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國學的當代價值
對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建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上述諸家學術文化著述相繼傳承、薪火不絕，共同奠定了中國國學的深厚、弘博的基礎。
國學發展到西漢，武帝劉徹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政策，孔子及其學說受到國家的尊崇，並提升為西漢統治思想，儒家便成了國學的代表。後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同樣尊崇孔子及其學說，儒家著述被規定為人人應遵循的經典，國學的主幹。從宋到清，官方把儒學十三部著述逐漸列為經典，稱十三經。它包括先秦以來有關哲學、文學、史學、藝術、教育、禮俗、倫理、典章制度等諸多內容，成為人們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推而廣之，儒學越出國門，傳播到周邊國家，成為世界漢字文化圈中獨有的現象，交流、溝通的思想基礎。
國學從產生到發展，經歷了兩千餘年的傳承，發揚光大，彌久不衰，這在世界文化傳承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思想內容的弘富、哲理的深邃、生命力的頑強，令古今中外人士所嘆服。蘊存在國學中的智慧，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哺育了中華民族的歷代子孫，出現了許多享譽世界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被人視為楷模的明君、賢相、志士仁人、儒將、儒商，他們的光輝業跡彪炳史冊，為中華民族所驕傲。
進入上個世紀初，中國社會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被推翻，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走到了盡頭，儒學也從官方主導地位上跌落，其學術文化的傳承便從國家正規教育課堂上消失了。其前後近百年，有關儒學的爭論異常激烈，曲曲折折、反反覆復，至今不斷。但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思想，已深深滲透到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禮俗、倫理、道德各個領域以及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其影響在當今社會中亦時時可見，蹤跡可尋，這是不爭的事實。
進入本世紀以來，面對社會上興起的國學熱和國外孔子學院紛紛設立，其勢正猛，傳授國學的大師們授課於國外。國學大規模走出國門引起了中外人士熱切關注。因此，正確認識國學，探討其在當今社會中的價值，不僅有學術意義，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下面僅就國學中仁愛、誠信、憂患、知恥等四種觀念，分析其在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教育中的價值。
一、仁愛仁愛，是儒學中最核心的觀念之一。
「仁，親也，從人從二」鄭玄註：「愛人及物曰仁。」（《說文解字》）這是從文字學上講仁的本意。它是產生於儒家前的一個概念。孔子把仁吸收過來，對其進行儒學的解釋，作為自己學說的核心概念。據《論語?顏淵》記載，弟子樊遲問仁時，「子曰：愛人。」這與先秦典籍《國語?周語》：「愛人能仁」和《逸周書?本典》：「與民利者，仁也」的解釋，基本相通，可見其繼承關係。但儒學的仁的內涵則有三層主要意思。
首先，仁是從親親出發的，親親是仁的基礎。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即孝、悌為仁愛的根本。孝指善事父母，悌指善事兄長。這明顯是把血緣親情列為首要關係，這種認識是與西周實行宗法制度相一致的。父子、兄弟為家庭的主體，而孝悌是宗法制家庭規範父子、兄弟關係的準則，可見，這種關係是以親親為基礎的。所以，儒家的仁，首要的是親親。
其次，儒家把以親親為基礎的仁，推廣開來，即父兄愛之外的對他人的泛愛。孔子主張「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又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把別人視為兄弟是推己及人，是親親的大化，是人際關係的準則。故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儒家把親親放大，以親情相處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無疑為人所熟悉，也易於被接受，從鞏固家庭到維持社會秩序，從而保證了封建社會宗法制度的實施。
第三，仁，為人的品格修養的標準。儒家一向重視人的品格修養，強調修身為做人之始。修身應追求仁的境界，也能達到仁的境界。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在孔、孟看來，仁，有厚重敦樸的特性，其性如山。他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山有厚重不遷的品質，又說：「剛毅木訥為仁。」（《論語?子路》）鄙視「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剛毅淳樸，厚重如山，是儒學推崇的做人品格。
儒家為欲仁者，提出三種辦法：
克己復禮
孔子曰：「克己復禮以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克己是對自己存在的私慾或情感有所克制，使自己言行回歸到周禮上去，便可達到仁。禮為西周實行的禮制，也是社會上通行的規範。大家都按禮來行事，則社會秩序得到維持。
推己及人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儒家這種把別人看成如同自己，從個人做起想到別人，便是可貴的推己及人的修養辦法。那麼，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不願做的，也不讓別人去做。
無求生害仁
在儒家看來，社會上不守禮，不尊禮的事情，時有發生，怎麼辦？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成仁。」（《論語?衛靈公》）當生命與仁發生矛盾，不得兼顧時，不能用求生去損害仁，應毫不猶豫捨去生命，維護仁，即殺身成仁。這種把維護道德準則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觀念，曾教育、激勵古今多少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正義事業獻出生命，維護了原則、尊嚴。
第四，行仁政，為政以德。儒家還把仁納入治國、平天下大事情上去。主張為政者，為政以德，實行仁政或稱德政。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孟子曰：「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離婁下》）德政、仁政兩者是一致的。都是從儒家的仁出發。是仁愛的體現，也是人性行為。封建統治者實行的省刑罰、薄賦斂，深耕易耨，致富濟民，都是被視為仁政的體現，會受到百姓民眾的擁護，故孟子說：「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下》）
