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之近代哲學第15章　洛克的影響

第15章　洛克的影響

從洛克時代以來到現代，在歐洲一向有兩大類哲學，一類的學說與方法都是從洛克得來的，另一類先來自笛卡爾，後來自康德。康德自己以為他把來自笛卡爾的哲學和來自洛克的哲學綜合起來了；但是，至少從歷史觀點看，這是不能承認的，因為康德的繼承者們屬於笛卡爾派傳統，並不屬於洛克派傳統。繼承洛克衣缽的，首先是貝克萊和休謨；其次是法國的philosophes（哲人）中不屬於盧梭派的那些人；第三是邊沁和哲學上的急進主義者；第四是馬克思及其門徒，他們又取大陸哲學成分，作了一些重要的添補。可是，馬克思的體系是雜采各家的折衷體系，關於這體系的任何簡單說法，幾乎必錯無疑；所以，我想把馬克思暫擱一邊，等到後面再詳細論他。

在洛克當時，他的主要哲學對手是笛卡爾主義者和萊布尼茲。說來全不合道理，洛克哲學在英國和法國的勝利大部分要歸功於牛頓的威望。就哲學家的身分講，笛卡爾的威信在當時由於他在數學和自然哲學方面的業績而有所提高。但是他的漩渦說作為對太陽系的解釋，斷然比不上牛頓的引力定律。牛頓派宇宙演化論的勝利減低了大家對笛卡爾的尊崇，增高了他們對英國的尊崇。這兩個原因都促使人心偏向洛克。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正在反抗一種老朽、腐敗、衰竭無力的君主專制，他們把英國看成是自由的故鄉，所以洛克的政治學說就讓他們對他的哲學先頗懷好感。在大革命臨前的時代，洛克在法國的影響由於休謨的影響而更加增強，因為休謨一度在法國居住過，熟識不少第一流的savants（學者）。

把英國影響傳到法國去的主要人物是伏爾泰。

在英國，一直到法國大革命時為止，洛克哲學的信奉者對他的政治學說從來不感興趣。貝克萊是一個不很關心政治的主教；休謨是把鮑令布盧克奉為表率的托利黨員。在他們那個時代，英國的政局平靜無波，哲學家可以不操心世界情勢，樂得講理論立學說。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種情況，迫使最優秀的人物反對現狀。然而，純哲學中的傳統依舊沒中斷。

雪萊為了《無神論的必要》（Necessity of Atheism）被逐出牛津的校門，那作品充滿了洛克的影響。

到1781年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發表時為止，可能看起來一直好像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的老哲學傳統漸漸要被新的經驗主義方法明確地壓倒。不過這種新方法卻從未在德國各大學中盛行，而且自1792年以後，大家把法國大革命里各種恐怖慘事的責任都歸給了它。類如柯勒律治這般中途變卦的革命派，得到了康德作他們反對法國無神論的精神後盾。德國人在抵抗法國人之際，滿願有一種德國哲學支持他們。甚至法國人，在拿破崙敗亡後，對反雅各賓主義的任何武器也盡歡迎。這種種因素都於康德有利。

康德有如達爾文，引起了一個當初他會深惡痛絕的運動。

康德是個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但自稱發展他的哲學的那些人滿不是這種人。或者說，假使他們還自名為自由主義者，他們就是另一號的自由主義者。在盧梭和康德以後，歷來有兩派自由主義，這兩派不妨區分為「冷頭腦派」和「柔心腸派」。「冷頭腦派」經由邊沁、李嘉圖和馬克思，按邏輯的階段發展到斯大林；「柔心腸派」按另外一些邏輯階段，經過費希特、拜倫、卡萊爾和尼采，發展到希特勒。自然，這個說法過於簡括，不夠十分正確，但是也可算一種幫助記憶的指掌圖。思想演進的階段向來帶有一種簡直可以說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性質：各種學說通過一些似乎都很自然的步驟，發展成了其對立面。但是這種發展從來不是完全出於思想的內在活動；它一向為外界狀況及外界狀況在人情感中的反映所左右。可以用一個最顯著的事實說明實情如此。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沒經過這個發展的任何一段，到今天還保持洛克所講的那個樣子。

