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貨| 自己的文章 (張愛玲)

自己的文章

文/ 張愛玲


我雖然在寫小說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論。近來忽然覺得有些話要說,就寫在下面。 
我以為文學理論是出在文學作品之後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恐怕還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覺,則從作品中汲取理論,而以之為作品的再生產的衡量,自然是有益處的。但在這樣衡量之際,須得記住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與理論乃如馬之兩驂,或前或後,互相推進。理論並非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 


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 


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恆的。它存在於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 


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 


鬥爭是動人的,因為它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鬥爭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諧,尋求著新的和諧。倘使為鬥爭而鬥爭,便缺少回味。寫了出來也不能成為好的作品。 


我發覺許多作品裡力的成份大於美的成份。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里,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我知道人們急於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都好。 


他們對於僅僅是啟示,似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我以為這樣寫是更真實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於是他對於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回憶與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知諧,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鬥爭。 


米開朗基羅的一個未完工的石像,題名「黎明」的,只是一個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卻正是大氣磅礴的,象徵一個將要到的新時代。倘若現在也有那樣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沒有,也不能有,因為人們還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 


我寫作的題材便是這麼一個時代,我以為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是比較適宜的。我用這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我存著這個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這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份大於藝術的成份。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於華靡。但我以為用《舊約》那樣單純的寫法是做不通的。托爾斯泰晚年就是被這個犧牲了。我也並不贊成唯美派。但我以為唯美派的缺點不在於它的美,而在於它的美沒有底子。溪澗之水的浪花是輕佻的,但倘是海水,則看來雖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飽蓄著洪濤大浪的氣象的。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忘返了。雖然如此,我還是保持我的作風,只是自己慚愧寫得不到家。而我也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習作者。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 


還有,因為我用的是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但我以為,文學的主題論或者是可以改進一下。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的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後,原來的主題早巳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見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就說《戰爭與和平》吧,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歸結到當時流行的一種宗教團體的人生態度的,結果卻是故事自身的展開戰勝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罰。終於剩下來的主題只佔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沒有新的主題去代替它。因此寫成之後,托爾期泰自己還覺得若有所失。和《復活》比較,《戰爭與和平》的主題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後者仍然是更偉大的作品。至今我們讀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麼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連環套》就是這樣子寫下來的,現在也還在繼續寫下去。在那作品裡,欠注意到主題是真,但我希望這故事本身有人喜歡。我的本意很簡單:即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來描寫它。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係,有怕致負責,但求輕鬆一下的高等調情,有回復到動物的性慾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還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關係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極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過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會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儉儉過日子的。他們不敢太放肆,卻也不那麼拘謹得無聊。他們需要活潑的,著實的男女關係,這正是和他們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潑而著相適應的。他們需要有女人替他們照顧家庭,所以,他們對於女人倒也並不那麼病態。《連環套》里的雅赫雅不過是個中等的綢緞店主,得自己上櫃檯去的。如果霓喜能夠同他相安無事,不難一直相安下去,白頭偕老也無不可。他們同居生活的失敗是由於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個男人竇堯芳是個規模較好的藥材店主,也還是沒有大資本家的氣派的。和霓喜姘居過的小官吏,也不過僅僅沾著點官氣而已,他們對霓喜並沒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間還是人與人的關係,有著某種真情,原是為足為異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總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們對男人具有一種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為倘使過於病態,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們也操作,也吃醋爭風打架,可以很野蠻,但不歇斯底里。她們只有一宗不足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這種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更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派文人看看他們不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主題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動的是霓喜對於物質生活的單純的愛,而這物質生活卻需要隨時下死勁去抓住。她要男性的愛,同時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顧,每致人財兩空。結果她覺得什麼都靠不住,還是投資在兒女身上,囤積了一點人力──最無人道的囤積。 


霓喜並非沒有感情的,對於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但她並非完全沒有得到愛,不過只是摭食人家的殘羹冷炙,如杜甫詩里說:「殘羹與冷炙,到處潛酸辛。」但她究竟是個健康的女人,不至於淪為乞兒相。她倒像是在貪婪地嚼著大量的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依恃著她的體質,而豆餅里也多少有著滋養,但終於不免吃傷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至於《連環套》里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氣息,同屬遷就的借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採用一種過了時的辭彙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改掉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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