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的挖掘

因為定陵的開始建設，也象徵著腐敗的嚴重，而日本不久就發動了進攻中國朝鮮的壬辰倭亂。萬曆皇帝和朝鮮戰爭息息相關。正是他領導了300年前的中朝抗倭鬥爭。300年後，中日戰爭，日本也沒有挖掘和他們打了那麼長時間仗的萬曆皇帝的定陵，也沒有挖光緒慈禧的墳墓，但是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定陵，卻被挖開了。大概日本民族比較重視保護墓葬，不太愛挖墓，而中國人總有人愛挖墓葬，特別是皇帝的墓葬，因為中國古代厚葬風俗嚴重。看來，定陵名不虛傳，日本之所以敢於當時進攻中國，應該是中國太多的資源花到了不該花的地方，建陵墓上面了。大規模陵墓建設，不是朝代長治的表現，而是一個朝代掘墓的開始。萬曆皇帝是抗擊日本的功臣，掘了他的墓，實在是有些問題。也許是因果倒置吧。如果沒有定陵的建設，或許說明那時候的皇帝和統治階層不會那麼腐敗，想不到拿那麼多錢去為自己的後事做準備，不去發展生產，不去解決民生。當時的朝鮮也是腐敗的很厲害。所以日本可以說是乘虛而入。明朝皇帝建立陵寢實際上有很長時間了，規模非常大。比較黑暗，清朝雖然定都北京，但是墓室就沒有那麼宏大，元朝的皇帝陵則更小些。唐朝的皇帝陵則大些。定陵的挖掘是毛同意下做出的，應該沒有異議，毛應該是對萬曆皇帝很有意見也是可以想像的。對明史很有研究，並且常常用明朝的典故來影射現代社會的毛澤東，是怎樣看待萬曆皇帝的呢？萬曆三大征，讓明朝的元氣大傷，但是萬曆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48年。明朝，是漢族將從漢族手中奪得權力的蒙古族趕回大漠的一個朝代，而現代也是漢族從滿族蒙古族聯盟的手中奪回政權，讓滿族同化的一個時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的中國和明朝的中國有一定的相似點。現代人知道的還很少，我們的防腐水平還沒有古代埃及人高明。還是不挖的好。入土為安。現代人，生活的那麼好，為什麼要老找死人的油水撈呢。而且，現代人中，坐落的位置古迹很多的地方中有的也很風行挖墓這樣的事情，獲得一本萬利的收穫。有的歷史古都有這樣的做法，和挖掘墳墓有相通之處。首先讓外來戶平時多多的買東西，讓外來戶買新東西不喜歡舊東西，舊的給人家破壞的不能用了。新的破壞成舊的，這樣破壞來破壞去，把人折騰的沒辦法，有的外來戶自己就搬走了，留下的東西好處理掉，有的遭受這樣的打擊還不走的，就找個莫須有的理由或者就沒理由讓外來戶搬家。而且搬家的時候就特別希望外來戶多留下點東西，然後房東就可以獲得了。為此，有的古都人喜歡一開始給新來的一點小東西，不要高興，其實走的時候就要你留下東西給他。從祖國各地來的人又多，所以這樣的習慣可以說是大有發掘的必要。其實這樣破壞別人東西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別人走的時候，把被自己破壞的不成樣子的東西覺得不值得帶走而留下來給自己。第二個動機就是讓外來戶發怒不已，又找不到誰是主犯，周圍所有的人都是從犯，而法不罰眾，不了了之，而外來戶最後被氣走了，留下東西，就大家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了。結果東西總是不非常好用。這種似乎從盜墓演變出來的經濟方式，很自然地存在於古迹比較多，古物比較多的古城。定陵打開後萬曆屍骨被焚關於沉睡的帝王是否該開棺重見天日，迄今仍未能蓋棺定論。 一切都是從定陵開始。1956年開挖的北京定陵，是新中國發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國主動挖掘的惟一一座帝陵。定陵為明十三陵之一，埋葬著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也就是著名的萬曆皇帝）和他的兩個皇后。歷經300餘年的定陵不僅以其建築的恢弘、典雅、精緻令世人矚目，而且以其出土的3000餘件精湛的隨葬品震驚了世界。能說清定陵挖掘始末的親歷者已經不多了。趙其昌，定陵發掘考古工作隊隊長應該算是難得的一個。「在50年前，挖帝王陵就存在完全對立的兩派觀點。」趙其昌對本報記者說。最先提出由國家來挖掘帝陵這一大膽設想的人已無從考據，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等人起草的《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擺在了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辦公桌上，茲事體大，報告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手中。消息傳開，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大驚，因為這份報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長吳晗發起的，吳晗是造詣很深的明史專家，他的意見舉足輕重。鄭、夏力陳當時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吳晗則反駁說解放後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工程。郭沫若、鄧拓等贊成挖掘的人也通過不同方式加緊在中央領導人那裡的宣傳攻勢。官司最後打到了周恩來那裡。5天後，報告獲毛澤東首肯。「長陵發掘委員會」隨之成立，28歲的趙其昌擔任發掘工作隊隊長。由於偶然的原因，進展遲緩的長陵發掘轉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使用鐵鏟、手電筒等工具，人們打開了定陵地宮，取出了絲綢、青花瓷等大量文物。