擱下政治不談，我們來考察考察哲學上的兩個學派的不同點，這兩派大體可以區分為大陸派和英國派。

首先是方法的不同。英國哲學比起大陸哲學來，明細而帶片段性；自己每承認某個一般原理，就著手審查這原理的種種應用，按歸納方式去證明它。所以，休謨在宣布沒有任何觀念不具有前行的印象以後，隨即進而研究以下的異議：假定你眼下看見兩種彼此相似而不全同的色調，並且假定你從未見過一種恰恰介乎二者之間的色調，你是不是仍舊能想像這樣一種色調？他對這問題不下論斷，而且以為即使下一個違反他的一般原理的論斷，也不會成為他的致命傷，因為他的原理不是邏輯性的而是經驗性的。再舉一個對比的反例，萊布尼茲想要確立他的單子論時，他大致是這樣議論的：凡複雜的東西都必是由一些簡單部分組成的；簡單的東西不會有廣延；所以說萬物全是由不具有廣延的各部分組成的。但是不具有廣延的東西非物質。所以，事物的終極組成要素不是物質的，而若不是物質的，便是精神的。因此，桌子實際是一堆靈魂。

這裡，方法的不同可以這樣來刻畫其特徵：在洛克或休謨，根據對大量事實的廣泛觀察，得出一個比較有限的結論；

相反，萊布尼茲在針尖似的邏輯原則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個演繹巨廈。在萊布尼茲，假若原則完全正確而步步演繹也徹底牢靠，萬事大吉；但是這個建築不牢穩，哪裡微有一點裂罅，就會使它坍倒瓦解。反之，洛克和休謨不然，他們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觀測事實的大地上，塔尖不是朝下，是朝上的；因此平衡是穩定的，什麼地方出個裂口可以修繕而不至於全盤遭殃。康德打算吸取一些經驗主義的東西，此後上述方法上的差別照舊存在：一方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另一方從洛克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這種差別保持不變。

方法上的差別是和其它種種差別相關連的。先說形而上學。

笛卡爾提出了一些關於神存在的形而上學證明，其中最重要的證明是十一世紀時坎特伯雷大主教聖安瑟勒姆首創的。斯賓諾莎有一個泛神論的神，那在正統教徒看來根本不是神；不管是不是神，反正斯賓諾莎的議論本質上是形而上學的議論，而且能夠歸源於每個命題必有一個主語和一個謂語之說（固然，他也許沒領會到這一點）。萊布尼茲的形而上學也出於同一個根源。

在洛克，他所開創的哲學方向尚未得到充分發展；他承認笛卡爾的關於神存在的證明妥實有據。貝克萊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證明；但是休謨——到休謨，這種新哲學臻於完成——完全否定了形而上學，他認為在形而上學所處理的那些題目上面下推理功夫，什麼也發現不了。這種見解在經驗主義學派中持續存在，而相反的見解，略經修改，則持續存在於康德和他的弟子們的學說中。

在倫理學方面，這兩派有同樣的區分。

由前文知道，洛克認為快樂就是善，這是整個十八、十九世紀在經驗主義者中間流行的意見。相反，經驗主義者的敵派蔑視快樂，以為快樂卑下，他們有種種顯得較崇高的倫理體系。霍布士重視權力，斯賓諾莎在一定程度上跟霍布士意見一致。斯賓諾莎的思想中對倫理學有兩個不能調和的意見，一個是霍布士的意見，另一個意見是，善就在於和神有神秘的合一。萊布尼茲對倫理學無重大貢獻，但是康德把倫理學擺到首位，由倫理前提得出他的形而上學。康德的倫理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反功利主義的、先驗的和所謂「高貴的」。

康德講，你若因為喜歡你的弟兄而待他好，你不算有什麼道德價值：一個行為，由於道德律吩咐做而做它，才有道德價值。雖說快樂並非善，然而善良人受苦還是不公的事——康德這樣主張。既然在今世這種事屢見不鮮，所以定有另一個世界，善良人死後得善報，而且定有一位神在死後生活中主持正義。他否定關於神和永生的一切老式形而上學證明，卻認為他的新式倫理學證明是沒有反駁餘地的。

