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沈培: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古文字篇)【4】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
裘錫圭 沈培
三、古文字研究
(三)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和秦代文字。
建國以後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秦系文字的材料不斷發現,其中簡牘文字資料佔有相當的數量。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第十一號秦墓出土竹簡1100多枚。其內容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秒、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乙二種,是戰國末期至秦始皇時期之物。同年12月至1976年1月又在同地四號秦墓出土了家書本牘二件。此後,秦系文字的簡牘資料陸續有所發現。如1979年至1980年間四川青川縣發現的木牘、1986年9月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的竹簡、1989年湖北雲夢龍崗發現的簡牘、1993年湖北江陵縣荊州鎮郢北村王家台發現的竹簡等等。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編寫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杜,1990),發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簡,對研究有很大推進作用。到目前為止,以這批秦簡為資料的文字編已經出版了三種(張世超、張玉春《秦簡文字編》,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湖北人民出版杜,1993;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
由於大量用古隸書寫的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的發現,大家才認識到早期隸書的真正面貌,並且認識到隸書不是秦統一後在小篆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在戰國晚期的秦國,以秦國文字的簡俗體為基礎而形成的(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1期;吳白匋《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文物》1978,2)。這在隸書的研究上是一個突破。有人對小篆到隸書的演變作了專門的研究(趙平安《隸變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還有人對隸書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任平《說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資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金文方面的主要著錄有:羅振玉《秦金石刻辭》三卷(1914年石印本)、容庚《秦漢金文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1931)、《金文續編》14卷(商務印書館,1935)。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三秦出版社,1990)按時代順序安排秦系金文資料,全書合計收器270件。考釋中對已有成果加以總結,並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見解。 秦石刻文字的著錄主要有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編》(科學出版社出版,1957)。大家對石刻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石鼓文上。馬敘倫、楊壽祺、馬衡、唐蘭、張政烺、郭沫若都作過研究。近幾十年來,石鼓文的時代是討論的熱點(參看韓偉《北園地望及石鼓詩之年代小議》,《考古與文物》1981,4;裘錫圭《關於石鼓文時代的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1;徐寶貴《石鼓文年代考辨》,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4卷,1997),其中徐文主要根據石鼓文的形體特點論證其年代是春秋中晚期之際,這一結論比較有說服力。陝西鳳翔南指揮一號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磐,銘文殘存100餘字,對研究石鼓文的時代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有人公布了它的資料並作了研究(王輝、焦南鋒、馬振智《秦公大墓石磐殘銘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研究2分,1996)。秦文字中另一種有名的石刻是詛楚文,較早的有郭沫若《詛楚文研究》(作於1947年,1982年與《石鼓文研究》合併出版)。近年有人對它的時代作了進一步的研究(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關諸問題》,《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輯,1982;陳偉《詛楚文時代新證》,《江漢考古)1988,3等)。
秦陶文的研究在比較早的時候就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1914)、陳直《關中秦漢陶錄》及《補編》(拓本,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物館《秦漢瓦當》(文物出版社,1964)是比較早的著作。比較新的有袁仲一編寫的《秦代陶文》(三秦出版杜,1987)。此書收集了很多陶文拓片,還附有字表,便於使用。著名的秦封邑瓦書也有人進行了比較深人的研究(參看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14輯,1986;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相關問題考辨》,《考古與文物》1991,3)。
秦璽印、漆器文字、貨幣等也有人作了研究。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文字的字形。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對出土的秦文字做了較全面的整理,可惜此書摹寫錯誤太多。