上述儒家仁愛觀在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被歷代有作為的統治者所提倡，成為國學中具有超時代性的進步觀。剔除其中封建性意識，對當今社會很有繼承價值。
二、誠信
誠信是儒學中又一重要觀念。在《說文解字》里，誠與信可於克誠。」《左傳》：「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可見，誠信乃是先秦時代指人對鬼神的祭祀的虔誠，有誠，鬼神才受其祀，達到祭祀的目的。儒家接受了誠信概念，但去其宗教因素。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其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離婁上》）「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可見，儒家排除了原有的宗教因素，賦予誠信以人道內涵，成為重要的道德觀念。顯示儒家的繼承與發展。孔子以自我舉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又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這便是誠信。
在誠與信的關係上，儒家認為誠是信的基礎，故曰：「誠故信」，「不誠者失信」。可見，誠信是要求做到真實不欺，恪守信用，言行相符，一諾千金，至死不渝。
孔子有許多誠信的論述：如：「言忠信」（《論語?衛靈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言忠信，行篤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信，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
儒家把誠信視為修身的基礎，言行的出發點，事業成功的保證，並提升為道德核心。故稱人不可不忠信，背棄誠信，則被人鄙視、譴責，遵守誠信與否，成為社會上衡量人與事的尺度。儒家把誠信作為道德概念其功大矣。孔子身體力行，自樹誠信榜樣，教育弟子。「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論語?子路》）孔子不欺人，也不自欺，這便是孔子的誠信。因受儒家誠信教育，歷朝歷代都出現誠信的典型，可謂仰俯皆拾，數不勝數。可見，誠信觀在培養中華民族樸實寬厚、信守如一的性格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今日在建設社會主義新道德過程中，進行中華固有的誠信教育，仍有重要意義。
三、憂患
《易經》一書反映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憂患意識。「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尤有憂患乎？」（《易?繫辭下》）憂患的原義是對君、對位的擔心。儒家把憂患擴展到「憂道」。孔子說：「君子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儒家的憂患在於道，即國家、天下的安危，真理缺失，這是對周易原有意義的憂患內涵有了發展，超出了對君，對自己的位子的憂慮。後聖孟子又把孔子的憂道，升華到「憂民」、「憂天下」。提倡：「樂民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受到儒家憂患觀教育的封建社會的仁人志士，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責任感，在國家存亡之秋，危難之時承擔起救國救民，振興民族的責任。不計利害甘願為國為民奮鬥不息，做出令人敬仰的英雄業績，這種憂患觀才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愛國主義的靈魂，萬世不移的優良傳統。
當今，我國經濟得到高速、連續增長，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進入小康，大國崛起的勢頭，不可遏止，令世界人士所關注。此刻，重溫國學中「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的憂患意識，是有現實意義的。國學中的優秀文化遺產成為我們前進的助燃劑，決不可忽視。
四、知恥
知恥或明恥，是國學中人們共識的道德評判標準。知恥觀成為國學中又一值得繼承的優秀文化遺產。
恥，《說文解字》解釋為「辱也，從心耳聲。」鄭玄註：「恥，辱也。」恥也是和榮相對應的。從人類進入物質生產和文化活動後，便產生了對人們行為的判斷，喜歡或厭惡，是首先要區分的。喜歡便是榮，厭惡的便是恥。
在儒家看來，「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國乎！」（《左傳?昭公五年》）孔子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孟子說：「人不可無恥。」（《孟子?盡心》）這裡儒家代表人物，對什麼是恥做出了具體判斷。可見，恥，是社會上對某種不良行為的否定、貶斥。提示人們必須對此有正確的認識。孟子疾呼：人不可無恥。也就是要知恥、明恥。
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禮記》）可見，知恥、明恥是人的一種勇敢行為。只有認識了恥，才會使人振作，國家振興。從一個人到一個國家，知恥明恥都是非常重要的。《世說新語》記載，西晉時，有個人叫周處，年輕時逞力好勇，為害鄉里。被人們把他與山中虎，水中蛟，共稱為三害。周處在除虎、殺蛟中，明白自己是鄉人不齒的一害時，立刻知恥改過，「終為忠臣孝子」。這便是儒家倡導的「仁則榮，不仁則恥」的典型。當今，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中，一些負面影響十分明顯，追逐金錢，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破壞了原有傳統觀念，使價值取向，道德判斷標準喪失，是非不明，榮辱不分，善惡不辨，美醜不分，行為失范的現象時時可見。為此，對國學的知恥觀的繼承和有條件的吸取，無疑會對上述錯誤行為的改正有所幫助。
綜合上述，國學中具有的仁愛、誠信、憂患、知恥四種觀念的重新認識，發揚其優秀傳統，服務社會主義新道德建設，這種借鑒、啟發價值是值得重視的。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道德建設倡議，綜觀其內容，充分涵蓋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尤其吸收、借鑒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充分體現了傳統文化與當代價值的完善結合，為正確認識國學，繼承其優秀傳統做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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