第一個進入地宮的趙其昌也被稱作「定陵挖掘第一人。」定陵被挖掘之後然而，這個稱號帶給趙其昌的並不僅是榮耀。夏鼐等人的反對意見不幸言中，出土的艷麗的絲綢很快變得類似樹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來，萬曆皇帝的屍骨更是被紅衛兵焚毀。如今已80高齡的趙其昌深受肺氣腫病的困擾，在遠離北京市區的海淀上庄鎮養病，每天都要吸氧。「我不但參與這事，更是這裡面的主角，我個人就更不願意談這事。」趙的語氣激動起來。他將市面上形形色色的關於定陵的書籍都斥為「瞎說」。他只給一本相對「靠譜」的書寫了序。這本名為《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的書記錄了定陵文物被毀壞的經過：在深達27米的地宮深處，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蕩蕩的洞穴。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槨哪裡去了？原來，1959年9月30日晨，曾鏟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啟發，接到博物館辦公室主任的指示「馬上就要開館了，既然複製的棺槨已經做好，原來的棺槨就沒用處了。你帶幾個人到地宮清掃，把那些棺木抬出來，好迎接領導來檢查清潔衛生。」……隨後，幾十名警衛戰士在主任的指揮下喊著號子，將沉重的棺木抬起，來到寶城上，將三具巨大的棺槨掀下牆外，嘩啦啦滾入山溝。一個星期後，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傳到夏鼐耳中。這位考古大師馬上打電話讓博物館重新撿回棺木加以保護。可空蕩的山谷早已不見棺木的蹤影。後來得知，這些棺木都被附近村民撿走了。「你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正處於大躍進時期，很多事很不嚴肅，經過我手毀的東西也不少。雖然不是我直接去毀，但至少也是在我當政時期。」趙其昌說。一次周恩來陪同外賓參觀定陵，定陵博物館一位負責人提議：「總理，您看是不是在這明樓上掛一幅紅軍長征的圖畫？」總理「嗯」了一聲，驚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帶慍怒對陪同人員說：「我參加過長征，我不會畫，你們誰會畫？」獻策者紅著臉躲到眾人身後，不再吭氣了。「這些人對中國的文物造成了多少危害！」趙說。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當時是意識形態的必然。其後的文革，定陵更逃不過政治的陰影。文革一開始，萬曆皇帝和兩位皇后的屍骨即被擺到定陵博物館大紅門前的廣場上，由一位20歲的定陵女講解員組織造反派進行批鬥。批鬥結束後，在「打倒保皇派」的口號聲中，十幾個大漢把石塊猛地向屍骨投去。隨著一陣「噼噼啪啪」的響動，三具屍骨被擊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而後，烈焰騰起。木柴伴著屍骨「叭叭」炸響。煙灰四散飄落……即便是保存下來的文物，有些袍服的處理，也不盡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　加入軟化劑塗在半腐的衣服上，「這種塗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塗料老化龜裂，絲織品也隨之碎裂，我們真是太無知啦。」中國考古協會會長徐蘋芳回憶。但就在這時，一些省份正躍躍欲試地要向帝皇陵進軍。漢陵、唐陵、清陵等，都響起了開掘號子……面對此種情景，鄭振鐸、夏鼐立即上書國務院，請求對此予以制止。這份報告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一場劫難才沒有降臨。「不僅僅是不如人意，是很不如意。」趙其昌是第一個打開地下宮殿墓門的，這道門在他記憶中一經開啟，就再也合不上了。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發掘長陵，周恩來予以否決。另一方面，作為文物大省的陝西省，對發掘帝陵的興趣自然更為熱切。文革前，挖乾陵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郭沫若聞知陝西發現乾陵地宮陵道，並計劃開挖的消息後特別興奮，盼望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傳說中保存在地宮內的書聖王羲之的《蘭亭序》手跡。王迅教授說，「郭沫若特別關注武則天的乾陵，多次表示希望生前能看一看。有些人研究了一輩子就想看看墓裡邊到底怎麼樣，他自己也以為是在為考古事業作貢獻。」郭沫若打算以與周總理多年的老交情及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身份說服周恩來。但當他講完開挖乾陵的好處及必要性後，周恩來只說了一句：「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此後，不主動挖掘帝王陵成為一項中央政策延續至今。復旦大學文博學院教授陳淳說，建國以來的歷次重大考古項目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殷墟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系統發掘，對我們了解上古史有很大作用；而定陵還未有定論，從保護角度說很可惜，也招致國際上的一些批評，但至少十三陵的其他陵是保護下來了。「延期翻案」郭沫若失落之餘，寫下了「待到幽宮重啟日，延期翻案續新篇」的詩句。帝王陵寢作為一種旅遊、文化資源，自然會激起開發的興趣，而且常常是難以遏制的。