秦代之後的篆文資料也有人搜集整理。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羅福頤的《漢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及《補遺》(同上,1982),還有施安昌的《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
(四)戰國文字研究
這是古文字學中較晚形成的一個分支,民國以來才發展起來。二三十年代,丁佛言、羅福頤、顧廷龍、丁福保等人編寫了《說文古籀補補》、《漢印文字征》、《古陶文孴錄》、《古錢大辭典》等有用的工具書。解放後,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人對促進戰國文字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近一二十年來,一大批年輕學者又繼續努力,使得戰國文字研究的局面顯得生氣勃勃。在對戰國文字作比較全面、系統的慨述性論著中,以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為最早(上、中、下,《文物》1959,7、8、9)。其後,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15輯,1986)是從構形學角度對戰國文字進行的比較全面的分析總結。八十年代末出版了第一部戰國文字通論性專著——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現在,研究者對戰國文字形體的特點及各地區文字之間的差別,已有了較前深刻得多的認識。但是戰國文字各種資料比較分散,迄今還沒有一部比較全面集中的資料書,對於研究者十分不便。關於戰國文字的研究論著數量十分繁多,難以列舉,下面我們的介紹只提出一些主要情況。
1.戰國金文研究
本世紀二十年代末,在河南洛陽發現古墓,出土了魏國標準器辟羌鍾,還有一些東周的容器和金銀器。許多學者如劉節、唐蘭、郭沫若、徐中舒等人都有專文考釋。三十年代,在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有銘銅器30多件,其中蓋笂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這批銅器為戰國晚期的楚文字確立了可靠的標尺。唐蘭、郭沫若、胡光偉、劉節等人都有文論述。五十年代在安徽壽縣發現蔡侯墓,出土了許多有銘青銅器。陳夢家、孫百朋、於省吾、殷滌非、朱德熙等人都作過研究。1957年、1960年在安徽壽縣發現了五件楚鄂君啟節,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對於節銘的釋讀以及其中涉及歷史、地理等問題,郭沫苦、於省吾、商承祚、黃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人的文章可以參考。1971年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發現韓國兵器200多件,提供了一大批有銘文的標準器,為韓國文字和兵器斷代提供了極好的材料。郝本性、黃盛璋等人曾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
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發掘了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有銘文的器物。其中「平山三器」很重要。張政烺、朱德熙、裘錫圭、李學勒、李零等人都作了認真的研究。張守中還編寫了《中山王 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摹寫準確,方便實用。
1978年湖北隨縣發掘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編鐘、編磬等許多有銘的青銅器,文字數量很多,內容十分重要。青銅器銘文共三干多字,六十四枚編鐘,個個都有關於樂律的銘文,總字數達2800左右。不少學者都發表了討論文章。
2.戰國竹簡研究
戰國竹簡是研究者極為重視的資料。已發現的戰國簡牘文字基本上都屬於楚國(包括曾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後在湖南長沙(五里牌竹簡、仰天湖竹簡、楊家灣竹簡)河南信陽(信陽竹簡)、湖北江陵(望山竹簡、天星觀竹簡)、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現了大量竹簡。這些竹簡的內容大部分是送葬物品的記錄,小部分是為病者占卜禱祝的記錄,只有很少是古書。八十年代以來有新的重要發觀,如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楚簡中有記事、司法文書、占卜祭禱和遣策,對於了解楚國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情況很有價值。1994年底在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了《老子》等竹簡典籍,這是通過正式發掘而發現的古書,十分珍貴(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近年來的楚簡研究,在古代簡冊的制度、職官和器物的考訂以及奇字難句的釋讀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嶽麓書社,1997)對楚國文字作了窮盡性的系統整理與研究。李書後面附有《楚簡帛文字資料研究論著目錄》,可以參看。
戰國竹簡的文字編也出版了好幾種,如郭若愚編著《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包山楚簡·字表》,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收入《楚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商承祚編著《戰國楚竹簡彙編·字表》(齊魯書社,1995),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6),葛英會、彭浩《楚國簡帛文字編》(日本東方書店,1992),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3.楚帛書研究