康德對實際事務的見解是慈祥而人道的，他自己是這樣一個人，但是否定幸福是善的人大多數卻不能這樣說。號稱「高貴的」那種倫理，和認為我們應儘力讓人幸福些這個較世俗的意見比起來，跟改善世界的打算具有較少的關係。這本不足怪。幸福若是別人的，比幸福是自己的，就容易蔑視。一般講，幸福的代替品是某種英雄氣質。這使權力欲有了無意識的發泄出路，給殘酷行為造成豐實的借口。再不然，所崇尚的也許是強烈的感情；在漫浪主義者，便是如此。這造成對憎恨和復仇心之類的熾情的寬容；拜倫筆下的英雄算得典型，他們決不是有模範行為的人物。對促進人類幸福最有貢獻的人— —或許可以想見——是認為幸福重要的人，不是那些把幸福和什麼更「崇高的」東西相比之下鄙視幸福的人。而且，一個人的倫理觀通常反映這人的性格，人有慈善心便希望大家全幸福。因此，認為幸福是人生目的的人，往往是比較仁慈的，而提出其它目的的人，不知不覺地常常受殘忍和權力欲的支配。

這些倫理學上的差別，通常和政治學上的差別有連帶關係，固然也不盡如此。前文講過，洛克在個人意見上抱試探態度，根本沒有權威主義氣派，他願意讓每個問題憑自由討論來解決。結果是，以他本人和他的信奉者來講，都信仰改革，然而是一種逐步的改革。由於他們的思想體系是由片段組成的，是對許多不同問題個別考察的結果，他們的政治見解自然也往往帶有這種性質。他們規避一整塊雕成的大綱領，寧願就事論事，研究各個問題。他們在政治上如同在哲學上一樣，帶著試探和嘗試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敵派認為自己能「全部識透這可悲的事態格局」，所以更大大願意「把它猛然打碎，重新塑造得比較貼合心意」。他們可能作為革命者來干這件事，再不然，可能作為想要當政者權力增強的那種人來干這件事；或此或彼，他們追求宏大目標時，總不避諱暴力，他們責斥愛好和平為卑鄙可恥。

從現代觀點看，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點是財產崇拜。但是據這理由批評他們的人，卻常常是為了比資本家更有害的階級，例如君主、貴族和軍閥的利益而作這種批評的。貴族地主按照遠古傳下來的慣例不費勞力坐享收入，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斂財鬼，而不從錦繡如畫的外表下察看底細的人也不把他們這樣看待。反之，實業家從事有意識的獵求財富，所以在他們的活動多少還有些新穎的時代，引起了一種對地主的紳士派勒索所感不到的憤懣不平。這話是說，中產階級作家和讀他們的作品的人情況如此；農民們並不是這樣，就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中所表現的。不過農民是不會說話的。

洛克學派的反對者大多讚賞戰爭，以為戰爭英勇壯烈而意味著蔑棄舒適和安逸。反之，採取功利主義倫理觀的人往往把大多數戰爭看成是蠢事。至少在十九世紀，這點又使他們和資本家連成一起，因為資本家由於戰爭妨害貿易，也厭惡戰爭。資本家的動機當然是純粹自私自利，但是由此卻產生比軍閥及其文字幫手們的意見和公眾利益較為一致的意見。是的，資本家對戰爭的態度向來也搖擺不定。十八世紀時英國打的仗除美國獨立戰爭以外，總的講是賺錢事，得到了實業家的支持；但是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末年，實業家贊成和平。在現代，到處大企業和民族國家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以致形勢大變。但是即便現在，無論在英國或在美國，大企業一般是厭惡戰爭的。

開明的自私自利當然不是最崇高的動機，但是那些貶斥它的人常常有意無意地另換上一些比它壞得多的動機，例如憎恨、嫉忌、權力欲等等。總的講，根源出於洛克的倡導開明自利的學派，同借英雄氣質與自我犧牲的名目鄙視開明自利的那些學派比起來，對增加人類的幸福多作了貢獻，對增加人類的苦難少起些作用。初期工業社會的那種種慘事我並沒忘記，但是那到底在這制度內部減緩下來了。而且我再拿以下的事情同那些慘事來作個對比看：俄國農奴制、戰爭的禍害及戰爭的遺患——恐懼和憎恨、以及舊制度已喪失了活力時還企圖維持舊制度的人必然有的蒙昧主義。