而保護和發掘之間的爭論也從未止息過。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王迅、趙化城等人認為，這裡除了文物大省的利益驅動，還摻雜了好奇心、成就感、時代氣氛及學術潮流，以及部分考古人員急於見到文物的「私心」等因素的影響。一位國家文物局前領導透露，陝西方面力主開挖乾陵由來已久。「1986年就提出過報告。1995年9月西安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陝西省領導又提出來，我還是不同意。2000年老山漢墓發掘後，陝西又有人提出"搶救性發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計劃。對這些計劃，國家文物局都給予堅決否決。」陝西提出「搶救性發掘」的主要理由是乾陵處於地震帶，可能在地震中遭遇破壞，以及屬喀斯特地形，地下水會毀損文物等。據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講話稿顯示，一位陝西省的前主要領導在闡述挖掘乾陵理由時提出，「我們認為開發的性質是搶救性的。譬如說，它的地形屬喀斯特地形，誰能保證它不進水？一部分持消極態度的專家說，如果在地下壞了，我們沒有責任。這種說法不也是不負責嗎？」北大考古學教授、秦陵研究專家趙化成剛剛完成了秦陵的勘探工作，他認為：「幾千年沒震壞，等幾十年就震壞了？其實，這次勘探發現秦陵地宮保存相當好，抗震性能很強。地宮也沒有進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趙福生告訴記者：「有些老專家特別想挖，他們在各種場合都在呼籲。」「定陵當時我是贊成挖的，但就是因為我經歷的一切，現在我哪一個帝王陵都不贊成挖！」趙其昌說。北大考古學教授宿白指出：帝王陵有些省份為何一直主張要挖？無非是受經濟利益驅動。定陵出土的絲製品是一個教訓。現在不敢動，一動就成碎沫了，萬曆至今才三四百年歷史，乾陵有一千多年歷史了，怎敢保證萬無一失？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特別是絲綢，至今放在冰箱里冷藏不敢拿出來示人，不是足以說明保護條件不過關嗎？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徐蘋芳說，「帝王陵不能隨便動。挖乾陵都不成，何況秦陵？」據徐蘋芳回憶，當年挖掘馬王堆墓時，墓被水泡著，有一片藕片在水裡漂著，很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就爛光了，跟鼻涕一樣，只有痕迹，沒有樣子了。「我們親眼看見的，馬王堆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考古的真正意義趙其昌說，現在吵著要挖武則天陵秦始皇陵，這是把考古工作當成廣告，文明的成果變成了商品，從上到下都把它當作一種獵奇來看待，包括一些考古工作人員。其實考古本身只有一個價值，就是歷史價值，但時下經濟價值人們最願意聽，為政者最願意講。堅守考古這一事業真正價值的考古學家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中國考古時時面臨著猖獗盜墓和此起彼伏的重大工程的壓力。在目前進行的考古項目里，絕大多數都是搶救性發掘，即因為工程建設發現的遺址或文物。「這些屬於不挖不行的報批項目，差不多佔到全部考古工作量的80％，」國家文物局的一位副司長透露說，「基本上忙不過來，考古處的同志，全年有1／3的時間在外面跑。」這位副司長說，以三峽工程為例，雖然每年調集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力量去現場發掘，但也只能搶救20％的文物，剩下的則永遠埋於水下了。三峽的搶救性挖掘剛剛戰罷，南水北調工程的東線和中線又即將啟動，涉及到1000多處文物遺址，尤其是中線，因為經過中國文化的腹心地帶，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遺址分布數不勝數，因此這兩條線上的考古任務將極其繁重。考古學教授王迅告訴記者，他下學期就將帶人去進行南水北調中線的考古項目。2008年北京就要通水，要和時間賽跑。「他們給的時間太少了，考古發掘要慢工出細活，施工方給我們的工期比較短，導致一些文物發掘留下了不少遺憾。」陳淳呼籲考古界要去除浮躁，仔細想一想：我們挖帝王陵到底是為了什麼，要考慮到這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挖寶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國際學界唾棄。「現在我們國內的一些考古評獎活動簡直辦成了挖寶大獎賽，找個好的墓去挖一下，轟動一下，這就不是在考古了。考古學的成就不是以你挖出來的寶貝的價值衡量，而是以你研究的水平。」陳淳說。由於發掘本身也是一種破壞，它與保護是一對矛盾，因此這種搶救發掘是否是最佳的文化遺產保護措施？這種倉促發掘究竟是真正在保護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還是在保護名義下的合法破壞？換言之，當我們在進行搶救發掘之前，考古工作者心裡應該有明確的目的：我們究竟要搶救什麼？對子孫後代又如何作出交代？陳淳認為，考古學家就應該像歷史的偵探，在現場搜集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以試圖復原當時的現場和犯罪過程，然後拿到法庭上去指證。「而現在的情況是110接報後，馬上派人去案發現場，把裡頭的東西拿出來，然後用推土機推掉。」陳淳一聲嘆息。（賈葭、丁肇文、吳長亮等媒體同行對此文亦有貢獻）□特約撰稿 張 悅   來源:南方周末  2006年10月對於那個戰爭，豐臣秀吉的死，還讓人費解。