楚帛書1942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不久即被蔡季襄購得,並於1941年寫成《晚周繒書考證》,是第一部研究楚帛書的著作。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學者們主要根據蔡氏的石印本和美國佛利爾美術館1952年拍攝的照片,並根據這兩種底本,相繼複製了幾種複製本,但成果不大。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進展。自從六十年代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拍出紅外線照片以來,由於字跡較前大為清楚,研究工作有明顯進步。1967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與考古系舉辦了「古代中國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的學術座談會,會後出版了以座談會命名的論文集。近年來,帛書文字上的部分疑難問題又得到了解決。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及《補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7屆年會論文,1988)以及饒宗頤和曾憲通合編的《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是比較全面介紹楚帛書研究情況的著作(參看曾憲通《楚帛書研究四十年》,見《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曾憲通還編寫了《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該書初稿附於《楚帛書》一書),對於了解帛書的情況很有幫助。
4.戰國陶文研究
吳大澂是最早考釋古陶文字的學者,他的說法見於所著《說文古籀補》。1936年。顧廷龍編《古陶文孴錄》是第一部古陶文字典。其書對於某些帶關鍵性的常見字的考釋有所突破,過去無法理解的一些文辭得以通讀。李學勤《山東陶文的發現和著錄》(《齊魯學刊》1982,5)、鄭超《戰國秦漢陶文研究概述》(《古文字研究》第14輯)是比較全面的綜述性文章。收集陶文的書,舊的有劉鶚《鐵雲藏陶》、周進的《季木藏陶》、陳介祺《簠齋藏陶》。丁佛言和強運開的《補補》和《三補》都收有不少陶文。其後,有金祥恆的《陶文編》。新出版的資料書和工具書,主要有高明的《古陶文彙編》(中華書局,1990)以及高明和葛英會的《古陶文字征》(中華書局,1991)。
5.戰國璽印文字的研究
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印譜出版了很多。解放前有黃濬的《尊古齋印存》、陳漢第的《伏廬藏印》、陳寶琛的《澂秋館印存》等。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也比較重要。它特別注重收錄和考釋璽陶文字,認出了不少難字,可惜至今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1930年出版的羅福頤的《古璽文字征》在當時也是很有用的工具書。解放後特別是近十年來出版的印譜有《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上海博物館藏印選》、《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印選》、《天津市博物館藏古璽印選》、《吉林大學藏印選》等。這些新出的印譜所選一般比較精,數量多,種類廣,斷代准,多數印譜有釋文,有的還加簡單考釋。王人聰編纂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選》、《新出歷代璽印集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二,1982),也是兩部重要的璽印著錄書。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和《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系據《古璽文字征》修訂而成),兩書相互配合,為古璽文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條件。此外,還有康殷、任兆鳳主編的《印典》(1—4冊)(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1994),它從一百多種印譜中採選了4萬餘方古印(包括一些封泥),其中有不少是戰國古璽。此書的特點是編排以單字為綱,在每字下(少量常用字除外)收有出現此字的全部古印的整方印文,合印譜與璽印文字編於一書,資料集中,便於使用。但誤收了一些偽印,需要注意。關於古璽的通論性著作有羅福頤、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三聯書店,1963)、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曹錦炎的《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以及葉其峰的《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的王獻唐的遺著《五鐙精舍印話》,有179篇短文,內容豐富,涉及印學很多方面。他的另一部《那羅延室稽古文字》也有對古璽和漢印的分析考釋。古璽的分國研究也有進展。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3)是較早涉及戰國官璽國別研究的一篇文章,文中考釋了一些官璽,從文字和職官上提出了許多好的見解,尤其是關於官璽國別的意見,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贊同。他的這方面的見解在他新出版的《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也可以看到。專門考釋古璽文字的文章非常多,精彩紛呈,不可勝舉。
6.戰國貨幣文字的研究及其他
1938年,丁福保編有《古錢大辭典》(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出版),分總論、上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是古錢圖,廣收先秦刀幣,下迄清末圓錢等。下編是古錢辭典,包括刀幣、圓錢、壓勝支錢三類。後來、丁氏又刊行了《古錢大辭典拾遺》。商承祚、王貴忱、譚棣華曾編《先秦貨幣文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但書中有許多形體屬於當釋不釋或隸釋錯誤的。八十年代出版了幾種較大的資料書和工具書,代表性的有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和張頷的《古幣文編》(中華書局,1988)。後者選材較謹慎,編排較為合理,注意吸收新成果。王貴忱的《三孔幣彙編》(1985年自印本),專門集錄三孔幣,十分完備。很多學者如裘錫圭、李學勤、吳振武、李家浩、何琳儀、黃錫全等人都有不少考釋貨幣文字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林巳奈夫對楚國貨幣中舊釋為「郢爰」的「爰」改釋為「稱」,這在貨幣文字研究中是一個貢獻。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方面研究以外,戰國玉石文字的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見陳邦懷《戰國「行氣玉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7輯,1982;黃盛璋《平山戰國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8輯,1983等)。
