴重失敗，那麼在和平環境下，「斯托雷平道路」雖然有失公平，是不是也能走得通呢？

當戰爭終於觸發革命，而且革命又不能不表現為對斯托雷平改革和「警察式資本主義」的清算時，俄國出現左派政府與某種「社會主義」已是不可避免——這並非發生在「冬宮之夜」，而是在1917年2月就已明顯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1月，這種社會主義趨勢仍然是與憲政民主方向結合的。如果世界大戰能提前一年結束，臨時政府應該能穩定局勢並完成憲政民主進程，「冬宮之夜」的奪權未必會發生。

即便發生了十月奪權，布爾什維克在最初三個月也還是延續立憲會議進程，全國也基本維持著和平，如果這種狀態不被一月事件打破，俄國會發生後來的慘烈內戰嗎？俄國會不會像魏瑪德國或者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瑞典那樣，出現民主「左」派執政的體制？

即便內戰已經爆發，如果不是世界大戰恰恰在1918年終止，列寧的政權無論是繼續對德作戰，還是在《布列斯特和約》仍然生效的情況下失去半壁江山、並頂著「賣國」罵名與反對勢力打仗，那結果又會如何？

歷史不是宿命，但人們總是希望它向好的方向發展，鑒古知今，我們能夠得到什麼教益？

注釋：

[1]（俄）A.A.伊斯肯德洛夫：《俄國君主制：改革與革命》，見（俄）《歷史問題》1994年第1期，第110頁。

[2]孫成木、李祖熙、李建主編：《俄國通史簡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頁。

[3]（俄）薩哈洛夫：《二十世紀俄國通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63頁。

[4][26]（波）伊薩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272頁。

[5]（俄）米留可夫：《第二次俄國革命史》第1卷第1冊，索非亞1921年版，第18～19頁。

[6][7]（俄）波克羅夫斯基：《俄國歷史概要》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56、804頁。

[8]（俄）謝·尤·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集，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9]《列寧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2～243頁。

[10]（蘇）菲·伊·卡利內切夫：《俄國國家杜馬（文獻與資料）》，莫斯科1957年版，第348頁。

[11]《列寧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3頁。

[12]《列寧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408頁。

[13]（美）G.雅內：《強迫動員：1861—1930年的土地改革》，伊利諾斯大學1982年版，第187～189頁。

[14][22][23][35]劉淑春等主編：《「十月」的選擇——九十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53、181、299頁。

[15]（蘇）A.B.謝多夫：《1917年的農民委員會》，見《歷史學博士論文摘要》，1980年莫斯科，第17頁。

[16]（英）G.J.吉爾：《俄國革命中的農民與政府》，倫敦1979年，第160～161頁。

[17]1895年列寧、馬爾托夫、波格丹諾夫、司徒盧威和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共同創立了《火星報》。

[18]（俄）司徒盧威：《知識分子與革命》，見《路標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2頁。

[19]（俄）別爾嘉耶夫：《哲學的真理與知識分子的現實》，見《路標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頁。

[20]1909年一批大知識分子提出俄國應該擺脫「西化」，回歸傳統，迴避現實，整理國故，從東正教神學中尋找民族精神，故稱「尋神派」。

[21]拉斯普京為一鄉村巫師式的的非正統僧侶，受到末代沙皇寵幸，出入宮廷，干預朝政，弄得烏煙瘴氣，一些貴族對其深惡痛絕，最終將其謀殺。

[24]（英）喬·弗蘭克爾：《1917年有沒有其他的選擇？》，見《重評1917年俄國革命（論文集）》，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5]（俄）鮑·尼·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下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頁。

[27]普列漢諾夫：《談談列寧的提綱以及為什麼有時夢話值得注意》，見《統一報》1917年4月9—12日。

[28]（俄）尼·尼·蘇漢諾夫：《革命札記》莫斯科1991年，第1卷，第60～62頁。

[29]《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解說詞，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6年8月23日。

[30]參閱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頁。

[31]（俄）伊·戈·采列傑林：《關於二月革命的回憶》，巴黎1963年，第392、35頁。

[32]（俄）別爾嘉耶夫：《自我認識——思想自傳》，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20頁。

[33]（俄）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頁。

[34]（英）倫納德·夏皮羅：《蘇共黨史》，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