其實豐臣的死是引咎自殺，換得戰爭的結束的。明日戰爭的規模實際上甚大，在朝鮮半島的規模僅次於二戰後的朝鮮戰爭。事實上，朝鮮半島是中國周邊地區中，外戰發生慘烈戰爭的區域中為首的地方。唐朝、元、明、清、民國、人民共和國，除了疆域小的宋朝，幾乎沒有落下過。有人說，朝鮮（特別是中南部）自然災害很少，主要是人為災難眾多。朝鮮半島雨量不多不少，森林覆蓋率高，海嘯被日本擋住了，不在地震帶上，沒聽說過朝鮮半島有什麼大地震。火山一個在中朝邊境的長白山，一個在濟州島，也沒聽說噴發過，據說長白山火山比較危險。而人為的災難就很多了。和平時期高層人間蒸發，戰爭時期總拉不下這個半島。二戰都躲過去了，結果來了個朝鮮戰爭，補上了，而且不是中日之間的對決。日本的文化，似不容忍失敗。所以日本一旦擴張，就無休止的往外擴張而不停止，也不敢停止，直到自己不堪重負，又不能容忍失敗，主要責任人就以自殺謝世，贏得日本本土的安全。明日戰爭，日本預見了如果自己再不回撤，可能明軍就可能進攻入日本的本土了。豐臣秀吉死於慶長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點是在伏見城本丸的內室中。於是五大老開會商議後事，派遣德永壽昌、宮木豐盛等人 渡海前往朝鮮的泗川，宣讀秀吉遺命，要求各路日軍即刻撤退回國。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長、島津義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後離開釜山，回歸日本，標誌著持 續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戰爭的全面敗北。秀吉的辭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難波（指大坂城）之事，夢中之夢。」可見，豐臣秀吉是引咎自殺。希望換取將士回國。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來，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斷派的鬥爭。豐臣氏家臣團中這兩個派別， 最早是基於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隨信長從尾張崛起，最初只領俸祿，沒有封地，蜂須賀正勝、淺野長政、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濃尾武士專一唯力為 視，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後秀吉受封近江長濱，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內、西國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增田 長勝等，多為內政人才。這兩個地域集團因家臣團內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漸對立，同時也逐漸膨脹，最終變成了俗謂的文治、武斷兩大派別。在武斷派臣僚看來，提槍上陣、破敵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後勤生產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後方的吏僚永遠不該和前線將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來，天 下已經平定，亂世須用武人，和平時代則該重視內政，那些武夫大老粗還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飯去吧，不必插手今後的政治。就秀吉本人來說，他無疑是支持 後者的。豐臣氏具備很濃厚的文官色彩，其實把專管打仗的侍大將和專管內政的奉行嚴格區分開來的做法，始自織田信長，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則將這一傳統發 揚光大。加上豐臣氏名義上是直接從屬於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權（首腦是貴族的關白而非武家的將軍），因此文官在這一體系中的作用就越發突出。不過天下僅止粗定 而已，仍有很多外樣大名雄踞一方，虎視眈眈，秀吉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對於家中兩派的爭鬥，他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沒有徹底地削弱武斷派的力量。侵朝戰爭的時候，大量武斷派將領在朝鮮半島上餓著肚子浴血奮戰，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 護屋兩頭跑，為了籌措軍糧搞得焦頭爛額，日子也不好過。人從來都只會看到自己的難處，很少顧及他人，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斷派認為自己被文官們出賣 了，戰爭打不贏全是後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則認為武將們作戰不力，讓李舜臣的水軍縱橫馳騁，我們好不容易籌劃的軍糧全被半道劫走或燒盡。再加上本屬 文治派的小西行長欺上瞞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論功行賞時又偏袒行長，雙方矛盾日益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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