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面臨漫長莫測的前程 中國應充滿道路自信

   參考消息網9月29日報道（文/詹得雄）近100多年來，西方一直很傲慢。他們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他們的心態是「我們很富有，我們很高尚」。他們堅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領導下，世界最後會被他們的信仰普世化。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多黨議會民主也會普世化。

  西方百姓怒從何來

   1989年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他們更是興高采烈、信心滿滿，認為「歷史終結了」。可是經過了僅僅28年，他們看到的現實世界與他們想像的大相徑庭，沒想到把最大的敵人蘇聯整垮之後，接下來走下坡路的竟是他們自己。轉眼間，「政治正確」變得不正確了，炫目的精英變得討厭了，推廣民主卻帶來國內外的混亂。而他們十分看不起的、就等著崩潰的中國卻飛速發展起來。所以他們覺得當今世界是「陌生的世界」「失序的世界」「令人生畏的世界」。更令精英階層頭疼的是國內氣勢洶洶、怒氣沖沖的老百姓。精英們稱他們的怒氣是「民粹主義」，是當前亂象的禍根。但政客再想拿慣用的競選語言來哄騙選民已辦不到了，而「不入流」的特朗普卻硬是憑藉民眾愛聽的粗口大實話吸引群眾，趁勢當上了總統。西方確實面對幾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面臨經濟危機、制度危機和價值觀危機。

   概括起來，西方百姓的憤怒大致起於以下四個原因：

1.經濟衰落，生活下降

   英國《衛報》網站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說：「領袖們絞盡腦汁試圖弄清為什麼大批選民如此憤怒，答案其實很簡單，是經濟失敗的結果。金融危機以後的10年顯示，40多年來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治理體系已經崩潰。」

   這種治理體系「把職場的力量平衡向資方傾斜，把人當成工資的奴隸，確保增長果實為少數人而非多數人佔有」。政府對金融危機的處理結果是，「對全球金融危機負有責任的人逃脫了處罰，而無辜者卻首當其衝地承受緊縮的痛苦」，有的人失去了積蓄，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貸被趕出家門。這就是促成「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真正原因。1%與99%之間尖銳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會思潮和選舉運動中來。

   在這個歷史階段中，美國經濟的三大特點是金融化、虛擬化和全球化，大資本家賺得盆滿缽滿，而包括白領在內的普通百姓的工資增長停滯，生活水平下降。美國白人藍領工人體會更深，原來的小康生活沒有了，許多人失業等待救濟。他們的憤怒成為把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一支重要力量。

2.議會不靈，政府無能。

   在當前的體制下，老百姓有了難，眼睛當然要盯著議會和政府。然而，他們看到的議會只是在無休無止地爭吵，而政府則被捆住手腳，渴望的事情很難辦成，有時還要關門。這樣的狀況怎不叫人憤怒？

   議會和政府專為華爾街辦事已是公開的秘密。日本《金融財政商貿》3月27日援引學者伊藤貫的話說：「美國政治是被華爾街的金融家所操縱的。」

   議會內外充斥著代理人，他們的爭吵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是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奪，老百姓能指望他們為自己仗義執言嗎？金權操縱、黨派惡鬥、否決政治、遷就眼前，已成為這種民主的代名詞。難怪「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3月18日的一次訪談中說：「我的確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出現了故障，兩極分化、癱瘓、由特殊利益主導。」

   最糟糕的是這麼多年來美國一直要把這樣的民主「普世化」，或動刀動槍，或「顏色革命」，鬧得所在國戰火紛飛，難民如潮，天怒人怨。

3.人口失衡，白人失勢。

   美國是移民國家，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三個世紀以來，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對於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來說一直居於中心地位。但是，這種中心地位隨著新移民及其子孫的繁衍，美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引起了白人學者的極大憂慮。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為此寫了《我們是誰？》的專著，著重研討人口結構失衡後美國的走向，如果美國的白人不佔優勢，「我們」的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呢？

   13年過去了，人口結構越來越將白人邊緣化。1960年，美國人口比例是：白人85%；黑人10%；拉美裔2.6%。但到了2017年，白人60%；黑人13%；拉美裔18%（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則為20%）。最近7年里，美國新生兒超過半數都不是白人，預計到2024年，20歲以下人口的一半都是非白人。這次美國大選，60%的白人投票給特朗普，反映了白人對非白人移民的恐懼和歧視。

   還有一個新現象，預計到本世紀20年代，美國新增勞動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他們的收入比白人低，但他們今後「將供養享受退休生活的富有白人老年群體」，他們之間能否心平氣和則是一個未知數。

4.信仰危機，上帝死了。

   今天的美國已遠離當年的「美國信念」。這不但反映在去教堂的人越來越少，而且更可怕的是，先民的子孫們早已不把這種「信念」（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愛、勤儉與向善）當回事了，華爾街代替梵蒂岡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聖地。他們信仰的是「商品拜物教」，一夜暴富是他們祈盼的新的「顯靈」。

   特朗普的重要顧問之一史蒂夫·班農2014年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相信自蘇聯倒塌之後的幾年，我們走得有點脫軌了。我強烈相信，這是一場我們教會的危機，我們信仰的危機，西方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

   西方人內心期盼有一個凌駕於人間之上的「最高正義」，如果連這一點精神安慰也被金錢粗暴地凌辱了，心將何以安放？靈魂將何以安穩？所以托尼·布萊爾說，當前的西方危機既「在經濟的意義上發生，也在文化的意義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