對研究戰國文字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二書,也有人作了整理和研究(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過去對《汗簡》不甚重視,但其中不少字形從地下發現的資料證明是有根據的。因此今天對《汗簡》一書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張頷《中山王 器文字編序》;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古文字研究》15輯,1986)。 一般認為屬於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也有人認為屬於戰國早期,所以這裡也附帶介紹一下。這是指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馬晉國遺址發現的5000餘件寫在玉石上面的「盟書」,它對於研究春秋晚期的字體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等情況有重大意義。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輯的《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發表了其中比較完整的600餘件,並對它們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一些專家也發表了有關的論文。此外,現屬河南溫縣的西張計村,在三四十年代就發現過盟書(當時此地屬沁陽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發現了大量墨筆寫的盟書(參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文物》1983,3),時代跟侯馬盟書相近,這批資料對研究晉國歷史非常重要,可惜至今還沒有全部公布。
在這一節最後,我們附帶談一下對漢代以後、清代以前的文字的研究情況。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一直不多,直到近幾年來才有所改善。1930年劉復、李家瑞合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從宋代以至清代同治年間刊刻的12種書中搜集俗字1600個(不計重體)編成字譜,是研究文字俗體和漢字簡化的重要史料。但該書對正俗的判斷時有失誤。唐蘭對俗字的研究比較重視,1934年他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提出創立「新文字學」,其中就倡導俗字的研究。1949年他在《中國文字學》中又指出:「俗文字在文字學史上應該有重要的地位。」建國以後,隨著簡俗字的被重新認識和《漢字簡化方案》的公布,報刊上出現了許多討論簡俗字的文章,並出版了《簡體字原》(易熙吾,中華書局,1955)、《簡化漢字字體說明》(陳光堯,中華書局,1956)等探討簡體字來源的專著。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杭州大學學報》1959,3)對俗字與正字的關係、俗字研究的現狀和俗字研究的意義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驟和方法等作了分析和闡述。但此後一直反映不大。台灣學者在這方面比較早地作了一些具體工作。1978年,潘重規偕弟子王三慶、曾榮汾、鄭阿財等十餘人編輯出版了《敦煌俗字譜》(台北石門圖書公司)。此書共有2546號,收錄了大量唐五代前後流行的俗字異體,對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寫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仍嫌取材過窄。八十年代以來,俗字研究漸漸多起來,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上。晚明刻本小說用字也有人進行了研究,其中198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李榮的《文字問題》主要討論明容與堂刻《水滸傳)等晚明刻本小說用字及其演變情況。書中對許多俗字的淵源演變作了深入的分析,對與俗字有關的字形分化、繁化、類化、改換偏旁、增減筆畫、同音替代和音近替代等問題作了獨到的闡述。1988年,曾榮汾《字樣學研究》出版(台北學生書局)。所謂「字樣學」,作者認為是「研究文字書寫法式諸種問題之科學」。此書有補充空白的作用。有些古籍整理的書也涉及俗字問題,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湧泉的《漢語俗字研究》(嶽麓書社,1995)。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俗文字學的概論性著作,作者不僅全面地介紹了俗字學的各種知識,還通過對大量俗文字資料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現象,指出了語文著作中與俗文字有關的很多疏失,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張湧泉還出版了《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一書。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敦煌俗字研究導論」,下編為「敦煌俗字彙考」,既有較強的理論性,又有精確的具體考證,是俗字研究的一個新收穫。
四、結語
迄今為止,漢語文字學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漢字學各方面比較重要的問題都有人作過不同程度的研究,各個分支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具有質量相當高的論著出現。漢字學的研究歷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例如注意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字學,注意傳統文字學研究和古文字學研究的結合,注重加強對漢代以後、現代漢字以前的各代文字在字形和結構上的特點以及用字特點的研究,注意語文實踐對文字學提出的要求等等。儘管這樣,漢語文字學面臨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例如文字學的基本理論還需要豐富完善,文字學的斷代研究還很薄弱,很多漢字形音義變化的「歷史」還不十分清楚、各種漢字資料還需要全面的、科學的和現代化的整理等等。我們期望下一世紀的漢語文字學研究將會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並取得更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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